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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名: Strength in What Remains

作者: [美] 特雷西·基德尔

译者: 刘莉

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3

页数: 324

定价: 29.8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1352137


[b][color=#7030a0]内容简介[/color][/b]

　　若你已见证了地狱的火光，是否还能用天使般的心温暖这个世界
　　亲人，家园，梦想，安身立命的一切……
　　德奥的整个世界被一场席卷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大屠杀彻底粉碎。六个月残酷的逃亡，死神无处不在，放眼所见只有血红的天地和成山的尸体。机缘巧合之下，德奥身无分文地来到了纽约。他无法与人 交流，他语言一窍不通，但他却从未忘记微笑，从未放弃自己的梦想。他尽最大努力去做任何与医学有关的事情，心心念念想要在支离破碎的祖国建立医院。
　　他知道自己还有温暖的心，他依然想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温暖这个世界……


[b][color=#ff0000]作者简介[/color][/b]

　　特雷西•基德尔（Tracy Kidder），194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英文系，是一位优秀的非虚构类文学作家。他的代表作《新机器的灵魂》（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获得了非凡的成功，荣获了普利策非虚构类大奖、美国国家图书非虚构类大奖等奖项，并受到了批评家与媒体人的极大好评。此外，他的《学童之中》（Among Schoolchildren）曾获得肯尼迪图书奖、美国学会大使图书奖。《山外有山》（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也于2004年斩获了国际报告文学奖。本书是他的最新著作。


[b][color=#ff0000]目录[/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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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7030a0]当当：[/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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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7030a0]引用“Danys ┇┇ 蓄须专用”的书评：[/color][/b]

这是当地一个很普通的小故事：一个女人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庭，又在逃亡途中遭到士兵强奸。好在她苟延残喘生存了下来，并且幸运地遇到一位同样家破人亡的男人。他们结了婚。可是很快，女人生病了，被查出是得了艾滋病——她清楚，只可能是那个强奸了她的士兵传染的。男人没有离弃、继续照顾她，直到死亡带走这个可怜的女人。临终前，她感谢了男人，并微弱地请求原谅她“把艾滋病传染给了他”。数年后，这个男人关于这件事只说了一句话：“我真地很想她。”
　　
　　这个故事的心酸在于：如此可怕的经历，当事人竟然没有怨言，坦然接受了这悲惨的一切；而更悲惨之处是，他们也只有默默地承受命运不公这唯一的一条路。
　　——因为这里就是布隆迪，一个被强权政治博弈和玩弄的国家。
　　
　　一、历史背景
　　这也是新书《生命如歌》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这本不算厚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里，普利策大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作者特雷西•基德尔详细地描述了这个非洲中东部小国的历史、战乱和现状，为读者揭开了一幅遥远而恐怖的画卷。
　　知道这一段布隆迪历史的人可能还不多，所以让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
　　布隆迪于16世纪时建立封建王国，1890年沦为德属东非保护地，1916年又被比利时占领，成为其殖民地。1946年联合国大会承认将布隆迪交比利时托管，正式确定了布隆迪对比利时的从属地位；直至1962年6月，才在第16届联大通过了关于布隆迪独立的决议。
　　然而好景不长，宣布独立没多长时间的布隆迪王国，于1966年11月发生了米孔贝罗首相的政变，废黜国王、宣布成立布隆迪共和国，并自任总统兼总理。之后大约每隔十年，巴加扎上校和布约亚少校同样通过发动政变，分别推翻了前任政权。频繁的政局更迭导致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都衰落到极低的水平。1988年8月北部地区发生流血骚乱，致使5000余人丧生，4万多人逃往邻国卢旺达。骚乱平息后，布约亚总统宣布成立“民族团结协商委员会”，并改组政府、增设总理。1990年5月，政府公布“民族团结宪章草案”，组成由图西和胡图两个部族各占一半的新中央委员会，以取代原最高权力机构。1992年3月颁布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布隆迪各派权力分享谈判取得进展。正当这时，受各方认可的新总统梅尔基奥尔•恩达达雅于1993年7月1日被刺杀身亡，和平进程顿时受挫。虽然，12月27日代总统恩蒂班通•加尼亚就任，然而殖民统治者多年酝酿、挑拨下的种族矛盾已经激化，新的种族屠杀一波接一波开始了……
　　
　　此时此刻，本书的主人公德奥还是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一天，他在布隆迪北部城市木达胡的一座乡村医院实习时，例常的巡查工作被突然打断了——胡图人突如其来地杀入医院，宣称要为被图西族暗杀的恩达达雅总统报仇。身为图西人的德奥成为最显眼的目标！他手足无措地躲进自己的床底下，避过了第一轮屠杀。当黄昏降临，他颤巍巍地从医院逃出来，目睹了胡图民兵的野蛮暴行，整个医院已经变成人间地狱，令人惨不忍睹。德奥麻木地拖着脚步，还不懂得庆幸生还，更不知道，长达一年的逃亡正等待着他……
　　在经历了无数次和死亡擦肩而过后，筋疲力尽、濒临崩溃边缘的德奥偶然得到旧时同学的帮助，逃出了布隆迪、来到了美国纽约。
　　本书故事就是从德奥逃出布隆迪开始的，却采用了先抑后扬的写法：先是记录他在纽约求生的过程，然后才逐渐展现出他的逃亡经历。正是通过在纽约的头几年描写，读者认识了德奥、了解了他的经历和现状。原来他虽然逃过一死，身体和心灵还是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特别是对发生在祖国和自己身上事情的不理解，几乎击碎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在得到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学会了英语、具备了生存能力；善良的莎伦修女帮他找到了长期的居所；甚至在房东查理夫妇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大学，学习他心爱的医学……
　　
　　二、逃出生天
　　本书上部名为“逃亡”，我认为不单指德奥逃出布隆迪这个事实。被死亡亲吻过后，德奥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他怀疑身边的每个人每件事，不懂得自己和家庭为什么信奉神灵也会遭受如此厄运，从此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所以在纽约度过的和平生活，其实也是用来过滤他心中的毒素，帮助他逃出内心桎梏的重要过程。当他终于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才最终“逃”出了被战乱侵蚀的人生。
　　这并非偶尔，而是许多从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人们的普遍反应。德奥的父亲也是如此——因为一辈子辛苦的劳动全毁了、多次重建的家园又多次被烧、引以为傲的牛群被野蛮杀光，德奥的父亲整个垮掉了。他严重酗酒，并多次计划自杀，幸好在母亲的努力下才勉强活下来。暴乱和屠杀不仅粉碎了他们的外在物质、肉体，也击垮了他们的精神。这就是战争之所以可怕的原因。它能灭绝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生的希望，所以即使肉体得救，也常常变成行尸走肉，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很多获救的难民就是因此一蹶不振的，一片片被战火席卷的土地也因此伤痕累累、长久难以复苏。
　　德奥之所以能走出阴影，首先得益他的父母。是他们在近乎赤贫的条件下坚持送德奥去上学，母亲更是说：“我让我所有孩子都上学，这样就没人瞧不起我没上过学。”学识在德奥心如死灰时帮助了他，让他懂得去追问一个为什么。他甚至没有放弃学习哲学，“通过哲学和其它方面的学习，让他能够避免成为一个被仇恨蒙蔽了心智的人”。学识还让他学会分析自己和身边的世界，让他得以从生活无望的“一层粘稠的疲惫感中”脱离出来，从单纯仇恨凶手的“不理智的泥潭脱离出来”，思考如何克服困境、如何留有余地、如何与现实妥协、与创伤共存。
　　第二个原因，是缘于德奥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布隆迪的宗教有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德奥从小就接受多种宗教的洗礼。所以不管在哪里，只要找得到，他都会到这四种教堂去静坐思考。正是在和神灵的对话中，他“一点点抚平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痕及怨恨”。在对自然的敬畏和神的感召下，他可以暂时不受痛苦的回忆和心力憔悴的困扰，可以允许泛滥对亲人、祖国的思念，并获得灵魂的抚慰和寄托。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宗教的非排它性，这和常见的非此即彼的宗教观迥然不同，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果布隆迪政府、宗教人士能够理解到这一点，那些借宗教渲染异族仇恨的人多少会失去力量，种族隔阂和仇视也会得到缓和。
　　最后一个原因，是德奥得到了很多热心人的帮助。在布隆迪的逃亡中，有他的病人提醒他逃命，有异族的陌生妇女庇护解救他的性命，也有昔日的同窗提供他出走美国的机会。而在纽约，他更是非常幸运地遇到了莎伦修女、查理夫妇、人类学家法默医生、本书作者、健康同盟等许多的人和机构。他们不仅提供了物质上的需求，更是给予了人性上的关怀，使他没有放弃自己，并重新燃起对生命的渴望。很多人好奇像德奥这样没有合法身份的难民，怎么可能上大学，还是著名学府，最后还拿到了绿卡、成为了美利坚公民？其实除了德奥自己的努力外，还是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些外在因素也是因为被德奥的事迹所打动，被他不屈和进取的精神所感染，最后变成了帮助他不断进取的助力。如果，一个一无所有的难民都能排除障碍做到这些，我们许多衣食无忧的人更没有理由因为一点打击就怨天尤人止步不前了！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再提一下帮助过德奥的哲学。
　　我们总说哲学在探讨人们生命的极限问题，可是又有谁能说清楚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德奥在学习了希腊神话后，感到人类的谋杀和暴乱是自古就有的行为，“完全没有解释”。于是他选修了道德哲学课，研读了汉娜•阿伦特的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对平庸之恶的报告》。他试图去理解当年的同胞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朋友、邻居举起屠刀，然而却没有找到答案，学过哲学“反而有了更多的问题”。如果它也不能提供人生的终极答案，那么哲学能带给普通人什么好处呢？——也许，它至少能提供人们一种安慰。即提问者可以得知，有很多先哲、圣贤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并且同样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于是可以安下心来，不再为“大道”无为而焦躁纠结，反而在“小道”上求得些许突破。这也算是一种“吾道不孤”的慰藉吧……
　　可惜，在中国，一切学术都有沦为功利学的趋势。看看《哲学那些事儿》之类的书、听听百家讲坛什么的，恐怕难以得到多少领悟。
　　
　　三、重生之旅
　　慢慢康复的德奥并没有停留，他开始了自己的救赎之旅。这就是本书下部“安息”的内容。
　　德奥自幼见惯了布隆迪人们异常艰苦的生活。和所有贫困地区一样，人民的健康状况极差。在布隆迪，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岁；五岁以下的儿童，有54%严重营养不良；七百万人口中，医生不足三百人……因为无药无医，为了止痛（而非治病），当地人甚至用烙铁烫病人，以此转移对患处疼痛的注意力。这就是德奥为什么当初在祖国、后来在纽约都选择就读医学院的原因。他从小就想在家乡建设一座条件良好的医院。这一设想第一次付诸行动还是在他高中二年级时。德奥和几个同学商量建一个乡村诊所，并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中学生代表团去见了该省省长，获得了免费的铁皮屋顶——可惜一个暑假的劳动都消耗在造砖头上，而那时他们甚至连砖头怎么造都不懂。然而德奥没有放弃，第二年他组织了更大型的选举，产生了“诊所建造委员会”；第三年又改用木头造诊所房子……等到终于明白建筑诊所不是只有热情就够了之后，他选择了考上布隆迪医学院，先学习必要的知识。但是战争中断了这一计划。所以当德奥修补好自己的创伤后，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建设便民诊所。而且这一次，他感到终于可以回答前面提到的内心疑问，即对这个纷乱世界的所有困惑和不安。“这个答案就在他的双手中，就在他的记忆中：你必须做点什么？”重新开始尝试建诊所，正好让他找回从前的生活和人生的目标，并且和现在的新生活建立起联系。
　　于是，德奥开始了布隆迪的回归之旅。首先要考查在这个非常落后的地区建立诊所的各方面条件，然后开始游说和启动建造计划。这一次，他得到了法默医生领导的健康同盟的大力支持，人力、物力都有一定保障，似乎儿时的理想就快要实现了。唯一的问题是，他如何面对曾经逃离的故乡？
　　在重大灾难之后，幸存者通常不愿意重回噩梦发生之地。那相当于重新撕开已经结痂的伤口，再次面对不堪回首的可怕往事。德奥不是没有考虑过只在美国开始自己的悬壶济世工作，然而对亲人、同胞、故土的强烈思念让他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回国决定。2001年底，布隆迪内战尚未结束、德奥就第一次返回了布隆迪。距离亡命出逃已经过去了七年，并且他还没有拿到绿卡。通过勇敢地完成这一次旅程，他确认了关于诊所的想法是正确的，仍然处在战火中的布隆迪急需日常医疗机构。回美国后德奥开始了建造诊所的募捐、准备工作，之后又多次往返布隆迪，主持或者协助各种机构修建乡村诊所。当2007年德奥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后，他更是加快了出入境的频率，成了一个美利坚的“境外居民”。多处开工的诊所建设占用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他因此不得不从特茅斯医学院退学，全身心地投入到诊所的建设当中。也许再过几年，等开设的诊所具有一定规模后，德奥“将在别的学校重拾他的医生梦想”……
　　
　　一个持续了近20年的梦想，终于在今天满目疮痍的布隆迪得以实现，这是一个令人庆幸的事。20年的追梦历程，对俗世中的芸芸众生已经相当奢侈，何况这个梦想不是针对个人成就、而是为了公众服务，这就更加令人感佩。看到这里，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有多少人能长达20年坚持自己的理想？有多少人被现实的重荷压倒和击溃？或者因为不愿、不敢付出足够的代价，从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也失去了生活的激情？我们已经习惯了对压力说“Yes”，已经不懂得追逐心中的信仰。现在的70、80、90后，再说起“愚公移山”，会不会只是看成一段笑话呢？
　　
　　让我们再回到主题。在多次回国中，德奥重返木达胡是着重描写的一次。不仅因为他是去考虑建造第一座诊所，要根据其破坏状况评估是否可以重建，还因为他要查看的那个离首都布琼布拉三小时远的地方就是他当初的实习医院所在地——这当然是一次伤心之旅，德奥不得不直面他最初开始逃亡的起点。对读者来说，这也是一段重要的章节，因为陪同德奥一起旅行的正是本书作者。他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个非洲小国的现状，以及德奥如何面对创伤、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种种彷徨心理过程。
　　本文开篇所述那个娶了艾滋女人的男人，是德奥家的一位老朋友。他叫因纳桑，这一次成了德奥的临时司机。沿途，警察、民兵还在零星地骚扰着普通百姓；而且内战毁坏了许多道路，不熟悉地形的人大多都会迷路。幸亏有因纳桑，驾车带他们穿越仍然有相当危险的布隆迪腹地，得以顺利走完全程。即使如此，德奥也变得高度紧张，一路上噩梦不断，情绪濒临失控。他们所经过的每座山、每条河、每处瓦砾残垣，都是德奥当时用双脚一步步丈量过来的。曾经历过的恐怖气氛仿佛又活了过来，使他胃部疼痛、呼吸急促。当他看到某个当地农民扛着常见的大砍刀路过时，差点崩溃了——那种大砍刀就是他当初躲在床下看到的胡图民兵挥舞的杀人武器！
　　当他们到达医院旧址，德奥变得更加患得患失。一会带着权威感巡查各个房间，一会自言自语地讲述他的噩梦，似乎脱离现实陷入了回忆的梦魇，全然不顾周围显得陌生和猜疑的管理者。这一切都令同行的作者脊背发麻、急于离开。显然，德奥的精神创伤仍然存在着，还远没到愈合的程度。上部书里他之所以变得貌似平静和释然，原来只是因为远离了杀戮和隔岸观火的原因。那些强自抑制的悲愤、恐惧和绝望，依然埋藏在灵魂的深处。一当身临其境才又复活，那些血淋淋的伤口还张着贪婪的大嘴，随时等待着趁其心力交瘁时反噬其主。这些描写不是文章前后不符，反而尤其显出了战争受害者的脆弱。所以这一趟回归的路程才更加有意义——经过了这一趟洗礼，德奥才开始真正复原。这才是完全的让心魔“安息”。当然，是不是为了治愈病人，都要用这样的“猛药”呢？这就见仁见智，不能一概而论了。
　　
　　四、和平之路在哪里？
　　借助这些回忆和观察，作者再次回顾了布隆迪的历史和现状。这实际上解决了本书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这个国家为什么战乱频仍，二是战前战后谁得益谁失势，老百姓又从中得到了什么？
　　让我们先来看看普通百姓的情况。战前，人们生活虽然贫苦，但是相互照顾、邻里关系友善，还能借助仅有的生产资料农耕火种、养家糊口。所以德奥的父母还可以节衣缩食供子女读书。那一段曾经的安定岁月，布隆迪语叫做Amahoro（也译作“和平”）。“那时候，人都还是人”。但是战争摧毁了一切，土地、果木付之一炬，家园房屋被夷为平地，平民、牛羊被屠杀。最可怕的是，人们从此没有了朋友，身边的人都两极化：不是来杀人的仇人、就是即将变成仇人的人。因为再也不敢相信，朋友、邻居明天会不会出卖自己给图西/胡图族民兵（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还有部分牧师在种族大屠杀中充当了帮凶，甚至自己拿起了屠刀）。原来和睦相处的图西族、胡图族，被迫成为了两个敌对和仇视的民族。
　　
　　可是，图西族、胡图族到底有什么矛盾呢？这不得不说到这些民族的划分由来。
　　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用这个定义来看，布隆迪这两个最主要的民族都是符合的。不过有趣的是，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图西族、胡图族在起源地、氏族或者部落等意义上其实区别甚微，已经不能从外表、生活习惯上加以区分。他们有相同的语言、宗教、活动地域，长期以来的相互通婚更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所以别说外国人不能分辨，本国人也难以准确确定自己同胞的民族身份。
　　那么这两个民族的概念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原来，最早出现这两个名词是为了区别本地人和外来者。远古时期，以种植为主的本地农人称为“胡图人”，以畜牧为主的外来牧人称为“图西人”，且图西人要少于胡图人。而不管本地还是外来人，其人类学起源都差不多，比如诞生时期、生产方式、栖息地等，其实合称为一个民族也可以。这让人想起，农耕为主的汉族，和游牧为主的蒙古族的冲突和融合；但感觉两者间的区别还远远大于图西族和胡图族。
　　不同之处在，畜牧的图西人逐渐成为了统治者，这样这两个名词开始添加了政治的色彩。特权阶级以图西人为主，而过度为“图西族”；被统治阶级以胡图人为主，而过度为“胡图族”。不过这个说法本身非常笼统，因为身为统治者的图西人一般不到图西族的1/10，而且胡图人也不乏高官。所以这两个民族从称呼就带有政治意味——在布隆迪早期，掌握实权的国王和贵族甚至不属于此两族，而是像我们中国常见的一样“单列”一族。可见“图西族”和“胡图族”实际并无更多种族意义，反而更像是对当地人社会属性的一种标签。
　　正因为两族反映着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所以常常伴有约束和反抗的行为。当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时，镇压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早期两者间的矛盾，很少是民族间的矛盾，而是社会矛盾为主。
　　这种情况到了欧洲殖民统治后就变了。不管是最早的德国还是后来的比利时，在统治布隆迪时都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措施。他们不团结全体原住民，反而刻意区分图西和胡图族，夸大其各方面的区别和矛盾，造成和加剧两族间的敌视。欧洲人发明的这项政治纲领其实不只是针对布隆迪，其主要目的还是因天远地远不能派驻大量军队，因而对被殖民国采取的通用的阴险手腕。
　　为此他们还专门制造出一种可怕的论调：一方面，宣称图西族是被放逐的诺亚之子的后代，因而天生优秀，当地的黑人是应被其解救的胡图族；另一方面，又指责外来的图西族把持了国家政治、经济，对本地的胡图族横征暴敛、血腥统治，鼓动胡图族激进分子誓要把被“占领”的家园夺回来。在殖民者不断煽风点火和“善意”地提供工具下，原来和睦共处的两个民族变得剑拔弩张，原来偶尔发生的抢夺牲畜的小规模械斗，渐渐升级成了暴力“革命”和种族大屠杀。
　　这一招从“分而治之”到“以夷治夷”，从“坐山观虎斗”到“（己）不战而屈人之兵”，真是非常的毒辣！
　　可怜两个民族每一次的流血冲突，都被双方渲染成对方该死的证据，再推动下一轮更血腥的暴乱。群众越来越盲目偏听偏信，变成政治利益的工具和炮灰。在这背后，是欧洲殖民统治者阴谋得逞的大笑。例如，德国和比利时在布隆迪的常驻军队，从来没有超过一千人。这相比被管辖的700多万人口是一个多么小的数字！它们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对布隆迪的铁腕统治。可怕的是，在这样长期的仇恨积累下，一代代的血仇不断加深，民族矛盾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即使后来布隆迪独立自治了，整个国家依然长期陷身在内乱的泥淖，不可自拔。
　　事实上，在殖民统治结束后，布隆迪并没有真正独立，和平也似乎遥遥无期。尽管有联合国等机构大力斡旋和援助，它仍然受到国际上各大势力的控制——因为在这个美丽的“非洲的瑞士”，有大量珍稀的钶钽铁矿、金矿、钻石等资源。这才是政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不愿意放过它的根源！所以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才有意无意坐视它民族对立、内战频仍；甚至关键时刻出钱出力，推波助澜。说白了，仍然是殖民者“间接统治”那一套。
　　
　　现在再来看图西族和胡图族就明白了，他们的矛盾就是殖民主义和大国政治导致的恶果，他们都是政治博弈的牺牲品；而为殖民统治付出代价的，却是两个民族里无辜的老百姓。是那些被烧焦的老人，被肢解的平民，被强暴的妇女，被屠杀的孕妇和婴儿……
　　布隆迪的老人们总说：“如果比难更难、比苦更苦，干脆我们就笑笑，把它当做比好更好”。可如今家园破碎，处处血雨腥风，身处地狱的人们已经没有可能只是“笑笑”。现在的布隆迪，一个人只要死的时候没怎么遭受暴力，就可以称得上是“好死”了……
　　
　　阅读《生命如歌》，常常会被书里描写的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所震惊。人类的自相残杀、同胞对同胞的戕害，几乎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事实上，每一个读者都不禁要追问，人类是如何被狭隘的政治偏见夺走了最起码的善良？政治的良知和正义究竟是怎样被邪恶所操纵和践踏？如果政治还存在良知的话？
　　无论是否胡图族、图西族，还是黑人、白人、犹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在狭隘民族主义的冲动下，会不会对往日的朋友举起那把大砍刀？
　　
　　德奥在这片血火大地上幸存下来，因为爱和希望，灵魂得以从致命的打击中复原。先前所经受的一切苦厄，化成善良的心愿和执着的目标，投射向需要解救的布隆迪人民。他以自己的行动在帮助着遍体鳞伤的祖国，勇敢的生命绽放出动人的华彩。德奥的经历也告诉读者，和平的希望来自每个人的善行。哪怕他的力量微不足道、他的努力只如星星之火，也要等待燎原的一天。
　　看完本书，为德奥洒一腔同情的泪水并不难，可是这还不够。
　　因为发生在布隆迪的故事，只是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版图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同样的情况在非洲其它国家、甚至被现在欧美染指的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它并不遥远，也许就是近在咫尺。要消除布隆迪的动乱根源，要保护我们的亲人子女免于战争，就要始终警惕那些个游荡的幽灵——死心不息的极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帝国霸权主义。
　　
　　现在在布隆迪乡间路上，放牧的孩子遇见陌生人，只会大声叫喊：“Amahoro！别撞到我的羊！”——“和平”对孩子们来说，不过意味着可以安全地、自由地放羊。
　　请给他们一个安全放羊的希望！
　　
　　
　　后记：德奥，全名德奥格拉迪亚斯，拉丁语，意为“感谢上帝”。
　　　　　　　　　　　　　　　　　　——节选发表于《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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