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b]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就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假扮夫妻来迷惑敌人。
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产生感情后，经党组织批准，就“弄假成真”变成了志同道合的真夫妻。现综合有关资料的记载，把“弄假成真”的七对革命夫妻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size][/b]
[color=#6633CC][b]彭咏梧和江竹筠[/b][/color]
1943年5月，在成都工作的江竹筠接到了组织给她的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回重庆与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以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延安的党中央决定利用局势比较稳定的有利条件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5月，彭咏梧按照南方局党委的要求带回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根据南方局的部署，要求每个党员秘密阅读整风文献，联系实际，写出思想、工作、生活总结。
当时彭咏梧的公开身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十几个人的单身集体宿舍，这对开展地下活动非常不利。彭咏梧手中直接联系的党员有70多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组织开展和领导整风学习，存在着极大的不便和风险。
恰巧在这时，中央信托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彭咏梧以家属要来的理由申请分房。作为业务骨干，彭咏梧的申请得到同意，他分到了一套住房。但是，彭咏梧要求把在云阳的妻子、孩子接来的请求却没有得到批准。地下党组织决定给他派一名女同志以“妻子”的名义来协助他工作。
彭咏梧从云阳、万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调到重庆，将原名彭庆邦改名彭咏梧，并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彭炳忠正在出麻疹，而妻子谭正伦借钱与人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也刚刚开张，无法脱身。于是她回信给彭咏梧，希望过段时间再去重庆。
谭正伦的这封回信，却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而彭咏梧来重庆时，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过职员。因此，如果他与老家的通信被特务邮检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重庆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这个建议得到地下党组织的同意。
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应有一位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掩护彭咏梧。在人选的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了虽然年轻但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
假扮
当彭咏梧拿到新分配在机房街的一套宿舍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住到这里来的家属是一个“假妻子”！对他这样—个有过家庭经历的人来说，真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自己的妻子？
当他服从决定后，他就给自己做出严格的规定：把他们的关系控制在绝对的上下级之间！
假扮夫妻的生活考验着彭咏梧，也考验着才23岁的姑娘江竹筠。
刚开始时，她是那么不习惯。邻居称呼她“彭太太”时，她差一点忘了自己“已为人妻”，以为不是叫她。她立即警觉起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有强烈的掩护组织领导的责任感。她不断强化自己的“彭太太”身份。
彭咏梧有严重的肺病，工作担子重，急需合理调配膳食。每当彭咏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的莲米汤送到他的桌上。
邻居们发现，彭咏梧对江竹筠十分尊重和爱护，除了必要的应酬外，他总是下班就回到家里，家里的重体力活，他总是抢着干。邻居们经常看到他们手挽手，有说有笑地出去散步。
为了使这假戏真做到位，江竹筠毅然决定把彭咏梧以她“丈夫”的身份介绍给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
江竹筠还带着彭咏梧去拜访三舅李铭义，稍闲时还将亲朋好友约到一起聚会。
她亲热地叫彭咏梧“四哥”，亲友们也跟着她这么称呼。而彭咏梧也亲热地称她“竹”。人们都以为他俩是一对真夫妻，就连江竹筠的母亲也一直以为彭咏梧就是自己的女婿。
江竹筠很珍惜做“彭太太”的机会。在这个“家”里，她关起门来就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得到彭四哥的指点。整风学习运动开始后，她一面帮助彭四哥工作，一面联系实际扎实地学习整风文件，不断地向她的“假”丈夫、“真”领导虚心求教，彭咏梧也不厌其烦地向她说明解释。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特殊的情愫在两人身上悄悄地滋生。
在这个“家”里，江竹筠细致入微地照顾彭咏梧的生活，开始时，这仅仅是出于对领导的敬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敬重的心情已悄然发生变化，她不仅仅是把他当作领导，而更多的是把他当作可以依靠的亲人。
彭四哥不仅有俊朗的外表，优雅的谈吐，更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在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对她有很大帮助。
四哥虽然是领导，但是他那样平易近人，在日常生活中，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她的关心和爱护，更是让从小失去了父爱的江竹筠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
她有时突发奇想，要是四哥真是自己的丈夫该多好啊。然而，她必须把这份情感埋藏起来，因为彭四哥已是一个有妻儿的人了啊！
在彭咏梧眼里，江竹筠是那么精干优秀，又是那么体贴贤惠。自从有了她的协助，他工作起来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在这里，他又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他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依恋上了她。但他也为这种想法而深深自责，这种想法太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了。结婚九载，他亏欠谭正伦的太多了。那是一个多好的妻子啊！他长年在外，她不仅独自支撑着这个家，而且一直负重劳作资助着甚至可以说是供养着自己！他不能有负于她，他必须要以最坚强的理智守护住对谭正伦这样一个好妻子的忠贞。
他们虽都在压制着这种刚刚萌芽的情感，但天天生活在一起的现实环境，却又在不断催生着这份情感，使得这份情感犹如夏季的禾苗，任由狂风暴雨，也压制不住它的生长。
他们在互相爱着，但是，谁都没有捅破感情上的最后一层薄纸。
结婚
这种有爱不能言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一个意外的突发性变故，在检验着两人的这份情感。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挚友何理立一道去《新华日报》营业部买苏联小说《虹》，从报社出来，被特务跟踪。她们发现后，想了很多办法才甩掉了“尾巴”。党组织知道后，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她俩先后转移到成都。于是江竹筠离别了这个纯洁无瑕、温馨惬意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小家庭”。
到成都后，江竹筠根据组织安排，考入四川大学。她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繁忙的学习和火热的斗争中。然而，当她静下来，梳理着和彭咏梧的感情时，却发现这份情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这次分离，也让彭咏梧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失落感。他一下子又从温暖的“家”回到了以前单身的日子里。每当像从前一样，忙完工作，匆匆赶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再没有以前那种温馨。一切依然，只是伊人已去。他本以为两人分离后，可以斩断他们之间的情丝，没想到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这种情感的折磨很快就结束了。
当时组织上鉴于工作需要，批准她与彭咏梧正式结婚，组成正式的家庭！
当得到这一喜讯时，江竹筠的内心里充满了矛盾，真是说不出的惊喜，又是说不出的忧虑。
从内心里，她是那么的爱彭四哥，能够与彭四哥结成真正的夫妻，是她心里期盼已久的。
但彭四哥已经有了妻儿，他的妻子——幺姐谭正伦又是一个那么贤淑，对他帮助那么大、付出那么多的好女人。
虽然彭四哥也深爱着自己，但他是那么传统，那么理智，能忍心抛弃糟糠之妻吗？如果是这样，她岂不是陷自己最爱的人于不义之中吗？虽然工作上的需要成全了她和彭四哥的爱情，但他的妻子谭正伦怎么办？她若是知道她的彭四哥另外结婚了，她会怎么样？自己的幸福岂不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女人的痛苦之上了？
但是既然组织上已经批准了，肯定就有组织的考虑，她就像接受假扮夫妻的任务一样，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终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彭四哥，他俩都万分激动。
这迟来的蜜月让彭咏梧和江竹筠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但在他俩的心中又都深藏着另一份复杂情感——对谭正伦深深的歉疚。
[color=#6633CC] [b]王士光和王新[/b] [/color]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四哥。
1915年生于天津。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天津组建党的秘密电台。王光杰到解放区后，改名王士光。曾任冀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1947年组建邯郸广播电台及时接替陕北广播电台工作，曾获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特等功臣奖章和锦旗。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第二、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电子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国防装备委员会技术顾问。是中共八大代表。
王新，原名王兰芬。原籍连山，1921年出生在辽宁兴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1936年考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就在这一年，年仅15岁、还是中学生的王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新入党后的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王新留在天津，除了继续在学生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外，还与中共北方局保持着联系。1938年夏，王新向党组织要求去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不久，和王新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张洁清（彭真的夫人）通知她到河北省南宫县抗大分校学习。王新以为将要奔赴根据地，顿时热血沸腾，准备投身抗日烽火中，但却被调到天津和王光杰假扮夫妻。
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1938年8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知道王光杰精通无线电技术，以前在家中组装过无线电台，而且工作热情高，是筹建天津秘密电台的最佳人员。于是，1938年8月20日，王光杰被姚依林从北平“招”到了天津。同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就是王新。姚依林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为王光杰、王新分别取了化名。白天，化名吴厚和的王光杰在天洋商场其同学开办的一家电料行当技师，修理收音机。这样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容易搞到电台所需要的电信器材，而化名黄惠的王新则终日在“家”料理党的地下机关事务。在几个月的战斗生活中，共同的理想和使命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当王光杰生病时，王新像真正的夫人那样不怕脏不怕累日夜守护着；为了减轻王光杰的工作压力，从没有接触过无线电的王新也学会了发报。渐渐的，爱情的种子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
1939年8月，上级命令撤销秘密电台后，王新和王光杰一同离开天津，奔赴平西革命根据地。王光杰改名王士光，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王新则去了房山、涞水、涿县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不久，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夫妇之间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始终爱情专一地互相等待着。直到1947年底，断绝音信长达八年的王新和王光杰才重新相逢。王新在组织的安排下，穿过一道道封锁线，越过几个解放区，终于回到了丈夫身边。短暂的团聚后，这对革命夫妻又开始投入到新的战斗生活中。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继续为人民通讯事业呕心沥血，曾担任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王新则被分配到北京邮电设计院工作。“文革”开始后，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身为王光美胞兄的“特等功臣”王士光也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被关进监狱长达七年之久。王新一次又一次地为丈夫申诉，拒绝写任何“揭发”材料。幸运的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74年，王士光恢复了自由。这年国庆节，他和王新一起应邀参加了国庆招待会。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color=#6633CC][b]杨光华和冯永莹[/b] [/color]
杨光华，化名子才、巴本、老周。
1908年7月28日生于湖北省嘉鱼县。1926年在洪湖组织制扇工会，担任纠察队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沔阳秋收起义，组建洪湖地下党组织。历任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党代表、中共沔阳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书记。1932年8月到上海中央局互济总会工作，后任组织部部长。1933 年 6 月至 1934年3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4年10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4月去苏联。受“左倾”机会主义迫害，于1937年1月被判处徒刑送进集中营。1946年释放后在苏联当工人。1956年回国后，先后任黑龙江省党史研究所顾问、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1991年8月26日因病在武汉逝世。
冯永莹，1913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4年来到东北，到满洲省委做地下工作。1936年进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军事理论。1945年秋，到热河公安局工作。1948年，调任东北烈士子弟学校校长。1952年，调任东北烈士纪念馆当馆长。1962年，调任湖北省政协秘书处副处长。1983年离休。现居住湖北武汉市。
冯永莹参加革命主要是受了其二哥的影响，其二哥就是叱咤风云的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冯仲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永莹决定到哈尔滨去找二哥冯仲云。到了哈尔滨，二哥提出由她来搜集情报，并负责处理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些文件。1934年团省委书记刘明佛被捕判变，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同年10月中央派杨光华来哈尔滨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又组成新的省委。为避免暴露身份，党组织决定让杨光华与冯永莹同居一室，假扮夫妻。后来，因两人之间有了感情，党组织就批准两人结了婚。
1935年4月，王明、康生将杨光华等人调往莫斯科。不久杨光华被共产国际认定为“内奸”，然后将他流放。1936年春天，冯永莹来到苏联。共产国际名义上安排她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实际上是对她进行监控。她根本没有见到杨光华。
1938年，冯永莹从苏联回到新疆，以小学教师的身份继续为党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与他人结婚。1941年初被组织上调往延安任延安被服厂会计。几年后，婚姻破裂。1945年，冯永莹去了哈尔滨，又回到二哥冯仲云身边。
1956年，杨光华在被流放13年、又被苏联控制8年之后，终于回到祖国。他在哈尔滨找到了冯永莹，在经历了21年的坎坷之后，两人终于又走到了一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两人调到湖北武汉工作。
[color=#6633CC][b]周文雍和陈铁军[/b][/color]
临刑前上演了悲壮的“刑场上的婚礼”
周文雍，1905年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历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广州工人赤卫总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和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
和陈铁军假扮夫妻后，周文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广州工人暴动。当时，在广州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扮成“新左派”，鼓吹民主、自由，借以笼络人心。为了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周文雍率领数千名失业工人，在汪精卫的官邸“葵园”门前喊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敌人恼羞成怒，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周文雍受伤被捕。周文雍被捕后，党组织成立了营救小组，陈铁军和大家一起制定营救计划。陈铁军派人把关押周文雍的地点搞清楚后，又让人设法告诉周文雍不饮茶水，以引起“高烧”，说是患了伤寒；再发动狱中难友起哄，迫使敌人把周文雍从监狱送进医院；这时组织便衣武装，把周文雍从医院救出。周文雍被救出来后，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做地下工作。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敌人向他们施用了酷刑，但他们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同年2月6日，在他们被判处死刑、即将就义之时，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还提出要和陈铁军合影。敌人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们并肩站在牢房窗前照了相，以作为他们的结婚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敌人的刑场上，他们举行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悲壮动人的刑场婚礼。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3月生于广东佛山。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决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君”改为“铁军”。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宣传工作。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10月，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夫人，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在组织广州市春季骚动期间，被叛徒出卖与周文雍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礼，从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气吞山河的年轻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熗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熗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其婚礼之悲壮，空前绝后。
[color=#6633CC][b]熊瑾玎和朱瑞绶[/b] [/color]
熊瑾玎，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
曾参加毛泽东同志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担任过教导主任。曾为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筹措了旅费。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反动派通缉，于10月逃亡汉口，并在这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刻，经郭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后至湘鄂西苏区，任宣传教育部长兼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晋绥日报》社副总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不久因年高体衰而休息。
朱瑞绶，1908年生于湖南长沙。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株州搞了一个时期的铁路工人子弟教学和职工家属工作后，因“马日事变”转入地下。1928年夏天到了上海。不久，也调到了中央政治局机关。
1928年，熊瑾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负责筹措经费，并奉命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于对外用“福兴”字号老板身份掩护党中央秘密机关，做经营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因此同志们便戏称他为“熊老板”。为掩人耳目，他和朱瑞绶假扮夫妻。后来于1928年8月结婚。
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迁，熊瑾玎和朱瑞绶先后去湘鄂西苏区工作。第二年又回上海，二人同住中央交通机关。1933年4月8日，熊瑾玎去法租界给贺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这时，贺龙同志家属已被逮捕，熊瑾玎被守候在那里的法国捕房捕去。熊瑾玎被捕后，根据党的指示，朱瑞绶积极设法营救，她找了宋庆龄，请了史良、唐豪、董康等律师。在第二次开庭时，朱瑞绶经组织同意随史良前往探望，不料在候审室门口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也遭拘押。朱瑞绶被关押了八个月，终以无罪获释，而熊瑾玎却被判了八年徒刑。1937年，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同志委派毛泽民同志来上海探视和营救熊瑾玎。饱尝了四年又五个月的铁窗生活以后，熊瑾玎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炮声中获得了自由。从1938年起至1946年止，一直在重庆任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瑞绶也在报社工作。
1966年初，熊瑾玎80岁诞辰时，周恩来总理特地带着两瓶绍兴花雕陈酒为他祝寿。1973年，熊瑾玎病危且已不能说话，周恩来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仍亲去医院看望。熊瑾玎于1973年逝世，享年87岁。著有《革命老人徐特立》，出版有《熊瑾玎诗草》。1990年的时候，已经82岁的革命老人朱瑞绶，还曾接受过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的拜访。
[color=#6633CC] [b]任国桢和陈少敏[/b] [/color]
任国桢，祖籍山东。
1898年生于辽宁安东（今丹东市）。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1918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预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哈尔滨《东北早报》编辑。1928年9月，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候补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进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1930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现叛徒连遭破坏，几位主要领导人均被捕，省委机关也由济南转移到青岛，故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3月中旬，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租间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但当时招贴租房启事都写着“没眷属不租”的字样，当时尚未结婚的任国桢，自然没有眷属，房子也就租不成了。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新来的省委书记，组织上便派陈少敏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陈少敏当时在打蛋厂当工人，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陪着任国桢外出从事秘密活动。很快，山东党的组织就得到了恢复。任国桢到山东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为安全起见，组织上调任国桢到中共北方局工作。陈少敏也一同前往，协助任国桢工作。1930年12月，任国桢被中共北方局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任国桢、陈少敏二人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相爱了，经组织批准，这对假夫妻成了真夫妻，并且生了一个女儿。1931年春任国桢被调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10月9日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于叛徒出卖，于山西特委秘书处（太原市典膳所8号）被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叛徒的无耻指证下，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于1931年11月13日被阎锡山杀害，年仅33岁。
任国桢牺牲后，陈少敏非常悲痛。从此，她再也没有结过婚。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任国桢的照片挂在卧室内。同别人说起爱人来，更是很动感情：“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雏!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说起陈少敏，熟知中共党史的人们肯定都对下面这件事记忆忧新：“文革”时期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到会的中央委员就“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进行表决时，除一人外全投了赞成票。这惟一未投赞成票的中央委员就是陈少敏。表决的时候，陈少敏庄严地用右手捂住左胸趴在桌上，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因此，陈少敏在“文革”时期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陈少敏，原名孙进修。1902年生于山东寿光。1921年冬进入青岛日商内外棉纱厂做工。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和任国桢假扮夫妻从事秘密工作。曾任中共青岛市委工委委员。1930年随任国桢调往中共北方局工作。后和任国桢结为革命伴侣。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1932年冬，因叛徒告密被捕。次年出狱后，先后担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长、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并在那里建立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武装第四支队。1936年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建国后，在任中国纺织工会主席期间，到青岛发现并总结推广了“郝建秀工作法”等。1953年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1956年8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递增为中央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7年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color=#6633CC] [b]李白和裘慧英[/b] [/color]
李白，1910年生于湖南浏阳，曾用名华初。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通讯连指导员。参加过长征。1937年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李白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后，当时的电台领导人龚饮冰（建国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凭着自己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认为李白身边必须有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这样才不致引起左邻右舍以及敌人的怀疑。因此，龚饮冰就亲自物色人选，把绸厂的青年女工裘慧英调到了李白身边。
裘慧英，又名裘兰芬。1917年生于浙江省嵊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12岁时到上海入日商裕春绸厂、美亚绸厂当包身工，后受到厂里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入普益绸厂。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中共沪西绸厂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4月奉调至中共中央驻上海的地下电台，和同延安来的李白扮成假夫妻，通宵达旦地收发电报，及时把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传达给上海地下党，又把日、伪的重要情报传递给中共中央。鉴于他们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党组织便于1940年秋批准他们结为伴侣。
1942年9月中秋前的深夜，日本侵略军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中共地下电台时，李白夫妇双双被捕，押至日本宪兵司令部。敌人让裘慧英亲眼看着李白受刑，她虽心如刀割，但仍咬紧牙关推说丈夫做的事自己一概不知。半个月后裘慧英获释，她一面进大诚绸厂做工，一面接受组织嘱咐以夫人名义到处寻找李白下落。1943年1月打听到李白关在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就以夫人身份入内探监。通过密语，知道李白咬定自己私设电台是替一个阔老板了解黄金价格升降消息，未涉及政治。由于李白一口咬定是为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服务，帮朋友了解商业行情，而日军又未掌握实情，不知李白是为谁发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酷刑折磨的李白后经地下党营救获释。
李白出狱后，为了避免敌人继续追踪，暂不恢复情报工作，由组织安排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李白继续从事秘密电台工作，通过电台又把大量情报传送给党中央。1948年12月30日凌晨，遭国民党武装特务包围搜查，李白夫妇和小孩一起被捕后，被押送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1949年5月7日，李白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后，已出狱的裘慧英强忍巨大悲痛，继续忘我为党工作。建国后，裘慧英先后担任中共上海电信局基层支部副书记、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邮电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和顾问。1983年离职休养。1992年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