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
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山堂群书考索》续集卷36《台谏·谏官御史其职各略》)
尽管历代官制不同，但谏官和台官(御史台)都以不同的名称和体制，长期保持下来，作为帝制下特殊的监察制度和机构。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决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的台谏政治还是留下若干正面的历史借鉴，依笔者个人的体会，是否有以下三个方面。
[b][color=#660000][size=3] 第一，倡导不计生死祸福的直言[/size][/color][/b]
从制度上说，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只是对时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能不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政治设计。人们常把小骂大帮忙作为贬词。其实，今人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台谏官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凡是合格的台谏官，他们为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并不看君主和大臣的脸色行事，能够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就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的痛处，虽然亦当纳入小骂大帮忙的范畴，却是值得今人尊敬和效法的。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说：“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同诤)。”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身之祸。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文死谏，武死战”，确是可以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
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历代也确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台谏官，他们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册。宋仁宗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废后。现在看来，废皇后其实无关于国计民生，但在儒臣们看来，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谏范仲淹带头，全体台谏官都“极陈其不可”，结果遭受黜责。(《宋史》卷242《仁宗郭皇后传》，《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乙卯)皇帝黜责了范仲淹，却又成就了他的清誉，朱熹认为，宋朝直到范仲淹时，才“大厉名节”，“厉廉耻”，“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子语类》卷129)其他如包拯坚决制止皇帝搞裙带风等，都在青史上传诵一时。
[b][color=#663300][size=3] 第二，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size][/color][/b]
古代当然是等级观念深固，等级制度森严，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皇帝和大臣并非是天生的圣聪和神明，一贯正确，不能有权就是有理，权位高就是有理。唯有“从谏”，方能达到“圣”的境界。今人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实正是设置台谏官的理论依据。
依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宋史》卷168《职官志》)他们官品虽低，却可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击高官，批评皇帝。凡是弹奏某个大官，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老学庵笔记》卷8)决不是当一个偷偷摸摸的举报者。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司局级的干部，甚至还不够司局级，却可公开批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在专制体制下的某种平等和民主精神。
[b][size=3][color=#663300] 第三，强调欢迎和容纳直言，允许“风闻言事”[/color][/size][/b]
欢迎和容纳直言，从来被古人认为是重要的君德，是太平治世的重要标尺。唐太宗虚心纳谏，成就了古史上最著名的贞观之治，自不待言。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避暑漫抄》引《秘史》，《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无疑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宋人彭龟年说得好：“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言路通，则虽乱易治也；言路塞，则虽治易乱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06)将“言路通塞”作为天下治乱兴衰的标尺，无疑是深中肯綮。
关于风闻言事，政治家王安石有如下一段解释：“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壬午)事实证明，很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