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崇的典范。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鲁迅在其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不但谈到了魏晋风度和何晏等人物，同时亦多处提到了由何晏大力倡导服用的药物“五石散”。
实际上，我们在谈论魏晋风度时，必定会说到这个“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服食“五石散”的风气自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仅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二十家“五石散”的解散方。这个与魏晋风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一般认为是由东汉的张仲景（150？——219）发明的。因为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是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的《伤寒杂病论》一篇，所以隋代的巢元方在他的《诸病源候论》里引晋名医皇甫谧语道：“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
张仲景合此药的其主要目的，是用它来治疗伤寒（这个伤寒指的是感冒伤风一类的病，也就是古人说的风邪入侵，而不是指现代的伤寒症——typhoid）。那么这个“五石散”或者说“寒食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不妨先从名字上说起。称它“五石散”，是因为它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而之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乃是因为服用此药后，必须以食冷食来散热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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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五石散”的药性非但猛烈而且复杂，所以仅仅靠“寒食”来散发药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辅以冷浴、散步、穿薄而旧的宽衣等各种举动来散发、适应药性，即所谓的“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只有一样是要例外的，那就是饮酒要“温”。此类举动称之为“散发”和“行散”等。只不过倘若药性散发不出来，又必须再服其他药来引发，药性如显现则称之为“石发”。
组成“五石散”的那些石药，从西汉名医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最早从扁鹊开始就已经被用来治病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而淳于意引的古《论》中还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一说；在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屈原《楚辞》里亦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的句子，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服用石药，并一直延续到了汉朝。
记载秦汉医学成就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虽然在唐代初年就已失传，但在后人的辑本中，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在秦汉时期是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全都列于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的，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更有记载云：“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等等，可见石药在当时地位是相当高的。
等到了正始名士何晏的手上，他因体弱，乃自合药剂，由于“寒食散”药性猛烈，在汉时服用者尚不多，所以他在改进了前人的方子后方始服用（估计是加了配药或者调节剂量，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后自觉良好，因而大力提倡，终成累世之风（1）。
同时由于这个药的材料很贵，所以到后来服用此药竟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有假装“石发”来表示自己富贵身份者，《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魏晋名士们最被人追崇仪态和风度，便是他们宽袍大袖之飘逸风姿和惊世骇俗的跳脱举动，而在我看来，这些实是与服药有着莫大关系。
首先，服食“五石散”之最直接后果，乃是形态举止大异常人，此盖因药力之故也。凡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五石，皆为燥温之物，服食以后五内如焚，亟需以行走发汗来驱发药性，因而魏晋文献和此后的记载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行散”、“行药”一说。
比较著名的就有《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则，其中一个是王恭的事迹：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 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而另一则是正好碰上了行散的上司，因此靠一句话救了全家一命的：“谢（重）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后世这类记载和描写也不在少数，如鲍照的诗作《行药至城桥东》，元稹的“行药步墙阴”和常建诗“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等等，均为此类举动的直接写照。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服食“五石散”成为一种类似吃摇头丸一样的时尚后，魏晋名流们便纷纷服用以示身份，并在其后出门行走，只是此等举动大多实是一种不得已之行为，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逍遥，因为他们必须疾步行走到出一身汗方好。
因此梁实秋先生曾经小小地幽了他们一默：“六朝人喜欢服五石散，服下去之后五内如焚，浑身发热，必须散步以资宣泄。……这种散步，我想是不舒服的。肚里面有丹砂雄黄白矾之类的东西作怪，必须脚步加快，步出一身大汗，方得畅快。我所谓的散步不这样的紧张，遇到天寒风大，可以缩颈急行，否则亦不妨迈方步，缓缓而行。培根有言：‘散步利胃。’我的胃口已经太好，不可再利，所以我从不跄踉地越路。”
另外还有诸如暴躁而口发狂言，桀骜无礼或赤膊跣奔等等放浪形骸的荒诞举动，也大都有着这个原因。五石散中含有硫化物等毒性成分在内，食后极易性格暴躁。
鲁迅因此说：“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唐代名士、肃宗李亨的布衣之交李泌，也是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由此可见，魏晋名士们或暴躁或口发狂言的狂傲风范，是与服药有一定关系的，并非全都纯出自然。
由于在服药之后除行散以外，尚要饮以温酒来借酒力发散药性，于是魏晋名士大多好酒，这个事情大家实在太熟悉，举不胜举，所以就不多说了。
但喝酒还曾经喝出这样的事情，据《世说新语》载：桓（玄）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忱）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两汉魏晋时，当面言及对方长辈的名讳是非常犯忌而且无礼的事情。桓玄也曾手握重兵雄镇一方，此刻虽然失势，但也不可轻侮。那王忱估计吃了药再喝了酒以后，便假装神志有点不大清醒，当面屡犯桓温名讳，但是也因他服石之故，桓玄此刻就可以不以为仵，反为对方开解，这样自己不会丢面子，还阻止了他继续攻击自己。
这从另一面说明，在当时那些服药以后所做的不合常理甚至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通常是会被人谅解，甚至被推许为名士风范的。
另外，为后世津津乐道所推崇的魏晋风度中“扪虱而谈”之从容风范，系典出王猛（2），然王猛是不是服药因史无记载，是以我们不得而知。但在魏晋时期，虱子这个讨厌的东西，倒确确实实是经常和名士们联系在一起。《世说新语》一则记曰：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竹林名士嵇康亦颇服药，在其名篇也可以说是导致他身死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道：“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又有“心不耐烦”云云，其中的“心不耐烦” 或为托词，但是也不能排除是服药后导致脾气暴躁的后遗症。
如果联系历代医书记载中服五石散后的症状，因人的皮肤不但燥热，而且异常敏感，所以在石发时要穿薄而宽大、未浆洗的软旧衣，不能穿厚实或者未脱浆的新衣，以免不能散热和衣服摩擦皮肤导致不适。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嵇康而言，要他穿着浆洗干净并且严实的朝服，去揖拜上官，实几与酷刑无异，故不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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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桓温也有这个毛病：“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摧使持去”（3）。不过这衣服若是时常不洗，软固然是软了，但是只怕虱子也因此便在身上繁荣起来。所以当时的名士也就和虱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名士由服药导致的不卫生习惯而引发之寄生虫祸害，居然可以成为后世美谈和追崇的风范，此亦恐是他们所始料不及哉？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所谓魏晋风度那宽袍大袖的飘逸风姿，只怕一多半也是与这个有关系的。乃因穿厚衣和窄衣，对于服药者几乎是不堪忍受的，外加药性之燥热，即使是赤身裸体也未必解热，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就经常脱衣裸体在屋中，晋名士兼名医皇甫谧语：“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皇甫谧服食不当，七年下来还要在冬天袒身吃冰来压制，更有 “……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溃烂；蜀郡赵公烈，中表六散，悉寒石散之所为也”（4），其药性之猛及燥热难耐的程度可见一斑。
只倘若照此说来，魏晋名士大袖飘飘的俊逸风度，似乎便不是那样的只有唯美和洒脱了，其中还颇有行散发药的成分在内，这一想于是不免叫人有些遗憾。
然此药的药性如此危险及剧烈，那服食五石散的首倡者何晏，他又何以要服用此药呢？
何晏此人除了是魏晋玄学宗师之一，开正始风气之先之外，本身还是个美男子并且好色。《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硃衣自拭，色转皎然”，后人因以“面如傅粉”来形容男子美貌。《三国志》则曰：“（何）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然后又云“（何）晏尚（公）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皇甫谧亦言其 “耽声好色”，这个何晏在娶了公主后还敢四处渔色，色胆不可谓不小，好色之心不可谓之不盛。
因此此人既是美男子又好色的这个事情，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而他好色的直接后果，自然便是体虚了，是以皇甫谧才直说他因好色之故才服食“五石散”。综上所述，他服药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不过也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即他因沉耽于声色之中，导致身体虚弱，因此服用五石散。也就是皇甫谧所说的：“……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而在服用以后，由于自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效果显著，所以大肆倡导，于是“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并且大规模流行起来，终成魏晋名流的一种时尚和象征。而何晏自己也曾说过：“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从这里我们一样可以发现他服药确实不仅仅为了治病，还兼要追求其他诸如“神明开朗”一类的效果。
那么这个“五石散”到底有多少，并且都是些什么效果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主要构成成分——五石的药性再说。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中药数据》：石钟乳：Stakactite功效：温肺气，壮元阳，下乳汁。主治：治虚劳喘咳，阳痿，腰脚冷痹，乳汁不通等。白石英：Quartz功效：温肺肾，安心神，利小便。主治：治肺寒咳喘，阳痿，惊悸善忘，小便不利等。石硫磺：Sulphur功效：壮阳，杀虫。主治：内服治阳痿，虚寒泻痢，大便冷秘。赤石脂：Halloysit功效：涩肠，收敛止血，收湿敛疮，生肌。主治：治遗精，久泻，便血，脱肛，崩漏，带下，溃疡不敛等。紫石英：Fluorite功效：镇心，安神，降逆气，暖子宫。主治：治虚劳惊悸，咳逆上气，妇女血海虚寒，不孕。此五味药中，有三味功效是壮阳、温肺肾，主治阳痿等症的。一味功效敛疮、生肌，主治遗精、崩漏等，一味功效安神、暖子宫，主治虚寒、不孕。
所以，“五石散”具壮阳及治阳痿的目的和功效是确实无疑的。而其中一味赤石脂尚另有治湿症、敛疮、生肌的作用，因而此药在壮阳治阳痿的同时，似乎还可以用来治身上湿疮、溃疡一类的疾病，至于何晏身上是否有什么因为好色而引起的湿疮或溃疡一类的疾病需要治疗，既然史无明书，我们也就不好妄下推断，所以就此打住。
只是由此我想他因“耽声好色”而“始服此药”，然后就“体力转强”，关于这个“ 体力转强”的内里意思，应该已经不语自明，毋庸赘言了吧。此药既有壮阳、治阳痿之功，而何晏在调整这个方子的时候，不知道又加了些什么其他配伍进去，导致服用此药后，更会性情亢奋浑身燥热，直欲裸身散热，偏生还必须饮以温酒，并辅以运动出汗来发散其药力。
世人皆曰酒能乱性，都已经如此形状，再喝上些温酒下去，之后什么结果自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照这么说来，这个“五石散”还有春药的催情之能。而何晏在其后尚说这药有“神明开朗”的效果，皇甫谧也道可“心加开朗”，想这药力固然有安神之效，但于浑身燥热、性情亢奋，亟需运动出汗之余，说可以“神明开朗”、“心加开朗”云云，似乎大有乖背之处，因此这话只怕尚有他意在内，非惟特指兰台神清气朗而言。
于是我们不妨可以再看看服用“五石散”的另一特性，那就是前面说的，用药后人的皮肤会变得异常敏感，要穿既薄又软而且宽大的旧衣裳，甚至因为同时发热而干脆不穿。但试想若是在两情欢悦之时，要是肌肤的触觉敏感异常，对纤毫举动莫不感受强于平时，只怕想来心里当然会觉得 “神明开朗”，自是“心加开朗”。如果这么看的话，何晏对此功效倒的确是不可以不说，亦果然不可以谓之不妙，那当时京师因此“翕然，侍以相授”的轰动情形，并能在旦夕之间就成为时尚，也就不足为奇了，同理可知现在的伟哥为何也能一时轰动而举名天下。
现在我们就能全面地综合“五石散”的功效了，并可以这样来概括它：首先它有壮阳、强体力，治阳痿（到底能不能和伟哥一样有效不得而知，目的肯定是有的），也许还有少许治疗湿疮、溃疡的功效，并在服用后可以让人性情亢奋，浑身燥热，身体肌肤的触觉变得高度敏感，要用寒食、喝温酒，脱衣裸袒，运动出汗等方式来发散药力。
至此如果再有人要说这个不是壮阳春药，只怕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唐代孙思邈也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开篇的卷一就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由此也可以知道，魏晋名士们纷纷服食的“五石散”或者叫“寒食散”这个玩意，至少到唐代以前，也是的确被当作房中药，也就是春药和壮阳药来用过的。
实际上由于东汉末年的频繁战乱和动荡的历史大背景，最后导致了为之一变的建安风气以及曹魏正始年间玄学的兴起，从此人们便开始名正言顺地用理性的眼光，去审察、去批判过去的一些道德观和世界观，因此“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当时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
与何晏并为玄学宗师之一的王弼，提出了“祟本息末论”，强调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而嵇康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
在玄学理论的强盛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观念，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名教经学桎梏及名利的束缚，加上门阀制度的盛行，使他们可以因“散发”抗命或者犯忌，也可以居丧饮酒或者傲慢无礼，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一方面因为有服药这个借口，一方面也因为思想的转变，已经不再会被视为违犯旧有的道德轨范而受到指责。
基于这样崇尚人性和自然的大前提下，那么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必然的事情。所谓色者，人之大欲也，又曰食、色，性也，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首当其冲的应该也必然会有性爱在内。这个只要看看魏晋时期研究的房中术和房事理论，就可以知道当时关于房中术的普及和研究，都已到了秦汉以来的空前发展时期，光是丹鼎派领袖葛洪一人就著有《序房内秘术》和《葛氏房中秘书》两书，且在专门讲叙炼丹的《抱朴子》中又再论及房中交合之道。同时道家养生学和炼丹术的兴起，也和房中术互相推动发展，并使房中术这一所谓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盛行于世，不再为术家秘传。葛洪《抱朴子》里“有善其术者，……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的说法，更直把此做为养生之法。
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个房中术的信奉者，他招募天下方士：“世有方士，吾王悉招致之，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左慈休房中之术……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问。行其术，亦得其验”（5）。
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士们在追求人性和自然，道德和思想的解放同时，也在开怀追求着肉体上的解放，即性欢娱，所以名士们大规模的服用“五石散”或者其他类似的药石，固然有追求长寿养生的成分，但是也不能否认地还有将其做为春药和壮阳药物，来获取性快感的目的在内，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传统房事理论认为性爱会导致体虚体弱，所以他们一面在使用这个春药和壮阳药，追求着更强烈的性快感的同时，又一面在试图避免体虚，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
率性追求美色以及两厢情悦鱼水之欢的，而且还大声说了出来的，最著名的大约要首推名士荀粲，他好道精玄学，“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在他看来，既然孔子关于人性天道的谈论没有流传下来，那六籍虽存也是圣人之糠秕，他因此原因而直言六籍是垃圾，则斯言诚足以骇世。同时他公开宣扬“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或“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更是把原先关于妇德的那一套标准丢到了九霄云外。
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有美色，他登门求娶，回来后在家中“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两人甚是欢爱，荀粲对曹氏的美色沉溺之极也疼爱之极，至于“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后来曹氏不幸病故，他思念过度而极之神伤，傅嘏问其原因道：“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他回答说：“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最后竟然因为痛悼不能已，一年后亦亡故，时年仅二十九岁。（6）（7）
此间记载的事迹和谈论固然能说明荀粲对女人首先要求的是美色，但是仔细分析，实际远不止此。曹氏死后，傅嘏说妇人才色并茂的确很难，但是你娶妇不求才而只好美色，这样的女人以后应该很容易遇到，何以哀伤至此？此话说得极有道理，以荀粲名门世家的门第和才名，找个美女的确当不是难事。并且傅嘏亦名士，他既然说不是很难，想来非虚。而荀粲接下去的回答却颇耐人寻味，当头先来一句：“佳人难再得！”然后道其原因，说就算死去的曹氏不能算有倾国姿色，但确实不可以说是容易遇到的。
这样问题就来了。傅嘏以为曹氏的姿色并不是很难才可以找到的，而荀粲也承认曹氏没有倾国之色，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光以美色的标准而言，两人都认可了似曹氏姿色者是可以“复遇”的。然则如此，荀粲先前一句“佳人难再得！”的决绝，以及来后说的“未可谓之易遇”，似乎就不好理解并且是互相矛盾了。人所共知荀粲夫妇二人感情极好，似乎不用多说，而古人用词一向又是很讲究的，荀粲既云“佳人”，当非指两人情感，显是别有所指，照前事推断，应该直指与曹氏的闺房之欢和房中之术才对，如此便很容易为何解释荀、傅二人都认为如曹氏姿色者“易遇 ”，而荀粲又独言“佳人难再得！”和“未可谓之易遇”了。
从身为美男子的潘岳行洛阳，少女少妇莫不连手共萦之以示爱慕；到贾充女儿看见韩寿美貌便发于吟咏，婢女告韩寿，韩寿闻而约期，期至竟自逾墙便宿于贾充女儿房中；至于身为晋武帝姨妹的蒯氏，因妒忌而骂了丈夫孙秀，孙秀遂“不复入房”，蒯氏无奈求救于武帝，最后在武帝斡旋下孙秀才入房与她“为夫妇如初 ”（8）。
从这些我们都可以发现，魏晋时期非独男士在追求本能上的性欢娱，女士们也一样大胆地在用她们自己的方式，追求和表达着对人性自然的欢欲之爱，如此则假曹氏们通房中术，亦不足为怪。
另外一点比较有趣的是，当时那些作为统治者的重臣甚至是皇帝，对曹氏和蒯氏们表现出来对情欲的追求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甚至是支持的，这个似乎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
前面说到的贾充，晋时权重一时，他女儿和韩寿共宿后，欢爱之情溢于言表，贾充先发现她“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来又从韩寿身上香气，发现他女儿与韩寿私通，在落实这个事情以后，贾充干脆不露声色地装做不知道，把女儿嫁给了只是他手下小吏的韩寿。
而晋武帝姨妹蒯氏原本就是因为妒忌小妾得宠，才骂了孙秀，而孙秀也做得比较绝，从此就不入她的房。那蒯氏在过了一段独守空房的寂寞时光后，颇为自责后悔，比孙秀绝的是她竟然因为这个，就去找了当今的天子来帮忙，而晋武帝比他们更绝，居然还真的答应了，于是便“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
联想后来孙秀和蒯氏的“为夫妇如初”，则晋武帝此问非但问得极为的机智和风趣幽默，他对孙秀说话的那个“从容谓曰”的态度，更当叫人为之绝倒，实在让人觉得可爱之极，比之现在颇有些多的假道学，真正是可爱了不知多少。这篇文章是看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独自想想觉得有趣，于是一时兴起，就着他说剩无用的“糠秕”再东拉西扯了几下子，聊以自娱，甚至于文章名字也是拿鲁迅先生的来改几个字就用上了，所以大约是会有点贻笑大方的。
[ 此贴被天若舞在2010-10-26 11:59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