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100%,#b7dde8,#b7dde8,1][tr][td] [table=100%,#dbeef3,#dbeef3,1][tr][td][align=center] [size=4][color=#002060][font=楷体_GB2312]隋唐时期的史学成就[/font][/color][/size][/align]
[size=4][color=#002060][font=楷体_GB2312]　　隋唐时期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发展阶段，至少有四件事值得一书：[/font][/color][/size]
[size=4][color=#002060][font=楷体_GB2312]　　一是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在隋代以前，史书都为私人撰述，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皆为私家撰写，朝廷虽然设有史馆，但只管天文历算，并不包办修史。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之后，一是史书在数量上大增，二是史书在资政和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作用不断地被显露出来，史学的地位在四部分类法中仅次于儒家经典而跃居第二。因此，到了隋朝，统治者开始重视修史，决定改变史书私撰的状态，隋文帝下诏说，“人间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改史书私撰为官修。隋代所修《魏书》、《周史》、《梁史》等都是奉旨官修之作。到了唐代，官修史书便成为定制，太宗置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由宰相监修，下设修撰等职。此后，由当朝开国宰相监修前朝历史的制度便被沿袭下来，直到清朝，纪传体正史类都由朝廷掌修。[/font][/color][/size]
[size=4][color=#002060][font=楷体_GB2312]　　二是正史数量激增和史学地位提高。唐代完成的官修正史类史书，在二十四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分别为署名唐太宗御撰并由房玄龄等监修的《晋书》、姚思廉监修的《梁书》和《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李延寿《南史》和《北史》以及魏征监修的《隋书》。在《隋书》中，经、史、子、集图书四部分类法被以官方的名义固定下来，同时在《隋书》中也反映出了封建统治者对史书的重视，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此后，“以史为鉴”成为古代史家治史的重要准则和目的。[/font][/color][/size][/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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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史学成就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史学成了唐代专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弘文馆和崇文馆等高等学府中，史学是必修课程。而且，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史学也占了一席之地。 　　1、出现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唐代刘知几(661—721)的《史通》，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总结历代史著的类别和体制，并提出才、学、识史家三长;又强调直笔，反对曲笔，“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知几富于疑古精神，对儒家经典多有质疑，认为“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其甚相乖”，显示了一种不盲从的理性主义追求。 　　2、杜佑《通典》开典制体史书先河。唐代杜佑(735—812)编纂的《通典》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史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个门类。每一制度(门类)下，条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书中以食货置于首位，表明作者认识到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杜佑反对“非古是今”，主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具有进步的历史观。《通典》开典制体史书之先河，此后又有南宋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加上清代官修《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合称为“九通”;再加上民国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总名“十通”。“十通”为记载和检索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之大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