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并直接促进了各地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很多商业城市。于是，各种以商贸为依托的风俗惯制也逐步产生、完善、丰富。
清代，行商依然存在，他们多提着货担，走街串户，赶街赴市。坐商已形成一定规模，他们都有固定的铺面，经营综合性商品、杂品或某一方面的商品。城市中坐商群的产生，形成了以某地段为界的商业繁华区，并在其中形成各种分门别类的“市”。如珠市、果子市、菜市等等。
坐商群中，无论哪一新设店铺开市，都必有开市之庆。如门前放鞭炮、接贺庆联、赏乞儿、挂牌匾等等，挂牌匾时还要选黄道吉日。一般店铺收帐都有定日，于端午、中秋、除夕收帐；腊月二十五日封帐；大年初五开市。
清代商贸习俗的显著特点是文化娱乐色彩很浓，人们坐在茶馆里喝茶不仅为了品茶咂摸滋味，还要眼观戏景，耳听戏腔，去凭心琢磨其中的妙意。
人们去庙会赶集亦好，去花市、珠市等购物亦好，不光是为了买些东西，更为了逛景、观赏，并从中获得某些乐趣。
除外，利用招牌和幌子从事商业宣传活动，也是清代商贸习俗的一大特点。还有商帮习俗，讨价还价使用的吞袖习俗等都显示了清代商贸习俗的特点。这些商贸习俗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关系，影响面甚广，构成了清代风俗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清代北京商贸习俗
清《燕京杂记》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招 牌至有高三丈者，夜则燃灯数十，纱龙角灯，照耀如同白昼。其在东西四牌 楼及正阳门大栅栏者，尤为卓越。中有茶叶店，高甍巨桷，细隔宏窗，刻以 人物，铺以黄金，绚云映日，洵是伟观。总钱或百万或千万，俱用为修饰之 具，茶果则贷于茶客，亦视其店之局面，华丽者即无母钱存贮，亦信而不疑； 倘局面暗淡，虽椟积千万，亦不敢贷矣。”
清杨静亭《道光都门纪略》亦载：“京师最尚繁华，市尘铺户，妆饰富 甲天下，如大栅栏、珠主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 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 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
由此可窥京都商业盛况之一斑。
1.集观赏、买卖为一体的商文化习俗
（1）茶馆
中国饮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茶馆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代。至宋茶馆业便很兴盛，到清代，全国各地茶馆，无论数量、规模、档次都已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水平。
清代，北京茶馆中享有盛誉、堪称一流的有：大栅栏马思远茶馆，前门 外的天全轩、裕顺轩、高明远、东鸿泰，前门里交民巷的东海升，崇文门外 的永顺轩，崇文门内的长义轩、五合轩、广泰轩、广汇轩、天宝轩，东安门 大街的汇丰轩，北新桥的天寿轩，安定门里的广和轩，地安门外的天汇轩， 宣武门外的三义轩，宣武门内的龙海轩、海丰轩、兴隆轩，阜成门内的天福 轩、天德轩，西直门内的新泰轩等等。这些茶馆不仅厅堂华丽，陈设讲究，且备有饭点、糖果之类。
清代扬州茶馆更胜京都一筹，不仅建造于观赏花园之中，而且推出的点心各具独特之色，使饮茶者流连忘返。清李斗记述了扬州茶馆盛景：“吾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出金建造花园，或鬻故家大宅废园为之。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箸，无不精美。
辕门桥有二梅轩、惠芳轩、集芳轩，教场有腕腋生香、文兰天香，埂子上有丰乐园，小东门有品陆轩，广储门有雨莲，碧花观巷有文杏园，万家园有四宜轩，花园巷有小方壶，皆城中荤茶肆之最盛者。天宁门之天福居，西门之绿天居，又素茶肆之最盛者。
城外占湖山之胜，双虹楼为最，其点心各据一方之盛。双虹楼烧饼，开风气之先，有糖馅、肉馅、干菜馅、苋菜馅之分。宜兴丁四官开惠芳、集芳，以糟窖馒头得名，二梅轩以灌汤包子得名，雨莲以春饼得名，文杏园以稍麦得名，谓之鬼蓬头，品陆轩以淮饺得名，小方壶以菜饺得名，各极其盛。而城内外小茶肆或为油镞饼，或为甑儿糕，或为松毛包子，茆檐荜门，每旦络绎不绝。”①
①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
在西南古都——成都，清代茶馆业也已非常发达。清末傅崇矩著的《成都通览》中记载道：1909年成都有街巷516条，而茶馆多达454家，几欲平均每街巷设一茶馆。较著名的茶馆有：文庙街的瓯香馆，粪草湖街的临江亭，山西馆街的广春阁等。
清代茶馆的一大特点是娱乐性强。人们到茶馆不仅是为了喝茶、品茶，更有为了朋友相聚，谈天说地，或谈生意、拉买卖，更为了来看戏、听唱消遣的。清道光年间，北京的一些大茶馆增设了曲艺演唱项目。如地安门的“乐春芳”，宣武门外的“盛友轩”、“如云轩”等等。还有的干脆在戏园子里设茶座。
（2）天桥
天桥，其名传于世已有600余年，但是，作为一种贫民商业、娱乐文化 的象征，这个地名的驰名度是自清以后逐渐提高的。《北平风俗类征》载《哭 庵赏菊诗序》说：“天桥数十弓地耳，而男戏园二，女戏园三，乐子馆又三， 女乐子馆又三。戏资三枚，茶资仅二枚。园馆以席棚为之，游人如蚁，然穷 人居多也。……自前清以来，京师穷民生计日艰，游民亦日众，贫人鬻技营 业之场，为富人所不至，而贫人鬻技营业所得者，仍皆贫人之财。”在天桥 经商卖艺的多为穷人，逛天桥、买东西的也多为穷人，实际上，天桥是穷人 的商贸、娱乐中心。那里有木器市、旧物市、估衣市、茶棚、戏棚、杂耍场、 鸟市、鞋市、戏园子，摆摊卖货的更是随处可见。民间称天桥为“杂八地”。
（3）戏园子
清代，北京的戏园子是随着商贸区域的繁盛应运而生的。最早集中于大 栅栏一带，后向四周扩散，至清末，北京的戏园子已达30余家。这些戏园 子的最大特点是集饮食、观赏为一体。《藤阴杂记》载：“京师戏馆，惟太 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之酒园也。”查家楼、月明楼等戏馆就兼着经营饭酒饮食业。后来，又出现了一批演戏的戏台， 这些戏台前面有罩棚，四面有楼，人们可以边看戏、边在楼上楼下摆席吃饭。
清咸丰、同治以后，有些戏园子干脆改称茶园，广和楼最有代表性。茶园戏台面西坐东，其它三面是戏楼，楼上靠栏杆是用木板隔成的官座；官座 后面摆着大条桌椅和大高凳，称为散座。楼下中间池子里，摆着三排大条桌， 每排四张，并于两旁放着大长板凳。来客坐在桌旁，边饮茶、边品零食，同时，或和同桌人闲聊，或看戏、听戏。
（4）琉璃厂、厂甸
琉璃厂元代即是官窑所在地，清乾隆年间，停止烧窑，“始成市肆。凡 骨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各肆，皆麇集于是，几无他物焉。上至公卿， 下至士子，莫不以此为雅游，而消遣岁月。加以每逢乡会试，放榜之前一日， 又于此卖红录，应试者欲先睹为快，倍形拥挤。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 日止，谓之开厂甸。合九城之地摊，皆聚厂之隙地。”①北京人喜欢到厂甸 集市买东西，更喜欢到这里“逛街”、看景，这实际上就是购物与观赏有机结合的体现。
琉璃厂在清乾隆年间就已成为全市最大的书市。乾隆38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馆。编纂该书的人员多住在宣武区一带。这些人常去琉璃厂购书、看书，促使了该地书店业的发展。清乾隆34年（1769年），琉璃厂共有35家书店挂牌开业，而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已发展到220多家。
（5）晓市
晓市亦叫小市，是北京清代的旧货市场。这种旧货市场交易时间一般在后半夜到天明之间，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鬼市”。这种集市，货源渠道多来自败落、失势后的豪门贵族或巨商官僚。他们为了不失贵族豪门身份，便把家中值钱的旧物拿到晓市来兜售，以免白日卖货而碰见逛街的熟人；另一货 源渠道来自扒手，他们所窃赃物不敢在白日摆摊买卖，故夜晚到晓市脱手。
清代，北京晓市有崇文门外东晓市（亦叫东小市），宣武门外西小市。
《燕京杂记》载：“外城东有东小市，西有西小市，俱卖皮服椅桌玩器等物， 而东市皮服尤多，平壤数十亩，一望如白兽交卧。东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破衣烂帽，至寒士所不堪者，亦重堆叠砌。其最便宜者，割方靴为鞋，价仅30余钱，官则不屑，商则不宜，隶则不敢，惟上不官，下不隶而久留京邸者，则甘之矣。西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穷困小民，日在道上所拾烂布溷纸，于五更垂尽时，往此鬻之，天乍曙即散去。”《清稗类钞》对晓市更有详细描述：“京师崇文门外暨宣武门外，每日晨鸡初唱时，设摊者辄林立，各小市，与江宁之城南二道高井附近所有者同，又名黑市，以其不燃灯烛，凭暗中摸索也。物既合购者之意，可随意酬值，其物真者少，膺者多，优者少，劣者多，虽云贸易，实作伪耳。好小利者，往往趋就之，稍不经意，率为伪物，所得不偿所失也。且亦有以数百钱而得貂裘，以数十金而得恶衣者，则以穿窬之辈，衣盗夜售，卖者买者，均未详审其物也，后由有司禁之，遂绝。”
2.名店铺
清代，北京商业区内有不少著名店铺，这些店铺有以经营高档文房四宝、彩色诗笺、文人字画的荣宝斋，以制造、销售墨汁、八宝印泥的一得阁，以制造、销售中成药闻名的同仁堂，有专营剪刀的王麻子刀剪，在北京绸缎、棉布行业里最负盛名的瑞蚨祥，在制鞋行业中最有权威性的内联升，以经营熟牛羊肉驰名京城的月盛斋，以经营烤生牛、羊肉为主的烤肉宛，以创制挂炉烤鸭闻名的全聚德烤鸭店，等等，至今久盛不衰。
（1）荣宝斋
荣宝斋原名松竹斋，清朝初年开业。该店专营文房四宝、彩色诗笺，还替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展销字画、金石。由于该店所营文房四宝都是上等精品，彩色诗笺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酷似原作的水平，加上所卖书画、篆刻，皆出自书法、绘画、篆刻界大名家之手，素有选作品严格、不苟的美誉。所 以，文人墨客争相将自己的字画、篆刻作品拿到该店，任店主挑剔、选择，以示他们以“荣名为宝”的文人精神。如此之后，该店名声越来越大，慕名前来者越来越多，于是改为“荣宝斋”。
（2）一得阁
清同治四年（1865年），我国第一家集墨汁研制、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一得阁”墨汁店正式开张营业。墨汁的发明人是清同治举人谢松岱。他在会试落第后，发誓要将墨块改为墨汁，以改变考试研墨给考生带来的不便。
他开始用墨块浸泡后制成墨汁，以后又研制出直接生产墨汁的工艺。由于墨汁省时、省力，因此，颇受文人欢迎。后来，谢松岱在琉璃厂开了一间阁楼的门市和作坊，生产、销售他自己研制的墨汁，并给这个店铺起了个极雅的大名——“一得阁”，并题有一幅极富广告宣传色彩的对联：“一艺足供天 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开业后，生意越做越火红，名气越来越远扬。
（3）同仁堂
清康熙初年，北京大栅栏内开了个药店，名叫“同仁堂”，并在西打磨厂建有一制药室。该店创始人叫乐尊育，曾任清皇宫太医院的吏目。他制作的中成药坚持以古方如法炮制，决不偷工减料，因此，制成的中成药质量一流，疗效极佳，成为清代北京各药店的老大，名扬京城。清雍正元年左右（1723年左右），同仁堂开始供奉宫廷御药房生药，后直接为皇宫制作成药。同仁堂与皇宫的特殊关系，致使该店达到了垄断药界的目的，把生意做到了京外几大城市，诸如沈阳、天津、上海、武汉等。
（4）王麻子剪刀
清顺治八年（1651年），北京菜市口一带出现了一个专营剪刀的店铺，因店主满脸麻子，便有购买者为该店出售的剪刀起了个俗名——王麻子剪刀。王麻子剪刀不胫而走，主要是该店对各作坊生产的剪刀质量要求很严，不达质量标准的一律不予收购。这一条深得顾客的好感，一时间，王麻子剪刀成了家庭主妇信得过产品，俗名越叫越响。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这家店主认可了顾客所起俗名，正式挂牌——“三代王麻子”，并在剪刀上印上“王麻子”商标，结果生意更加火红。“王麻子”剪刀商标的出现，产生了意料不到的经济效果，于是，前门大街、菜市口、打磨厂等地，相继出现了十几家借“王麻子”名气兜售剪刀的店铺，所挂招牌也不示弱，什么“真正王麻子”、“老王麻子”等。“王麻子”商标效应甚至波及到其它城市和地方。
（5）瑞蚨祥
山东章丘县旧军镇的孟家，自明代便从事商贾活动，清嘉庆前，就已经 在山东周村建有“万蚨祥”店铺，主要经营铁锅、丝绸、棉布，还附设金店、钱庄。清嘉庆年间，孟家家大，业亦大，便分为四房（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各房的生意都从家门口做到了外埠。济南庆祥布店及天津、 保定分号均由三恕堂所开；济南、北京、沈阳等地的瑞生祥钱庄、瑞增祥布店是由其恕堂、容恕堂所开；泉祥茶叶店和瑞蚨祥布店是由矜恕堂所开。孟家四房在山东乃至外埠开的店铺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字号仅八家，包括瑞林祥、瑞生祥、瑞增祥、庆祥、谦祥益、益和祥、隆祥、瑞蚨祥，人称“八大 祥”。北京瑞蚨祥开业时间最晚，但论生意和名气，则居众祥之首。
（6）内联升
清咸丰三年（1852年），北京多了个制作朝靴的字号——内联升。这个鞋店的服务对象均为达官贵人，曾编录过一本详细记录朝内和外任官员靴子的尺寸、式样，及穿者对鞋的要求、爱好的书，名叫《履中备载》。正因为该店服务宗旨很明确，故将店名起作“内联升”，为穿靴的朝廷官员和王公贵族升官、得宠求个吉利、如意。此店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求官者来到该店查询《履中备载》，为欲攀近的上司做靴、献靴，以暗示乞求提拔重用能够联升官位的心思，结果，内联升成了仕途路上一块敲门砖，而内联升制的朝靴则成了显示官场势力的交易物。
（7）月盛斋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北京户部街，一家主营五香酱牛、羊肉，夏令烧羊肉的清真铺——“月盛斋”正式挂牌营业。
其名与伊斯兰教斋月有关，因其开张之日正值伊斯兰教斋月，故取名“月盛斋”。创办该店的老板叫马庆瑞，原来是做摆摊小生意的，专卖酱牛肉。
他制作的酱牛肉味道鲜美，名声在外，买卖也变得越发兴隆，后便开了这家字号。开张后，生意更是红火。
“月盛斋”的名气从民间传至宫廷，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宫廷发给“月盛斋”四道金牌，每隔数日向宫里送一次酱羊肉。
正是宫廷的推崇，使“月盛斋”的知名度一跃进入高档次，列为北京风味佳肴，并有了个俗名“马家老铺”。
（二）清代山西商贸习俗
山西人素来以善于经商著称。明清之季，山西商人，特别是祁县、太谷、平遥一带的晋中商人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大凡商贸活动集中区城，都有山西人的足迹，他们甚至将商贸生意做到了外蒙和俄国。晋中商业大贾有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毛家，介休侯家、冀家，榆次王家、常家等。
内蒙古包头城的商业是由山西祁县乔家兴起的。乔家在包头城名望很高，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乔家在包头开的老字号。清乾隆初年，山西祁县乔家堡村一个名叫乔贵发的穷光棍，为生活所逼，到包头闯天下。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和一秦姓合伙做生意，从内地贩卖黄豆赚了笔大钱，从此彻底脱贫，始建“广盛公”字号。他的这个字号主要经营米、面、油、盐、杂粮、杂货，亦称“六陈行”。
他的字号在包头名声很好，生意亦很好，但后来他因做“买树梢”的投机买卖，反落得欠债累累，字号濒临倒闭。由于他平日为人有信誉，在同业中享有盛誉，反得到他人的支持。三年后，他又转亏为盈，重又振兴了基业。为了记住这段不平常的经历，他在清嘉庆初年，将原字号改成“复盛公”。“道光中，乔家又独资在包头增设了‘复盛全’、‘复盛西’，共19个门面，四五百名职工，相继开设了‘复盛’号菜园，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油坊，及钱铺、粮店。还进一步扩展到归化（即今呼和浩特市），开设‘通顺店’皮毛百货业，‘大德店’粮行，‘德兴长’面铺等。嘉庆以来、乔家‘复字号’生意凭借包头这块土地日渐兴隆，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垄断了包头市场。”①
晋中商人的坐商群多分布在西北边陲，是在不曾有商问津的冷僻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商业网络的。他们从晋中走到口外（张家口外），开辟了多伦、乌兰巴托（库伦）、呼和浩特（归化）商贸市场；他们又从晋中闯出潼关，在洛阳、开封、渭南、西安、褒城、成都、拉萨、兴平、兰州、安西、乌鲁木齐（迪化）、古城（奇台县）、伊宁建立了商业网络。
在当时人文、地理环境下，晋商审时度势，形成了一套经商之策。
首先他们采用了“坐商”这一传统方式，但所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把这种交易方式重点放在已成气候的商贸都市，却把它投于有发展前景，尚未开发的县镇。比如，清乾隆年间，祁县商人在新疆古城（奇台县）、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伊宁开设了以经营茶叶、绸缎为主的店铺，并得以迅速发展。
至清同治、道光年间，祁县人在新疆这三个地区的商贸业已从茶叶、绸缎单一品种发展到经营品种繁多的商庄，还出现了银号、运输行业等。又如前面提到的祁县乔家在内蒙古包头建立的庞大商贸市场，都足以说明这一点。乔 家在包头开设“复盛号”菜园280亩，乃属独辟蹊径之举，但乔家人看准了当地干旱少雨、多风沙的地理环境导致的缺少蔬菜的行情将给他们带来赚钱的机遇，因此，他们冒险种菜，开设“复盛号”，结果，赚得大利。
其次，他们采用了“行商”这一古老交易方式，但他们高人一筹之处是将“行商”与“坐商”两种截然不同的交易方式有机的结合为一体。有的坐地经营的大商人本身就兼营“行商”业务，即使坐商未涉足长途贩运业务，但他与“行商”也非八杆打不着，或为同姓、同宗族，或为同乡、同村，总之，是以亲缘与地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并有着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坐商将当地所需的内地货通告行商，并将当地的土特产收购起来（如新疆的坐商主要收购的有新疆的皮毛、金砂、白银、玉石、矿产、药材、牲畜、干鲜果菜），待行商运往内地；而行商根据坐商的要求，提供内地货物（如向新疆坐商提 供的主要有绸缎、烟酒、糖茶、钟表、玻璃、建材、器械等），并将坐商收购的当地土特产拉回内地贩卖。清代，山西的“四大商帮”（船帮、驼帮、车帮、马帮）势力很大，长途贩运十分活跃。
其三，晋商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会做钱滚钱、利滚利的大买卖。他们率先将商业与金融业连为一体、形成了系统化的票号业，并向全国各地辐射。清乾隆、嘉庆年间，山西票号主要经营汇兑业务，靠“汇水”（即汇费）获利。
清光绪二十年，票庄信用业有了长足发展，就拿祁县乔家来说，设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金融实力极为雄厚。这两家票号下设20余个分号、俗称“码头”，分布在全国各地，直接或间接操纵着当地的金融、商贸业。
其四，晋商非常懂得如何利用官府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这也是他们长驱直入，屡战不败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坐商还是行商都把接交官府，作为巩固自我经济势力的一种手段。九门提督马玉昆、四川总督赵尔巽都是乔家“在中堂”的坐上客；乔家与宫廷亦有联系，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逃往西安的途中，其行宫即设在乔家的大德通票号；新疆“三成元”饭庄的东家——晋商杨森林攀附权贵犹如经商做生意一样很有一套，不仅在当地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就连土匪也怕他三分，当地经商者出门贩运，只要在标货或标银上面标着“三成元”的小旗，途中土匪会自动让道。
“买树梢”也是晋商率先使用的一种经营方式。农民等钱用时，可拿青苗作抵押和商号或票号作交易。商号或票号与农民议定价格，然后支给其银钱或货物，粮食收获后，农民按所定价格交粮。“买树梢”是一桩极具风险的投机买卖，搞得好可获大利，搞得不好会赔得一干二净，还落得负债累累。
前面提到的乔家“广盛公”就是因“买树梢”而频临倒闭，但又因“买树梢”而获厚利，重开“复盛公”。尽管“买树梢”极具风险，但它毕竟有着诱人的厚利等待商人去赌注，因此，这一习俗从晋中不胫而走，成为各地大胆商人普遍采用的经营方式之一。 ①引自段友文《论明清山西商业民俗对我国城市兴起的作用》，载《中国民间文化》第8集，1992年12 月版。
（三）清代上海商贸习俗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前，上海并非商贸重地，1843年后，上海作为“条约口岸”之一，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销其商品的市场，上海商埠兴起。原在浙江平湖乍浦镇的商人纷纷外迁，许多商贾迁至上海，这也促进了上海商贸的发展。
上海不仅出现了钱庄、商行，而且出现了菜馆业，各地菜馆纷至沓来，并形成行帮菜馆。有本帮、苏帮、锡帮、扬帮、杭帮、宁帮、徽帮、山东帮、京帮、川帮、广帮、豫帮、回帮、素菜帮。这些菜馆都有各自的铺面，并在所坐区域形成了相应的势力地盘，成为各地商贾、帮会聚会、叙旧、谈生意、 做买卖的地方。
本帮菜馆源自宋代，至清盛行。鸦片战争后其菜馆地盘发展很快，从原青龙镇直入商业中心十六铺，又从十六铺扩展到南京路，形成200余家的大规模。
1860年后，苏帮菜馆和锡帮菜馆前后进入上海，使本帮菜馆优势大减。
清末，又有一些地方菜馆踏入，形成了竞争的大市场。各帮菜馆纷纷拿出绝手活招揽顾客，同时以乡情、地方特色吸引本行帮的商贾聚饮就餐，结果，各帮菜馆成了各地行帮的歇脚点、归宿地、叙情场、生意厅。
在上海商贸界，每逢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和农历正月初六，各店都要聚餐，在送灶神仪式及接财神仪式后享受两次节菜。另外，在年三十晚，要吃年夜饭，吃年夜饭时老板和职员分桌共餐。假使老板要解雇哪个职员，待吃罢年夜饭，该职员便被领至帐房告其过年后不要再来上班，并领工钱回家。
徒弟进店后，若有望成气候，则要托人拜师，给介绍人的礼不能少，拜师的礼更要重。若师傅有意收徒弟，接礼后就要择吉日举行拜师仪式，而且日后每逢节年，都要给师傅送礼。学徒期不限。
（四）清代汉口商贸习俗
清康熙年间，汉口镇与景德镇、佛山镇、朱仙镇齐名，被视为全国四大工商名镇之首。自鸦片战争后，1861年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洋人商店拥进汉口共计百余家，其中有比利时、俄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商人开的店。 此时形成了国人和洋人店共处一地、相互竞争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汉口成了贸易转运的中心。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各地商帮几乎都参与了在这块市场的竞争。当时，参与竞争的主要商帮有：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山西帮、河南帮、汉帮、湖北帮、湖南帮、江西帮、福建帮、广帮、宁波帮等等。主要商行有：盐行、茶行、药材行、广东福建杂货行、油行、粮食行、棉花行、牛皮行等。金融业以山西票号实力最为雄厚①。
这些大商帮都建有会馆或公所，这些会馆、公所为各帮聚议之所，大半设有神座，春秋演“古致祭”。所供奉的神像也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多为地方神，如山西帮供奉关羽；徽州帮供奉朱熹等。
汉口茶馆业也很发达，其主要原因为商贸交易活动频繁所至。商人交往于此，谈交易、递情报、解决纠纷，使茶馆生意日益火红。 最有趣的是，在商贸活动中，汉口人是最早使用名片的国人之一。清李调元有首《汉口竹枝词》，其中有这么两句：“泛友浮交讲应酬，淡红名片教人丢”。
①参见《汉口小志•商业志》。
（五）江湖行帮交易隐语
行帮商人交易或在袖筒内捏指讨价还价，或用隐语讨价还价。 如陕西商人言价时，不许第三者插足。讨价数字均有隐语：一要说“么”，二要说“按”，三要说“捎”，四要说“素”，五要说“歪”等等。
又如东北马市交易隐语，当地称为“黑话”，是马贩子、马经纪、掌柜的、掌盘的使用的隐语。张徐先生对此作过详细地调查和搜集，特引证于此。
数字隐语：“叶气嘎”，即一，同时十、百、千、万等位数逢一皆用此语；“坛字嘎”，即二；“品字嘎”即三；“吊字嘎”即四；“曼字嘎”即五；“挠字嘎”即六；“才字嘎”即七；“拐字嘎”即八；“欠字嘎”即九。……
日常隐语：
“掌柜的”，指马店店主；“掌盘的”，指受聘处理店务并为买卖双方搭桥说合的中人；“里马人”指本集同行；“外码人”指外集的同行；“不懂嘎”指外行；“雏”指刚入门的生手；“南客”指买马的贩子；“北客”指卖马的贩子。
交易隐语：
“多少嘎”指多少钱；“能打开”指出价合理，能买下来；“打不开”指出价太少，不卖；“拉拉开”指再降降价；“匀乎匀乎”指买卖双方的报价相互平均平均；“撑口袋”指替买方压价或替卖方抬价的撤托或上托的解法；“上托”指买方压价；“撤托”指卖方抬价；“盖集”指先出大价把市场价格抬起来，使别人不能成交，然后等待时机突然用低价买进；“啥口”指马多大岁数；“大货”指长成的骡马；“小货”指小骡小马；“达子马”指从草原上贩来的烈性马；“生根”指买来供屠宰用的牲口①。
①参见张徐《关东第一马市习俗调查》，载《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4期。
（六）清代商业宣传习俗
清代商业发展迅速，各店铺、店堂，无论其门面大小，都十分重视对它的装饰，并通过一些装饰物或宣传品来广而告之，吸引顾客。这些显示店铺、店堂标志的宣传广告包含有字号、招牌、楹联、幌子等。
字号：是每个店铺都有的，就象人名一样，字号则是人为店起的名。字号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店主姓氏和店主所经营店铺的性质结合为一整体的字号，如“烤肉季”、“馄饨侯”等；一种是以吉祥如意、财盛福大类词汇命名的字号，如“全聚德”、“内联升”、“瑞蚨祥”等。这些字号一般都以墨书写或雕刻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挂于店堂门额，俗称“字号牌匾”。
招牌：是以宣传店铺经营之物而设的。它分为大、中、小三种规格的招牌。大者俗称“冲天招牌”，这种招牌通常立于店铺某一侧的前方，为木质，长方形，且高出铺面房，十分醒目；中者则挂于店门两侧；让人看了一目了然；小者悬挂于房前屋檐下，顾客走到店门前，便可从这小招牌中获知该店所卖货物的名称。
楹联：是店铺必备的一种装饰，俗称“门对”。这种楹联往往针对店铺的性质、字号，并赋以吉祥如意、财源茂盛等象征内容。如北京北豫丰烟铺的楹联：“豫建征祥烟景丽，丰收有象雨风调”。这个门对不仅把该店卖什么巧妙地告诉了顾客，而且还将该店的字号藏于对联的字头，即表现了该店主的文化修养，又不失经营特色和宣传技巧。
幌子：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营业宣传习俗，但到了清代发展更为全面，且不说质地分纸、布、皮、革、木、竹、铜、铁、锡等，单说幌子的类型就可归纳出四种。
一种是实物幌，将店铺所卖的货物作为幌子，挂在店门外。如绒线铺挂的各色绒线编扎的绒线幌子；馒头铺窗外桌上放的寿桃寿面幌子；香蜡铺门外立着的高大至檐的大蜡烛幌子等等。
第二种是模型幌，将店铺所售物品做成模型当幌子。如烟袋铺门外悬挂的巨大烟袋模型幌子；中药铺的膏药幌子等等。
第三种是文字幌子，将店铺所经营的范围通过极简洁的一两个字书于幌子上，称为文字幌子。如当铺用的“当”字幌；成衣铺挂的“成衣”幌等等。第四种是象征幌，这种幌子多以与店铺经营有关的象征物作幌，约定俗成。如颜料店以彩色木棍作幌子；粮店以木制倭瓜模型作幌子；油盐店的幌子是一直径约一尺的锡制扁圆饼形，其中心处镶有一铜制大钱，下缀红布条等等。
上述主要是坐商约定的商业宣传习俗，而行商的商业宣传习俗主要体现
在他们的吆喝宣传声和他们手中拿的器物所发出的引人注意的声响上。 [ 此贴被灬千ヽ在2009-11-10 20:47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