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4][/size][b][color=#ff0000]一、清代习俗概述 [/color][/b]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这267年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这座“古老的庙宇”被震动了，最终倒塌了。

　　当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时，不能不去研究一下这段历史的风气习俗，不能不去思考这座“古庙”安然无恙近两千年的原因，更不能不去探究这座安然的“古庙”终于倒塌的原因。风俗民情毕竟是历史的一个剪影。

　　作为制度，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作为传统习俗，清代是中国传统习俗最活跃的时期。这种活跃性首先体现在对传统习俗的全面继承和发展上，传统习俗不仅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其程序更加繁缛，内容更加庞杂，规模更加盛大。

　　就拿岁时节日习俗中的年俗来讲，其繁盛程度已远远超过明代。清以前腊八这一天，民间喝的腊八粥是“七宝粥”、“五味粥”，但到了清季，腊八粥已从“五味”、“七宝”发展到“八宝”，成了人见人爱，听起来吉利，吃起来喷香的“八宝粥”。食“八宝粥”习俗从侧面反映了清代经济、商贸业的发展对人们消费欲望的刺激；从深层文化意义来看，它是民间对吉祥数字“八”最完美的宣泄和最深入的发展。

　　再说庙会之俗，古已有之，是与烧香磕头、求神保佑联系在一起的祭祀、祈拜习俗，但到了清代，庙会之俗的含义就不仅如此了，注入了都市商贸文化的浓郁气息，经济生活与祭祀祈拜裹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逛庙会”。人们可在祭祀的同时，逛集市，购买所需货物，还可听艺人演唱，看艺人杂耍。庙会习俗已从单纯的祭祀习俗发展为具有浓厚商业氛围和热烈娱乐气息的综合性民俗活动。这一“逛”字一抹过去庙会祭祀习俗神圣、肃穆之感，变得轻松、愉快，成了具有娱人、悦神双重文化意义的“逛庙”之俗。京城“逛庙”成了清代民俗活动的一景，而且规模越发盛大。

　　清代中国传统习俗活跃的第二个体现是汉、满民俗文化的大融合。清王朝将满族习俗带进了紫禁城，诸如宫廷必须穿戴满族服饰，民间亦必须更换原明代服饰，统穿满族服装，头饰亦令更改明代束发旧制，按照满俗剃发留辫。由于民间反抗呼声极强，面对强大的传统民俗势力，清王朝在向民间灌输该民族的民俗时，采取了一种软硬兼施的策略：男子必须穿满服，梳满发，女子仍可沿用旧俗，穿汉装，梳汉发。为官者必须穿满服，为隶者可穿汉服等“十从十不从”策略。这样，造成中国清代历史中满、汉服饰奇特融合的情况。所有男子，无论是官是民，都着满服，最流行的是衫袍外套马褂或马甲；而女子服饰就较为随意了，满族妇女着满装，穿旗袍，汉族妇女为束裙汉装。明代男子的服饰还可从官府役隶、释道者的衣着中看到，也可从儿童的服饰中看到。尽管这是因王朝禁令的实施所产生的效果，是宫廷政治干预所致，并不完全符合民俗传承的基本特点，但是，当它形成规模后，当民间的抵抗情绪逐步减弱、消失后，当人们开始真正接受它的时候，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俗文化融合便产生了。清末，着汉装的汉族妇女开始青睐满族旗袍，到了民国时代，旗袍热已成风气，甚至成了中国妇女的“国服”。清末，亦有汉族妇女开始接受满族辫子，至民国，汉族妇女，特别是年轻女子梳辫蔚然成风。

　　当然，清王朝也不是在吃穿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庆、宗教祭祀中一 味推行本民族的俗制，他们对中国汉民族传统习俗中的许多方方面面，采取 了兼收并蓄的办法。比如，在年俗中，过小年打灶、送灶神，除夕夜守岁、 吃饺子、放花炮、接灶神，人日吃春饼，立春进春帖子，上元观灯、吃元宵 等等，这些汉族传统年俗已被纳入宫廷年俗之中，成为清王朝宫廷习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又如，在婚俗中，清宫也基本继承了明代宫廷的习俗，也就是说继承了中国传统婚俗礼仪，并将其合并为纳彩、大征、册迎、合卺、朝见等，重点 突出了古代汉族婚姻“六礼”中的纳采、亲迎两礼。 再如，清宫造园习俗，也是继承了中国汉民族传统的造园艺术，并形成 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乾隆时期是清宫建园囿的高热时期，乾隆皇帝将江南 私家名园搬入紫禁城，融于宫廷建筑雄伟敦厚之中。各王府私宅也沿袭了明 代北京官家大贾四合院私宅的封闭式庭院格局，承继了中国汉族传统文化中 唯我独尊、自成一体的文化精神，并使其在建筑习俗中得以充分体现。同时 这种四合院式建筑的格局，也反映了王爷们对南方汉族风水观的全面接受。 清代中国传统习俗活跃的第三个体现是帝助民乐，官激民业。 紫禁城内戏楼、戏台很多，演戏是宫中的主要娱乐活动。大凡过节过年， 大庆之宴，都要请戏班子来演戏。演得好，讨了皇帝、皇后或太后的喜欢， 便会赐予皇封。乾隆年间，京东民间花会之一的“狮子会”，其狮舞非常宏 伟气魄，在当地名气很大，于是便有人将其引进皇宫，讨皇上喜欢去了。由 于“狮子会”的舞技精彩绝伦，乾隆看后甚是高兴，于是赐封该会为“金铃祖师”。“狮子会”自从有了皇封后，在民间的地位立刻发生了变化，自然成了民间各花会的“统帅”，每逢走会，被赐封为“金铃祖狮”的狮子就要
走在最前面开路。这与中国人的皇权意识分不开，是皇帝至上观念的体现。正因为皇封的作用，使民间花会活动走向了繁荣，经久不衰。清代年节时， 走会的越来越多，其俗越搞越火红便是有力的佐证。

再看天津皇会，原叫“娘娘会”，据说也是因乾隆皇帝赐封后才变得兴
旺发达的。其场面之壮观，京津两地庙会无一能比。且不说观者如潮，就是 参加祭拜走会的各花会也不可胜数，队伍如潮涌，一年比一年规模大。其实， 最初的“娘娘会”，规模虽说还算可观，但比之皇封之后，无论从服饰、旌 旗、场景，还是走会人数上，其气势和规模都逊色了许多。 再有中国清代建筑，宫廷园囿建筑多采纳江南官宦、大贾园林式私宅的 风格，这种建筑不仅修建于紫禁城内，而且修建于颐和园，修建于热河避暑 山庄。清乾隆帝如此推崇江南建筑风格，也就刺激了江南官宦大贾造宅之风 的大兴，这些人不遗余力地精修细雕私宅，为的是让皇上看中，搬回京师， 同时，亦达到抬高该宅该人社会地位的目的。这仍然是皇权意识使然。 仔细想想清代饮食习俗，这一点就更加明显、突出了。清代，许多宫廷食品慢慢流入京师市场，因源于宫内，故身价剧增，开店老板也从中获利甚 丰。像肉末烧饼，据说是慈禧太后梦中所得，赶上厨师次日清晨又送的是烧饼早点，慈禧高兴之余重赏了厨师。于是乎，这没名的烧饼因得于慈禧的梦 而不胫自走，不久，街市上便有了慈禧太后爱吃的肉末烧饼。皇太后爱吃， 百姓能不尝尝？做此生意的买卖兴隆，因与“皇”字沾边，而流传至今。以上三点足以说明清代是中国传统习俗最活跃的时期。

那么，清代习俗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color=#ff3300]第一是传承性。[/color]
清代习俗多承明代习俗，特别是信仰习俗、禁忌习俗方面，无论是宫廷， 还是民间都多承古俗。民间普遍信奉祖先神、祭天神、地祇、日神、月神等， 沿海地区普遍信奉妈祖神，另外还普遍崇拜观音娘娘、关公、城隍、寿星、 八仙等等。清宫廷祭祀活动，除了沿袭明制朝廷祭祀制度，以圜丘、六泽、 祈谷、雩祭、太庙、社稷为大祀，日、月、历代帝王、先师孔子、先农、先 蚕、天神、地祇、太岁为中祀，先医、龙王庙、贤良和昭忠祠等为群祀等等外，还承满族古老的萨满祭祀之旧制，于坤宁宫祭满族诸神。

[color=#ff0000]第二是变异性。 [/color]

　　中国传统习俗，传至清代，有的已发生了变异，这中间分部分变异和全部变异两种。如清代男子的发式，就由明代束发习俗改为剃头留辫，尚属全部变异。又如：花朝节演变成春龙节，其节日的核心意义是与踏青、祈丰收有关，但由于加入了撒灰引龙之俗，所以也就发生了部分变异。再如：清代[[color=#ff3300]婚俗承袭的是古“六礼”，而且比“六礼”更浩繁、复杂，其变异则体现在形式上的变异。

第三是地方性。[/color]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此民俗也是丰富多彩的。不少民俗具有共同性，但也有一些民俗表现出地方性特点。就拿婚俗来说，多数地区都为包办婚姻，且行“六礼”，但也有不行“六礼”的婚俗制。如侗族的抢婚，准备出嫁的姑娘不是被花轿抬到婆家，而是由婆家派人去抢，把姑娘背回婆家。又如川滇交界处居住的蒙古族的走婚，秘密结婚，实行男不到女家落户，女不到男家落户。

[b][color=#ff6666]第四是历史性。

[/color][/b]　　如果说风俗是历史的剪影的话，清代风俗确实大体勾勒出了这段历史的社会生活。我们从清代节日习俗和商贸习俗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经济的发展，城市商贸业的繁荣，以及交通业的兴起。比如，京师的天桥，提起它，人们便会联想到那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处。有些人聚于茶馆、茶棚，边饮茶，边谈生意，做买卖；有些人听戏，消遣时光；有些人提着鸟宠子逛市；有些人把家里的旧货拿来摆个地摊出售；耍把式的都云集于此，站地为牢，耍上几个绝活，吸引来往过客；等等。由于天桥是穷人光顾的地方，富人为了不失身份，很少踏入，因此，也就有了个名符其实的俗称：“杂八地”。再如：清王朝的秘密建储制度，这种制度习俗是前中国历史上所未曾有的，因此其历史特点就更为突出。这一制度习俗是由雍正皇帝创立，他当着众臣之面“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此制度习俗由雍正帝始传承下去。这一制度习俗显然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在谈到清代习俗史的时候，亦不可忽略清代人对习俗的记录与研究。清代，关心民俗、乐于搜集、记录民俗的人多了起来，而且涉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也正为此，才能较充分地体现清代习俗的丰富与真实。

　　主要书籍资料有《广东新语》、《清稗类钞》、《陔余丛考》、《天禄识余》、《大清一统志》、《中国风俗史》、《钦定大清通礼》、《钦定大清会典》、《日下旧闻考》、《燕京岁时记》、《苗俗记》、《粤风》、《云南风土记》、《清嘉录》、《吴越风土录》、《杭俗遗风》、《帝京岁时纪胜》等百余部。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志上记录着各地奇异的风俗。因此，可以这样说，清代习俗不仅就其表现形式来看，比它以前各朝代是最活跃的，而且就习俗的搜集与记录而言，其资料的丰富性也是以前各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b][color=#ff3366][size=5]二、清代岁时节日习俗[/size][/color][/b]

　　岁时习俗是随着时序、节令变换、气候、物候变化在民间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惯制。这种习俗由于与“天时”相合，因此，在源远流长的传承过程中，变化甚微。然而，节日习俗便不同了，尽管也同岁时习俗一样，依时序、节令为转移，强调其季节性，但却带有极强的人文因素，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因此，在传承过程中，随着人们对节日的兴趣的增长、消减或转移，其变异是显而易见的。

　　清代岁时习俗基本沿袭了前代的俗制，没有什么变化，而节日习俗却在传承过程中产生了部分演变，其表现为旧有习俗的内容更加丰富和繁盛，节日习俗的性质的变异，新的节日习俗的形成，满汉文化的相互渗透。


[b]（一）日趋繁盛的民间传统节日[/b]

　　清代民间传统节日不可胜数，但规模之大、流传之广、内容日趋丰富的当数年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人们在这些节日习俗中不断创造了多彩斑斓的文化氛围和吉祥喜庆的气息。
　　
　　
1.清代年俗

　　年节，是我国各民族普遍重视的节日。由于各民族所使用的历法不尽相同，生活习惯不同，因此年节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过的年节是指阴历年。清代一过腊八，年事活动便逐步开始，直至正月十六送罢瘟神，整个年节才算结束。苗族的苗年从夏历十月初五过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彝族的彝年一般于彝历十月上旬由毕摩（巫师）占卜吉日举行，节期三日。羌族的羌年定于夏历十月初一。水族的端节于每年水历十二月下旬至翌年二月（阴历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每逢亥日，各地按传统习俗分批过节。

　　哈尼族过十月年，节期约五日。塔吉克族要在三月间举行“奇地前笛尔”年节。藏族的藏历年是在藏历正月初一举行。可以说，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年节习俗，但是，汉族的年节习俗发展至清代，不仅流传地区、民族得以扩大和增加，而且因城市商文化的繁荣和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等诸多因素使年节习俗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轻松的吉庆氛围。

　　实际上，年节习俗按内容可划分两大时间段：腊月初八至除夕为辞旧岁；正月初一至十六为迎新年。辞旧岁多与驱邪避秽相关，迎新年多与纳吉祈福相连。

（1）腊八食粥

　　清代腊八，全国大部分汉族地区都要喝腊八粥，此粥已从原来的“七宝粥”、“五味粥”的基础上增至“八宝”，并加以点缀，成为既好吃、又好看的腊八粥。它“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粥，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①尽管腊八食粥以驱鬼的古俗不复存在，但食粥以祈年丰人旺的古俗仍依稀可见，并增加了悦人的成份。 ①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腊八粥》。


（2）过小年

　　小年通常是在腊月二十三祭罢灶神之后，于二十四日夜举行。过小年乃是为了提前过年，提前驱灾免难，招财纳吉，清人笔记中有关于安庆相城（今属安徽）县人过小年的情景：“二十四晚，设酒醴以延祖先，自密室达门面，内外洞澈，灯烛辉煌，而花炮之声达于四巷，几与除（夕）夜无异，土人谓之小年。”②小年之隆重尤胜前季。
②清·姚兴泉：《龙眠杂忆》。

（3）年前备春联、贴春联

也叫“贴春帖”。此俗源自古代的桃符。春联的正式命名源自明代，至清，春联习俗已具规模，有专门书写春联的书家，有为书家写春联而设的市肆书棚。清人记载了这一情景：“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③清代京城人家得春联后，要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之后，“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④由于其中带有祈求神灵的意义，因此，在粘挂前必须举行净手、焚香、放鞭炮等仪式，以示对贴春联的恭敬。

民间春联用纸，多用红纸，以图吉庆，但清内廷、王公和宗室写春联，都要用有别于民间的镶有红边或蓝边的白纸，而且这种纸除了书写春联外，不得擅自挪为它用。
③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春联》。
④同上书。


（4）旧年除秽

　　腊月二十五，清人承前之俗，仍要举行驱邪除秽的祭祀活动，但其中已加进了祈秋的含义。这一日多举行“照田财”（亦叫“照田蚕”）除秽祈秋活动。“村农以长竿燃灯，插田间云，祈有秋，焰高者稔，谓之照田财。”①

　　除秽习俗的又一表现是“扫年”，祭罢灶神便陆续开始，家家都要将房里房外彻底打扫一遍，家内摆设、衣物、被褥也要全部清洗一番，最晚者也要在除夕完成。有记载说：“送灶神后，扫除祠堂舍宇。”②又说：“当除之夕也，洒扫庭阶，陈设供奉，入更后，启外门鞠躬迎神以入，奉爵以安神位献岁三日，不敢洒扫，虑尘神几筵也。”③

在福建、台湾等地区，各家要在除夕日的上午赶做“门头纸”。这种纸是用黄纸折叠而成的长条形，外包一层金纸，两端各贴一红纸圈。因“扫年”已罢，故除夕午后，便在两扇门的左右各贴一张，象征封门，实际上就是将秽气截于门外。直至正月初五，在祈神招财等民俗活动之后，才将这封贴撕下，然后带至野外空旷处焚化，并烧香祭拜，以谢门神之功德。

分类笔记　焚香　焚香致敬
①清·顾禄：《清嘉录·照田财》。
②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岁暮杂务》。
③清光绪年间编修的《祥符县志》。



（5）除夕之夜

除夕夜除秽驱邪习俗进入高潮，不仅要扫房以去尘秽，而且要向尊亲师
友辞岁。在南方“卑幼行礼于尊长，以别岁”；④在北方，还增加了向亲友辞岁的习俗和新婚者去岳家辞岁的习俗。通常人们在辞岁后要返回家中，先净手洗脸，然后祀祖供神，焚香燃烛敬天地。再后全家团拜，喝分岁酒，吃荤素细馅水饺，给压岁钱。全家聚坐食饮，直至天明。北方的守岁俗为“高烧银烛，畅饮松醪，坐以待旦”①；南方的守岁俗为“子弟称觞，为长者寿，环侍香案，通夜不寐”②。“辞”俗之盛是为了取悦神祖，恫吓鬼灵，为新年讨个吉利和顺气。因此，新年一到，整个民俗氛围便从“驱逐”转为“纳迎”。
④清·顾禄：《清嘉录·辞年》。
①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②引自《牟平县志》。

（6）大年初一招财进宝

　　正月初一招财神是新年纳迎的主要内容之一，此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只是各地表现形式不同。

　　清代，皖南、苏北、淮北尤盛“挂门钱”之俗。清人姚兴泉描绘了桐城人过年风俗，“桐城好，元旦贺新年，大族中堂悬福字，小家单扇贴春联，处处挂门钱”③。所挂的门钱，是用五色纸剪成铜钱的串状，然后在初一一早挂在房门的门楣上，以象征招财进宝。

　　四川地区则流行“装财神”风俗。正月初一，“乡里无赖以粉墨涂面，执鞭为优伶，立于诞（马）中，主人必给钱乃去。”④这些乔装打扮的文武财神，敲锣打鼓去各家贺年，以示送财送宝。“挂千”亦称“挂钱”、“门笺”，则流行于满、汉族地区。清人富察敦崇记载：“挂千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悬也。是物民户多用之”⑤。吉祥语多用“五谷丰登”、“吉庆有余”等。满族的“挂千”用白纸，中间刻一满文“寿”字，外为金钱花纹，正月初一粘贴于门楣之上，以象征招财纳吉。

③清·姚兴泉：《龙眠杂忆·时令类》。
④引自《新繁县志》。
⑤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挂千》。
　　
（7）过年贺正、逛庙会

　　清代过年，仍沿袭旧俗，家家走亲拜友，互贺新年，恭喜发财。清同治年间编纂的《淡水厅志》载：“正月元旦，焚香，衣冠，祀祖谒神，向吉方出拜亲长师友，曰‘贺正’。”互送“拜年帖”（现在的贺年片）已成为城乡遍及的习俗。

　　过年逛庙会，在清代已成风气。

《清稗类钞》载：“京师各庙，辄有集市，百货充盈，游人纷沓，俗谓之‘逛庙’。逛庙有定期，京师广宁门外财神庙，庙貌巍焕，报赛最盛。每岁正月初二日倾城往祀，商贾妓女尤夥。庙祝更神其说，谓借神前纸锭怀归，俟得财当十倍以酬神，故皆趋之若鹜也。”

此时庙会已与商业文化联系为一体，就拿北京厂甸庙会来说，元季为海王村，清初尚不繁盛，但至清乾隆年间，形成市肆，每年夏历正月初六至十六日，谓之开厂甸。在这段时间内，地摊一个接着一个，卖珍宝、书画、古董、碑帖、南纸的，卖各种饮食、玩具、首饰、花卉的，还有演曲艺、耍杂技的等等，都借众人逛庙拜神之际，借“集贸”发财。而众人也在逛庙会时买上几件可心的东西，图个新年吉利、财运亨通。

　　逛庙会不独京都有，许多地方，特别是城、镇，均于清代形成风气，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b]2.元宵节的“灯火”[/b]

　　明季元宵节上灯就已约定俗成，至清代，更创盛大之风。“京师灯市，始正月八日，至十三日而盛，十七而罢，市规也，张灯亦如之。张灯之地，以正阳桥西廊坊为最，巷有五圣祠，康熙癸卯，里人燃灯祀神，来拜观者如堵，因广衍为阖巷之灯，巷隘而冲，不容并轨，车旋辔马，仕商往来经之者，

　　十率八九。向夕灯悬，远近游观，不下万人。施放烟火，鼓吹弦索，走桥，击唱秧鼓，妆耍大面具，舞龙灯诸戏，亦趁喧杂，蚁聚蜂屯，纷沓尤甚。巷多楼居，灯影上下参差，辉璨如昼。灯之类，流珠、料丝、画纱、五色明角、麦秸、通草、百花、鸟兽、虫鱼、水墨及走马鳌山等，巧变殆尽。”①元宵节之夜上灯之俗，其隆重与繁盛，遍及全国。
①引自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1）江南的上灯落灯

　　清代，江南一带通常十三日上灯，十八日落灯。清人如此描述了江南上 灯落灯的情景：“十三夜，悬点灶灯于厨下，凡五夜，至十八夜止。”而十日夜通常家家要吃团子，到了十八日落灯之夜，便要改换食面条了。 在杭州一带，还要在十三日的前一日将灯节所引龙灯拿到龙神庙“点睛 参谒挂红，称为龙灯开光”②。此夜，赴吴山龙神庙的各路龙灯，相互戏耍， 飞舞腾跃，十分壮观。
②参见清·范祖述《杭俗遗风》。


（2）蜀地的灯山会

四川一带的灯节就显得更加繁缛。在四川西部，从正月初九“开灯”时，里相约，轮流设宴聚饮。初九这一餐叫“试灯宴”，每夜一家坐东设宴， 直至十六日。聚饮时，各家室内厅堂都必须挂灯亮盏，以示驱秽求吉。当地 称此俗为“灯山会”③。
③参见《峨眉县志·方舆志》。

　　四川东部一带，灯节之俗略有不同。正月十五日夜，各家各户室内四处挂灯笼，不设坐东宴，而设家宴。全家人围坐一桌，聚饮共食，以贺新岁。

　　四川东、西部还流传着一种特殊的灯节习俗。正月初九日，从家里到户外，从街头到路口，从田间到地头，都要竖竿点灯，以驱逐不祥，保佑新年平安无事。灯名也多有求吉祈神之内容，如“玉皇灯”、“天灯”、“五谷灯”、“雁鹅灯”，等等。


（3）驱秽逐邪的“灯”

　　灯节中保留的驱秽逐邪之俗是从古傩演变而来的具体特指习俗。清代，安徽、湖北一带要举行“照虚耗”仪式。清道光九年（1829年）《阜阳县志》卷五记载着：“（上元夜）门户、碓、井等备设灯，谓之照耗”。照耗的象征意义与古傩的象征意义并无二致，只是所驱、所照对象更加具体化了。

　　江苏北部地区，元宵夜要引火烧田，烧死害虫及虫卵，祈求丰收①。苏北有童谣：“灯笼亮，火把红，正月十五炸麻虫（亦称照麻虫），场边田边都炸到，炸得害虫影无踪。”

　　陕西一带，又演变成“照黑角”，元宵节之夜，除家家户户要挂灯亮盏，使屋内灯火通明外，还要派人专门挑着灯笼把房前、屋后、院中的所有黑暗角落全部照一遍，以示逐秽驱邪。
①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直隶通州志》。


（4）求子的灯

　　清代元宵节的灯俗还与求子有关。在四川东部有“偷檐灯”之俗，偷灯者多为不孕妇女，或尚未得子人家，由于元宵节各家各户都要在房檐下挂灯，不孕妇女或无子人家的一人便会趁夜深人静时，偷偷溜到事先相中的一家（这家通常为子孙满堂），将这家檐下的灯偷至自家，以兆新年得子。

　　广东元宵节求子，却要酬灯。《广东新语》载：“广州灯夕，仕女多向东行祈子。以百宝灯供神。夜则祈灯取采头。凡三筹皆胜者为神许。许则持灯而返，逾岁酬灯。生子者盛为酒肴庆社庙，谓之灯头，群称其祖父曰灯公。”当然，这一习俗略显带有火神崇拜的原始宗教的痕迹。

[b]3.端午节的厌胜物

[/b]　　清代端午节的厌胜物已从古代朱索桃印、艾人、五彩缕、赤灵符中滋生出更多的新的厌胜物，但其中驱邪除秽的根本意义没有变。
　　
（1）天师符

　　据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每逢端午节，北京一带的街面店 铺，都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 悬而出售。人们争相购买此物，并将其粘贴在中门，以此避灾驱邪。天师符 一般为端午节那天贴挂，于五月初六日撕去。很明显，这一厌胜物是由古代 朱索桃印、赤灵符演变而来的，增加了更形象的文化内涵。


（2）彩葫芦

　　这是一种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端午厌胜物，它是用五色彩纸折叠成形后， 用剪刀剪裁或浆糊粘贴而成的。有圆形、方形、菱形等多种式样，下缀以彩 穗，挂在房门上。这些被剪成的“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 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①

这种厌胜葫芦还被深闺中的巧女用绫罗制做成葫芦状的小巧之物，配以小虎、粽子、樱桃、桑椹等，用彩线穿为一体，然后于端午日悬于姑娘的钗 头，或系在小儿的背上②。 这是古代五彩缕的变体，使这一抽象的、简单的厌胜物注入了更生动形 象、丰富具体的内容。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3）染指甲

清代，此俗流行于全国许多地区。端午日，年轻妇女要摘凤仙花，并将
其捣成汁，然后用它涂染指甲，直至指甲染红为止。通常要依据年龄来确定 染指的多少，小女孩一般十指均染，年龄稍长者仅染无名指和小指①。民间 认为，染指可以避邪，加之染指亦美，故形成风气。 此外，端午的厌胜物还有插于门旁，以禳不祥的菖蒲、艾子；为孩子特 制的百袋，绣有花果图案的彩色肚兜，缠在手、脚、颈上的五彩线；用菖 蒲、艾等熬制的沐浴水等等。

（4）恶五月的禁忌
自古以来流传着五月为“恶月”、“毒月”之说。民间认为该月毒虫滋
生，瘟疫流行，易得病灾，因此形成了许多禁忌。至清代，五月禁忌沿其古
俗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该月不迁居、不糊窗隔②的禁忌习俗。
北京一带民间流传端午日井水有毒之说，故该日禁忌从井中汲水，每户
都要在前一日争相汲水，蓄满缸釜③。
上海一带忌讳称恶，故称善月。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③参见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b]4.中秋节偷摸不算偷[/b]
　　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流行于全国各地。清代的中秋节不仅沿袭了古俗，还形成了拜月、烧斗香、走月亮、放天灯、树中秋、点塔灯、舞火龙、曳石等活动。最具特色的当属“偷”俗。

（1）偷儿女
　　在陕北地区，中秋之夜家家都要摆瓜果祭月、赏月。一些无儿无女的人家便会于夜深时去别人家偷摸一些红枣、瓜果等食物，取其“早生贵子”之吉。即使此行被主人家发现，主人也不会追究，只装未看见，一笑置之。

（2）偷瓜送子
　　还有替未得子人家偷瓜的。黄河、长江流域地区，中秋之夜会有一队队儿童到田里偷摘南瓜，瓜上画上婴孩，或插泥人后，送到无子或新婚人家。拖泥带水的瓜被孩子们放进这些人家的被褥之中，主家亦不得恼怒，还须热情款待这些送子儿童。
湖南、贵州一带则由不育者的亲友去邻里菜园偷冬瓜，以彩色绘成人面，又裹以衣服，呈人形，送至不育人家。其妇得瓜，要剖食之，以为这样做可得子。


（3）偷月亮菜

　　在湖南新晃侗族地区，每逢中秋之夜，便有偷月亮菜之俗。传说，此夜月宫仙女下凡，为人间洒甘露，而食了这些洒有甘露的菜、瓜等，便可延年益寿，福星高照。入夜后，妇女们便相约结伴，打着伞去各自恋人家偷菜，偷罢，还要大声招呼一声主人去家里吃油茶。若要偷到成双生长的豆角，则为喜兆；若是偷些肥瓜、毛豆，则象征自己的孩子健康、壮实。小伙子也有偷菜的，但多在地里野餐吃掉，不可带回家。

（4）摸秋

　　在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中秋夜亦有偷摸之俗。未孕妇女要在小姑的陪同下，到田野爪架、豆棚下偷些瓜豆。传说偷摸南瓜，易生男孩；偷摸扁豆，则生女孩；若要偷到白扁豆，那更是吉兆，除生女孩外，还象征着夫妻白头到老的好兆头。清人梁绍壬说：“鸠兹（芜湖之古称）俗，女伴秋夜出游，各于瓜田摘瓜归，为宜男兆，名曰摸秋。”①

　　陕西一带的偷俗略有不同，中秋夜，家人令小孩去附近秋田去偷摸一样东西，若摸到葱，父母则认为此孩儿长大会很聪明；若摸到瓜果，则认为孩子长大不愁吃喝。
　　中秋夜偷摸不仅不算偷，而且被偷人家还有纵偷行为，但过了中秋节，若要再偷，那可就要按贼来惩处了。
①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b][color=#ff3366]（二）民间传统节日习俗的变异[/color][/b]
　　一般来说，民俗事象一旦形成，便大致保持着相对稳定性。但是，尽管
如此，由于受到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的种种因素的影响，民俗事象在流传
过程中仍然会产生内容或形式上的变异。
1.花朝节演变成“春龙节”
夏历二月初二于唐代为踏青节或曰花朝节，至明以后便增加了撒灰引龙
之举，俗称“龙抬头”，到清代，此俗已形成规模，取代了原来的花朝节，
被定为春龙节。清咸丰年间地方志记载：“……以（二月）二日为春龙节，
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名曰引钱龙，招福祥也。”②此日，各家做韭菜馅的
荤、素饼，并用油炸后再食，称为“熏虫儿”③。人们称这种饼为“龙鳞饼”，
称所食面为“龙须面”。这一日还禁忌妇女在家用针线，以为用了便会伤害
龙的眼睛①。
原花朝节被挪至二月十五日，有记载：“十五日曰‘花朝’，小青缀树，
花信始传，骚人韵士，唱和以诗。”②
2.上巳节演变成春游节
清代，三月初三上巳节的祓禊之意已基本趋于淡化，转而为娱乐性的春
游节。这一日，民间有流杯、流卵、流枣、乞子和戴柳圈、探春、踏青、吃
青精饭以及举行歌会等活动。
传说三月初三日还是“荠菜花生日”，于是，人们在踏青时，无论男女
都要采摘此花，男子将花戴于胸前，女子将花戴于发上。它有祈明目和装饰
双重作用。
三月初三亦是南方许多民族的歌节，壮族要赶歌圩、举办歌会；侗族有
对歌、踩堂；瑶族、布依族、水族等都以三月初三日为歌节。是日，青年男
女相会对歌，谈情说爱。
3.乞巧节演变成七娘会
夏历七月初七的乞巧节，清代于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又演变成七娘会。

②引自清咸丰年间编撰的《武定府志》。
③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广东新语·事语》记载：“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七娘会的参加者，均为姑娘，她们每人集资若干，抽空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各样的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在初六那一日杂以针线、脂粉、古董、珍玩、花生、时果等列在庭内八仙桌上，供人评赏。初七日开始迎仙、拜仙、拜牛郎等，礼节相当繁缛。这一节日不仅包含了妇女乞求智巧的古俗，而且演变成了民间自发组织的集团民俗活动和由此产生的繁缛的祭神礼仪。
　　
而在山东一带又演变出贺牛生日的习俗。由于牛郎织女婚配得助于老黄
牛，因此，民间又将乞巧节演变成牛生日。清人记载：“七月七日，……牧
童采野花插牛角，谓之贺牛生日。”①这一日要以酒食款待耕牛，以示恭敬。
4.晒虫节演变成晒袍会
夏历六月初六日为汉族传统节日——晒虫节，宋季亦称“天贶节”。
清代衍化出一些新俗。上海裁缝要在这一日聚集于城隍庙举行晒袍会，
活动包括洗涤神器和城隍衣饰，还有集市庙会、戏文演出等。这一活动已明
显带有行帮社会习俗的特点。
江浙一带妇女还于该日洗发，俗传这样做可使头发不腻、不垢；更有“牵
猫犬浴于河”②者，认为可避免虱蛀。苏北是日嫁女，要特备腊肉肘和水果
花红，馈赠出嫁女儿，以图吉利。
云贵一带的布依族是日要宰猪杀牛，包粽子祭祠祖先；吃五色糯米饭，
以贺五谷丰登；用白纸做成三角小旗，沾上鸡血或猪血后，插在田间地头以
防蝗灾③。
5.无定日的老鼠嫁女
“老鼠嫁女”是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的祀鼠活动，亦称“鼠纳妇”，清代
的地方志书上已有记载，只是“老鼠嫁女”没有统一的、固定的日子。四川
定在除夕，苏南定在正月初一，苏北为正月十六，湖南又为二月初四。活动
内容也五花八门，湖南一带是日要遍插蜡烛于屋角、过道，彻夜通明，大人、
孩子都要早早上床睡觉，以示回避。苏南则整夜不点灯睡觉，曰“老鼠嫁女”
①。江南人家还为老鼠嫁女准备喜糖，家家炒芝麻糖、爆秫米花等，晚上摆

①引自清咸丰年间编撰的《武定府志》。
②参见清·顾禄《清嘉录》。
③参见清·李吉昌：《南笼府志》。
①参见清光绪年间编撰的《武进阳湖县志》。
于鼠洞口，敲锅打响，为老鼠催妆。民间认为，该夜将老鼠遣嫁出门，可防
老鼠咬啮衣物，以求吉利。

[color=#ff3366][b]（三）清代形成的民间节日
[/b][/color]　　民俗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时间上的传承凝聚力方面，还表现在空间上的播布广泛性方面。正因为此，民俗事象才能在流传过程中保存其最古老的母题和最凝重的核心，呈现其传承的持续、稳定性。同时，由于历史变迁、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等诸因素的作用，又使旧有民俗在广泛交融、碰撞中形成了新的、独特民俗。
　　清代是中国传统民俗活动最繁盛，流传空间最广泛的时代，因此，也就促使一些古老的民俗事象在交融与碰撞中形成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尤其体现在节日习俗中。
　　
1.苗族“跳月”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贵定一带，早在清康熙以前便有一种独特的年俗活动，人称“跳月”。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清代田瑞之于康熙年间所著的《黔南竹枝词》的一首诗：“花树跳花花一族，月场跳月月三更；浓装只爱悬珠好，雾壳争如绘腊精。”
　　清康熙年间（大约在1661年后），苗族的“跳月”便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民间传统年俗活动，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由寨老牵头承办。最初月场并不多，随着活动造成的日趋广泛的影响，每年参加者人数的不断增加，月场便在居住较集中的地方逐渐增设，并在时间上采用了交叉排列的方式，除正月初一和正月十八日不设月场外，其余孟春日均有月场，只是月场地点不同而已。
　　清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描述了苗族跳月之景：“花苗……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壤为月场，以冬青树一束植于地上，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皆艳服，吹笙踏歌跳舞，绕树三匝曰跳花。跳毕，又视所欢，或巾或带与相易，谓之换带。然后通媒约，议聘资，以妍媸为盈缩。”①
①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第二卷。
　　道光年间又有人记载：“花苗，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女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附之后以为节，并扇舞蹈，回翔婉啭，终日不倦。”②
②引自清道光年间编撰的《黔南丛书·黔书》。
　　至清中叶，各地土司为了祈福免灾，依靠权力和财力在自己门前设场，致使“跳月”活动愈演愈烈。
　　“跳月”一般没有什么固定程序，青年男女、中年妇女和小女孩都可参加。参加者可随时进场，也可中途退出。“跳月”要根据人数分成若干组，每组前面必须是两名男青年芦笙手，后面跟着女青年，不过女青年的人数多少完全取决于男青年个人的风姿和吹奏技艺。这些未婚姑娘和已婚妇女跟在她们所爱慕或钦佩的男子后面，踏着芦笙节奏，翩翩起舞，绕场而行③。
③参见黔南州文化局编印的《黔南民族节日通览》。
　　
2.花儿会
　　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回、土、东乡、撒拉、保安、裕固等民族中流传着名叫“花儿”的传统歌会，每年夏历四月或五、六月举行，会期为5天。据传，花儿会在西北地区已有200至3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就已形成规模。
　　花儿会规模最大的当属甘肃境内莲花山花儿会和青海境内的五峰山花儿会。莲花山花儿会每年夏历六月初一至初六举行，人们一方面到这里朝山，一方面前来赛诗对歌。前来参加花儿会的歌手要自动组成10人左右的
班子。男女均有以这样方式组成的临时“花儿班子”，然后向莲花山进发。按照花儿会的“规程”，凡是赶会经过的村子，都由本地歌手用一道道马莲绳拦住客人，并且对歌。当四面八方的歌手汇集到莲花儿山下的时候，按照花儿会的“规程”，正式的“对歌”进入高潮。无数组“花儿班子”开始两两对歌，莲花山成了歌的世界。

3.锡伯族“杜因拜专扎坤”节
“杜因拜专扎坤”是锡伯语音译，译成汉语即“夏历四月十八日”。
据沈阳太平寺锡伯族家庙碑记载，锡伯族公元16世纪前居住在东北地
区，18世纪中叶，清政府在新疆伊犁设立将军衙门，统辖新疆，并于乾隆二
十九年（1764年）从盛京（今沈阳）所辖的沈阳、辽宁、开原、义州、凤城、
熊岳等17个城镇，抽调锡伯族官兵1016人，连同家属共3164人，编成10
个札兰（队），在满族协领哈木古朗和城守尉喀什尔西带领下，于夏历四月
十八日从盛京启程，于乾隆三十年七月，抵达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
并长期驻留至今。新疆的锡伯族为了纪念西迁的壮举，将夏历四月十八日，
即西迁出发日定为节日，以示纪念。在这一天，各个牛录（相当于乡）都要
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赛马、刁羊、射箭、摔跤，年轻男子还要骑着
骏马出外野游，妇女、老人们或坐车或徒步到野外踏青、野餐。此外，人们
还赶庙会，各家各户做“米顺”（面酱），吃鲜鱼，做蒸肉。还要按村屯聚
集于一起，请老人讲述祖先西迁屯田戍边的故事。

4.苗族“牛打场”
　　“牛打场”是贵州贵定县一带苗族的祭祖活动，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形成规模盛大的节日俗制。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贵州巡抚爱必达著《黔南识略》，其中卷二写道：“斗牛……白苗衣尚白，短仅及膝。男子科头跣足，盘髻长簪。祀祖，择大牯牛头角端正者饲之，及茁壮，即合寨共斗于野，胜即为吉，卜日杀之以祭。”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贵州布政使罗典著《黔南职方纪略》，其
中苗蛮卷九记载：“祀祖，择大牯牛头角端正者，饲及茁壮，合各寨有牛者
斗于野，胜即为吉，斗后卜日砍牛以祭。主者服白衣青套红褶宽腰裙。祭后，
合亲族高歌畅饮。”
苗族的“牛打场”实际分为两大程序，一是斗牛，二为祭祖。时间上也
有明确规定，60年为大祭，13年为中祭，7年为小祭；正月择吉日斗牛，之
后月，即夏历二月十三日祭祖。
贵定县云雾镇的新场“牛打场”是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参加斗
牛的牛饲养十分讲究，要有老人精心饲养，平日不过多劳动，在开场前一两
个月要隔圈饲养。“牛打场”的当届场主要在开场前两个月向各苗寨发请帖。
使参赛牛的饲养者有所准备。在开场前一天，参赛人家还要请一位亲友在寨
上鸣锣，以告全寨，因家牛参赛，故禁忌孕妇、坐月婆、新寡妇登家门或靠
近牛圈；禁止各家来借东西，以免借走牛的威风和力气。
斗牛日，寨老于11点左右宣布“牛打场”即将开始，简述“牛打场”
的历史和有关规定。另一位寨老宣布“踩场”开始。铁炮轰鸣，踩场的队伍
鱼贯而入，最后，场主身穿大红袍，头戴黄冠，手持拂尘走上场，身后跟随
两男子，一人持牛角杯，一人捧酒坛，当牛上场后，他们用牛角杯给牛灌酒，
以激其斗性。接着斗牛士将牛牵出，自由结合成对手，相距数丈远，接着，
一声炮响，牯牛脱缰而出，向对方猛冲过去，头角相撞，甚是精彩。下午5
点左右，斗牛结束，场主要给优胜牛戴金、银角，并披红挂彩，放铁炮，吹
唢呐欢送。获胜牛所在寨子的群众则列队于寨头，击锣、吹笙、跳舞、放鞭
炮，迎接“英雄”归来。
斗牛之后，便要在下个月的夏历十三日祭祖。祭祖是以家族为单位进
行。60年大祭要砍牛祭祖。杀牛后，家族众人集中于“经堂”（设在该家族
年最长、威望最高的族长家）祭祖。由巫师先念咒语，穿红袍，祭拜，然后
唱盘古歌，歌诵祖先的恩德，创业的艰辛，子孙的幸福。子孙们跪拜叩头，
有击鼓者击鼓伴奏。祭毕，放铁炮三响，各家族分别设宴招待亲友。整个节
日活动到此全部结束。

5.古隆坡会
　　广西融水一带的民族传统会期——古隆坡会，相传形成于清咸丰年间（1861年）。在这里居住的苗、瑶、壮、汉四民族抗击清兵，并将清兵击退后，为了纪念被战死的300多名兄弟，他们将这些尸体埋在战地——大坡村边坡坪上，并设“天祀坛”，立“天祀碑”，修筑一座大坟墓，将正月初四、十五、八月十五定为战死者兄弟纪念日，形成了大坡坡会期。后因大坡坡会的影响逐步扩大，远近参加者愈来愈多，于是在众人的要求下，将新的坡会从偏僻的小寨挪至各民族居住的中心区域——香粉地区古隆坡，名曰古隆坡会。时间与大坡坡会相隔一日，为夏历正月初五、十六、八月十六。当时的请帖很有些诱惑力，不仅邀请各族男女青年赶完大坡坡会后的当天去香粉地区21个村寨居住、做客，而且欢迎第二日参加古隆坡会。当地团总韦兰庭发布了如下邀请令：凡是有民族乐器和民间体育项目的村寨可以带上；凡是参加完会期的，当夜还可以留宿；凡是还想对歌的男女青年，当夜可以继续对歌；次日青年男女可以相送而行。
　　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古隆坡会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大坡坡会，成了远
近闻名的民俗节日。每年会期，远近五乡八甲的各村芦笙队、舞狮队、马队、
画迷鸟队都云集于此，展示各种竞赛；各民族男女青年展开山歌比赛，并借
此谈情说爱。到了晚上，各村寨灯火通明，家家客满，主人拿出酒食宴请客
人；男青年走家串寨，以山歌为媒寻找恋人①。
6.太平军生日祭②
浙江海宁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清咸丰十年（1860年）夏历八月二
十三日，一支太平军队伍攻下了硖石镇横头，并住进沈家厅。因战事，当地
人几乎都跑到外面躲藏起来。镇上成了“空城”。一位太平军将领在街上察
看，听见从一虚掩的门内传出婴儿的哭声，于是走了进去，他看见一产妇病
卧于床，一打听，才知道丈夫逃往乡下。他派士兵为产妇送去大米、鸡蛋、
红糖，并为她烧煮。太平军贴出“安民告示”，并为逃躲在东山的百姓送去
许多糕团，劝说百姓下山安心营生。第二年，海宁老百姓喜获丰收。他们认
为这是太平军带来的财运，于是，当地人就把太平军进驻的那一天——夏历
八月二十三日定为太平军生日，家家户户烧红糖芋艿新米粥吃。尽管太平军
最后失败了，但当地这个习俗却依然如故地流传下来。
7.布依族王龙赶祭歌节
王龙赶祭歌节形成于清咸丰年间，它是为了纪念布依族反清英雄杨元保
而设于夏历五月初五的民族节日。这一天，贵州独山一带的布依族男女老少

①参见潘光华《中国苗族风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参见《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要汇集于拉旺乡王龙村者安寨对面的扶宁坡唱歌，到“马刨井”喝水、沐浴。
据传说，杨元保当年抗清被困扶宁坡，全军人马缺水，杨元保所骑的白马跃
起前蹄，从石缝旁刨出一眼泉水，解缓了缺水之危。因此，人们就把五月初
五当作祭奠杨元保及其神马的节日了。
当地老人口传，“赶祭歌节”在杨元保聚众起义前就有，但杨元保牺牲
后两三年，赶祭逐渐兴旺起来，形成声势和规模。究其原因，起义失败后，
杨元保的儿子及其他英烈之子，秘密串联群众到扶宁坡祭奠杨元保等英烈，
策划反清斗争。此举被内奸告密，清军前来镇压，发现群众都在洗澡或对歌，
无造反迹象，只好悻悻而去。从此，每年端午日赶祭唱歌，便形成了一种俗
制。人们在赶到扶宁坡前，要先唱一首纪念歌颂杨元保等英烈的歌；去“马
刨井”洗脸沐浴的人，要把从家里带来的粽粑、熟蒜、雄黄酒供于井坎，将
银毫丢进井水里，若没有银毫，则将随身揣的艾叶拿出三片丢进水里，然后
再唱一首颂歌，以示敬意；之后可依次品尝“马刨井”的泉水，顺着小溪洗
脸、洗脚，换上新袜去坡上对歌①。
8.广东人游花市及其它
　　清咸丰年间，广东广州的花市就形成相当规模。咸丰、同治年间的张心泰在《粤游小志》中说：“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及水仙花城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座几，以娱岁华。”咸丰、同治年间的又一诗人云：“双门花市走憧憧，满插箩筐大树秾，道是鼎湖山上采，一苞九个倒悬钟。”广州花市是由古代花市、夜花市发展成的年宵花市，每年腊月二十七日至除夕夜举行，并形成了以逛为主的消遣、娱乐性民俗文化活动流传至今。
　　除上述外，于清代形成的节日民俗还有一些，如香港的“抢包山”，形成于清中叶；云南回族亡人节，形成于清同治年间；贵州苗族爬坡节形成于清同治年间等等。这些节日多是由祭祀习俗发展而来的，或在原有风俗活动的基础上，经当地权威人士倡导或官府推动，形成一种俗制，并为当地百姓所接受，流传至今。

①参见黔南州文化局编印的《黔南民族节日通览》。

[color=#ff3366][size=6][b]（四）清代宫廷节令俗制[/b][/size][/color]
[b]1.元旦[/b]
元旦为一年之始、万象更新之日，故又称作“年”。“年”是我国古代
大多数民族最重要的节日，作为“万民之主”的帝王，更要大张其事，因此，
历代宫廷均有名目繁多、盛大隆重的节庆活动。满洲旧俗亦特重此节。元旦
这天，民间有“贺岁”（邻里早起拜年、叩头、互道吉祥）和“送财添财”
（抱柴入室添入灶中）等习俗。清王朝建立后，特别是定都北京后，满洲贵
族受汉族风俗的影响，在改造其旧俗和明代宫廷习俗的基础上，形成了清宫
特有的一套年俗制度。

[b]（1）元旦诸贺典[/b]
　　贺典即制度化的庆贺典礼。清代的元旦贺典主要有明窗开笔仪、堂子祭天、大朝贺、皇太后受朝贺和皇帝内廷受贺等。
　　元旦贺典从半夜子时（今23点至1点）即已开始。这天皇帝起身后，太监就将事先准备好的水果、蜜饯等食品摆满一桌，并恭请皇帝吃苹果，取“岁岁平安”、“甜甜蜜蜜”之意。
　　子正一刻（今零点30分），皇帝至养心殿东南室行开笔仪。其时，室内桌案上已摆放了“金瓯永固”金杯，内注屠苏酒；玉烛一枝；朱漆雕云龙盘一，内盛古铜八祉吉祥炉和香盘二；特制御笔数枝，笔端及笔管分别镌刻“万年青”和“万年枝”字样；御用明黄纸笺若干。皇帝饮酒后亲手点燃玉烛，再将御笔在吉祥炉上黛香，然后行笔书写。先用朱笔，再用墨笔，各写吉语数字，以图新年大吉大利，“以祈一岁之政和事理。”
　　比如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帝颙琰在开笔仪上，就是先用朱笔在黄笺中心竖着写了“嘉庆元年，元旦良辰，宜入新年，万事如意”。一行四句。再用墨笔于其右写“三阳启泰，万象更新”；于其左写“和气致祥，丰年为瑞”。两行四句。
举行开笔仪之后，皇帝才能用笔行文写字。由于养心殿东南室门额书“明
窗”二字，开笔仪又称“明窗开笔之典”。
　　此仪肇始于清世宗（雍正帝胤禛，1722至1735年在位），以后各代清帝皆奉行不辍。开笔仪毕，皇帝亲率宗室王公、贝勒及满族一品大臣至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的堂子，行祭天之礼。
　　“堂子”是满族原始宗教即萨满教的祭祀场所。内供天、地、星辰、释迦、观音、关帝及满族始祖诸神。祭堂子是满族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和祭祀典礼。清代以前的历代王朝，也有于元旦祭天的制度。清代改为堂子祭天，融入了满族的宗教色彩。最初，满族各家均可设堂子祭神。
　　清建国之初，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建堂子，奉祭堂子为国家大祀；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年号，1639年）又将祭堂子定为皇室的专利，命“官员、庶人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八十一）。
　　满族入关后，于北京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建堂子，内设祭神殿、天圜殿、上神殿、神杆等建筑。堂子之祭，既有每日的朝祭、夕祭，每月初的月祭，每年的春秋大祭，元旦除夕之祭等定期祀典，也有命将出征、出征凯旋等临时祭祀。其中，元旦的堂子祭天祈福是最重要的大祀之一。其主要仪式有司祝（萨满）献酒、擎神刀祷祝、诵神歌，皇帝率随员向神行三跪九拜礼，恭进胙糕，奉献福酒，皇帝受胙等。皇帝赴堂子祭天，汉族大臣不必参加，百官穿朝服于午门外相送。
　　祭堂子毕，圣驾还宫，皇帝与皇后去坤宁宫祭神。坤宁宫是紫禁城后三宫之一（另两宫为乾清宫和交泰殿），明代为皇后正宫，清代用作祀神之所和皇帝大婚时的新房。坤宁宫所供神灵和祭祀方法与祭堂子十分相象，只是祭典规模要比祭堂子小。如果说堂子是清廷国家的祭神场所，那么，坤宁宫则是宫内皇家的祭神场所。
　　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载：“（坤宁宫）朝祭神为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夕祭神为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又树柳枝求福之神，称为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者，为保婴而祀。”
　　元旦这天三更，皇帝、皇后诣坤宁宫祭神。在此之前，司香在朝祭、夕祭神位前上香，并于神位前铺设皇帝行礼用的毡垫。届时，皇帝立于神位前方正中，太监奏三弦、琵琶，鸣拍板；司祝先跪，皇帝后跪；司祝擎神刀祷祝、诵神歌；司祝祝毕，皇帝起身；最后皇后行礼。
　　元旦堂子祭天与坤宁宫祀神，目的是祈求神灵在新的一年中保佑大清国运昌盛、家族安康。
　　然后，皇帝赴奉先殿祭奠祖先及神位，再率王公大臣、侍卫、都统及尚书以上官员诣慈宁宫向皇太后行朝贺礼。皇帝行礼毕，皇后率公主、福晋（皇子、亲王等的妻子）、命妇（品官有封号的母亲或妻子）行礼，接着京官及地方官向皇太后具表致贺，并于午门外行礼。
　　天明时分，皇帝御太和殿主座接受外廷文武百官朝堂贺岁，是谓“元旦大朝贺”。届时太和殿前设黄案，亲王、贝勒、贝子、群臣及朝鲜、蒙古、
安南（今越南）等诸外藩王子、贡使咸列班次。王、贝勒立丹陛下；群臣自
午门之右的西掖门入宫，外藩自午门之左的东掖门入宫。班次既定，奏中和
韶乐，群臣及外藩依品级高低先后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
辰时（今7点至9点）大朝贺礼毕，皇帝至内廷乾清宫受家人贺礼。鼓
乐声中皇帝升宝座，皇后率妃嫔、宫女等上前行礼；继之，太子与诸王依次
在殿前行三跪九叩礼；再后，公主、郡主入宫中行礼；最后，皇帝至乾清宫
西暖阁，内外诸臣于太和门外向太子住所毓庆宫行二跪六叩礼。礼毕，朝贺
结束。
元旦朝贺是清以前历代王朝的惯制。清代朝贺礼中，除堂子祭天、皇太
后受朝贺为新加内容外，其余大都是从前代沿袭而来。它反映了满清宫廷礼
仪风俗对汉族宫廷礼俗的继承与发展。
[b]（2）太和殿筵宴
[/b]每年元旦贺典之后，清廷照例要于太和殿举行盛大宴会，宴请诸臣及外
藩使臣。每次筵宴约设宴桌200张，用羊百只、酒百瓶，与宴者多达近千人。
皇帝御用宴桌设于殿内宝座前，其他文武大臣及外藩使臣按照严格的品级尊
卑，分别于殿内、殿外两侧或丹陛上设桌。不同等级的宴桌又有“大席”、
“随席”之分，酒菜多寡及器皿质量均不相同。届时太和殿前陈设皇帝法驾
卤簿及丹陛大乐，旌旗招展，钟鼓齐鸣，王公大臣均穿朝服，各入本位，向
皇帝行一叩礼，然后就座。筵宴中间又有宫廷舞蹈及朝鲜、回部等的杂技、
百戏表演，场面热闹而壮观，充满节日的喜庆气氛。
此宴就时间和性质而言，应为清宫元旦贺岁之宴，但由于是在太和殿举
行，《大清会典》称之为“太和殿筵宴”；又由于规格高、场面大，此宴被
列为宫中“大宴”之一。
[b]（3）重华宫茶宴联句[/b]
重华宫茶宴联句是清宫元旦节俗中的又一盛事。“联句”是集体创作诗
歌的一种方法。相传汉武帝在柏梁台与群臣联句共赋七言诗，每人一句，每
句用韵，一句一意，是君臣联句作诗的肇始者，世称“柏梁体”诗。清宫联
句之俗始于康熙年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康熙帝（玄烨）大宴
百官于乾清宫，93人仿柏梁体以次联句。此后，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
初二，99人于乾清宫宴会联句。乾隆时，改酒宴为以雪水、松实、梅花、佛
手配的“三清茶”及果点待客的“茶宴”，并将茶宴地点改在重华宫举行，
同时还形成每次参与联句者限28人的制度。茶宴联句的次数也明显增多，
自乾隆八年至六十年（1743—1795年），新春重华宫君臣联句就举办过43
次。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帝归政时下谕将重华宫茶宴联句定为“家法”，
“俾世世子孙，衍庆联情，永垂法守。”（见《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六《茶
宴联句》）这一家法，嘉庆、道光时执行不辍，至咸丰时才不再遵行。
据《国朝宫史》记载，参加茶宴联句的诸臣，由皇帝亲自从内廷大学士
和翰林院文臣中选择。具体做法是，“每岁新正，……奏事太监预进名签，
既承旨，按名交奏事官员宣召入宫祇候，届时引入。”每次联句的题目均由
皇帝拟定，内容不外是借贺岁咏春颂扬皇帝的圣明睿智、文治武功或祈祝帝
年永享、人庆年丰、国运昌盛一类的逢迎之词。其中也兼有宫中年景习俗的
描写。参加茶宴联句之人还可享受禁中观戏和皇帝赐物（小件礼品）的待遇。
因此，与会者无不感到备受恩宠，引为殊荣。
重华宫茶宴联句与太和殿筵宴一样，表面看来，它们只是清宫元旦的节
俗活动，但实际上它们还是清廷显示其皇恩浩荡、与臣同乐、进而笼络群臣
情感的一种政治手段，最终是为维护其封建统治服务的。只不过前者较后者
规模小、政治色彩较弱而文化色彩较强罢了。
[b]（4）团圆饭及其它[/b]
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有过年合家吃团圆饭的习惯，皇家也不例外。清宫
中，每年元旦朝贺之后，皇帝要与后妃共进团圆饭。宫中团圆饭最有特色的
是吃素馅饺子。饺子，满语俗称“煮饽饽”。传说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
1626年）与明朝连年征战，在占领辽东的这年正月告天祭祖时，忏悔杀伐过
重，便规定元旦祭祀天神、祖先，以素馅饽饽为供献。后世相沿，遂成定制。
满族入关后，也把此俗带进了北京紫禁城中。
素馅饺子中又有包着小八宝、小如意等金银制品的“幸运饺”。据说吃
到幸运饺者就会在新年之中财源茂盛、大吉大利。此俗亦来自民间。满洲旧
俗，过年包饺子时要把一枚铜钱暗放于饺子中，吃到并吞下此饺之人，预示
终年顺利。皇帝吃饺子时，幸运饺是放在最上面的。这样皇帝一下著，第一
个吃到的就是幸运饺。
此外，元旦这天，皇太后要亲手制做满族糕点，置于神像及祖先牌位前，
以示敬意；宫中女眷之间互相行礼；太监、宫女们各向其主子行礼；宫外亲
郡王福晋也要向宫内亲人行礼，并进奉如意、果品等。总之元旦这天，宫中
节俗繁多，不可尽述。
[b]2.人日吃春饼[/b]
古称夏历正月初七日为“人日”。其说始见于晋。《北史·魏收传》载
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说》中曰：“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
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晋唐时期，宫廷中流行
以七种菜蔬为一餐和用彩缎或金箔剪贴成人形饰物佩带于身的习俗。明代宫
廷人日这天要吃春饼和菜。满族本无此俗，入京后，清宫沿袭明代惯例，也
于这天吃春饼和应节蔬菜。
[b]3.立春进春贴子词[/b]
春贴子又称“春贴”、“宜春贴”。汉族古代有“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
（见唐·孙思邈《千金玉令》）以祈吉迎祥的习俗。早期春贴以彩绸剪贴而
成，后来有剪纸和书写的做法。书写春贴字数多寡不等，但大都为与福禄寿
喜有关的对偶句。唐宋时，文臣有立春日向皇帝进春贴诗、词以贺春的惯例。
按清朝制度，每年立春之前，宫内例由南书房翰林拟写春贴子词，再由懋勤
殿首领太监将春贴于腊月二十日前后进呈皇帝。经皇帝审阅通过的春贴陈设
在乾清宫西暖阁书案上，同时换下旧的春贴，收藏于懋勤殿。清代中期，宫
中春贴子词多出自乾隆皇帝的诗句。
立春日宫中还必互相宴请，席间布置有春饼与菜。其俗与人日略同。
[b]4.上元观灯吃元宵及开买卖街[/b]
旧称夏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又称“元宵”、“元夕”。约在隋代，
上元节已形成，人们观灯游赏，极尽欢乐。到宋代，上元之夜又有吃元宵之
俗。元宵即“上元宵夜”的缩语。此后，观灯与吃元宵便成为上元节最主要
的风俗事项。因此，上元节又称“灯节”或“元宵节”。
清代上元节宫中要张灯结彩，但正式的赏灯、观烟火等节庆活动是在西
郊的圆明园中举行。据清昭梿《啸亭续录》载：“乾隆初，定期于上元前后
五日，观烟火于西苑（即圆明园）西南门内之山高水长楼，……凡宗室、外
藩、王、贝勒、公等一品武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军机大臣及外国使臣等，
咸分翼入座，……乐部演舞灯伎，鱼龙曼衍，炫耀耳目。伎毕，然后命放烟
火。”赵翼《檐曝杂记》又记：“上元夕，西厂（亦即圆明园）舞灯、放烟
火最盛。……未申之交，驾至西厂，……日既夕，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
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旋转，则三千人排
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岁’字；又依次合成‘太
平万岁’字。所谓太平万岁字当中也。舞罢则烟火大发，其声如雷霆，火光
烛半天，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由此可见，
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热闹、壮观！
依清宫惯例，宫中于上元节前后三日吃元宵。元宵由御膳房提前准备，
有甜味和咸味两种。甜味以白糖、核桃、芝麻、山楂、豆沙、枣泥、水晶等
为馅；咸味以肉、菜为馅，或荤或素，或荤素相兼。十五日早膳后，皇帝要
亲于神祖前供元宵。当日，皇帝于乾清宫与宗室共进的家宴，及在圆明园正
大光明殿宴请外藩首领时，席上均有元宵。
此外又有君臣赐呈元宵之俗。皇帝将宫制元宵赏赐给王公大臣，王公大
臣则把家制元宵呈献给皇帝与后妃。元宵形如满月，寓有团圆、吉祥之意。
互赠元宵，实际上就是相互祝福。
乾隆时期，清宫上元节前后还曾于圆明园开设宫市，俗称“买卖街”。
乾隆帝南巡时很喜爱江南民间市肆的富庶和繁华，回京后命于圆明园内择依
山临水之地，摹仿浙江绍兴街市修建了一条有茶楼、酒肆、各种店铺和摊位
的买卖街。买卖街于每年正月十一日开市，至正月十九日落灯（即灯节结束
日）后方闭市。市中所卖物品货色齐全，由宫内派人先期于外城备办。店主
由太监充扮，酒肆伙计则从宫外临时招募。届时皇帝携家人及王公大臣等入
市饮食、购物，计价还价，如入普通集市，十分有趣。清人姚元之《竹叶亭
杂记》卷一记载买卖街时写到：“上至古玩，下至饮食、玩具、各种浮摊，
凡外边市肆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即如卖瓜籽、小帐等，亦无不备。店主
俱内监充任。其古玩等器，则由崇文门监督先期于外城各商肆中采择交入，
言明价钱，注于册籍，卖出者给价，存者物归原主。……馆肆中跑堂，过卖，
俱挑选市上各馆中声音宏亮、口齿伶俐者充之，……圣驾过市中，则堂信者
呼莱，店伙报帐，掌柜者核算，众者喧哮……。”买卖街这一别开生面的节
庆活动时间并不长，它兴于乾隆，止于嘉庆时期。
[b]5.花朝游园赏花观戏[/b]
　　花朝即百花生日，为汉族传统节日。由于各地气候的差异，花信迟早不
同，节期也不一致，或在二月十五日，或在二月十二日，也有在二月二日的。
其间有赏花、种花、踏青等活动。北京以二月十二日为花神诞日。当时风俗，
据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花期）幽人雅士赋诗唱和，并出郊外
各名园赏花。”清宫这天，皇后通常率嫔妃去颐和园游春赏花。届时，太监
将红黄两色的绸料剪成条状，由皇后等亲手系于牡丹花上，宫眷、太监又将
条条红绸系于树上。于是满园彩绸飞舞，煞是好看。同日，园中还上演为花
神庆寿的有关戏剧，供皇后及众人观赏。
6.春社祭先农坛亲耕
　　社为土地之神。春社即春季祭社神的日子，我国古代以农为本，对土地神十分崇敬。每年春耕将至都要祭祀社神，祈求丰收。帝王则要行亲耕礼，
以为天下农人之先。春社的时间自宋代起订为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明清两
代，每年在全国春耕开始之前，皇帝都要祭先农坛，行亲耕礼。清代亲耕始
于康熙朝。依例，社日前一天，皇帝先至中和殿阅视祝祭文字和亲耕用的农
具、种子等物。第二天，在仪仗和乐队引导下，皇帝驾临先农坛，先祭坛，
后行开耕之礼。开耕时，先由皇帝在藉田中扶犁播种往返三次（雍正以后改
为四次），然后王公往返五次，九卿往返九次，依次进行。最后，皇帝宣布
全国春耕开始。

[b]7.清明祭扫及其它[/b]
清明节是汉族的传统节日。时间在夏历三月初（公历4月5日前后）。
此时天气晴暖，万物萌新，给人以清新明洁之感，故称“清明”。唐宋时，
清明已有插柳、植树、扫墓、踏青等多种民俗事项。受汉族影响，满族至迟
在明末已有清明上坟祭祖的习俗。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年）死后葬
于福陵，每逢清明节，其子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年）均率领皇室子孙
前往祭扫。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又明确规定，清明节皇帝亲往福陵
杀牲致祭，并遣大臣至太庙上香点灯致祭，遂成惯例。满清入关后，由于东、
西二陵距京较远，往返不便，故改为清明节皇帝亲诣紫禁城东南的太庙（即
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致祭，而祭陵则多遣官代行。
清代北京有“清明不带柳，来生变黄狗”的谚语。清明这天，人人佩带
柳枝，以求驱邪祈吉。皇帝也不例外，也于冠上插柳枝。
清宫又沿袭元、明宫廷制度，定清明节为秋千节，在翊坤宫和东西十二
宫院内安设秋千，供皇后及嫔妃、宫女们嬉戏玩耍，直至立夏前一天才收回。
至今翊坤宫廊下还保留有一架溥仪时安置的秋千。
郊游踏青之俗也行于宫中。此举多在城郊御园中进行。据清宫档案记
载，乾隆帝还曾别出心裁地在圆明园外的狭长地带，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
明上河图》为蓝本，“仿农居村市”，修建了一处“北远山村”。内中山环
水绕，田畴桑林、村舍酒店及牛马车船等一应俱全。每年清明，乾隆帝携眷
至此踏青。届时，命宫人按《清明上河图》中意境，扮作士农工商、渔樵桑
旅等各色人物，摹仿外间真实风俗活动，以供观赏。如此一来，芸芸众生、
节令百态，尽入眼帘；既不误踏青游乐，又了解了农时民情，可谓一举多得。
乾隆帝称其为“摆演《清明上河图》”。

[b]8.浴佛节堂子浴佛与吃结缘豆[/b]
　　夏历四月八日为古代汉族佛教节日。
　　在佛教传说中，这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日，有龙王以香水洗灌太子的故事。自东汉时起，佛寺僧人于是日浴佛以纪念佛诞日。后此举传至民间，衍为习俗并形成节日。满族旧无此俗，入京后受汉族影响，此俗方在宫廷与满族民间流行起来，并有了浴佛、戒杀生、吃结缘豆等活动。但清宫并未完全照搬汉族的浴佛节俗，而是对其进行了富有满族特色的改造和加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将浴佛与满族萨满教的堂子祭祀结合起来，形成了堂子浴佛的新节俗。
　　浴佛节前期，清宫派内务府官员在堂子飨神殿中间悬挂神幔，并在京城各主要街道张贴告示，将“大内及八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报祭、不宰牲、不理刑名”（《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八十二）的规定遍喻城中。
　　四月初八日这天，皇帝要戴伽南香朝珠或菩提子朝珠以示敬节；又命亲王、郡王们主持堂子浴佛仪式。具体做法是：内务府官员将坤宁宫中所祀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关帝神像用“神舆”抬至长安左门外堂子的祭神殿中，殿中事先摆好了浴佛用的黄瓷浴池，祭神司祝将宫中准备的红蜜和诸王供献的蜜
各取一些，以清水搅匀，然后将佛像请出神舆，放入浴池内洗浴。浴毕，给
佛像换上新棉垫，将佛像放回佛龛中，司香在佛龛前供献椴叶饽饽及酒；司
祝擎神刀祝祷、唱诵神歌，行萨满教仪式，与祭堂子大体相同。然后亲、郡
王及随从官员向佛行礼。礼毕，将所供饽饽及酒分给侍卫官和司俎等，浴佛
仪结束。内务府官员用神舆抬佛像回宫，重新安置于坤宁宫内。
按民间传说，为佛洗去尘埃，可保一年中无烦恼之事缠身。但将浴佛仪
式安排在国家祭祀的堂子中进行，就在为皇帝禳灾祈祥的同时，又具有了为
整个大清帝国祛凶求福的意义，而且更加庄严、隆重。
清宫中的结缘豆是用水煮过的青豆、黄豆和茶豆，煮好的结缘豆先供于
佛堂，撒供后分送给皇族各家，每人于早膳前食之，谓之与佛“结缘”。清
宫膳食档记载了乾隆初年四月初七日景仁宫膳房煮豆的情况：选青豆、黄豆
各3000粒，茶豆4000粒，分十袋装煮。每袋青、黄豆各330粒，茶豆340
粒。煮熟后再用花头，酱苤蓝、酱萝卜、豆腐干、腌胡萝卜、黄瓜、藕、姜、
樱桃佐100粒豆（青、黄豆各33粒、茶豆34粒），供明早食用。其日，乾
隆帝要吃结缘豆100粒，并全天食用素膳。即使外出巡幸也不例外。如乾隆
三十四年（1769年）四月初八浴佛节这天，弘历尚在第四次南巡北归途中，
他当日的早膳为：豆瓣炖豆腐、口蘑炖面筋、素杂烩、水笋丝、台蘑爆腌白
菜炒面筋、野意油煠果；晚膳为：香荤口蘑软觔炖白菜、蘑菇炖人参豆腐、
山药白菜香荤蘑菇烩油煠果、罗汉面筋、黄瓜拌豆腐、素包子。毫无荤腥，
坚持食素，可见其态度之虔诚。
[b]9.太阳生日[/b]
　　清朝宫中以夏历五月一日为太阳生日。其日，御膳房用米粉蒸制成圆凸形糕点，谓之“太阳糕”。太阳糕每五块用竹签穿在一起为一份；每份竹签上有以糯米捏成的彩蛋和树叶等装饰。蒸好的太阳糕盛在盘中供祭太阳神用，祭神之后，由皇帝及其家人蘸着白糖分食。据说吃了太阳糕，一年不头痛。
　　满族原无此俗。清宫此节由何而来今尚不明。旧时北京等地汉族民间于
夏历二月初一日中和节祭日，供品称“太阳糕”（亦称“太阳鸡糕”）。糕
用米粉制作，上印太阳和乌鸦图纹，有的上塑寸余高的面鸡。祭日时用糕3
至5个，但祭毕并不食用，而是与门上的挂千、太阳星君云马一起焚烧。又，
广东潮汕地区民间以夏历九月初九（或十月初九）为太阳生日。家家清早摆
糖果拜日，并打扫室内外卫生，也与防止疾病有关。三者相近而不相同，谁
为源谁为流，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10.端午竞舟食粽画端午景
端午为汉族传统节日。满族受汉族影响过端午节的风俗与汉族略同，清
宫端午节不过比民间更奢华罢了。届时宫中门上插菖蒲棒，房中贴“五毒”
符，挂天师像、钟馗画等，皇帝及家人头戴艾草，腰挂“五毒”和“龙舟”
等图案的荷包，以禳毒气、应节俗。
仿照明代宫廷西苑赛龙舟的惯例，清宫每逢端午，命宫中侍卫于圆明园
的“福海”举行规模宏大的龙舟竞渡活动，皇帝则携内臣王公等于福海旁的
“蓬岛瑶池”观赏。昭梿《啸亭续录·端午龙舟》记载乾隆、嘉庆两朝的竞
渡情况时说：“乾隆初，上于端午日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中，皆画船箫鼓、
飞龙鹢首，络绎于鲸波怒浪之间。兰桡鼓动，旌旗荡漾，颇有江乡竞渡之意。
每召近侍王公观阅，以联上下之情。今上亲政后，亦屡循旧制观之。”
满族旧俗端午节食椴木叶饽饽（用椴木叶包粘高粱米与小豆泥而成），
并以之祭神。定都北京后，端午食品中椴木饽饽与江米粽子并举，但前者主
要用于坤宁宫祀神，而后者则更多地被作为节日食品来食用。每至端午，御
膳房都要制做大量的粽子，据宫中膳档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五月初
五，仅弘历一人的膳桌上就摆放了1332个粽子。当然，弘历本人是吃不了
那么多的。这些棕子大部分都被他作为赐物恩赏给了王公大臣们。
与粽子同时赏赐的还有画（或绣）有榴花、“五毒”、“竞渡”之类图
案的茶包、折扇等小件节令物品。目的是表示皇恩浩荡，与臣同乐。
初五这天，宫中还演出有关屈原的戏曲。
清代南北方民间端午节间广泛流传着于家中布置“端午景”的做法。即
在屋中案上放一瓶（或缶、盆），内中插榴花、菖蒲、艾草、栀子等时令花
草，颇似“插花”。画家们亦多以此为题作画，称为“午瑞图”或“端午景
图”。目的是避邪趋吉，美化环境。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清宫画家郎
世宁的《午瑞图》，作者以表现静物般的手法，描绘了一束由菖蒲、榴花等
组成的瓶花，瓶花旁还摆有粽子、菱角等物。此图作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
说明汉族民间布置与绘画“端午景”的风俗很早就已传入了清宫。

[b]11.七夕皇后祭拜牛郎织女[/b]
夏历七月初七之夜，相传是牛郎织女相会之时。汉族民间于是夕有求富
乞巧的习俗。这天晚上月出之后，备家要摆果品焚香，看天河，祈求牛郎织
女降予富贵；妇女们更祈求织女使自己变得心灵手巧。据《清朝野史大观·清
宫遗闻》“宫闱岁时”条记载，宫中同民间一样，也有搭彩棚、装蛛盆以乞
巧的风俗。御花园中还设有“牵牛河鼓天贵星君”和“天孙织女福德星君”
的牌位及香案、供具等，皇后亲自行拜祭礼“瓣香致敬、虔祝直省农桑繁茂”。
乾隆时期，七夕乞巧与拜祭牛郎织女的活动多在圆明园的“西峰秀色”进行。
[b]12.中元节祭祖放河灯[/b]
汉族旧俗以夏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又称“鬼节”）。道观、佛寺要
在这一天做法事，为鬼魂超度，解脱一切厄苦。是夜，民间家家祭祀祖先，
并有沿河放荷花灯等的活动。满族初无中元节，清世祖（顺治帝福临，1638
—1661年）入关不久便承袭汉俗，设立此节。《清史稿·吉礼三》载：“顺
治初，直省府、州、县设坛城北郊，岁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
用羊三、豕三、米饭三石、香烛、酒礼、楮帛祭本境祭祀鬼神。”潘荣陛《帝
京岁时纪胜·七月》亦载：“中元祭扫，尤胜清明……闻世祖朝，曾召戒衲
人陈玉林居万善殿。每岁中元建盂兰道场，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灯，使小
内监持荷叶燃烛其中，罗列两岸，以数千记。又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
波上下。中流驾龙舟，奏梵乐，作禅诵……至今传为胜事。”此日宫中还要
上演《目连救母》等戏剧。
[b]13.中秋节皇后祭日[/b]
夏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此夜月亮圆满，人们合家团聚赏月、吃月饼，
寓圆满之意。清宫有皇后祭（供）月之俗。祭月的地点在御花园。园内东向
立一架屏风，屏风两侧摆有鸡冠花、毛豆枝和鲜藕；屏风前设一张八仙桌，
桌中摆一特大月饼，周围再缀以糕点和水果类，以为祭月供品。由于月亮属
阴，故祭月由皇后主持。当月亮初升之际，皇后亲向月神行礼。祭月之后，
按皇家人口数目将大月饼切成若干小块分给诸人，每人象征性地吃上一点，
谓之“吃团圆饼”。
然后是丰盛的合家宴会。据乾隆朝《节次照常膳底档》记载，乾隆五十
三年（1783年）的中秋节晚膳就有“烧锅鸭子水笋丝、羊肉炖萎瓜、羊肚片，
燕窝拌白菜丝、燕窝烩鸭子、苏造鸭子、苏造肉、小南桃、小立桃、家常饼、
镶藕、煮藕、虾米拌海蜇、五香肘子、五香鸡、拌糟鸭丝、糖醋藕豆角、羊
肉包子、攒盘月饼、粳米干膳、孙泥额芬白糕、螺狮包子、豆尔馍首、萝卜
汤、果子粥”等馔肴。此日，皇家众人还佩带“玉兔桂树”等应节荷包。
[b]14.重阳节登高赏菊放风筝[/b]
汉族旧俗以夏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古人以九为阳数，九月九日“其日
与月并应”，故称“重阳”，或“重九”。九月正值深秋，天高气爽，菊花
竞放。九日这天，人们有带茱萸、食重阳糕和登高、饮酒赏菊等活动，以求
身心健康，平安长寿。清宫也很重视重阳节。过节时宫中有插带茱萸和拴菊
花荷包的惯例。乾隆时期，重阳节皇帝一般在承德避暑山庄行宫渡过，于山
庄内举行登高、赏菊和放风筝等活动。乾隆四年（1739年），农业歉收，弘
历登高时赋诗：“朝来纵不登高望，万户饥寒在眼中”，流露出焦虑的心情。
节日的宴会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宴会有时还具有政治意义。如乾隆三
十六年（1771年）蒙古厄鲁特部首领渥巴锡等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到避暑山庄
觐见乾隆皇帝，为加强满蒙关系，弘历在山庄万树园为渥巴锡一行举行了隆
重的宴会。弘历欣喜赋诗：“重阳宜宴赏，况有远来人。”（见乾隆《御制
诗》四集卷五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郎世宁所作巨幅画作《万树园赐
宴图》横轴，真实地描绘了这次盛宴的情景。
[b]15.冬至节祭天与九九消寒图[/b]
冬至节又称“长至节”、“一阳节”等，为汉族传统节日。时在公历12
月22日前后。即太阳直射南回归线的当天。古人把冬至以后昼夜长短和气
候变化等自然现象看作是阴阳二气互相转化的结果，并认为这是上天赐的福
祉。周代已有祭神仪式；自汉代列为节日后，被历代宫廷所重视。清代沿用
前代习俗，冬至这天，皇帝要亲自至南郊圜丘（在天坛内）行祭天大礼，以
报昊天上帝恩德。冬至前一天，太常寺通知各衙门，皇帝将行郊天大祭。从
午夜起布置祭坛，坛旁设天灯竿、旌旗等。天明皇帝率王公大臣等赴坛行礼，
严禁庙宇鸣钟擂鼓和居民放鞭炮，以示敬肃。皇帝祭天毕还宫，还要在太和
殿举行隆重的庆贺典礼，称“冬至大朝贺”。其仪式与元旦大朝贺相同。这
天，皇帝及家人多佩带三羊开泰荷包。又有勾填“九九消寒图”的习俗。明
代以来，士宦之家流行从冬至“入九”起以“九九消寒图”“数九”迎春的
风俗。“九九消寒图”有画梅、画圆圈和填影格字等形式。明刘侗、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载：“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
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消
寒图乃九格八十一圈。自冬至起，日涂一圈。”每圈上下左右又记当日天气
变化：“上阴下晴，左风右雨，雪当中。”近人徐珂《清稗类钞·时令类》
载：“宣宗（道光帝旻宁，1821—1861年在位）御制词有‘亭前垂柳珍重待
春风（风）’二句，句各九言，言各九划，其后双钩之，装璜成幅，曰九九
消寒图。……自冬至始，日填一划，凡八十一日而毕事。”目前北京故宫博
物院中还藏有同样的“九九消寒图”实物，是当时宫中习俗和天气变化的宝
贵资料。
[b]16.腊八节、腊八醋、腊八粥及佛事[/b]
古代十二月又称为腊月。约从北宋起，腊月初八日逐渐演变为佛教节
日。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于此日成道，各寺院此日以香谷及果实等煮粥供佛，
称“腊八粥”；后世衍为民俗。清代满族亦以腊八为节，而且节俗较前更盛。
满洲人家有于腊月初八日泡“腊八醋”和煮“腊八粥”的习惯。“腊八醋”
即以醋渍蒜，供元旦过年吃饺子使用。“腊八粥”一般满洲人家是以黄米和
豆为主，又杂以枣、栗等果实制成（见《柳边纪略》；在京王公贵戚和宫廷
所制则是用黄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成，然后再用染红的桃
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红糖、白糖及葡萄等作点缀，较之民
间更为精细、讲究。是日，皇帝诸人皆吃“腊八粥”，有时，皇帝还把宫中
所制粥恩赐予下臣，以示恩赏。同日，宫廷还派王公或大臣到雍和宫主持煮
粥和供佛之事。宫内也要在中正殿作佛事，以祛灾消难。据《清宫遗闻》卷
二载，届时，“中正殿下之左设小金殿，黄毡圆帐房也，圣驾御焉，御前大
臣左右恃，众喇嘛于殿下唪经。”

[b]17.小年打灶祭灶神[/b]
　　汉族旧俗以腊月二十三日（亦有在二十四日者）为“小年”。是日家家祭灶神，俗谓“送灶王爷”。传说灶王爷于此日升天，向玉帝奏报人间情况。
　　为使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人们以糖为祭品好让灶王“嘴甜”。满族沿用汉俗，也于腊月二十二祭灶。清宫祭灶比民间更隆重。祭灶前数日先要举行打灶典礼，由礼部官员以长筷击打簸箕。二十三日，帝后亲至坤宁宫祭灶，这天傍晚，皇后先于皇帝入坤宁宫上炕，途中每过一宫门，太监们都要放鞭炮驱除邪魔。
　　皇帝到达后，帝、后分坐炕两边，帝亲自敲击鼓板，唱《访贤曲》，祈求玉帝派贤臣辅佐朝政。坤宁宫中设供案、神牌、香烛，以麦芽糖为供品，并沿袭古俗，猎黄羊一只为祭。
　　祭祀时，帝、后先后到佛前、神前、灶前拈香行礼。最后，焚烧神像，帝、后及众人跪侍火尽，“灶神升天”，然后帝、后返回寝宫。当晚，在内廷值宿的王公大臣也都给假回家祭灶。
　　嘉庆帝（清仁宗颙琰，1796—1820年在位）曾有祭灶诗云：“嘉平小除夜，媚灶用黄羊。典祀千门遍，礼传五祀详。■芳袅鼎篆，精洁列盘糖。”记述了宫中的祭灶情景。
　　
[b][color=#000000]18.除夕[/color][/b]
　　旧俗以每年夏历十二月最后一日为除夕，亦称“年三十”、“大年夜”
等。除夕是人们除旧岁迎新年的大喜日子，千百年来各地有贴春联、放花炮、
祭祖、吃饺子等种类繁多的应节风俗。满族受汉族影响，在明代已将除夕作
为节日，并特别重视此节。入关后，清宫在主要继承明宫习俗的基础上，逐
步形成了一套富有其民族特色的除夕风俗。
实际上，宫中的节日庆祝活动一进入十二月即开始了。每年十二月初一
日，宫中有“赐福字仪”，即皇帝将亲笔书写的“福”字赏赐给后妃各宫及
诸臣，以示天子“赐福苍生”之意。据清《国朝官史》（鄂尔泰、张廷玉等
编纂）载，十二月初一日，由懋勤殿首领太监在重华宫预先布置好龙笺、大
笔、墨砚等，然后皇帝至重华宫，以“赐福苍生笔”书写斗大的“福”字十
余幅贴在紫禁城内各宫中。从这天起，各地的主管文武大臣（将军、督抚等）
凡有奏函呈报，皇帝在御批回件中，均赐有御书“福”字。十二月十五至二
十七日，皇帝在重华宫分批召见御前大臣、侍卫及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
乾清宫赐“福”字。其仪式是：皇帝于重华宫（或乾清宫西暖阁）登御座，
懋勤殿首领太监备高案笔墨，“皇帝亲洒宸翰”，在饰有龙纹的龙笺上书写
“福”字。每写一幅，召一王公大臣至御案前跪等，写毕，由其“叩首祗领”，
然后由二太监恭捧御书“福”字领其出宫。又据《养吉斋丛录》载：“年终
赏‘福’字时并赏鹿肉，以寓‘福’、‘禄’之意。”凡受到皇帝赐“福”
字的臣子，无不感到莫大的荣幸，并将所赐“福”字恭敬地供奉在家中。如
乾隆年间进士王际华，在31年中共蒙赐“福”字24次，后来他将这些“福”
字重加装裱，悬于府第，曰：“二十四福堂”，以昭恩宠。赐“福”习俗始
于清康熙年间，后为历代清帝相沿。
自十二月十七日（道光以后改为十九日）起，宫中便开始放爆竹以贺岁。
爆竹有烟火和鞭炮两种。二十四日以后，皇帝车驾出宫和入宫，每过一门内
监便放爆竹一枚。因此，宫人从爆竹声中就可测得圣驾的远近东西。而愈近
除夕，爆竹愈盛。
为增添节日气氛，清宫例于二十四日起每晚在乾清宫上灯并悬挂灯联。
届时乾清官阶上挂万寿灯，阶下挂天灯，灯旁悬挂多幅金字灯联。除夕之夜，
又增挂五色八角圆灯，宫中的两廊、甬道及石栏上亦设灯。每次上灯还有相
应的礼赞仪式，如奏“歌火树星桥之章”乐曲等。上灯之仪至来年二月初三
日（后改为正月十八日）止，谓之“出灯”或“收灯”。
十二月二十六日，宫中挂门神、春联、“宫训图”。门神为大幅的秦叔
宝和尉迟敬德戎装像，幅大恰好与宫门一致。春联亦称“门联”。与汉族春
联用红纸不同，清宫春联是写在白绢上，外用红蓝镶边。因为满族旧俗贱红
贵白，丧事用红。春联由翰林院文臣中擅长楷书者书写。届时宫中所有门楹
上均挂门神、春联。色彩浓重的门神、白地黑字的春联与黄瓦朱扉的宫殿交
相辉映，构成艳丽别致的节日景象。同日，后妃居住的东、西六宫中挂“宫
训图”。宫训图是乾隆时命宫廷画家创制的12幅表现“古后妃之有懿行者”
的画作。其名目为：“燕姞梦兰、徐妃直谏、许后奉案、曹后重农、樊姬谏
猎、马后谏衣、西陵教蚕、姜后脱簪、太姒诲子、婕好当熊”等。每幅画上
有弘历御题赞语。十二幅画作，东、西六宫每宫悬挂一幅。目的是教育后妃
在新的一年中谨遵懿范，襄助皇帝。门神、春联和宫训图均挂至来年收灯日
始撤下。
于张挂门神次日，皇帝将用于公文的玺印封存起来，谓之“封宝”。同
日，各地方官署亦封印，学生“散馆”，以示放假过节。
二十九日，中正殿和喇嘛跳布札。跳布札系蒙古语，意为“驱魔散祟”，
原是藏传佛教（即喇嘛教或黄教）的一种宗教仪式，与汉族旧俗驱傩意思相
近，汉族俗称“打鬼”、“送鬼”。中正殿是宫中喇嘛作佛事的场所。满族
很早以来即与蒙古族关系密切，受其影响，笃信喇嘛教，因此清宫中有众多
的喇嘛、佛堂及跳布札等俗。跳布札时，中正殿前设桌案、供品及冠袍带履
等物，皇帝驾御殿左黄毡圆帐房（俗称“小金殿”）内。殿前，喇嘛184人
手执五色纸旗旋转唪《护法经》，又有喇嘛扮成二十八宿神、十二生相和一
鹿，演出众神获鹿而分之的宗教舞蹈，用寓“得禄”之意。中正殿旁有用草
扎束的偶像，待佛事已毕，众喇嘛携草偶送出神武门外，以示“送鬼”。另
外，在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这三天中，每天又有36名喇嘛于中正殿前
唪《迎新年喜经》。以上种种，无非是为皇家消灾求福罢了。
除夕，皇帝要在养心殿沐浴更衣，行“封笔仪”（其仪式与“开笔仪”
相同）。在封笔后至明晨（元旦）开笔之前，皇帝不再用笔写字。即使有特
殊情况也不例外。如据《养吉斋丛录》卷十四载，乾隆时某年除夕，正值平
定金川战斗紧张之际，这天申时，弘历接到前方有关粮运的奏报需及时批
复，但封笔仪已过，于是弘历只得“口授近臣缮旨颁发”，而自己决不动笔。
是夜，与民间祭祖、拜神之俗相同，皇帝也要率家人拈香祭拜祖宗和神
佛。传说灶神除夕返回下界，宫中于坤宁宫举行“接神之礼”，将腊月二十
三送走的灶神接回。同时，宫中以金炉焚烧松枝、柏叶等，谓之“■岁”（亦
称“■岁”）。宫院中还遍撒芝麻秸，供人踩踏，谓之“跴岁”。谚云：“芝
麻开花节节高”，踩芝麻秸，即取“步步登高”之意。
按照满族旧俗，清宫除夕吃饺子和年糕。满族入关前生活在气候寒冷的
东北，冬季有吃冷冻食品的习惯。除夕所食饺子、年糕一般是在腊月初就做
好并冷藏备用的。入关后，由于北京地区气候较东北温暖，食品不宜长时间
冷藏，吃冷冻食品的习惯有所改变，但除夕之夜吃饺子和年糕仍为定制。与
民间不同的是，清宫皇帝除夕吃饺子不是与家人一起吃，而是单独进食。如
据清宫《膳食档》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除夕夜交子时分，嘉庆帝颙琰
在乾清宫左之昭仁殿东小屋吃饺子，以寓“岁更交子”之意。所用膳桌为黑
地描金葫芦图案的大吉宝案，案面当中以金漆书一“吉”字；周围又书“甲
子重新”、“一人有庆”、“万国咸宁”三句吉祥语，每句吉祥语上各押一
“三羊开泰”图案的珐琅浅碗，分别盛着凉菜、姜醋和南小菜。太监用红色
雕漆飞龙宴盒捧来两个“三阳开泰”碗，一盛素馅饺子六个，一装乾隆通宝、
嘉庆通宝各一。首领太监将盛饺子的碗放在大吉宝案的“吉”字上，然后跪
“请万岁爷用煮饽饽”。颙琰食毕，太监用磁碟盛一个饺子和一块红姜送往
佛堂上供；两个通宝则送至乾清宫右侧的弘德殿。如此吃年夜饺子，毫无节
日快乐气氛和家庭亲情可言，完全是为了体现皇帝的尊贵与权威。与其说这
是一种享受，不如说它是一个乏味的节令仪式。
年糕是满族传统的年节食品。也是祭祀的供品。民间多用大黄米或小黄
米面与云豆制做，因其粘，故称“粘糕”；“粘”“年”谐音，又称“年糕”。
清宫较民间更为讲究。据《满洲四礼集》载，其做法是：先将豇豆瓣铺在蒸
笼内蒸熟，再将江米面用水拌匀、搓细，待笼内蒸气圆满，分数次将面撒入
笼内，故又称“撒糕”。熟后切成薄片，用红糖拌吃，故又称“切糕”。清
宫除夕、元旦皇帝晚膳均吃年糕。据《膳食档》记载：乾隆四十二年除夕，
弘历晚膳有“年年糕一品”；乾隆四十九年元旦，弘历晚膳“用三阳开泰珐
琅碗盛红糕一品、年年糕一品”。皇帝吃年糕固然与其饮食爱好有关，但其
中也有不忘祖先和民族传统的含义。

好强大啊！！真的好全，楼主辛苦了。

呜呜呜…… 我也想弄好……这个是我好不容易发上来的……
  为什么我每次一弄字体啊颜色图片什么的系统都说我大广告呢……
有时候明明只有文字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还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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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排版请整理一下吧。。
呜呜。。千不是个爱折磨人哒人。。
考虑到素材MM都能有双明亮大眼。。LZ还是修改吧。。

　　2.少数民族民间组织
（1）侗族“款”组织
“款”是侗族社会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流行于湖南、广西、贵州等侗
族毗邻地区。它是以村寨为基本单位而建立。若几个村寨“款”联为一体则
称“小款”；若几个小款联合起来则称“大款”。“款”有款首（即首领），
负责调解、处理重大纠纷。侗族“款”组织立有详细、严密的款条或款约若
干，有《六阴六阳》（即六条重罪和六条轻罪），相当于现今的刑法；有各
种各样劝善规恶，排忧解难，调解纠纷的“理款”，相当于现今的民法。这
些款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和家庭财产所有权以及婚姻的合法权
益。在侗族地区，任何违反款约者，都由小款的款首负责处理；若不服，可
上诉至大款款首，由大款款首最终裁决。
当外敌侵犯侗寨时，各款便联合起来，相互支援、共同御敌。人们首先
将敌情报告专管军务的“款首”。款首立刻派人侦察敌情，同时派“传令人”
带着鸡毛、辣椒，分头到本款所属各寨通知，令各寨头人做好御敌准备。在
这里，辣椒表示有敌情，鸡毛表示迅速准备。此外，款首还要派人带同样的
辣椒和鸡毛，到相邻的其它各款报信，请求支援。
在此同时，临危的侗寨内，款首和头人立即召集族长会议，讨论如何抗
敌保寨。在取得一致意见后，立刻到鼓楼击鼓聚众，召集全寨人到鼓楼坪开
会，并重申过去所定立的款约：“（一）各寨头人，各族族长，管好本寨本
族，团勇壮丁同心，男女老少协力。倘若匪徒入境，上下邻村，合团鸣锣竖
旗，各执兵器，奋勇杀贼。如有退缩不前者，与贼同罪。（二）如有不安分
守己之人，勾生吃熟，勾匪入寨，抢劫良民，当众处死，以绝祸根，房屋田
产等项没收归众，余下父母、妻儿一律赶出不贷。”出击前，各族族长要率
本族壮丁在本族祠堂内向祖先宣誓祈祷，喝鸡血酒，以表杀敌决心。款首要
派人手持“飞牌”（用鸡毛、辣椒、火炭放在信中）迅速传递给本款各寨和
友邻各款，以示敌人来了，火速出兵之意。当打败贼寇后，各寨男女老少集
中于鼓楼坪前，欢庆胜利。
（2）裕固族大头目
大头目是甘肃南部裕固族所有部落的总首领。清廷曾封大头目为“七族
黄番总管”。大头目有权召集和主持各部落头目会议，批准和处理各部落的
大事，后权力和管辖范围逐渐缩小，仅限于大头目家（家即部落）、东八个
家、杨哥家、罗儿家、四个马家和曼台部落。其它各部落的实权则掌握在亚
拉格部落头目手中。裕固族大头目是世袭的，他与各头目之间存在着一种隶
属关系，保持着民间政治组织的形式。各部落头目在部落内有裁判诉讼，打、
罚、施刑和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力。
（3）瑶族石牌制组织
广西大瑶山地区的石牌制组织有着严格的组织制度。由公众推举村寨中
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办事公正、肯为他人出力的人充任“石牌头人”。其
任职长短，取决于他在办事中享有的威信程度。大小石牌组织的头人，彼此
间没有必然的统属关系，但遇小石牌头不能解决的问题，可诸大石牌头人前
来帮助。石牌律是石牌制组织以村寨为单位订立的民间规约。大多刻在石牌
之上，形同法律。内容包括：保护农、林、副业生产；确立山主、山丁之间
的权利义务；维护婚姻生活，反对婚外性关系；戒偷盗，不许通匪窝赃；保
护正当的行商小贩；发生争端要请老人讲理，不得任意打骂捆人；不许“勾
生吃熟”，如遇匪盗要报石牌，共同追捕；保护坟墓等等。若石牌头人办事
不公，群众则不会再请，自动失去地位；行为恶劣者，还会被人杀害。所有
参加石牌制组织的人必须遵守石牌律，违反者按律惩罚。
3.女子民间组织
（1）乞巧会
清初，在陕西华县一带始立民间会社组织——乞巧会。这一组织由未出
嫁的姑娘自愿集资建立。该组织利用会费放债收取利息以办会。组织内设有
会首，会务工作由会员轮流承担。每年夏历七月七日，用谷草扎成七仙女，
供献果品，掐豌豆芽，在清水中投影乞巧。
（2）金兰会
　　据《广州府志》卷十五记载，在广东顺德、南海一带，“女子多有结金兰会，相为依恋，不肯适人。强之则归宁，久羁不复归其夫家。”这种组织在广州也有。金兰会的会员不嫁人，纵使被迫嫁夫，到夫家也只暂住几日，并且不与丈夫同居，严设防线，以保处女洁身；有的嫁到夫家后，装神弄鬼，将丈夫置于死地。金兰会的会员，人们称之为“自梳女”，即终身不嫁人者，或只“下嫁不落家”者。
　　该组织虽无严格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制度，但入会会员均不能背约。如若有谁背约的话，将遭到众姐妹的殴打、辱骂。
　　“自梳女”为了维护她们的权益，终生住在娘家，但是按照当地族规，身老病危时是不能在娘家过世的，以免给娘家带来晦气。因此，当她们病魔缠身时，必须搬到自梳女们自愿结合、集体建造的“姑婆屋”去居住。同时为自己想出个“下嫁不落家”的办法，给男方一笔钱财，结为名义夫妻，并且男方可再娶妻纳妾，过夫妻生活。直至自梳女病危时，方抬至名义夫君家中寿终正寝。男方家的子女要按传统习俗行孝事，每年春秋二祭。
　　
4.神判
这是民间执法者采取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审判方式。在青海河湟地区，
神判方式为捞油锅，是借助于神明裁判洗雪诬陷的一种特殊举措。届时，在
寺庙或古刹的神佛前，支起油锅，将油烧开后，投入铜钱两枚，诬陷者和被
诬陷者同到油锅前，各自先向神明祷告：被诬陷者手肢不会有损，诬陷者将
会遭到掉手指、脱皮肉的报应。之后，这二人各自伸手入油锅内摸出一枚铜
钱。自知理亏的诬陷者便不敢伸手入油锅捞钱，于是真相大白。民间认为，
遭诬陷者，内心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并有火神保佑，因此，当他的手伸向
油锅时，热油会变成冷水，绝不会伤手毁肤。而诬陷者则恰恰相反，将遭到
神灵的惩罚，并堕指烂骨。
在彝族居住的四川大凉山地区，测试盗窃犯的方式亦用“捞油锅”这一
民间神判方式。当原告怀疑某人作案，但又无确证的时候，便要利用神判来
判定谁是作案者。神判由彝族巫师毕摩主持，毕摩待油锅烧开后，念咒，并
朝锅内撒一把米，向油锅内的油吹一口气，接着将手伸入油锅捞米，以证明
油不烧无过者。然后，令原告和被告轮流赤手去捞。当地彝民认为，毕摩念
咒施法，导致神鬼显灵，专烧烫盗贼和虚传失物之人，而不伤好人一根汗毛。
实际上，这时的油温并不高，不会烫坏人的皮肤。通常，作案者便会紧张，
不敢伸手入锅。若真有胆大者或无奈伸手入锅而未被烫伤者，人们则认为这
位施法术的毕摩水平太差，以后也就不会有人再去请他主持神判了。
侗族也有类似的神判方式。当偷盗或伤人事件发生后，原告在没有抓到
被怀疑者的证据时，便请鬼师主持神判。先将油锅烧滚，锅中放一柄斧头，
然后让被告和原告伸手将油锅内的斧头捞出。若其中一人被烫伤，则被认定
有罪；若双方均未烫伤或双方均被烫伤，此案也就搁置一边不作处理。
苗族也有类似的神判方式，此处不再赘述。


（二）清代宫廷家族制度

1.满族家族制度与社会
满族一向重视血缘关系。长期以来，同一宗族的人，皆依山为寨，聚族
而居，“凡遇出师、行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清太祖武皇
帝实录》卷二）。这种“族寨”既是由若干同姓家庭组成的血亲集团，同时
又是集生产、军事为一体的行政组织。
满族早已进入父系社会，父亲在家庭中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而统管整
个族寨大家庭的则是男性族长。族长，满语作“穆昆”或“穆昆达”，由族
人推举德高望重的男性担任。族长在族中享有崇高的权威，负责主持和管理
族中祭祀、行政、教育、诉讼、奖惩等诸多事务。一些分布于数个族寨的大
宗族，在每一族寨的族长之上又设总族长，总领其事。努尔哈赤在统一满洲
各部族时，以族寨为基础编设牛录（一牛录300人）后又发展为八旗（一旗
辖五参领，每参领辖五牛录）。其间不仅没有取消族长，而且给那些率族来
投的族长以佑领（牛录首长）和骁骑校（军官）等世袭职务。同时努尔哈赤
又命其子侄担任八旗旗主（后称统领），从而实现了爱新觉罗宗族对满族各
大小部族的征服与统治，并形成了以努尔哈赤为首脑、以爱新觉罗宗族为核
心的满族八旗社会。

2.宗人府与天潢宗派
满族建国后，爱新觉罗宗族成为天下第一大宗族，即皇族。皇太极时，
依血缘关系的远近，又将皇族一分为二，定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及
直系子孙为皇族本支，称“宗室”，腰束黄带为志；努尔哈赤的伯叔兄弟及
后代为皇族旁支，称“觉罗”（满语，意为同一宗族），腰系红带为志。二
者合称“天潢宗派”。
顺治九年（1652年），清宫仿明朝制度设宗人府，负责族中事务。府内
设宗令一人，为最高长官；左右宗人各一人，为副职。宗令与宗人均由皇室
尊亲中的王公担任。其下又设府丞、左右理事官、副理事官等，负责办理具
体事务。除府丞为汉臣外，其余亦由宗室担任。八旗等处的总族长、族长均
需向宗人府负责，而宗人府又直接听命于皇帝。因此，宗人府实际上是一个
秉承皇帝旨意，管理皇家人事的机构。
清代皇室宗族人丁的名籍记录、爵禄增减，功过赏罚诸事，皆另设制度，
即所谓“祖宗家法”，由宗人府执掌。一般宗室、觉罗若有人违制，由族长、
总族长逐级报至宗令，宗令审查后，再报皇帝定夺，不归外间各行政衙门处
治。
此外，为皇族修订玉牒（即族谱）也是宗人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3.玉牒
　　皇家族谱称“玉牒”。族谱是记录家族世系及重要成员事迹的谱表和文书，又称宗谱、家谱、家牒等。汉族久有修家谱之俗，魏晋以后尤为流行。目的是“明世系、别支派、定尊卑、正人伦”。满族原无此俗，入关后在汉俗影响下，清宫才设立了编修玉牒的制度。顺治九年清宫设宗人府，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掌皇族之属籍，以时修辑玉牒，辨昭穆，序爵禄”（见《皇朝政典类纂》）。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宗人府”载，顺治帝于同年“题准：宗室，自亲王以下至辅国公，所生子女周岁，由长史、司仪、长典仪等官，详开嫡出、庶出，第几男、第几女，母某氏，所生子名某，并所生子女之年月日时，具册送府；镇国将军以下至闲散宗室，由族长查明，亦照例开报送府，均载入黄册。其收生妇某，一并开送存案。如将抚养异姓之子揑报者，治以重罪。觉罗所生子女，报知各旗首领，首领于生子三日内，亲加查询，某人某妇于某年月日时生第几男、第儿女，名某，收生妇某，逐一开录，于每年正月初十日以内亲斋送府，编入红册。如迟误不报、报以不实者，首领从重治罪。”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规定：“玉牒以十年纂修一次，按黄册、红册所记，汇载于牒。统以帝系，序以长幼。存者朱书，殁者墨书”。于是玉牒制度始备。
　　从现存实物来看，玉牒依所记内容分为黄档（宗室档）和红档（觉罗档）两类。两类玉牒按记录形式又有直格与横格之分。直格玉牒以辈分编排，每辈一册或数辈合装一册，内容详尽，记有子孙姓名、序次、封号、授职、生卒、生母、妻妾、岳父等；横格玉牒依支系编排，内容简略，仅录姓名、职衔、封号。
　　为防止皇族生子不报或虚报，清宫还分别设置了宗室和觉罗的“稽查幼子之员”，专事查访。凡有上述行为者，一经发现，轻者训斥，重者治罪。
　　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仁宗颙琰曾问怡亲王奕勋有几子，奕勋说只有三子。不久，奕勋病危，考虑到死后子女的封爵等问题，不得不托人向仁宗实言，自己有七子四女，其中有四子四女是在服丧期中所生（按清制，皇族宗系服丧期间夫妇不得同房、生育），因此当时未敢呈报。奕勋病故后，仁宗派专人去其家核查无误，乃降旨将其隐瞒未报的子女于下次纂修玉牒时补入，并训道：“奕勋以宗室亲王生子不报，以有作无，管理宗人府王公及族长等竟毫无觉察，实属可笑。此次姑免置议，再有此等事，必不轻恕。又恐宗室内闲散之户，或本无子嗣，揑名报养，以无作有，冀图冒领钱粮，则所关更巨。著管理宗人府王公，通饬各总族长、族长，务随时认真稽察，严杜隐冒，用示慎重宗潢之意”（以上均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一）。

（六）清代民间相见礼俗
　　中国乃礼仪之邦，相见礼俗内容也很丰富，且各朝代有异同，而各民族因风俗习惯不同，要有相当的差异。塔吉克族人若久别相见时，多以吻手为礼。若遇尊贵长者于特别隆重场合时，则抱膝而吻或捧足而吻。藏族人平素相见，则伸出双手，掌心朝上，并弯腰以示恭敬。若普通藏民路遇大贵族，则需站在路边，脱帽弯腰，低头吐舌，以示恭敬；若遇贵族小官，则只需低头弯腰即可。若藏族贵族相见，则以额头轻轻相触为礼。汉族则沿袭古俗，行跪拜礼、拱手礼、鞠躬礼等等。
1.九白之贡
这是清代蒙古族最高礼俗。自古以来，蒙古族尚白，重九，以白色为圣
洁、高贵、吉庆的象征，以九为神圣、众多、富足的数字。崇德三年（1638
年）清王朝命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每年各进献白驼
1匹，白马8匹，称为“九白三贡”，并形成定制。
2.抱见礼
清中叶以前，满族流行抱见礼，这种礼只限于亲人久别重逢或分别时，
但不限男女。行礼时，双方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皆抱腰接面。后由于汉族
文化的影响、渗透，清中叶后，满族尚觉此礼不够雅观，渐渐改行汉族执手
礼。
3.拜冬礼
清代，每年逢冬至日，家家户户都要相互拜贺尊长；无论男女，都要换
上新衣互相作揖，拜贺；家家幼小都要向尊长行跪拜
4.利是礼
“利是”，俗称“红包”或“封包”，包内裹着银钱。这种“利是”包
用于春节贺岁，相见互送吉利；还用于婚嫁时的聘礼或赏物。清末，开始出
现的“利是封”，印制十分精美，红纸上印有金字或图案。相见送以“利是
封包”，不仅体面，而且显得特别吉利。
5.行乞礼
乞丐之间相见，亦要按“礼”行事。乞丐多居破庙，新来的乞丐不得随
便闯入，若想入伙，便要按“礼”行事。陕西韩城一带的行乞礼为先把打狗
棍和布褡裢放在门外，点燃一袋烟后，手捧烟袋进门，说：“各位老少请！”
乞丐头发问，新乞丐要规矩回答圆满后，乞丐头才会允许新乞丐入伙，并给
他规定休息处。否则，将被赶走。

（七）清代宫廷做寿礼俗和相见礼俗
1.做寿礼
清制，皇帝诞辰为万寿节，皇太后诞辰为圣寿节，皇后诞辰为千秋节，
均为国家节日。其中万寿节最为隆重，与元旦、冬至并称清廷“三大节”。
尤其是皇帝逢旬（十）大寿，更要举国欢庆。
万寿节这天，清廷要举行大朝会，皇帝御太和殿，接受诸王、贝勒、贝
子、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臣的朝贺，然后移驾乾清宫，接受皇子皇孙和后妃等
的内朝贺礼。其仪式与元旦、冬至两节略同。不同的是，参加贺寿的人均须
向皇帝贡献寿礼。按清宫习俗，寿礼有如意、寿佛、书画、珠室及金银制品
等，以九件为一组，称“一九”，最多可达“九九”之数。
此外，节日前后数日，禁止杀生；衙门不理刑名，文武大臣要按制穿蟒
袍补服，称为“花衣期”。
清宫万寿节规模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
八日圣祖玄烨的六旬大寿；一次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十三日高宗
弘历的80大寿。前者于节前一日从畅春园回紫禁城，设大驾卤簿，由皇子、
皇孙25人扶辇而行。车驾自畅春园入神武门，沿途几十里道路两旁张灯结
彩，百姓跪迎，并搭建龙棚、戏台20余座，颁赐臣民百姓酒果数千席。万
寿节当天，除正式大朝会外，从各地赶来行礼的耆老百姓，自午门一直排到
天安门外。后者，先于当年七月在承德避暑山庄，招集各族首领和外国使臣
举行庆典，然后回京至圆明园。仿效其祖父（康熙帝），命人于圆明园至西
华门一路披红挂绿，搭满景点彩棚。节前一日摆驾回宫，臣民夹道跪迎，塞
衢填巷，竞献歌舞。诞辰当天，宫中朝廷和外地文武百官贡献的珠宝珍玩，
阵列殿阶，触目琳琅：各式各样的玉如意最多，几十个一辇的小金佛，盖以
黄帕，抬入宫门，络绎不绝，有高约3尺的珊瑚树；以金丝连络、青玉为叶、
柑桔般大的琥珀为果实的宝石盆景，晶光闪烁，尤其耀人眼目。这年，乾隆
帝已“五世同堂”，朝贺、内廷礼毕，又于乾清宫举行寿宴。宴间皇子、皇
孙、皇曾孙、皇玄孙依次彩衣起舞，敬献万寿之■，可谓欢乐已极。
另外，遇有逢旬大寿，不能进京致贺的各地官员要在当地庆祝，或建行
宫，或修庙宇，或搭台唱戏，或设坛诵经，或磕头祝祷，或高呼万岁。总之
沸沸扬扬，以示万民景仰，普天同庆。
皇太后诞辰的圣寿节规模亦很可观。按清代制度，廷臣及各地官员也要
呈送寿礼。乾隆十八年（1752年）十一月，乾隆帝为其生母崇庆皇太后六旬
寿辰大事铺张，声势不亚于皇帝万寿节。今故宫博物院藏有《慈宁燕喜图》
大型画册和长约30米的《万寿点景图》巨幅画卷。画册表现乾隆帝在太后
居所慈宁宫中亲为其母捧■祝寿的情景；画卷描绘自清漪园至西华门，沿途
臣民跪迎太后的仪驾及张灯结彩、搭台唱戏的场面。两幅画作真实地记录了
当时的盛况。
清末，慈禧太后的六旬大寿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光绪二十年（1894
年）十月），但她置国势危亡与财政匮乏于不顾，为了满足一己的享乐和虚
荣，竟以卖官鬻爵、挪用赈灾费和海防经费的方法筹措白银1000多万两，
用来修宫殿、造金辇、购寿礼、办宴席，并仿照“康乾盛世”，从颐和园到
西华门，沿途搭设彩棚、戏台等景点60余处。可谓豪奢已极，腐败之至。
此后，清宫大规模的祝寿活动便成绝响。
皇后诞辰的千秋节则比较简单。一般诞辰当日，皇后先去皇帝和皇太后
处行礼，然后回中宫受皇子及嫔妃等的内廷贺礼。寿宴的规模自然也要小得
多。至于嫔妃、答应、常在等的生辰就更简单，通常给他们行礼的只有自己
的宫女。
2.相见礼
清代建国之初，尚无正式的宫廷相见礼。太宗皇太极称帝后，才借鉴明
朝礼仪，融合满汉习俗，制定并逐步完善了清代礼仪制度，其中也包括相见
礼。如《大清会典•礼部•相见礼》下设“相见礼通例”、“王贝勒府庆贺
仪”、“王公途遇仪”、“京官敌体相见”、“京官属官见长官”、“京官
途遇仪”、“直省文职官相见”、“直省武职官相见”、“国学师生相见”、
“督学管关等官相见”、“外蕃见内王公文武官”及“士庶相见”等诸多项
目。这些项目中，包括了自亲王以至庶民、各个层级的相见礼仪，内容庞杂
而又细致、具体。但其中并不包括各级官员与皇帝的相见礼。这是因为，皇
帝只有一个，唯我独尊，全部宫廷礼仪都是围绕着皇帝这一核心而设计的，
有关诸臣朝觐皇帝的礼仪已在常朝、大朝、册封、登极等各种礼仪中有了详
细的规定，故“相见礼”中就不再涉及这些内容。同时，相见礼中也不包括
清宫生活中的礼仪。而这些礼仪恰恰是宫中每天大量使用的，并且带有鲜明
的满族民族特色。
（1）请安礼
满族风俗特敬尊长，晚辈每日早起要向自家长辈请安；去别家串门或路
遇尊长也要行请安礼。这一做法被清宫所继承。每天清晨，皇子（女）、皇
孙（女）们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别去皇帝、皇太后和皇后等处请安。
在各宫服役的太监、宫女们，也要向自己的主子请安。
“打千”（亦称打跧）是最常见的请安礼式。打千有男女之别，男性打
千仪为：先立正将左右袖口掸下，然后左脚前移半步下屈，右膝下跪，右手
下垂，低头，上身前倾似拾物状，同时口中说：××给××请安”。如“×
×给皇阿玛（父皇）请安！”“××给皇额娘（母后）请安！”“××给皇
上请安！”等。说完起身恢复立正，礼毕。据载，乾隆时新疆准噶尔部叛乱，
乾隆帝忙于军务，夜宿军机处，宫内幼年皇子，每日天色未明即由太监提灯
导送至上书房读书，路过军机处时，一一在窗帘外向乾隆帝报名打千请安。
“军机如水静无惊，金翠纱笼绛蜡明。上学阿哥帘外过，打跧微动玉珂声。”
廷臣黄荣康这首《学前请安》诗①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女性打千为：立正，右足稍后引，双膝前屈、半蹲，两手扶于膝上，口
称“请安”，复原礼成。
“跪安”也是一种较常见的男性礼式。其仪：行礼者对正受礼者后，掸
下双袖，俯首急步前行至受礼者旁，双手扶膝下跪，口称：“某某给某某请
安！”称毕即起。各宫太监向其主子请安，通常行跪安礼。以打千和跪安为
标准的请安礼，适用于幼对长、下对上、卑对尊的正规请安场合。如宫中普
通太监、宫女相互问安，则稍稍欠身，略作打千之状即可。
又据《国朝宫史》载，清代宫规：“凡宫殿监等处太监，行路或遇各宫
女子，皆让女子走过再行，不许搀杂争路。”这绝非今天所谓的“女士优先”，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它只能说明普通太监地位的卑下。
（2）抱见礼
抱见礼，全称抱腰接面礼，是满族传统的相见大礼。迎接年久不见的亲
戚朋友和男女亲家的初次见面多行此礼。其仪：行礼双方对面而立，先左后
右以肩相碰，碰毕互以右手抱腰，左手抚背，并交颈贴面，最后互相执手问
安。清初，抱见礼被定为宫中规格最高的相见礼仪，但其形式有所改变。凡
向皇帝行抱见礼者，要先于略远处跪拜，近前再跪拜一次，然后行抱见礼。
皇帝坐于殿陛或行幄受礼。行礼者抱皇膝或腋下，皇帝一般不还礼。但行礼
者若地位尊贵或辈长，皇帝要视情形还礼，或起立受礼，或互行抱见礼，而
以皇帝亲自郊迎，与来者互拜并互行抱见礼为最高等级。清廷入关后，随着
宫廷礼仪的正规化，抱见礼被逐渐取消，而代之以执手礼。杨宾《柳边纪略》
卷三载：“以抱不雅驯，相见与别但执手。”在京的满洲贵族亦不再行抱见
礼。但抱见礼在关外等地的满族民间仍长期保留着，直至解放后此礼亦未消
亡。
（3）跪叩礼
跪叩礼也是满族传统的相见大礼。一般幼见长、下见上、仆见主时施行
此礼。双膝着地再起立为一跪；两手拊髀、屈躬俯首近地复挺身为一叩。跪、
叩的不同组合，可形成一跪一叩、一跪三叩、二跪六叩、三跪九叩等礼，跪
叩次数愈多，礼愈重。清宫承袭此礼。通常在隆重的场合，如朝会、登极等
典礼中，诸王公大臣及皇帝家人（太后除外）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皇帝祭
天地、祖先及为皇太后祝寿时须亲行三跪九叩礼；一般内廷典礼，皇帝家人
之间，幼对长行二跪六叩礼；而大臣在宫中被皇帝招见，或宫中太监日常见
皇帝，则多行一跪三叩与一跪一叩礼。
（4）公主与婆家相见礼

①引自刘璐选注《清宫词选》，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
按清代道光以前的制度，凡迎娶公主之家，额驸及其父母每天清晨须向
公主行跪安礼，公主若有赏赐，还须行跪叩礼。乾隆帝晚年曾谕诸皇孙女，
应与公、婆及额驸行家人礼，不能再以未嫁公主的礼节为例，但未形成制度。
后道光帝认为原有礼节不合伦常，在其第四女寿安公主下嫁后，明令更改。
据《大清会典事例》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谕：“向来固伦公主、
和硕公主下嫁，额驸及额驸之父母，俱给公主屈膝请安；如有赏项，亦必磕
头。此等礼节，殊属不合体制。本年十月初三日，寿安固伦公主下嫁后，固
伦额驸德木楚克扎布见公主时，著站立向公主请安，公主亦站立问好；额驸
之父……与其福晋及额驸之生母见公主时，俱著站立给公主请安，公主亦站
立向其请安。如遇公主送给额驸之父母什物等事，亦俱著站立向公主说磕
头，不必屈膝，以重伦礼。各宜钦遵，著为令。”
此后，公主与婆家行家人礼成为定制，并一直沿续至清亡。
（5）外国使节觐见礼
　　清代在鸦片战争（1840年）以前，无论是藩属国如朝鲜、安南、暹罗等的使臣，还是西洋各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意大利、荷兰、俄国等的使臣，觐见皇帝均行三跪九叩礼两次，一在朝见之初，一在朝见结束。
　　因西洋使臣不熟悉中国礼节，觐见前数日，由礼部鸿胪寺派官员教习。鸦片战争后，清廷原有的藩属国逐渐落入西方列强之手，中国本土也被列强瓜分，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各国趁势要求清廷改变觐见中的跪叩礼。
　　自咸丰时起，各国与清廷在觐见礼仪上就争执不下，为此，终咸丰一朝，未行觐见。同治十二年（1873年），皇帝亲政，拟觐见各国使臣时仍令其行跪叩礼。但西方各国驻京大使联名照会清廷：“（跪叩）有碍国体”，“断不肯行”（见清宫《军机处档案•各国照会》）。出于无奈，清廷只好于同年五月将觐见中的三跪九叩礼改为五鞠躬礼。其仪大致是：使臣至皇帝殿外一鞠躬，进殿至皇帝御座前一鞠躬，递交国书毕一鞠躬，听皇帝宣谕后一鞠躬，退至殿门一鞠躬。皇帝不必答礼，但光绪、宣统时，各国公使行鞠躬礼后，皇帝要和其握手，以示答谢。
　　清宫觐见礼仪的变化，反映了清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


六、清代社会公共习俗
　　社会公共习俗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包括家族民俗、村落民俗和民间组织、民间职业集团民俗。本章将着重叙述清代民间组织习俗，以及满族家族制度的构成，清宫廷对这种家族民俗的继承和完善。
　　民间组织是和官方的政治组织、行政组织相对而言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和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在家族、村落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是家族、村落组织的发展、延伸。当然，民间组织也有与家庭组织和村落组织不同的地方，即它不是自然结合的产物，而是所有参加者在履行了一定的手续后，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结合的产物。
　　清代，民间组织发展较快，文字记载也较多，不独汉族有帮会组织，少数民族亦产生了民间组织；不独男人可立帮成会，女子也有其组织。

（一）清代民间组织
　　清代民间组织，无论表现形式，还是类型，都体现了多种多样性。从其性质上可划分为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军事组织、文化娱乐组织、迷信组织等。
　　
1.汉族帮会组织
（1） 上海洪帮、清帮
　　明末清初，上海出现了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洪帮。该组织为清政府镇压对象之一，因此，自成立帮会后，便处于地下秘密活动之中，并形成了秘密社会生活习俗，有互相联络用的茶馆排阵和相互问答用的令子和切口。
　　雍正三年，清政府悬榜招贤，匡治漕弊，于是有翁、钱、潘三人利用此机发展反清势力，揭榜承运，整顿漕运各码头及船员水手中原有的粮帮组织，建立了清帮，并形成了势力，发展较快。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帮因参加反清斗争，而与小刀会一同遭到镇压。于是，清、洪两帮又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并随上海的畸形发展而迅速发展。至清末，上海清帮大字辈人物有张仁奎、高士奎等10人，收有徒弟3万余人。洪帮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中游，特别是宜昌、汉口、大别山一带。两帮人相见第一句暗语便是“同饮长江水”。
　　清、洪两帮都实行秘密入会制，每次收徒都要开香堂。仪式隆重，场面森严，议事堂香烛高烧，帮主老头子正中端坐，两旁立着数排执事人，点卯应到、手势动作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隐语行话。清帮内为竖的组织关系，以师徒相传。洪帮内为横的组织关系，以兄弟相称。帮会中的人交往使用秘密语言，称“切口”，相互以切口交谈问答，谓之“撩春典”①。
①参见吴祖德《旧上海帮会习俗特征》，载《中国民间文化》第三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

　　
（2）嘉兴会馆
浙江嘉兴平湖乍浦镇，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海关，成为与国外
通商的重要港口。随着商贸、手工业的日趋繁荣，该地各种民间组织不断出
现，大体可分为四大类：按行业组成的同业公会和按地域组成的同乡会。其
中有：福建靖城、漳州经营食糖批发的同乡会馆——糖会馆；专做橄榄批发
的福建商人同乡会馆——青果会馆；专做染料生意的温州帮同乡会——靛青
会馆；经营带鱼、黄鱼批发的宁波人同乡会——带鱼会馆；专营炭屑内销批
发的台州同乡会——炭屑会馆；专营笋干、土纸的福建永安籍商人同乡会—
—笋纸会馆；广东潮州籍糖商的同乡会——潮州会馆；福建泉州籍商人同乡
会——晋江会馆；经营松江、嘉兴一带土布远销的同行公会——布会馆；木
材批发商的同业公会——木会馆；专营牛骨头生意的同业公会——牛骨头会
馆；经营木板生意的同业公会——镇川公帮；中药商人的同业公会——药材
公所；等等。这些会馆全盛于康熙、乾隆、嘉庆年间。鸦片战争后，大部分
会馆毁于战火，加之上海商埠的兴起，该地商人纷纷外迁，从此各种会馆日
渐衰落。

为表示敬祖敬宗，每届10年应修玉牒之时，清宫都要隆重其事。先由宗人府奏报皇帝，得旨后再择吉日开工。编修职务有正副总裁官、督催、总校官、提调官、纂修官、收掌官、誊录官，由宗人府、礼部、内阁、翰林院等派员充任。参与者上至宗令、尚书、大学士，下至笔帖式，计约五、六十人。修成的玉牒通常一式两份，分别送至北京的皇史宬和盛京的敬典阁中尊藏，“以垂永远”。送存前要举行“恭呈御览”的仪式，送存时要举行启运仪式。二者均为规模宏大、节仪繁杂的宫廷庆典。
　　据统计，终清一代共修玉牒28次，1100余册。其数量之多、内容之详细，堪称我国帝王族谱之最。
　　这些玉牒，本来是为了统计皇族人口并增强其凝聚力，今天却成为研究清皇室世系的珍贵材料。


七、清代商贸习俗
　　清代，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并直接促进了各地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很多商业城市。于是，各种以商贸为依托的风俗惯制也逐步产生、完善、丰富。
　　清代，行商依然存在，他们多提着货担，走街串户，赶街赴市。坐商已形成一定规模，他们都有固定的铺面，经营综合性商品、杂品或某一方面的商品。城市中坐商群的产生，形成了以某地段为界的商业繁华区，并在其中形成各种分门别类的“市”。如珠市、果子市、菜市等等。
　　坐商群中，无论哪一新设店铺开市，都必有开市之庆。如门前放鞭炮、接贺庆联、赏乞儿、挂牌匾等等，挂牌匾时还要选黄道吉日。一般店铺收帐都有定日，于端午、中秋、除夕收帐；腊月二十五日封帐；大年初五开市。
　　清代商贸习俗的显著特点是文化娱乐色彩很浓，人们坐在茶馆里喝茶不仅为了品茶咂摸滋味，还要眼观戏景，耳听戏腔，去凭心琢磨其中的妙意。
　　人们去庙会赶集亦好，去花市、珠市等购物亦好，不光是为了买些东西，更为了逛景、观赏，并从中获得某些乐趣。
　　除外，利用招牌和幌子从事商业宣传活动，也是清代商贸习俗的一大特点。还有商帮习俗，讨价还价使用的吞袖习俗等都显示了清代商贸习俗的特点。这些商贸习俗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关系，影响面甚广，构成了清代风俗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清代北京商贸习俗
清《燕京杂记》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招
牌至有高三丈者，夜则燃灯数十，纱龙角灯，照耀如同白昼。其在东西四牌
楼及正阳门大栅栏者，尤为卓越。中有茶叶店，高甍巨桷，细隔宏窗，刻以
人物，铺以黄金，绚云映日，洵是伟观。总钱或百万或千万，俱用为修饰之
具，茶果则贷于茶客，亦视其店之局面，华丽者即无母钱存贮，亦信而不疑；
倘局面暗淡，虽椟积千万，亦不敢贷矣。”
清杨静亭《道光都门纪略》亦载：“京师最尚繁华，市尘铺户，妆饰富
甲天下，如大栅栏、珠主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
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
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
由此可窥京都商业盛况之一斑。


1.集观赏、买卖为一体的商文化习俗

（1）茶馆
中国饮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茶馆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代。至宋茶
馆业便很兴盛，到清代，全国各地茶馆，无论数量、规模、档次都已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水平。
清代，北京茶馆中享有盛誉、堪称一流的有：大栅栏马思远茶馆，前门
外的天全轩、裕顺轩、高明远、东鸿泰，前门里交民巷的东海升，崇文门外
的永顺轩，崇文门内的长义轩、五合轩、广泰轩、广汇轩、天宝轩，东安门
大街的汇丰轩，北新桥的天寿轩，安定门里的广和轩，地安门外的天汇轩，
宣武门外的三义轩，宣武门内的龙海轩、海丰轩、兴隆轩，阜成门内的天福
轩、天德轩，西直门内的新泰轩等等。这些茶馆不仅厅堂华丽，陈设讲究，
且备有饭点、糖果之类。
　　清代扬州茶馆更胜京都一筹，不仅建造于观赏花园之中，而且推出的点心各具独特之色，使饮茶者流连忘返。清李斗记述了扬州茶馆盛景：“吾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出金建造花园，或鬻故家大宅废园为之。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箸，无不精美。
　　辕门桥有二梅轩、惠芳轩、集芳轩，教场有腕腋生香、文兰天香，埂子上有丰乐园，小东门有品陆轩，广储门有雨莲，碧花观巷有文杏园，万家园有四宜轩，花园巷有小方壶，皆城中荤茶肆之最盛者。天宁门之天福居，西门之绿天居，又素茶肆之最盛者。
　　城外占湖山之胜，双虹楼为最，其点心各据一方之盛。双虹楼烧饼，开风气之先，有糖馅、肉馅、干菜馅、苋菜馅之分。宜兴丁四官开惠芳、集芳，以糟窖馒头得名，二梅轩以灌汤包子得名，雨莲以春饼得名，文杏园以稍麦得名，谓之鬼蓬头，品陆轩以淮饺得名，小方壶以菜饺得名，各极其盛。而城内外小茶肆或为油镞饼，或为甑儿糕，或为松毛包子，茆檐荜门，每旦络绎不绝。”①
①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
　　在西南古都——成都，清代茶馆业也已非常发达。清末傅崇矩著的《成都通览》中记载道：1909年成都有街巷516条，而茶馆多达454家，几欲平均每街巷设一茶馆。较著名的茶馆有：文庙街的瓯香馆，粪草湖街的临江亭，山西馆街的广春阁等。
　　清代茶馆的一大特点是娱乐性强。人们到茶馆不仅是为了喝茶、品茶，更有为了朋友相聚，谈天说地，或谈生意、拉买卖，更为了来看戏、听唱消遣的。清道光年间，北京的一些大茶馆增设了曲艺演唱项目。如地安门的“乐春芳”，宣武门外的“盛友轩”、“如云轩”等等。还有的干脆在戏园子里设茶座。
　　
（2）天桥
天桥，其名传于世已有600余年，但是，作为一种贫民商业、娱乐文化
的象征，这个地名的驰名度是自清以后逐渐提高的。《北平风俗类征》载《哭
庵赏菊诗序》说：“天桥数十弓地耳，而男戏园二，女戏园三，乐子馆又三，
女乐子馆又三。戏资三枚，茶资仅二枚。园馆以席棚为之，游人如蚁，然穷
人居多也。……自前清以来，京师穷民生计日艰，游民亦日众，贫人鬻技营
业之场，为富人所不至，而贫人鬻技营业所得者，仍皆贫人之财。”在天桥
经商卖艺的多为穷人，逛天桥、买东西的也多为穷人，实际上，天桥是穷人
的商贸、娱乐中心。那里有木器市、旧物市、估衣市、茶棚、戏棚、杂耍场、
鸟市、鞋市、戏园子，摆摊卖货的更是随处可见。民间称天桥为“杂八地”。

（3）戏园子
清代，北京的戏园子是随着商贸区域的繁盛应运而生的。最早集中于大
栅栏一带，后向四周扩散，至清末，北京的戏园子已达30余家。这些戏园
子的最大特点是集饮食、观赏为一体。《藤阴杂记》载：“京师戏馆，惟太
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之酒园也。”查家
楼、月明楼等戏馆就兼着经营饭酒饮食业。后来，又出现了一批演戏的戏台，
这些戏台前面有罩棚，四面有楼，人们可以边看戏、边在楼上楼下摆席吃饭。
清咸丰、同治以后，有些戏园子干脆改称茶园，广和楼最有代表性。茶
园戏台面西坐东，其它三面是戏楼，楼上靠栏杆是用木板隔成的官座；官座
后面摆着大条桌椅和大高凳，称为散座。楼下中间池子里，摆着三排大条桌，
每排四张，并于两旁放着大长板凳。来客坐在桌旁，边饮茶、边品零食，同
时，或和同桌人闲聊，或看戏、听戏。

（4）琉璃厂、厂甸
琉璃厂元代即是官窑所在地，清乾隆年间，停止烧窑，“始成市肆。凡
骨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各肆，皆麇集于是，几无他物焉。上至公卿，

下至士子，莫不以此为雅游，而消遣岁月。加以每逢乡会试，放榜之前一日，
又于此卖红录，应试者欲先睹为快，倍形拥挤。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
日止，谓之开厂甸。合九城之地摊，皆聚厂之隙地。”①北京人喜欢到厂甸
集市买东西，更喜欢到这里“逛街”、看景，这实际上就是购物与观赏有机
结合的体现。
琉璃厂在清乾隆年间就已成为全市最大的书市。乾隆38年（1773年）
四库全书开馆。编纂该书的人员多住在宣武区一带。这些人常去琉璃厂购
书、看书，促使了该地书店业的发展。清乾隆34年（1769年），琉璃厂共
有35家书店挂牌开业，而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已发展到220多家。

（5）晓市
晓市亦叫小市，是北京清代的旧货市场。这种旧货市场交易时间一般在
后半夜到天明之间，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鬼市”。这种集市，货源渠道多来
自败落、失势后的豪门贵族或巨商官僚。他们为了不失贵族豪门身份，便把
家中值钱的旧物拿到晓市来兜售，以免白日卖货而碰见逛街的熟人；另一货
源渠道来自行窃的扒手，他们所窃赃物不敢在白日摆摊买卖，故夜晚到晓市
脱手。
清代，北京晓市有崇文门外东晓市（亦叫东小市），宣武门外西小市。
《燕京杂记》载：“外城东有东小市，西有西小市，俱卖皮服椅桌玩器等物，
而东市皮服尤多，平壤数十亩，一望如白兽交卧。东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
破衣烂帽，至寒士所不堪者，亦重堆叠砌。其最便宜者，割方靴为鞋，价仅
30余钱，官则不屑，商则不宜，隶则不敢，惟上不官，下不隶而久留京邸者，
则甘之矣。西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穷困小民，日在道上所拾烂布溷纸，于
五更垂尽时，往此鬻之，天乍曙即散去。”《清稗类钞》对晓市更有详细描
述：“京师崇文门外暨宣武门外，每日晨鸡初唱时，设摊者辄林立，各小市，
与江宁之城南二道高井附近所有者同，又名黑市，以其不燃灯烛，凭暗中摸
索也。物既合购者之意，可随意酬值，其物真者少，膺者多，优者少，劣者
多，虽云贸易，实作伪耳。好小利者，往往趋就之，稍不经意，率为伪物，
所得不偿所失也。且亦有以数百钱而得貂裘，以数十金而得恶衣者，则以穿
窬之辈，衣盗夜售，卖者买者，均未详审其物也，后由有司禁之，遂绝。”


2.名店铺
清代，北京商业区内有不少著名店铺，这些店铺有以经营高档文房四
宝、彩色诗笺、文人字画的荣宝斋，以制造、销售墨汁、八宝印泥的一得阁，
以制造、销售中成药闻名的同仁堂，有专营剪刀的王麻子刀剪，在北京绸缎、
棉布行业里最负盛名的瑞蚨祥，在制鞋行业中最有权威性的内联升，以经营

①引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商务印书馆印本。
熟牛羊肉驰名京城的月盛斋，以经营烤生牛、羊肉为主的烤肉宛，以创制挂
炉烤鸭闻名的全聚德烤鸭店，等等，至今久盛不衰。
（1）荣宝斋
荣宝斋原名松竹斋，清朝初年开业。该店专营文房四宝、彩色诗笺，还
替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展销字画、金石。由于该店所营文房四宝都是上等精
品，彩色诗笺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酷似原作的水平，加上所卖书画、篆刻，
皆出自书法、绘画、篆刻界大名家之手，素有选作品严格、不苟的美誉。所
以，文人墨客争相将自己的字画、篆刻作品拿到该店，任店主挑剔、选择，
以示他们以“荣名为宝”的文人精神。如此之后，该店名声越来越大，慕名
前来者越来越多，于是改为“荣宝斋”。
（2）一得阁
清同治四年（1865年），我国第一家集墨汁研制、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一得阁”墨汁店正式开张营业。墨汁的发明人是清同治举人谢松岱。他在
会试落第后，发誓要将墨块改为墨汁，以改变考试研墨给考生带来的不便。
他开始用墨块浸泡后制成墨汁，以后又研制出直接生产墨汁的工艺。由于墨
汁省时、省力，因此，颇受文人欢迎。后来，谢松岱在琉璃厂开了一间阁楼
的门市和作坊，生产、销售他自己研制的墨汁，并给这个店铺起了个极雅的
大名——“一得阁”，并题有一幅极富广告宣传色彩的对联：“一艺足供天
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开业后，生意越做越火红，名气越来越远扬。
（3）同仁堂
清康熙初年，北京大栅栏内开了个药店，名叫“同仁堂”，并在西打磨
厂建有一制药室。该店创始人叫乐尊育，曾任清皇宫太医院的吏目。他制作
的中成药坚持以古方如法炮制，决不偷工减料，因此，制成的中成药质量一
流，疗效极佳，成为清代北京各药店的老大，名扬京城。清雍正元年左右（1723
年左右），同仁堂开始供奉宫廷御药房生药，后直接为皇宫制作成药。同仁
堂与皇宫的特殊关系，致使该店达到了垄断药界的目的，把生意做到了京外
几大城市，诸如沈阳、天津、上海、武汉等。
（4）王麻子剪刀
清顺治八年（1651年），北京菜市口一带出现了一个专营剪刀的店铺，
因店主满脸麻子，便有购买者为该店出售的剪刀起了个俗名——王麻子剪
刀。王麻子剪刀不胫而走，主要是该店对各作坊生产的剪刀质量要求很严，
不达质量标准的一律不予收购。这一条深得顾客的好感，一时间，王麻子剪
刀成了家庭主妇信得过产品，俗名越叫越响。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
这家店主认可了顾客所起俗名，正式挂牌——“三代王麻子”，并在剪刀上
印上“王麻子”商标，结果生意更加火红。“王麻子”剪刀商标的出现，产
生了意料不到的经济效果，于是，前门大街、菜市口、打磨厂等地，相继出
现了十几家借“王麻子”名气兜售剪刀的店铺，所挂招牌也不示弱，什么“真
正王麻子”、“老王麻子”等。“王麻子”商标效应甚至波及到其它城市和
地方。
（5）瑞蚨祥
山东章丘县旧军镇的孟家，自明代便从事商贾活动，清嘉庆前，就已经
在山东周村建有“万蚨祥”店铺，主要经营铁锅、丝绸、棉布，还附设金店、
钱庄。清嘉庆年间，孟家家大，业亦大，便分为四房（三恕堂、其恕堂、容
恕堂、矜恕堂），各房的生意都从家门口做到了外埠。济南庆祥布店及天津、
保定分号均由三恕堂所开；济南、北京、沈阳等地的瑞生祥钱庄、瑞增祥布
店是由其恕堂、容恕堂所开；泉祥茶叶店和瑞蚨祥布店是由矜恕堂所开。孟
家四房在山东乃至外埠开的店铺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字号仅八家，包括瑞林
祥、瑞生祥、瑞增祥、庆祥、谦祥益、益和祥、隆祥、瑞蚨祥，人称“八大
祥”。北京瑞蚨祥开业时间最晚，但论生意和名气，则居众祥之首。
（6）内联升
清咸丰三年（1852年），北京多了个制作朝靴的字号——内联升。这个
鞋店的服务对象均为达官贵人，曾编录过一本详细记录朝内和外任官员靴子
的尺寸、式样，及穿者对鞋的要求、爱好的书，名叫《履中备载》。正因为
该店服务宗旨很明确，故将店名起作“内联升”，为穿靴的朝廷官员和王公
贵族升官、得宠求个吉利、如意。此店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求官者来
到该店查询《履中备载》，为欲攀近的上司做靴、献靴，以暗示乞求提拔重
用能够联升官位的心思，结果，内联升成了仕途路上一块敲门砖，而内联升
制的朝靴则成了显示官场势力的交易物。

（7）月盛斋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北京户部街，一家主营五香酱牛、羊肉，夏令烧羊肉的清真铺——“月盛斋”正式挂牌营业。
其名与伊斯兰教斋月有关，因其开张之日正值伊斯兰教斋月，故取名“月盛斋”。创办该店的老板叫马庆瑞，原来是做摆摊小生意的，专卖酱牛肉。
他制作的酱牛肉味道鲜美，名声在外，买卖也变得越发兴隆，后便开了这家字号。开张后，生意更是红火。
“月盛斋”的名气从民间传至宫廷，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宫廷发给“月盛斋”四道金牌，每隔数日向宫里送一次酱羊肉。
正是宫廷的推崇，使“月盛斋”的知名度一跃进入高档次，列为北京风味佳肴，并有了个俗名“马家老铺”。
　　

（二）清代山西商贸习俗
山西人素来以善于经商著称。明清之季，山西商人，特别是祁县、太谷、
平遥一带的晋中商人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大凡商贸活动集中区城，都有山西
人的足迹，他们甚至将商贸生意做到了外蒙和俄国。晋中商业大贾有祁县的
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毛家，介休侯家、冀家，榆次王家、常家等。
内蒙古包头城的商业是由山西祁县乔家兴起的。乔家在包头城名望很
高，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
乔家在包头开的老字号。清乾隆初年，山西祁县乔家堡村一个名叫乔贵发的
穷光棍，为生活所逼，到包头闯天下。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和一秦
姓合伙做生意，从内地贩卖黄豆赚了笔大钱，从此彻底脱贫，始建“广盛公”
字号。他的这个字号主要经营米、面、油、盐、杂粮、杂货，亦称“六陈行”。
他的字号在包头名声很好，生意亦很好，但后来他因做“买树梢”的投机买
卖，反落得欠债累累，字号濒临倒闭。由于他平日为人有信誉，在同业中享
有盛誉，反得到他人的支持。三年后，他又转亏为盈，重又振兴了基业。为
了记住这段不平常的经历，他在清嘉庆初年，将原字号改成“复盛公”。“道
光中，乔家又独资在包头增设了‘复盛全’、‘复盛西’，共19个门面，
四五百名职工，相继开设了‘复盛’号菜园，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
盛和油坊，及钱铺、粮店。还进一步扩展到归化（即今呼和浩特市），开设
‘通顺店’皮毛百货业，‘大德店’粮行，‘德兴长’面铺等。嘉庆以来、
乔家‘复字号’生意凭借包头这块土地日渐兴隆，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
垄断了包头市场。”①
晋中商人的坐商群多分布在西北边陲，是在不曾有商问津的冷僻土地上
建立自己的商业网络的。他们从晋中走到口外（张家口外），开辟了多伦、
乌兰巴托（库伦）、呼和浩特（归化）商贸市场；他们又从晋中闯出潼关，
在洛阳、开封、渭南、西安、褒城、成都、拉萨、兴平、兰州、安西、乌鲁
木齐（迪化）、古城（奇台县）、伊宁建立了商业网络。
在当时人文、地理环境下，晋商审时度势，形成了一套经商之策。
首先他们采用了“坐商”这一传统方式，但所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把
这种交易方式重点放在已成气候的商贸都市，却把它投于有发展前景，尚未
开发的县镇。比如，清乾隆年间，祁县商人在新疆古城（奇台县）、迪化（今
乌鲁木齐市）、伊宁开设了以经营茶叶、绸缎为主的店铺，并得以迅速发展。
至清同治、道光年间，祁县人在新疆这三个地区的商贸业已从茶叶、绸缎单
一品种发展到经营品种繁多的商庄，还出现了银号、运输行业等。又如前面
提到的祁县乔家在内蒙古包头建立的庞大商贸市场，都足以说明这一点。乔

①引自段友文《论明清山西商业民俗对我国城市兴起的作用》，载《中国民间文化》第8集，1992年12
月版。
家在包头开设“复盛号”菜园280亩，乃属独辟蹊径之举，但乔家人看准了
当地干旱少雨、多风沙的地理环境导致的缺少蔬菜的行情将给他们带来赚钱
的机遇，因此，他们冒险种菜，开设“复盛号”，结果，赚得大利。
其次，他们采用了“行商”这一古老交易方式，但他们高人一筹之处是
将“行商”与“坐商”两种截然不同的交易方式有机的结合为一体。有的坐
地经营的大商人本身就兼营“行商”业务，即使坐商未涉足长途贩运业务，
但他与“行商”也非八杆打不着，或为同姓、同宗族，或为同乡、同村，总
之，是以亲缘与地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并有着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坐商将
当地所需的内地货通告行商，并将当地的土特产收购起来（如新疆的坐商主
要收购的有新疆的皮毛、金砂、白银、玉石、矿产、药材、牲畜、干鲜果菜），
待行商运往内地；而行商根据坐商的要求，提供内地货物（如向新疆坐商提
供的主要有绸缎、烟酒、糖茶、钟表、玻璃、建材、器械等），并将坐商收
购的当地土特产拉回内地贩卖。清代，山西的“四大商帮”（船帮、驼帮、
车帮、马帮）势力很大，长途贩运十分活跃。
其三，晋商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会做钱滚钱、利滚利的大买卖。他们率先
将商业与金融业连为一体、形成了系统化的票号业，并向全国各地辐射。清
乾隆、嘉庆年间，山西票号主要经营汇兑业务，靠“汇水”（即汇费）获利。
清光绪二十年，票庄信用业有了长足发展，就拿祁县乔家来说，设有“大德
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金融实力极为雄厚。这两家票号下设20余个
分号、俗称“码头”，分布在全国各地，直接或间接操纵着当地的金融、商
贸业。
其四，晋商非常懂得如何利用官府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这也是
他们长驱直入，屡战不败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坐商还是行商都把接交官府，
作为巩固自我经济势力的一种手段。九门提督马玉昆、四川总督赵尔巽都是
乔家“在中堂”的坐上客；乔家与宫廷亦有联系，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逃往
西安的途中，其行宫即设在乔家的大德通票号；新疆“三成元”饭庄的东家
——晋商杨森林攀附权贵犹如经商做生意一样很有一套，不仅在当地商界享
有很高的威望，就连土匪也怕他三分，当地经商者出门贩运，只要在标货或
标银上面标着“三成元”的小旗，途中土匪会自动让道。
“买树梢”也是晋商率先使用的一种经营方式。农民等钱用时，可拿青
苗作抵押和商号或票号作交易。商号或票号与农民议定价格，然后支给其银
钱或货物，粮食收获后，农民按所定价格交粮。“买树梢”是一桩极具风险
的投机买卖，搞得好可获大利，搞得不好会赔得一干二净，还落得负债累累。
前面提到的乔家“广盛公”就是因“买树梢”而频临倒闭，但又因“买树梢”
而获厚利，重开“复盛公”。尽管“买树梢”极具风险，但它毕竟有着诱人
的厚利等待商人去赌注，因此，这一习俗从晋中不胫而走，成为各地大胆商
人普遍采用的经营方式之一。

（三）清代上海商贸习俗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前，上海并非商贸重地，1843年后，上
海作为“条约口岸”之一，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销其商品的市场，上海
商埠兴起。原在浙江平湖乍浦镇的商人纷纷外迁，许多商贾迁至上海，这也
促进了上海商贸的发展。
上海不仅出现了钱庄、商行，而且出现了菜馆业，各地菜馆纷至沓来，
并形成行帮菜馆。有本帮、苏帮、锡帮、扬帮、杭帮、宁帮、徽帮、山东帮、
京帮、川帮、广帮、豫帮、回帮、素菜帮。这些菜馆都有各自的铺面，并在
所坐区域形成了相应的势力地盘，成为各地商贾、帮会聚会、叙旧、谈生意、
做买卖的地方。
本帮菜馆源自宋代，至清盛行。鸦片战争后其菜馆地盘发展很快，从原
青龙镇直入商业中心十六铺，又从十六铺扩展到南京路，形成200余家的大
规模。
1860年后，苏帮菜馆和锡帮菜馆前后进入上海，使本帮菜馆优势大减。
清末，又有一些地方菜馆踏入，形成了竞争的大市场。各帮菜馆纷纷拿出绝
手活招揽顾客，同时以乡情、地方特色吸引本行帮的商贾聚饮就餐，结果，
各帮菜馆成了各地行帮的歇脚点、归宿地、叙情场、生意厅。
在上海商贸界，每逢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和农历正月初六，各店都要聚
餐，在送灶神仪式及接财神仪式后享受两次节菜。另外，在年三十晚，要吃
年夜饭，吃年夜饭时老板和职员分桌共餐。假使老板要解雇哪个职员，待吃
罢年夜饭，该职员便被领至帐房告其过年后不要再来上班，并领工钱回家。
徒弟进店后，若有望成气候，则要托人拜师，给介绍人的礼不能少，拜
师的礼更要重。若师傅有意收徒弟，接礼后就要择吉日举行拜师仪式，而且
日后每逢节年，都要给师傅送礼。学徒期不限。

（四）清代汉口商贸习俗
　　清康熙年间，汉口镇与景德镇、佛山镇、朱仙镇齐名，被视为全国四大
工商名镇之首。自鸦片战争后，1861年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洋人商店拥进
汉口共计百余家，其中有比利时、俄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商人开的店。
此时形成了国人和洋人店共处一地、相互竞争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当时
汉口成了贸易转运的中心。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各地商帮几乎都参与了在这
块市场的竞争。当时，参与竞争的主要商帮有：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
山西帮、河南帮、汉帮、湖北帮、湖南帮、江西帮、福建帮、广帮、宁波帮
等等。主要商行有：盐行、茶行、药材行、广东福建杂货行、油行、粮食行、
棉花行、牛皮行等。金融业以山西票号实力最为雄厚①。
这些大商帮都建有会馆或公所，这些会馆、公所为各帮聚议之所，大半
设有神座，春秋演“古致祭”。所供奉的神像也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多为
地方神，如山西帮供奉关羽；徽州帮供奉朱熹等。
汉口茶馆业也很发达，其主要原因为商贸交易活动频繁所至。商人交往
于此，谈交易、递情报、解决纠纷，使茶馆生意日益火红。
最有趣的是，在商贸活动中，汉口人是最早使用名片的国人之一。清李
调元有首《汉口竹枝词》，其中有这么两句：“泛友浮交讲应酬，淡红名片
教人丢”。

①参见《汉口小志•商业志》。

（五）江湖行帮交易隐语
行帮商人交易或在袖筒内捏指讨价还价，或用隐语讨价还价。
如陕西商人言价时，不许第三者插足。讨价数字均有隐语：一要说“么”，
二要说“按”，三要说“捎”，四要说“素”，五要说“歪”等等。
又如东北马市交易隐语，当地称为“黑话”，是马贩子、马经纪、掌柜
的、掌盘的使用的隐语。张徐先生对此作过详细地调查和搜集，特引证于此。
数字隐语：
“叶气嘎”，即一，同时十、百、千、万等位数逢一皆用此语；“坛字
嘎”，即二；“品字嘎”即三；“吊字嘎”即四；“曼字嘎”即五；“挠字
嘎”即六；“才字嘎”即七；“拐字嘎”即八；“欠字嘎”即九。……
日常隐语：
“掌柜的”，指马店店主；“掌盘的”，指受聘处理店务并为买卖双方
搭桥说合的中人；“里马人”指本集同行；“外码人”指外集的同行；“不
懂嘎”指外行；“雏”指刚入门的生手；“南客”指买马的贩子；“北客”
指卖马的贩子。
交易隐语：
“多少嘎”指多少钱；“能打开”指出价合理，能买下来；“打不开”
指出价太少，不卖；“拉拉开”指再降降价；“匀乎匀乎”指买卖双方的报
价相互平均平均；“撑口袋”指替买方压价或替卖方抬价的撤托或上托的解
法；“上托”指买方压价；“撤托”指卖方抬价；“盖集”指先出大价把市
场价格抬起来，使别人不能成交，然后等待时机突然用低价买进；“啥口”
指马多大岁数；“大货”指长成的骡马；“小货”指小骡小马；“达子马”
指从草原上贩来的烈性马；“生根”指买来供屠宰用的牲口①。

①参见张徐《关东第一马市习俗调查》，载《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4期。

（六）清代商业宣传习俗
　　清代商业发展迅速，各店铺、店堂，无论其门面大小，都十分重视对它的装饰，并通过一些装饰物或宣传品来广而告之，吸引顾客。这些显示店铺、店堂标志的宣传广告包含有字号、招牌、楹联、幌子等。
　　字号：是每个店铺都有的，就象人名一样，字号则是人为店起的名。字号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店主姓氏和店主所经营店铺的性质结合为一整体的字号，如“烤肉季”、“馄饨侯”等；一种是以吉祥如意、财盛福大类词汇命名的字号，如“全聚德”、“内联升”、“瑞蚨祥”等。这些字号一般都以墨书写或雕刻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挂于店堂门额，俗称“字号牌匾”。
　　招牌：是以宣传店铺经营之物而设的。它分为大、中、小三种规格的招牌。大者俗称“冲天招牌”，这种招牌通常立于店铺某一侧的前方，为木质，长方形，且高出铺面房，十分醒目；中者则挂于店门两侧；让人看了一目了然；小者悬挂于房前屋檐下，顾客走到店门前，便可从这小招牌中获知该店所卖货物的名称。
　　楹联：是店铺必备的一种装饰，俗称“门对”。这种楹联往往针对店铺的性质、字号，并赋以吉祥如意、财源茂盛等象征内容。如北京北豫丰烟铺的楹联：“豫建征祥烟景丽，丰收有象雨风调”。这个门对不仅把该店卖什么巧妙地告诉了顾客，而且还将该店的字号藏于对联的字头，即表现了该店主的文化修养，又不失经营特色和宣传技巧。
　　幌子：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营业宣传习俗，但到了清代发展更为全面，且不说质地分纸、布、皮、革、木、竹、铜、铁、锡等，单说幌子的类型就可归纳出四种。
　　一种是实物幌，将店铺所卖的货物作为幌子，挂在店门外。如绒线铺挂的各色绒线编扎的绒线幌子；馒头铺窗外桌上放的寿桃寿面幌子；香蜡铺门外立着的高大至檐的大蜡烛幌子等等。
　　第二种是模型幌，将店铺所售物品做成模型当幌子。如烟袋铺门外悬挂的巨大烟袋模型幌子；中药铺的膏药幌子等等。
　　第三种是文字幌子，将店铺所经营的范围通过极简洁的一两个字书于幌子上，称为文字幌子。如当铺用的“当”字幌；成衣铺挂的“成衣”幌等等。第四种是象征幌，这种幌子多以与店铺经营有关的象征物作幌，约定俗成。如颜料店以彩色木棍作幌子；粮店以木制倭瓜模型作幌子；油盐店的幌子是一直径约一尺的锡制扁圆饼形，其中心处镶有一铜制大钱，下缀红布条等等。
　　上述主要是坐商约定的商业宣传习俗，而行商的商业宣传习俗主要体现
在他们的吆喝宣传声和他们手中拿的器物所发出的引人注意的声响上。

八、清代娱乐习俗
　　娱乐是民俗的社会功能之一。在许多民俗事象中都贯穿着娱乐性，且许多带有娱乐性的民俗事象又是从神圣而神秘的原始宗教、民间信仰演变而来的。
　　清代娱乐民俗较之前代显得更为丰富，但细细分析归纳，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于清代形成的娱乐习俗；一是由祭祀习俗演变成的娱乐习俗。
　　娱乐习俗包括音乐、舞蹈、竞技、游戏等，但这些在民间乃至宫廷的传承中，往往不是以独立的表现形式出现，总是掺于其它民俗事象之中或溶于一个大的文化氛围之中。像“花会”，既与节日习俗有关，又与庙会习俗有关，同时还包含着地域民俗和社会民俗的特征，但它更大程度体现了娱乐性，并通过娱乐性使整个民俗活动的方方面面有机地组合在一起。
（一）清代形成的民间娱乐习俗
在民俗传承中，娱乐民俗充分体现了它的活力。清代大量娱乐民俗都是
世代相传、承前而来的，就内容而言没有什么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规模大
小的趋向上。尽管这部分构成了清代娱乐民俗的主体，但为了不与其它习俗
史发生冲突，我们在这里重点叙述一下清代形成的娱乐习俗及其带有明显演
变趋向的娱乐习俗。

1.京东民间花会
京东的民间花会非常之多，不仅类型繁多，而且深受宫廷民俗文化的影
响。清代，京东东坝镇有个“狮子会”，会号叫“金铃祖狮”。初成立时叫
“太狮”。传说清乾隆年间，刘墉（刘罗锅子）到东坝镇为公主坟扫墓，正
赶上东坝走会。他见一青一黄两狮舞动宏伟气魄，狮项下的八个铃铛金光灿
灿，响声悦耳可传十里之外，于是他将“太狮”舞引进宫中献艺。皇家封该
会为“金铃祖狮”。
自后，“金铃祖狮”名声大噪，观者愈来愈多。狮子舞主要动作有搔痒、
弹毛、打滚、跳跃、直立、走梅花桩、攀绳等。
“金铃祖狮”被皇家所封，故在花会中独领风骚，成为花会各档之首。
每逢走会，都要由狮子领路，各档花会随后，前往祖庙祭祀。
京东小红门地区的红寺村，于清乾隆年间成立了个地秧歌会。据传，该
地秧歌会是在光绪年间受的皇封，所封会号为“小红门红寺村子弟秧歌圣
会”。该地秧歌会是北京地区唯一不上跷的住地秧歌。地秧歌的舞蹈动作共
计64套。
除外，还有民间吹打乐队、云车会等等。

2.潍坊风筝
潍坊风筝是山东风筝的代表。潍坊人放风筝历史悠久，但真正形成气
候，并进入鼎盛期的时间是清乾隆至嘉庆年间。据《潍县志稿》载：“本邑
每逢寒食，东门外，沙滩上……板桥横亘，河水初泮，桃李葩吐，杨柳烟合，
凌空纸鸢，高入云端。”放风筝不仅成为人们节日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娱乐
习俗，而且发展趋向普及。潍坊成了扎、糊、绘、放这风筝四艺的中心和集
散地。
清末民间画家王福斋是扎人物风筝的拿手艺人，“雷震子”就是他的得
意之作。除外，还有陈哑巴等10余家扎风筝名家。
在这时期，潍坊风筝已从自我欣赏、娱乐转向商品，鼎盛期有风筝作坊
和店铺30余家。清乾隆、嘉庆以来，潍县东关城墙下的白浪河滩，是集市
贸易中心，而风筝市就在东城的城墙下。风筝习俗从此兴起并广为传播。

3.温州划台阁
温州端午节有划台阁之俗，此俗大约始于清同治年间。
台阁，也称彩舫，是一种将亭台楼阁置于船上，并在其间安排化妆人物、
乐队、秋千等供人欣赏的龙舟。每逢端午节，台阁被装扮一新，缓缓行于河
面，船上秋千回转，彩旗飞舞，岸边观者如潮涌。
台阁十分壮观，总长约18米，宽4米，约容纳100人左右。前后为木
雕龙头龙尾，其须角、眼睛、鳞片均为彩漆、贴金装饰。台阁有亭台三座，
各式花灯遍布台阁，入夜时景色更迷人。台阁还设有风车、秋千架三座，每
个秋千架上都有四名儿童身着戏装、手握绳子，坐在软绳上随秋千回环起
伏、腾空飞转。龙头龙尾还各设一对艄公艄婆站立，负责台阁的转向。还有
四位划手藏于隐秘处划船。台阁上的乐队演奏的乐曲，更令人心旷神怡。
端午节观划台阁，便成为温州人节日娱乐活动的重要内容，始开风气之
先河。

4.苗族果子仗
果子仗是贵州紫云县苗族青少年喜欢玩的一种游戏。据当地老人相传，
该游戏起源于清初。因苗族地区常遭侵犯和掠夺，为了保护本民族的安全与
利益，苗族青少年便常集于一起，投石练武，久而久之形成了现在的果子仗。
每逢农历七月十四至十六日，苗族青少年便聚集于指定的路口打果子
仗。“作战”的双方都要准备好“武器”——核桃、梨子、油桐果或野桃子，
然后到“战场”呼战。在“战斗”中，观看的人都要为他们助威呐喊。如若
打中对方，助战者的呼声会更响亮。双方在交战中不能使用石头。更不能打
路边拣“子弹”的小孩或助威群众，否则会遭到双方长老的斥责。

5.锡伯族娱乐习俗
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后，受近邻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影响以及汉族文
化的影响，其娱乐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不少带有浓郁地方风俗特征
和其民族情调的娱乐习俗。如：受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歌舞影响，本不善歌
舞的锡伯人也变得能歌善舞了，每逢节日，都要通过歌舞娱乐一场。锡伯族
本没有刁羊娱乐习俗，后接受了哈萨克族娱乐习俗影响，每逢节庆、秋后都
要举行隆重的刁羊比赛，并成为锡伯人娱乐习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
来，锡伯人也没有秧歌剧，由于受到汉文化影响，新疆伊犁锡伯人接受了这
种娱乐形式，并对它有所创新和发展。

（二）由祭祀习俗向娱乐习俗的演变
　　信仰习俗在传承过程中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正因为此，祭祀习俗能够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但是，祭祀习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异主要体现在向娱乐习俗的演变。
　　祭祀习俗向娱乐习俗的演变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将祭祀习俗原本的严肃、恐怖的氛围淡化，演变过程中逐渐加入娱乐氛围，这种氛围随经济文化发展速度的快慢而变化；改变了原本祭祀习俗中宗教信仰的内核，使之成为纯娱乐性的或娱乐特点极突出的民俗事象。像庙会活动，就属祭神、娱人并存，甚至娱人氛围更浓的习俗；而像春节放鞭炮则是带有明显娱乐色彩的喜庆习俗，但究其源却与火神崇拜有关。
1.天津皇会
　　“皇会”最早称“娘娘会”，天津皇会始于清康熙十六年，是为祭祀“天后娘娘”而举行的大型宗教民俗活动，人们要把“娘娘”（即“妈祖”）的神像用宝辇抬到在津的闽粤会馆去接受代表其家乡的香火，场景壮观、庄严而神圣。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三岔河口见到了这一壮景，十分赞赏，且赐黄马褂、龙旗、金项圈等物。
　　从此，娘娘会一改初名，成了染有宫廷文化色彩的“皇会”，并且使娱乐习俗融于其中得以充分扩展。《天津皇会考纪》记载：“天津皇会既受乾隆皇帝之嘉许……一切仪仗装饰，人员服制、表演技艺都要力求尽善尽美，花钱费事在所不惜……”皇会赞助者有京城的王爷、尚书、内务府大人，及天津各大商号、民间团体等。各地花会纷纷涌入，如盛芳高跷圣会、梁家嘴义胜秧歌老会、长顺华盖宝伞会、南门内永乐杠箱老会、乡祠前远音挎鼓老会、同乐拾不闲老会、城西大圆金音法鼓会、
果子店梅汤圣会等等。各花会尽兴表演，观者如潮。

2.壮族“三月三”
　　每年农历三月三，广西壮族都要举行歌圩会。根据丘振声先生的研究成果：三月三，最早是壮族蛇图腾的祭祀日，逐渐地变成了举行歌圩的日子①。有关歌圩记载，清代较多，每逢圩日，方圆数十里内的男女青年，身着盛装，自带五色糯米饭和红蛋、绣球等，前来赛歌，物色对象。赛歌期间穿插着抛绣球、碰红蛋、踢键子、抢花炮等娱乐性活动。虽然，其间也伴有祭神、打醮等宗教祭祀活动，但已黯然失色，几乎被整个娱乐氛围淹没。
①参见丘振声《壮族的蛇图腾》，载《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2期。


（三）清代宫廷娱乐习俗
1.观戏
观戏是清宫中最主要的娱乐活动。自清入关后宫中即兴观戏，至乾隆时
达到高潮，从此历久不衰。
（1）升平署
清宫内务府下设升平署掌理承应宫廷奏乐及演戏事务。而署中的内学、
外学主理教戏与演戏。内学由年幼太监组成；外学由旗籍与民籍伶人组成。
内外二学人数常达数百之多。此外，招致在京及外省戏班入宫供奉、置备戏
装道具等事宜也由升平署负责。
为了方便观戏，紫禁城中的宁寿宫、重华宫、长春宫、漱芳斋等处，建
有大中小戏台10余座。其中宁寿宫中的畅音阁戏台最大。台高三层：上层
设绳索机关，可垂至下层；中层台面有方形池孔，将上、下两层连通。下层
台板下，中央与四角有五个地井，与后台地下室的一口水井相通，用以增强
音效。三层戏台，或单独使用，或合演一戏，视情况而定。尤其是在演神仙
戏时，三台合用，有人行台上，神自天降，鬼从地出的奇妙效果。戏台对面
的阅是楼是皇帝、后妃及王公大臣们观戏之处。漱芳斋中的“风雅存”戏台
最小。戏台建于室内，宽不及丈，高将过人，仅供皇帝、后妃等少数人冬季
观戏使用。演出时，演者与观者近在咫尺，别具情趣。
此外，宫外的西苑（中、南、北海）、西郊的各皇家苑囿与行宫中也均
设有戏台，以备皇室随时观戏。
宫中戏剧以昆曲、秦腔、徽调、弋阳腔为主，兼有各种地方杂戏，清末
还有皮簧，即后来的京剧。所演剧目繁多，但有一定规律。主要有：“月令
承应”剧目，即一年中从元旦至除夕各节日时令演出的当令剧目，如“早春
朝会”、“万花向荣”、“喜朝五位”、“升平除岁”、“佛化金神”等等；
“庆典承应”剧目，即为大婚、万寿节、祝捷等庆典演出的剧目，如“八仙
祝寿”、“碧月呈祥”、“双星永寿”、“膺受多福”、“钟斯衍庆”等等；
“临时承应”剧目，即供帝后随时传唤的剧目，如“鼎峙春秋”（三国戏）、
“忠义旋图”（水浒戏）、“昭代箫韶（杨家将戏）、“升平宝筏”（西游
戏）、“劝善金科”（目连救母戏）等等。而每一剧目又均有约10本、二、
三百出戏。因此临时承应戏又称“常年大戏”，是宫中上演最多的剧目。
上述剧目都是宫中自己编演的。仅据不完全统计，清宫自康熙至宣统年
间编演的剧目就达数千种之多。如果加上各地入宫供奉的演出剧目，数量将
远不止此。如不遇丧乱，当时宫中几乎无日无锣鼓，天天奏笙簧。乾隆、道
光、咸丰三帝及慈禧太后均为戏迷。特别是慈禧，不仅观戏，还要亲自演戏。
她笃信佛教，自比为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故常扮作观音，又命太监李莲英
扮韦驮或善财童子，李妹扮龙女，粉墨登场。因此宫中都称她为“老佛爷”。


2.乐舞
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由于生活方式的影响，其歌舞大多与射猎
有关。清宫乐舞基本保持了这一传统。
庆隆舞是清宫最主要的乐舞。初名“蟒式舞”或“玛克式舞”。乾隆八
年（1743年）更名“庆隆舞”。它由“扬烈舞”与“喜起舞”两部分组成。
扬烈舞为武舞。据《清史稿•乐志八》载，舞者共40人。其中32人头戴面
具，穿黄色布衣和黑羊皮者各半，跳跃翻滚，象征怪兽，先上场；继而，8
人穿甲胄、带弓矢，以竹作马头，彩缯饰马尾，扮为武士，象征“八旗”，
从两侧上场。武士上场后，先向北行一叩礼，礼毕便与怪兽周旋驰逐。待一
武士射中一兽，余兽均被慑伏，舞蹈结束；象征武功告成。喜起舞为文舞。
舞者为大臣22人，着朝服、佩仪刀。入场后行三叩礼，礼毕，退至东边，
面西而立。然后两人为一组起舞上寿，舞毕三叩首而退。22人轮番表演。舞
蹈中还有歌者13人，乐器伴奏22人。载歌载舞，场面热烈；亦文亦武，气
势恢宏。
庆隆舞通常是在宫中举行大型吉庆筵宴上演出。但清宫用于宗室筵宴的
“世德舞”与用于军队凯旋筵宴的“德胜舞”，舞制均与庆隆舞相同。可见，
庆隆舞是清宫最喜爱的乐舞。
圣武舞也是清宫较常上演的大型乐舞。它是为歌颂康熙帝三征厄鲁特、
平定准噶尔而创作。舞蹈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惟天”，表现康熙帝不畏
劳苦、率军亲征、剿灭叛敌的战斗；第二部“皇矣”，描述康熙帝抚慰降民、
安定边疆的场景；第三部“武成”，颂扬康熙帝的赫赫武功与浩浩盛德。舞
蹈伴有歌唱和音乐；形式带有鲜明的满族特色。


3.宠物
清宫中喂养了众多供人玩赏的动物。这些动物主要来自各地官员的贡
献，也有少部分是宫中派人捕购的。每种动物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喂养，如
东华门内有鹰房，养鹰1000余只；御花园内设鹿苑，放养梅花鹿；宫廷院
落中还放养仙鹤及其它鸟类，由养牲处苏拉喂养，等等。但这些只是用于一
般观赏的动物，作为宠物喂养的，主要有鸟、狗、猫、蟋蟀、蝈蝈等。
养鸟宫中养牲处掌养鸟之事。乾隆帝爱鸟，投其所好，各地官员想方
设法弄来珍禽贡献。当时养鸟特盛，品种亦多，有雉鸡、锦鸡、画眉、百灵、
火鸡、相思鸟、瑞红鸟、阿春鸟、金钱鸟、太平鸟等等。鸟入宫后，先经皇
帝“御览”，满意后送养牲处饲养，留待日后赏玩；不满意，则送至京郊御
园，或转赐他人。
又，宫外宣武门有“雀儿市”，售卖各种鸟类，其中，驯养有素的百灵
可学各种鸟兽之声，八哥、鹦鹉会说人语，每只要价数十两银，但宫中仍多
买回玩赏。
养狗与养猫清内务府下设内、外养狗处，分养玩赏狗与猎狗。宫中养
狗兴起于雍正。雍正帝十分爱狗，曾亲自设计狗窝、狗笼、狗衣、狗垫、其
尺寸、用料、样式、图案，一丝不苟，并再三谕令有司精心制作。乾隆帝爱
狗不逊其父，为搜罗名犬，他甚至不惜向外番使臣点名要其贡狗。宫中养猫
也为数不少。凡皇帝宠爱的狗、猫均称以美名并绘入图画。如故宫博物院现
藏的《猫犬名册》中，绘猫120余只，其名有：金豆儿、秋葵、金桔、灵芝、
玉虎等；绘犬30余只，其名有：“墨喜”、“水晶”、“玫瑰”、“杜鹃”、
“桃花”、“喜姐”、“如意”等。这些猫狗均为中西名贵品种。
养蟋蟀和蝈蝈清宫养蟋蟀是入关后才开始的。所养蟋蟀有两种用途：
一是用来相斗，每年秋季，织造府负责采购和饲养蟋蟀，以供帝后等斗耍消
遣。宫中蟋蟀多采自易州（今河北易县）清西陵一带，有数百个品种，而以
“梅花方翅”为上品。宫中养蟋蟀的罐亦较民间讲究，有用陶、瓷、玉、石、
雕漆制作的大罐、小罐、过笼、水槽等，而以明宣德年间的御制罐最为珍贵。
蟋蟀罐一般以一个大盖罐和10个小盖罐为一套，大者用于养，小者用于斗。
另一种蟋蟀是用来听叫的，也于秋季收养，待来年元宵之夜，皇帝在乾清宫
赐近臣宴时，筵席前陈设着温室中培育的芍药花和牡丹花，花丛中以彩灯堆
为鳌山，置蟋蟀于其中。开宴乐曲奏罢，唧唧虫声便从彩灯花丛中发出。届
时，春花与秋虫相映，笑语同虫鸣合声，君臣共饮美酒，其情欢洽，其乐融
融。
养蝈蝈和金铃子在宫中也很普遍。每年春季，嫔妃及官女们在墙边种葫
芦，到秋季以葫芦装养蝈蝈或金铃子，揣在怀中过冬。起初，宫女们当值时
便将葫芦取出，托人代管。清末，某宫女伺候慈禧洗漱，偶然忘记将虫取出，
洗漱间怀中蝈蝈突然大鸣，逗得慈禧十分开心。从此之后，不再禁止宫女带
虫入值。


4.游戏

（1）棋牌
清宫上下都喜欢玩纸牌。纸牌又称“叶子”，即后来的麻将牌。其主要
花色有条、饼、万等，印于纸上，仿佛今天的扑克牌，但牌面较窄。玩纸牌
又称“斗牌”，通常有4人参加，并具赌博性质。情末刑律禁止赌博，违者
处以罚款或有期徒刑。但宫中每年正月，除十五日元宵节外，开放赌禁，名
曰“放赌”。其时斗牌之风最盛，慈禧酷爱斗牌，常在慈宁宫或颐和园召集
光绪帝及后妃、公主等聚赌。有时李莲英和受宠宫女也参加斗牌。至今故宫
博物院中还保留有当年宫中玩的纸牌。
清宫的棋类有满洲棋、象棋和围棋等。满洲棋的棋盘和棋子与象棋相
同，将、士、象、兵的走法也与象棋一样。不同的是，车、马、炮三子可互
用，对弈时变化更为复杂。满洲棋实际上是象棋的另一种下法。这说明，象
棋早就为满族所熟悉了。
至于围棋，大约是入关后才在清宫出现的。目前故宫养心殿后殿（皇帝
寝室）的原状陈列中有一副围棋。棋子用白玉和墨玉琢磨而成，棋盘以金线
描格，甚为精美。宫中各院的石桌上，不少刻有围棋盘；慈禧还专门命人为
她画了一张与李莲英一起下围棋的画，可见围棋在清宫中也是很流行的。
（2）跳驼和摔跤
跳驼和摔跤是满族的传统游戏。跳驼时，将一匹高于8尺的骆驼牵至场
中，跳驼者列成纵队，依次助跑至驼前，起跳跃过驼背。跳跃时可以做各种
动作，落地后以直立不仆为胜。颇似今天体操中的跳马，但手不能扶驼背，
难度更大，故有“绝技”之称。清帝每年至承德举行“木兰秋狝”典礼途中，
都要多次进行跳驼竞赛。
摔跤，满人称为“布库”、“撩脚”或“善扑”。其方法与今天的摔跤
基本一样：二人上身以双臂相持，下身以脚相互勾、踢、绊；将对方摔倒者
胜。满族男性自幼喜爱摔跤，常胜者被视为勇士。清代皇帝亦多热衷此道。
康熙帝幼时曾以摔跤计除鳌拜。为纪念此事，以后，宫中每至年节喜庆之时
均有摔跤表演，胜者皇帝赐酒。摔跤还被清廷视为一项值得骄傲的“国技”。
八旗禁旅中特设善扑营，由擅长摔跤的四百余名勇士组成。皇帝接见蒙古王
公及外使时，常令善扑营表演摔跤和骑射。
（3）冰嬉
满族久居气候严寒的东北，冬季的生产和生活均离不开冰雪，因善滑
冰，在与明廷作战时，清军还曾以滑冰行军。入关后，清宫为“阅武事”、
“修国俗”，每年冬季在西苑北海举行大规模的滑冰表演，称作“冰嬉之制”。
表演者为八旗士兵。每次人数不定，乾隆时每旗200人，总数达1600人。
冰鞋是在鞋底绑一铁条而成。冰嬉的主要内容有“抢等”、“抢球”和“转
龙射球”三项。
抢等即今天所谓的“速滑比赛”。皇帝坐在冰床（木座下镶铁条，以人
牵引滑行）上，八旗兵丁在距皇帝二、三里的地方一字排开，号炮一响，人
人争先向皇帝滑去，以到达的先后次序分一、二、三等，皇帝按等赏赐。
抢球：八旗中每旗选数10人为1队，8队分位而立；御前侍卫将一皮球
用力踢出，众人奋力追抢；抢到者再踢出，众再抢，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以
抢到次数多的队为胜。
转龙射球是冰嬉的高潮。在皇帝冰床近旁搭一旌门，门上下各悬一球，
上曰“天球”、下曰“地球”。八旗兵仍各为一队，队前以3人为一小组，
1人擎旗先导，2人执弓矢在后于冰上盘旋滑行。其后大队或擎旗或持弓矢，
呈一字纵队尾随滑进。8支队伍宛若八条游龙在冰面团团旋转，煞是好看。
每队通过旌门时，持弓者一射天球，一射地球，射毕仍旋转而归。凡射中者
皇帝皆有赏赐。
此外，宫中又有“打滑挞”的游戏。每年冬至过后，内务府派人在宫中
空地上以水浇成一座高约三、四丈的冰山。其一面呈斜坡状，一面呈阶梯状，
打滑挞者从阶梯上山，然后从山顶滑下。其形制和玩法与今日的冰滑梯颇为
相像。若遇喜庆之日，则命八旗将士中善冰嬉者入宫表演。为了增加难度，
表演者均穿猪毛皮履直身从山顶急速滑下，动作十分惊险，非训练有素者，
不能如此。
清宫的冰嬉活动，对北京民间的冰上游戏有着深远影响。

九、结语
　　到此，中国清代史习俗卷已基本完成，可以画一个小小的句号了。所以说她已完成，是因为我们的写作过程和我们最初的写作意图大体吻合，我们尽量全面地展示了清代民间和宫廷习俗，为了能够尽可能地接近《百卷本〈中国全史〉》的要求，我们各自发挥了优势，从事民间传统文化研究的李路阳同志承担了本卷概述及民间习俗的撰写工作，从事宫廷风俗研究的金卫东同志承担了本卷宫廷习俗的撰写工作。当我们共同讨论写作提纲时，当我们将各自所写部分集合成一个整体时，当我们通览此部书稿时，我们觉得至少我们前期渴望达到的写作目标基本达到了。
　　此卷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清代习俗，特别是宫廷习俗部分的系统介绍恐怕是其它卷本所不能及的。这不是因为我们比谁高明，而是因为我们所写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许多热心于搜集、记录、研究民俗的儒者，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供查证的文字资料，这些书籍资料帮了我们的大忙；除外，还有传承的魔力，许多资料是我们在现代考察时，通过老人的口传获得的。
　　当然，我们并没能做到真正全面地介绍清代习俗，由于字数有限，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将许多精彩的内容丢在一边。书中没有介绍清代民间信仰习俗，只在一些个别章节中略有涉及，割舍的原因也很简单，信仰习俗比其它习俗更具稳定性，在传承过程中少有变异，因此我们将这一章删去不谈，以突出其它更具清代特点的风俗时尚。
　　前面，我们说此卷只是基本完成，因为在写作过程中仍有疏漏之处，仍有
不尽人意的瑕点，所以，我们只敢给自己画个小小的句号，以期出版后细听众
人赐教。
【全文完】

中国清代习俗史 四 至 九

四、清代婚丧嫁娶习俗
人，从出生到死亡，需要经过两个质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婚姻，
第二个转折点是死亡。
婚姻的完成标志着一个人完全摆脱了对父母的依附关系，已经从未成年
者换位至名符其实的成年者，对组成的新家庭，对将出生的婴儿开始承担一
种家长的责任和父母的义务。也就是说，婚姻，是男人和女人真正成熟的标
志。
死亡则意味着一个人生的结束。它是人从阳世转入冥冥世界的标志，是
一种生死转换。
无论是婚姻亦好，死亡亦好，民间与宫廷都赋予它极隆重、极庄严的礼
仪和不可抗拒的传统俗制。它绵延了几千年，至清代更加盛大，更加繁褥，
更加程式化。
（一）清代民间婚姻习俗
清代，民间婚姻形式较为复杂，阿注婚、冥婚、走婚、空妇婚、抢婚、
小儿婚、伍和婚、入赘婚、姑舅表婚、共妻婚、典妻婚、服役婚、转房婚、
自愿婚等等。这些婚姻形式多数可囊括进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之中。
1.婚俗中的繁文缛节
（1）清代婚俗对“六礼”的承继和变异
我国古代婚姻讲究“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六个程序，直至明代，一直延续此风。
到了清代，民间仍行“六礼”，只是名称上有些演变，风俗亦有些不同。
宫廷则只重纳采、亲迎二礼，并多了个女家“铺房”一礼。《清史稿·志第
六十四》：“凡品官论婚，先使媒妁通书，乃诹吉纳采。”婚前一日，“女
氏使人奉箕帚往婿家，陈衾帷、茵褥、器用具”。届日，“婿承父命亲迎”。
（2）清代汉族民间婚俗
清代汉族民间婚俗基本上包括说媒定亲、换帖纳彩、回奉、送彩礼、踩
花堂、过嫁妆、嫁娶、闹房、回门等礼仪程序。这种婚姻是依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
这里仅举山西南部地区的清代婚俗加以说明①：
说媒定亲是第一步。
婚嫁讲究门当户对。儿女到了成婚年龄，媒人便到男女双方家里提亲。
提亲时，要介绍另一方的生辰八字、人品、属相及家庭情况。男女双方家长
若觉得对方条件还令人满意，就要请来阴阳先生合八字和属相。若是马、牛
相合，则认为“白马怕青牛”，此桩婚姻不吉；若是鸡、狗相合，则认为“鸡
狗不到头”，此桩婚姻亦不幸。像这样的情况，提亲之事自然告吹。若相合
后没有什么可忌讳的，那么，亲事便可以定下，并与子女相说。
换帖纳彩是第二步。
之后，便要择吉日换帖。用红纸做成的帖上印着龙凤图案，内中写有门
第、姓名、生辰八字。男女家换帖时，男家还要随帖送给女方24块银元和
10件物品。这些物品包括裙料、袄料、喜裤料、绸缎衣料一身（算作两件）、
绣花带、绣花巾、一副手镯、一对戒指、一套头饰，以取“十全十美”之意。
回奉是第三步。
女家收了男方的物品，便要以礼相待，设宴招待男方，俗称“吃成饭”。
吃罢饭，待男方走时，要回奉物品，其中包括：文房四宝、面娃娃、糕塔（一
种形似柱的馍馍，上面塑有10样果子）、10个面石榴、10包麸盐。文房四

①参见《民俗》1988年第2期、1989年第2期，李兆祥文《晋南婚嫁旧俗》。
宝则象征着未来的女婿官运亨通、学识渊博。面娃娃、糕塔、面石榴都象征
着多子多福。面石榴要让女婿先吃一个，其余9个切成片送给邻里，表示婚
事已定。10包麸盐要撒在公婆、妯娌的头上，象征有缘（盐）分，有福（麸）
分。
送彩礼是第四步。
定婚后，男方准备完婚时，要再给女家备120块银元，代表10分礼；
同时还要给女方六至八身绸缎衣料、一对戒指、一对耳坠、一套头饰、一条
勒子及数块各色内衣料。过完大礼后，女婿便要给女家送“知帖”，“知帖”
中写着结婚的日子。若女方家里收下“知帖”，就说明女方同意，这样，结
婚的日子也就算定下来了。
踩花堂是第五步。
结婚前一天夜晚，女方家里要差遣两人到男方家里踩花堂。这两个人，
一个抱着瓷娃娃，打着红喜字的纱灯，另一个提着红布木箱，箱内放有一件
成衣、一条系裤带、一件裙子、一双绣花鞋、一套头饰和麸盐红包及面石榴
若干，最上面放着新娘的照面镜。二、三更时，到男方家门口，连放三炮，
通知男方。女婿开门施礼，接过红箱后，把女方客人迎进洞房，红箱和瓷娃
娃要放在炕头，女婿还要打开箱子，取镜照面，以示与新娘见面。女方客人
要在瓷娃娃两腿间洒点水，象征贵子撒尿。到此，踩花堂全部结束。男方设
宴招待；女方要取踩花堂钱。
过嫁妆是第六步。
结婚的当天上午，女方差人给男方送嫁妆。其中有：大立柜、帮柜、顶
柜、箱子、被子、枕头、衣料、盆巾、首饰及化妆品等。还要在枕头里面装
上筷子、核桃，在鞋内放上麸包，被子里缝上枣、花生，以象征女子出嫁后，
能早生贵子，携带福气。送嫁妆时，女方还要遣一“小亲家”（小男孩）押
妆随行。
嫁娶是第七步，也是整个婚俗中最隆重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婚俗的核
心。
嫁妆过完后，新郎着长袍短褂，戴礼帽，披红插花，乘官轿迎新娘。同
新郎随行的迎亲队伍分两行，浩浩荡荡几近百人。队伍中有抬花轿的，花轿
是为新娘准备的，内放一盘，上面盛着五个面石榴，中插红筷子，筷子上系
着一朵石榴花。
迎亲队伍至女方门前，要鸣炮报信。
女方家办事的听到炮声，要迎新郎入席，先吃“下马点心”及面食，然
后引其至女方祖先堂祭祖，最后叩拜女方父母、亲友、邻里。
行礼之后，新郎要吃“腰食”，即饺子。“腰食”由本家嫂子包捏，饺
馅花样很多，若食了“子果”饺子（大饺子里面包了五个小饺子），则夸女
婿有“五子”之福；若要吃了辣子或食盐饺，则开心地一笑以祝吉。吃完腰
食开“正席”。
而新娘此时要梳妆打扮，以做好上轿前的准备。为新娘梳妆打扮的人叫
“全人”，这个人必须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她要为新娘梳头、开面、清眉、
搽胭脂、抹粉等等，然后戴凤冠，着霞帔和八幅绣花罗裙，脚穿红缎绣花鞋，
系上裙铃、裤铃，盖上盖头，稍息后，由乐队迎往花轿前，供拜轿神。拜后，
新郎新娘吃合婚饼。之后，新娘由两名伴娘搀扶上轿。新郎要到花轿前拜轿，
拜罢，鸣炮三响，鸣锣开道，花轿在两名小舅的监押下起轿。
花轿至男家大门口，轿身要朝向喜神方向落地。新娘下轿后要踩事先铺
好的红毡，手抱辐条、瓷瓶、铜镜等（象征镇邪气，带来福气），由伴娘搀
扶，在新郎“同心结”的牵引下，缓缓而行；到了大门口，要从火盆、马鞍
上跳过去，以示避邪恶，保证婚后生活平安、红火。在新娘行走时，男方家
有二人手端五谷杂粮，向新娘身上撒掷，名曰“撒五谷”。进院后，新娘要
面朝喜神而坐。
之后，举行拜天地仪式。拜前，由新郎用秤杆揭取新娘盖头，俗称“称
心如意”。至此，新郎、新娘见面，对天地爷牌位三叩首，到祖先堂行四拜
礼，然后回至院内，叩拜父母，行夫妇对拜礼。礼毕，新郎新娘入洞房。
入洞房后，去掉镇物，行交杯酒。喝完酒，新郎新娘挽手上床，左转三
圈，右转三圈，为之“踩四角”。踩时，旁人念道：“踩，踩，踩四角，四
角娘娘保护着，娃多着，女少着，婆夫两人常好着。”踩完四角，新娘要脱
去凤冠霞帔，换上红绸便装，怀抱秤、瓷瓶、箅筘，盘腿坐于炕角的斗上，
名曰“坐帐”，象征新娘办事公平、周密，守口如瓶。
新娘“坐帐”时，男方将设“十五圆”佳宴款待宾客。娘家人趁机看望
一次新娘，从新娘那里得馒头一个。娘家人带回家扔进水缸里，象征发家。
闹房是第八步。
新婚之夜，新郎的好友定要闹房，闹房者不分大小。人们令新郎新娘说
绕口令、唱民歌，做些相互亲昵的动作。新娘不从，可用扫帚责打新郎。闹
完后，要设晚餐招待闹房者。深夜，以有人听房为吉，若无则放把扫帚以避
邪。此活动要连搞三夜。
回门是第九步。
新婚后第二日，新婚夫妇要先行家礼，在祖先堂叩拜祖先，然后叩拜父
母、亲戚。行罢家礼，新娘乘花轿回娘家，并要在天黑前赶回。
至此，婚姻礼俗的全过程已基本完成。这一风俗特征，基本能概括汉民
族的婚俗特点，尽管各地略微有些区别，但大同小异，程序基本一致。（3）
汉族婚俗对少数民族婚俗的影响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婚俗受汉族婚俗影响，出现了媒人说合——
汉至清雍正年间，湘西土家族人结亲从来不用媒人。每年正月，男女老
少聚集摆手堂跳摆手舞时，青年男女便开始选择、物色各自中意的对象。跳
完摆手舞后，老人、已婚男女和小孩都退出摆手堂，余下未婚男女尽情歌舞、
自由择偶。当双方都满意，并得到土老师（土家族巫师）同意后，便可订婚。
能不能把新娘接到家中，还要以双方的武力胜败来决定。男女双方要比武
功，有鸡形拳、扫帚棍、四门耙、跳桌子、标风车、骑马射箭等等，只要男
方战胜了女方，便在女方袖上系红绿丝线，由女方的亲兄或亲妹引至男方家
完婚。清雍正七年，当地施行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这一举措，继而
也导致了汉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对该地区、该民族的渗透和影响。土家族的婚
俗从此出现了汉民族婚俗制中的媒人说合定亲①。
布依族的包办婚姻——
改土归流后，布依族婚俗中出现了传统婚俗与被接受的汉族婚俗并存不
悖的情形。允许男女青年“浪哨”（谈情说爱）。这是承袭古俗的一种谈情
说爱方式，每一位布依族的男青年到了十四、五岁便必须会对歌，必须学会
浪哨，若不会浪哨，则会被别人视为没出息、没本身。浪哨是不被家长限制
的，男女青年可尽情尽兴的浪哨，互送定情物；但婚姻却要由父母包办，要
请媒人说合，这明显是受汉族婚俗的影响所致。布依族称媒人为“补事”，
一般由寨子中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男方父母请补事去女方家说亲，要带一
封红糖，若女家收下说亲糖，则证明女家同意这门婚事，双方可择吉日举行
订婚仪式。布依族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只有浪哨的自由，没有婚姻的自由；
婚姻必须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苗族婚俗中浩繁的馈送礼——
改土归流后，苗族婚嫁过程中的送礼风受汉族影响，愈演愈烈。说亲时，
媒人要替男方送给女家两只杀好的鸡，两升炒熟的荞麦面，几个鸡蛋和一瓶
酒。定亲时，男方要带同前一样的礼物（并使礼物的量大于前次几倍）去女
方家相亲。订婚后半月内举行“小娶”仪式。“小娶”后大约一至三年内举
行“大娶”仪式，“大娶”定日子，媒人还要替男方送给女方同前一样的礼
物。在“大娶”那一日，新郎要带给新娘家一头大肥猪（称作新郎猪）、一
头耕牛和一只羊作为接亲之厚礼，其中新郎猪是用于办婚礼招待客人的，耕
牛是赔偿新娘父母对新娘的抚养费，羊则用于馈送新娘的舅舅（称作“还娘
头钱”）。除这些厚礼外，还要送两只鸡、鸡蛋（数量要足够女方家人参加
大娶婚礼时平均每人食一个）、酒（足够使女方家所有参加婚礼的主客喝
醉）、炒面（足够参加者每人食一顿早餐）。这些东西只能是女方家主、客
人吃，新郎家去参加大娶婚礼的人不得食用一星一点，否则将被视为无礼。
“大娶”婚礼之后，新郎要将新娘接回家，对陪送新娘的5至16名男女青
年，新郎家要在他们返回时，送给他们“谢礼”，男的送一头猪、女的则送
一只鸡，有几个人就送几个。当然夫妇首次回娘家作客时，要送回门礼，其
中包括猪肉、鸡、鸡蛋和炒面等物，数量必须达到女方家所有叔伯兄弟们每
人一份。新夫妇返回婆家时，女家回赠的礼物亦很多，包括牛、马、绵羊、
山羊、猪及鸡等，而且要成双成对的送，除外叔伯兄弟每家也要送牛、马、

①参见刘黎光文《土家族婚俗》，载自《苗岭风谣》1987年总3期。
猪、羊等各一头。男女双方的父母或兄弟互相作客于对方家时，还要互送走
亲礼。可见苗族婚嫁礼馈赠之浩繁。
（4）侗族对婚姻“六礼”制的改革
侗族，作为西南地区一个少数民族，其传统婚俗亦十分古朴、简单。玩
山对歌结恋情，相约便可成婚配，并无繁文缛节。由于汉文化的渗透，特别
是改土归流后，汉文化、经济对侗族地区的影响，致使缔结婚姻亦按“六礼”
循规蹈矩，礼节越来越繁琐、彩礼愈收愈贵重，无钱娶亲而“悬搁终身”的
人有之，为娶亲“倾家荡产”的人有之。
对于这种陋弊之俗，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贵州锦屏婆洞十寨的寨
老共同议定了八条乡规民约（称为“八议”），对婚姻“六礼”制进行了一
场重大改革，并将其铭刻于碑石，令子孙世代遵守。
这“八议”①内容如下：
一议：行亲之家，财礼六两，女家全受，舅父只收酒肉，水礼财礼不妄
受分毫。
二议：送亲礼物，只许糍粑一槽，其酒肉多寡，听其自便。
三议：送陪亲婆礼，只许酒肉，不得又送糍粑。
四议：嫁女之家，妆奁多寡，随便其有。手中概行禁止。
五议：纳采之后，禁止节礼。日后行亲节礼，只许馈送一年。
六议：喜忧礼物，禁送卷联祭轴。
七议：姑表结亲，不得混赖，必要庚书媒帖为凭，其财礼仍照六两。
八议：生男育女之家，只许嫡亲送礼，不许搭礼。
这“八议”减轻了男女双方的经济负担，禁止了不必要的礼节，破除了
陈规陋俗。由于规定因时制宜，执行十分严格，因此，这场婚姻改革非常成
功，重又形成了一种简朴的婚姻习俗，而且一直沿袭至今。
①参见杨通山等人编《侗家风情录》第9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2.清代奇婚异俗
清代的婚姻形式多承袭古俗，但也有在内容或形式上发生了些许变化的
新俗。同时，清政府对一些陋俗严加禁止，致使一些婚俗逐渐走向消亡。
（1）泉州冥婚
　　冥婚，周代便已流传，并为禁止之俗。此俗虽被禁止，但由于帝王将相带头推行，故盛行不衰。其形式为替两家的亡男女合葬定婚。可是，到了清代，福建泉州地区的冥婚已经发展到“娶木主”和“娶烈女”的地步。
　　娶木主有两种新类型：
　　一是女方未婚先死，男方在另择配偶结婚前，要先迎已死的原配者的木主，第二日才可迎后配的新娘。整个仪式分在两天进行。第一日，先用花轿迎娶已故原配者的木主。木主完全按活人装扮，用芋魁作头，插上首饰花针和花朵，披上头巾，戴上首饰，如活人一般迎进洞房，置于眠床架上。第二日，再用花轿迎娶后配的新娘。新娘入洞房后，先立于门后，双手捧拜木主，口称姐姐。陪伴者念道：“拜阿姐，拜得心欢喜，桃花来接李。”说完，将木主送上厅堂就位。
　　二是姑娘尚未定婚先死，她的父母为了能给她找到配偶，便将她的婢女作为新娘，抱着死者的木主出嫁。这种婚姻只有家境贫困的男人才愿意接受。男方可从这门婚事中减免全部聘金和彩礼，同时又得到可观的嫁妆。“娶烈女”，即男方定婚后，男方忽然死亡，女方不敢违约另嫁，只好作为烈女被男家迎娶进门。迎娶时，其女要照新娘的装束戴花冠、乘花轿，男方邀乡老长辈迎接。烈女进门后，将被送入烈女房，脱去喜服，换上孝衣，到厅堂拜天地与公婆，并随男方家人痛哭一场。清代，烈女的生活十分不幸，一进夫家就被关进烈女房，终日不得出来与外人接触，房门及窗均紧闭或遮盖，唯有一妇女服侍其生活。
（2）蒙古族的走婚
在川滇交界地区居住的蒙古族，有一种独特的婚姻形式——走婚。
据说这种走婚风俗形成于清咸丰年间。当地的蒙古族土司对租种土地的
蒙古族贫民实行租税制。贫民除了要向土司按地的优劣缴纳不同价格的地租
外，还要缴纳30余种税。其中一种叫婚礼税，该税规定：凡辖区内的蒙古
族贫民结婚，都要按所种土地的等级缴纳与地租同等数量的订婚税和结婚税
①。如此沉重的婚姻税，导致没有任何支付能力的蒙古族贫民在税制的缝隙
中，寻到了一种可行的婚姻形式，这就是走婚制。他们背着土司开始了秘密
婚姻生活：男不到女家落户，女不到男家落户，男方早出晚归，其子女跟随
母亲，家庭由女方的兄弟照料。即使“走婚”，也要按规矩办事，订婚时要
请媒人说亲；婚姻大事要由男女双方的父母作主，只有父母同意后，男女双
方才能交换定婚礼物；结成秘密夫妻后，男女双方均不得另求新欢。
当这种独特的婚俗在下层流行开来后，土司得知亦加以限制，但收效甚
微，最后，土司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顺其自然的办法一了百
了，致使这种婚制从秘密走向公开。
①参见王德祥、罗仁贵文《川滇交界蒙古族的走婚制》，载《民俗》杂志1992年第1期。

（3）广东空妇婚
　　空妇婚是指未婚夫不在家而娶妻的婚俗形式。这种婚姻形式在广东较为流行。近人徐珂在《清稗类钞·婚姻类》中说：“粤东有被人掠卖至外国为苦工者曰猪仔，若其家已为聘妻，久俟不归，则仍迎娶如仪”。婚礼仍很隆重，女用花轿迎进男家门，只是行礼交拜时，新娘左侧，以一雄鸡代替新郎。
　　新娘婚后，有的终生见不到丈夫，有的见到丈夫时也已老矣。
　　新娘嫁至新郎家，必须恪守规矩，不得与外人亲近，更不得与其他男子

发生性关系，否则，会遭到族人的严惩。
（4）侗族抢婚
抢婚，是一种古老的婚姻形式，起源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
母系氏族社会解体时，妇女不甘嫁至男方氏族部落，于是出现强制性的抢
婚。
清代，抢婚之俗仍屡见记载之中，清赵翼《陔余丛考》中说：“村俗有
婚姻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亲者，谓之抢亲。”近人徐珂《清稗类钞·婚
姻类》中谈到有强抢寡妇为妻的，“浙江新昌俗例，凡孀妇无子，强横者每
伺其葬夫时劫之，无过问者”。
抢婚，亦是侗族古老婚俗，至清，其抢婚性质已发生质变，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抢掠，而是带娱乐游戏色彩的佯抢。在湖南和贵州的毗邻地区，男方
要想把心上人娶到家，必须采取抢的方式。男方村寨的后生择吉夜，浩浩荡
荡直奔女家村寨，一路上火把之光跳跃，鼓乐齐鸣。女家村寨的妇女们早就
准备好五、六尺长的竹片（称为“响蔑”）和桃枝扎成的条帚，在寨内各隐
蔽点等待男方的到来。当抢亲的小伙子进村后，姑娘们使用条帚、响篾劈头
盖脸地痛打，直至被小伙子们缴了械才算罢休。小伙子们免了皮肉之痛后便
在姑娘群中寻找新娘，小伙子们受尽捉弄，直到鸡啼三遍后，才能抢到用红
绳缠绕新草鞋的新娘。抢到后，他们要冲破姑娘们层层围追堵截，将新娘背
出寨。之后，鼓乐齐鸣，连放三炮，以示抢到新娘，凯旋而归。
（5）强令禁止的小儿婚
小儿婚是包办婚姻畸形发展的产物，较具代表性的有指腹婚、襁褓婚和
童养婚。这几种婚姻形式都比较古老，至清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推
进了文明的进程，很多人意识到这种婚姻的鄙陋之处，开始出现对前两种婚
姻的明文禁令。
对指腹婚，许多宗族竭力反对，并立家规明令禁止。湖南宁乡《陶氏家
谱·家约》规定：“戒指腹为婚”。从欧阳宗书先生搜集到的家谱中，可见
这种禁令亦存在于安徽、江西的一些宗族的族规之中①。
襁褓婚，也是一种变态的幼儿婚姻，只是相约于婴儿襁褓期。这种婚姻
曾在宗族社会中盛行，有相当的市场，甚至还有被树立典范加以颂扬的烈女
（实为襁褓婚的牺牲品）。这种婚姻的结果，造成了许多无辜者不幸的生活
悲剧。清代，不少宗族也制定了宗规对此加以禁止。
童养婚即童养媳婚，亦是一种变态小儿婚形式，但在各地宗族中普遍盛
行，未见有何禁令。究其原因，包办婚姻的双方父母都得到了各自的利益，
女方家是因贫穷，养不活女孩，故将其送至富裕人家做童养媳，此举目的是
为让孩子能有条活路。而男方家则白白得了个劳力、奴婢，何乐而不为，加
上婚娶简单，不用出定亲礼物，故许多有钱人家愿做此笔“买卖”。这正是

①参见欧阳宗书文《合二姓之好，传祖宗血脉》，载《中国民间文化》第七集。
童养婚盛行不禁的原因。
（6）被朝廷废止的高山族从妻居入赘婚
至清代，台湾高山族仍盛行从妻居的入赘婚，这种婚姻实际上是母系社
会对偶婚的一种延续。在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女方占有绝对主动权。找对
象是由女方主动找男方；找到后男方便可到女方家同居三年，其表现如若令
姑娘满意，三年后便可正式结婚；正式结婚也要举行婚礼仪式，结婚那天，
新娘要在亲友的陪同下到男方家去迎娶新郎。男方家陪送新郎的嫁妆为狩猎
工具、生产工具及几件衣服。婚礼仪式上，两家父母要坐在一起饮酒为贺，
青年男女饮酒歌舞使婚庆达到高潮。
此婚俗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渐废。
（7）改贱为良的杭州九姓渔户婚
杭州九姓渔户是指陈、钱、林、袁、孙、叶、许、李、何，据说，他们
的祖先是陈友谅的部属。陈友谅曾与朱元璋战于鄱阳湖，兵败；朱元璋称帝
后，将其部属贬为渔户贱民，不许他们上岸与平民通婚。清道光、咸丰年间，
九姓渔民尚有船1000多只，职业为货运、捕鱼，其家属随船卖唱。清同治
五年，九姓渔户被朝廷获准改贱为良，并发了准予改贱为良的执照。
明初，九姓渔户只能在九姓内通婚，结婚仪式较简单，由男家船接近女
家船，保持三尺距离，新娘端坐木盆之中，由女家船浮至男家船，便成婚配。
清同治以后，九姓渔户因改贱为良，使他们能够上岸与平民接触，这种
接触亦使他们接受了平民文化，最显著的表现为婚姻习俗日趋复杂，将“六
礼”之俗拿来并全面接受、吸收，融进他们特有的婚俗之中，其过程如下：
双方家长包办婚姻。
订婚时要送彩礼。彩礼包括已讲明的聘金，还有“十六盘”或“二十四
盘”礼品，即便是贫困户也至少要送“八盘”。“十六盘”礼品包括：猪肉、
鲜鱼、山粉、索面、馒头、布匹、金鸡（四盘）、猪蹄（四盘）、银元（二
盘）等等。订婚后，男方每年还要向女家送“三节”（即逢端午、中秋、春
节送礼品）。
结婚前三天，男方要送二担柴、二担炭及酒肉给女家，以备嫁女之用。
结婚前一天，男方要请帮忙人，总人数要为双数。其中一部分派到女家
帮忙，一部分留在自家船上帮忙，还有一对利市人。女利市人到女家船上服
务，男利市人留在男方船上服务。傍晚开始送嫁妆。送嫁妆时，男女双方家
的船只要并排停泊，中间铺跳板。女利市人站在女方船头，手拿钩秤，帮忙
送一件嫁妆，女利市人即刻喊一句：“称一斤”，男利市人站在男船船头应
声喊道：“长千金”，接着把嫁妆接过来传至新房里。就这样，送一件，女
方喊一句，男方接一句，所喊所应利市话都有俗规。嫁妆有：子孙桶（马桶）、
大小脚盆、红漆托盘，以及衣服、箱子之类。送妆结束后，女方要请男方帮
忙人吃晚饭。
新娘在家进行的谢礼活动是在结婚前一天晚上（送完嫁妆、吃罢饭）举
行。整个船上，挂灯结彩，红烛高照，男女双方船上各挂一面大铜锣，齐声
敲打13下。新娘边哭边向父母、兄弟、姐妹、亲戚谢拜，拜后，每人都要
给新娘一个红包，称为“谢礼”。不独新娘要“哭嫁”，她的母亲、姐妹亦
要“陪哭”。当新娘起身将去新郎船时，岳母面对新郎的船教训女婿，不要
欺侮她的女儿，夫妻双双要和睦。新郎听到岳母这番话后，必须以最快的速
度从自己家的船上走到新娘家的船上，面对岳母双膝跪下，口说“听岳母吩
咐，一定记住！”讲完后，迅速逃回自家船上，否则若被女家亲朋抓住，会
挨罚。之后，女利市人为新娘梳头、绞面，新娘随参拜祖宗父母，接着坐在
一竹团筛中等候。起身前，新娘要吃“离娘饭”，由利市人喂吃，喂一口，
说一句利市话。
男方接新娘，要用接亲船，俗称“轿船”。这条船要与女方船并排，但
相距必须是一米，不得靠拢，否则会认为不吉利。抛新娘的这个人要站在女
方船上，该人的挑选很有讲头，首先要体格强壮，还要利市（即父母双全、
夫妻和睦、经济状况良好、有子有女），要身着新衣，腋下捆着阔带（带子
由两个帮忙人拉牢，以作保险），一脚顶住船沿，一脚在后，作马步势等待。
新娘起身后，女利市人立刻招呼，并喊：“千金小姐送上来。”男利市人接
喊：“皇孙公子站起来，珍珠凉伞撑起来。”在喊的同时，女方要放火炮三
响，第一响为“招呼炮”；第二响为“动手炮”；第三响为“胜利炮”。在
放第三炮时，抛新娘的人迅速拖住新娘，一手托其背，一手托其臀，用力向
男方船上抛去。男船接新娘的人稳稳当当接住，并让新娘站在船头铺着袋子
的地上，这时站在篙旁的人拔起竹篙，撑船打三个圈后，向上游开去。
新郎、新娘站在“轿船”的船头，两位手持燃烛的姑娘陪伴于他们俩人
身旁，帮忙人拿出准备好的百果盒（内放枣、花生、桂圆、莲子、炒榧、松
子等），摆在船头，点上香，新郎、新娘对天膜拜。拜完天帝，新郎、新娘
一前一后走到长辈床前跪拜，俗称“分大小”，受拜者要拿出红纸包作为见
面礼送给他们。此时已值第二日（后夜），男方的“轿船”和女方的船又并
在一起，叫“并彩”。二船搭好跳板，来往穿梭，男方拿出肉圆酒，请双方
亲戚、朋友和帮忙人畅饮。婚庆进入高潮。
新郎、新娘入洞房时，新娘要从船尾出阁，新郎要爬上船蓬背，然后爬
至船尾进入船舱，这才算入了洞房。结婚这一夜，大家要闹新房。
三朝，夫妻要双双回拜岳父母，叫“回门”。岳父要摆酒请女婿。新郎
要带些红纸包，凡小辈来见，都要分送一个①。
清代杭州九姓渔户的婚俗比之明代，要繁杂、隆重得多，而这种显著变
化，不仅取决于他们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改变，而且也是他们改贱为良后
与平民文化交融发展的必然结果。

①参见《浙江风俗简志》杭州市郊篇，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8页。
3.婚俗制中形成的特殊女方文化
一个姑娘被其父母包办，许配给一个男子后，在她的生活中将产生一系
列质的变化：第一，她将从一个姑娘变成一位媳妇，其在家庭的角色发生了
质变；第二，她将从一个熟悉的家庭环境转进另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并且永
远地生活在那里；第三，她将从依附于父母变成依附于丈夫；第四，她将从
伺侯父母转而伺侯丈夫、公婆；第五，她将从简单、无忧虑的生活中一变而
成为有责任的生活者，成为夫家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中心人物。
正是这一系列质变来得太突然了，新娘在婆家未来的地位太特殊了，因
此，无论是依依不舍的娘家嫁女，还是迫不及待的婆家娶媳，都赋予新娘最
高的“礼遇”，从而形成了特殊的女方文化。
（1）看鞋
清代，缠足陋俗仍很盛行，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话：物色新娘“看脚
不看头”。这也就是说选择新娘的标准，不在于她的容貌是否漂亮、动人，
而在于她的脚是否为“三寸金莲”，假若女方是天足，纵使长得再漂亮，也
难以被男方相中。
由于有看脚之俗，脚上穿的鞋便成为唯一表现新娘的饰物而显得格外重
要。在汉族婚俗中，新娘的陪嫁物品中必须有鞋，其鞋的绣工十分精美。穿
这种绣鞋不仅是为了让人欣赏鞋，以展示自己的足美，也是为了展示新娘的
巧手和新娘的聪明才智。因此，出嫁之前，做姑娘的要亲手缝制各种衣、裙、
包、套、鞋，作为陪嫁物送到婆家。她缝制的这些衣物和鞋，将成为“考卷”，
被婆家的长辈、夫婿、妯娌们评头评足，尤其是绣鞋，更是公开为乡里亲朋
邻居评头评足之物，若“考卷”令婆家和邻里拍手叫绝，那么，新娘到婆家
后会受到重视，地位也会相应提高。
在晋中地区婚俗中，陪嫁的“看鞋”（即绣鞋）至少要做4双，多的有
做8双、10双，但无论做几双，都要成双数，以图吉利。这些“看鞋”要成
双成对地钉在大红纸板上，以备迎娶之日供亲朋邻里审视、评议。鞋面上绣
的图案有“双石榴”、“葡萄”、“喜鹊登梅”、“梅兰竹菊”、“牡丹花”、
“莲子荷花”等吉祥瑞利之图①。
（2）发嫁妆
这是婚俗中的一个程序，多为结婚前一日发奁。豪门大户嫁妆厚重，而
贫门小户人家，其嫁妆虽不能与大户相比，但也超越了他们实际生活水平。
嫁妆的多少、厚薄代表着新娘的身份，更代表了新娘到男家后的地位。因此，
无论贫者，还是富者，都尽己财力所及为女儿置办嫁妆，富裕大户的嫁妆有
“良田千亩、十里红妆”之说。
清末，杭州一带的豪门大户发妆有“全铺房一封书”，可谓嫁妆无所不

①参见杨文龙、王岩文《晋中旧俗——陪嫁必备看鞋》，载《民俗》杂志1989年第10期。
有。根据财力，其箱、橱就分12箱4橱的，8箱2橱的，6箱1橱的，4箱1
橱1桌的，4箱1桌的。其中箱有安东箱、台湾箱、描金箱、撞箱；橱有书
橱、衣橱；桌有春台、梳妆台之不同。此外还分外房家伙和内房家伙，外房
家伙包括画桌、琴桌、四仙桌、圈椅、一字椅、茶椅板凳、铜面盆、手炉、
脚炉、烫斗及各式锡器；内房家伙包括衣架、脸盆架、琴凳、春凳、小脚凳、
马箱子孙桶、大小浴盆、小脚盆、坐桶、提桶、汤桶、和合提盒、果盒、五
升斗、大箱焙笼等等②。
这些嫁妆的布置陈设都有一定的规矩，何桌在前，何物在后，何橱在左，
何橱在右，都按传统的格式摆放，不得随意变动。
即便是发嫁妆前往新郎家，何物在前，何物在后，也是有严格规定的。
最先发进新郎家的嫁妆是子孙桶、桶中盛着红鸡蛋一包，喜果一包，进门后，
由伴娘取出，送给主婚太太，称为“送子”。
嫁妆中禁忌陪嫁眠床，而且当新房陈设好后，床上必须有两人睡之，禁
忌空床。女方家长还必须在新床的棉被内放鹅毛管，以示夫妻和睦生活，白
头到老；还要放文房四宝，预祝新郎新娘生个读书秀才。
（3）催妆
嫁亦好，娶亦好，所嫁娶的女子都是整个婚俗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处于
主动地位。女方家若不嫁女，男方就无法娶妻，婚事将告吹，男方所做的全
部努力将付之东流。因此，便产生了男催女嫁的礼俗。清道光《泰州志》载：
婚礼前，女家开宴，婿家要持赤柬到女家请三次，催请新娘上妆登轿。催妆
时，男家要为女家送去礼物，所送礼物即新娘乘轿出嫁所用的冠、帔、花、
粉，当然，女方亦要还礼。
在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催妆的形式更为特别。
婚娶日的前一天，男家携礼品去女家“催妆”，其礼品中有一只公鹅，女家
收下后，要为这只公鹅配一只母鹅，待婚礼正日，随新娘的花轿带至新郎家。
这对鹅要一直喂养至老死，不得宰杀，以象征夫妻双双白头到老。
（4）新娘履行的俗规
新娘在结婚之日，或婚礼前后，要按传统俗规完成那些带有象征意义的
动作，以承受未来的福运。
“坐斗”是新娘出嫁上梳前的俗规。这一习俗流行于四川地区。新娘上
梳前，要在堂中设席，东面置一斗，斗中装着米，用红纸封笺于上，并扣着
竹器具，新娘在开始梳头时，必须把双脚放在上面，以预示婚后荣华富贵。
对此有民谣广传于世：“脚踩金斗四角方，荣华富贵米粮仓”。
“发亲”是新娘上梳后的俗规。这一习俗也流行于四川地区。新娘坐斗
上梳后，要弯下腰取下插在米中的竹筷，向后反投，站在新娘身后的家属要
迅速用衣襟接住。这时新娘跨过内屋的门坎，在哥嫂的劝说下上轿，前往男

②《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家。
“过米筛”是一种厌胜习俗。流行于台湾等地区。在新娘坐的花轿背面，
悬挂着一个彩色米筛，筛面画着八卦和太极图，也有的筛面写着“百子千孙”
这样的吉句。这个米筛具有镇邪的作用，并象征家道昌盛。当新娘坐的轿行
至新郎家门前，新娘出轿时，必须要由全福人手擎米筛遮挡新娘的头。民间
认为，这样做，新郎可在婚后治服新娘的邪念。
“打新娘”是新娘在婚礼之中必须承受的皮肉之苦，此俗流行于江西吉
安一带。当新娘入乾宅与新郎交拜祖宗天地后，新娘不得用自己的脚行走，
必须由其长辈如伯父或叔父抱负而行。这时，亲戚、好友，以至邻居，无论
大小长幼都可以用木棒任意打击新娘的背、臂等处。新娘必须忍受这种棒打
之痛苦，不得反抗。如此做的目的也很简单，令新娘婚后规规矩矩，不得有
半点越轨行为。
“坐富贵”是一古老的婚俗，全国许多地区都有流行。清道光《泰州志》
载：“初更后，彩舆（花轿）到门，婿拈双红纸，拈后，立堂中，迎彩舆入，
遂先入房，立床左；女戚二人，启舆扶新妇入房，立床右；揭中行合卺礼，
谓之‘坐富贵’。”亦有新郎、新娘盘膝坐于床头，不言不动半小时，认为
此做法可使婚后大福大贵。
在满族地区，有“坐福”之俗。结婚当日，新娘身穿红衣，用红绸蒙面，
在男家南炕坐帐一个白天，坐的时候不许动。民间认为，坐而不动，婚后大
福大贵，坐而动，则会导致娘家受穷。
“走仙桥”是流行于浙江宁波地区的一种婚俗，是新娘回门时的一种仪
式。在回门那一日，当新娘和新郎从岳家返回的时候，一出轿门，新娘便要
从预先用长凳连接起来的“仙桥”上，由新郎搀扶着徐徐走进“桥”的另一
头——新房门口。假若新娘走得十分稳健，那么，便要在新房门前的“桥”
头处再叠上一条长凳，并递上油包一只，令新娘咬住走过，名曰“鲤鱼跳龙
门”，福星高照。其仪式的深层含义是引魂入室，令新娘早怀孕，早得子。
（5）伴娘
是传统婚礼中陪伴新娘的女子，亦称“喜娘”、“喜婆”、“陪妈”、
“喜嫔”、“女嫔相”。女子出嫁时，娘家必须择请两位熟悉婚嫁礼仪、善
于辞令的妇女护送陪伴新娘，名曰伴娘。伴娘在婚礼的进程当中既要负责为
新娘指点各种礼仪，亦要在亲友闹房时从中斡旋，使新娘免遭或少受谐谑之
苦。由于伴娘在婚礼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伴娘的选择往往重其容
貌和辞令。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说：“伴娘果美丽者，闹房之人，视
线所集，不于新娘而于伴娘矣。”实际上，伴娘充任的是新娘的保护者和礼
仪的教导者，是女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6）教媳妇
　　这是婚俗制中形成的又一特殊的女方文化。教媳妇也叫“调媳妇”、“淘媳妇”，还有叫“闹洞房”、“拜故事”的。这一习俗在清代前就已形成，只是清代更趋系统化罢了。它的目的是对新媳妇进行全面考察，同时启发、诱导新媳妇从姑娘期尽快适应新媳生活，从而成为婆家一名合格的成员。教媳妇的内容包括：夫妻如何和睦相处，媳妇应如何孝敬公婆，媳妇如何生男育女，媳妇如何遵守乡规民约、家法家规，等等。
　　在山西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里详细地展示了“教媳妇”的形式及其内
容：
　　“教媳妇”是通过讲故事并模仿完成的，在讲故事之前，新媳妇必须站起来拜三拜，讲完后，还要再拜三拜。若不按规矩做，就要重拜一遍，这是对新媳妇进行的礼俗教育的开篇。
　　第一个故事叫吃《长命■子》，也就是吃长寿面。这是新媳妇到婆家后吃的第一顿饭（一顿象征性的饭）。参加的人有新夫妇二人和陪伴他们的人。桌上摆着八个菜碟、四大四小。四小有韭花（取“长久”之义）、蒜台（取“会打算”之义）、杏仁（取“兴旺”之义）、芹菜（取“勤俭”之义）；四大碟中放着葱根、胡萝卜头、鸡蛋壳、炭料疙瘩等废弃物。每动一样菜，都要借题发挥说句吉利话。如吃韭菜，陪吃者就说：“韭呀韭，吃韭菜，天长地久久相爱。”若吃废菜，便说：“吃个鸡蛋壳，生的娃娃白又光；吃了葱儿根，聪明伶俐有十分；吃了胡萝底子，养个好看的女子；吃毒炭疙瘩爷爷，生个可爱的娃娃。”同时，还要对媳妇进行勤俭持家的教育。
　　第二个故事是《拜四角》，新媳妇要和新郎手托手在炕上转一圈，边拜边说：“拜——拜——四个角，四角娘娘保护着，儿多着，女少着，婆夫两人常好着。”“四个角儿踩遍了，知道油盐米罐了。”
　　第三个故事是《插花》，在新媳妇出嫁前，全人（有丈夫、儿女的）要为她做一枝用各色绸缎做成的石榴花，花的中间有一个用布做的小娃娃，象征“榴开百子”。出嫁时，这枝花要插在新娘头上。当新娘入洞房前，要提前取下，插在洞房烟囱角墙壁的较高处。故事是这样的：“南墙上有朵石榴花，奴家心里爱见它，身小力薄探不着，叫声××（新郎的名字）哥哥卡一卡（抱住举上）”。说到此，新郎随即把新娘举起，新娘随手把花摘下，插于头。
　　此外，还有教育新郎新媳生儿育女的《求子》故事；教育新郎新娘有了钱孝敬老人的《曳曳呆呆》的故事；教育新媳妇遵守乡规民约的《揪苜蓿》故事。
　　“教媳妇”的最后一个故事是“蹬被子”。令新媳妇将炕头卷起的被卷一脚蹬展，若未蹬展，还得重来。这是启发新媳与新郎同眠共枕的意思①。
①参见狄西海《山西婚俗“教媳妇”》，《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2期。
　　
（7）婚礼中的秘密语
　　清末已逐渐形成了婚礼隐语行话。例如，婚礼中照顾新娘的被称为“喜娘”，照顾新郎的被称为“掌礼”。喜娘在照顾新娘，招呼亲朋时往往使用隐语行话，如谓“花轿”为“花方正”，“开脸”为“请毛”，扶新娘为“挡”，合卺礼为“圈堂”，为新娘梳头为“盘顶”，为新娘料理寝事为“安床”，新娘的绣衣叫“光身”，教新娘分别亲友为“开金口”，喜事钱为“好看钱”。男掌礼称新娘为“新无人”，叫喜娘为“挡直头”，拜天地为“弯对腰”。喜娘被人称为“挑路”。
媒人被人称做“酸头”②。
②参见曲彦斌：《民间秘密语与民族文化》，《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5、6期合刊。


（二）清代宫廷婚姻习俗
1.对满汉婚俗的继承和演变
清宫婚姻制度是满族传统婚俗与汉族宫廷婚礼相结合的产物。它从满族
建国开始，至入关后逐步完善。
（1）包办婚的发展
明末的满族婚姻实行包办婚。与汉族不同的是，它不是由父母包办，而
是由部族首领包办。满族八旗制度形成后，八旗所属男女的婚配由旗中的首
领贝勒或牛录章京指定，满人谓之“拴婚”。清太宗皇太极时期，这一习俗
经皇帝的旨谕而制度化。据《清实录·太宗实录》卷二十三载，天聪九年（1635
年）皇太极下旨：“今后，凡官员及官员兄弟、诸贝勒以下护卫、护军校、
护军骁骑校等女子、寡妇，须赴（户）部报明，部中转问各该管诸贝勒方准
嫁。若不报明而私嫁者，罪之。其小民女子、寡妇，须问明该管牛录章京方
准嫁。”皇族宗室成员如皇子、皇女、王、贝勒、贝子、公及外戚等的婚嫁，
则由皇帝或皇太后亲自指定，清制谓之“指婚”。指婚显然是从拴婚发展而
来的。乾隆三年（1738年），由于宗室繁衍，人数太多，全由皇帝指婚很不
方便。于是乾隆帝将过去宗室子女婚嫁一概候旨指配，改为近支宗室仍由皇
帝亲指，远支宗室则自行婚嫁，皇帝不再过问。
清宫指婚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具体事宜由宗人府负责。每年岁末，宗人
府将宗室内皇帝叔伯辈贝勒以上子女、兄弟辈王以上子女中“及岁”（15岁）
者，查明三代履历、本身官衔、年岁生辰、姓氏、嫡庶所出等等，造册报知
宗人府管理大臣；数名管理大臣共同商议后，将所报名单中人按条件分为
一、二、三等，预为选配；再将名单缮写在“黄单”上，呈皇帝御览。如皇
帝阅后无异议，由宗人府管理大臣带领所选男性面见皇帝，皇帝满意即行指
婚，传旨：赐某女婚某男。自嘉庆时起，受汉族婚俗影响，近支宗室及岁之
女指婚前，还要将她们和预选额驸（满语，驸马之意）的生辰八字交钦天监
一一验看，再由管理大臣将八字相合的男女预订婚配。
皇帝的子女则属“特旨指婚者”，不统一指婚。
（2）满蒙通婚与满汉通婚
满族婚姻特重民族高下，一般男女婚嫁多以本族人为对象。由于满洲与
蒙古接壤，满蒙两族久有接触，互相婚嫁者亦为数不少。清皇室从政治需要
出发，为在夺取全国政权和实现北部边疆的安定巩固中得到蒙古贵族的支
持，更加重视与蒙古贵族的婚姻联盟，所娶女子中，蒙古族占有相当大的比
重。仅据不完全统计，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帝娶的蒙古族
后妃就有14人。而乾隆十年（1751年）以前的清宫制度，皇室近支宗室的
未婚女性（公主、郡主、王公格格等）须全部指配给蒙古贵族子弟为妻。乾
隆十六年（1757年）以后，虽然将在京八旗勋旧世家子孙也列为宗室格格（满
语，小姐之意）指选额驸的人选范围，但皇帝指婚时仍要优先考虑蒙古贵族
子弟。即使在年龄条件不甚般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大清会典事例》载，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颙琰见当年指选的额驸均为在京八旗子弟，十分
不满，下旨曰：“我朝国初创建定制，近派及岁宗室之女，将年岁相当之蒙
古世族子嗣选指额驸。此次以蒙古内无年岁相当之子，备选额驸均未报出，
殊失结亲本意。凡指额驸著不必拘泥同岁，或年长三、四岁，年幼三、四岁
均可选指。嗣后每遇指选额驸，著将年长五岁、年幼五岁蒙古子嗣拣选报部。
倘有及岁隐匿不报者，一经查出，定行治罪。”可见满蒙联姻是一项带有强
制性的制度。
皇家及近支男性宗室则娶在京八旗勋旧世家的女子为妻。其方法：一是
由宫廷每三年在八旗中统一选一次“秀女”（即少女），选八旗官员之女年
13至16岁，面目姣好、身体健康者，以备皇帝选妃或为皇子、皇孙、亲郡
王及其子孙等近支宗室指婚；一是由近支宗室与八旗人家议定婚事，报皇帝
批准后再行结婚。
由于最初满洲汉人多为战俘、奴隶，地位极其低下，满清立国之初禁止
满汉通婚。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二人，共娶过27位后妃，均为
满蒙女姓。满族入关后，由于其统治地域的扩大和笼络汉族的需要，很快便
改变了禁止满汉通婚的规定。《清实录·太宗实录》载，清世祖福临于顺治
五年（1648年）下谕：“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赤子，欲其各相亲睦，
莫如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连姻者听之。”福临本人所娶19位嫔妃
中也有4位属汉族。到康熙时，玄烨所娶39名妃嫔中汉族女性更增至13名，
但居中宫主位的皇后仍必须由满蒙女性担任。即使在清末，官民满汉通婚已
十分普遍的情况下，皇室婚姻以满蒙为主、汉族为辅仍是不可动摇的家法。
（3）收继婚的废止与婚礼的汉化
清初，皇室婚姻中还保留有满族早期婚嫁不论辈份，“父死子妻其母”
和“兄亡弟妻其嫂”的收继婚旧俗。如皇太极既娶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
的哲哲（孝端皇后），又娶其侄女布木布泰（孝庄皇后）和海兰珠（宸妃）；
睿亲王多尔衮在迫死其侄肃亲王豪格后，将其妃纳为己有。与之相应，当时
的婚娶礼仪亦较简朴，主要有奉迎礼和婚宴。所谓“奉迎”即民间的“接亲”，
是新郎及亲友去女家迎娶新娘的仪式。努尔哈赤娶后妃和其子代善、莽古尔
泰、皇太极等成婚时，均举行了奉迎礼。据《清实录·太祖实录》卷九载，
天命十年（1625年）皇太极娶蒙古科尔沁塞桑贝勒之女布木布泰时，亲至沈
阳北岗奉迎并设筵宴款待；努尔哈赤亦率诸贝勒、后妃等出沈阳城10里迎
接，并再次设宴款待，然后成其婚事。其后，皇太极在汉族封建伦理的影响
下，于崇德元年（1636年）明令取缔了收继婚的陋俗。《清太宗实录稿本》
载其令曰：“……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自今以后，
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永行禁止。凡女人若丧夫，……若欲
改嫁者，本家无人看管，任族中兄弟聘于异族之人。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
与奸淫一例问罪”。
满族入关后，受汉族婚俗影响更大，同姓不婚、讲求伦常的婚俗渐成定
制。又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朝的不断厘定，清宫最终形成了一套
以汉族“六礼”为基础的婚嫁礼仪制度。原先奉迎礼中皇帝、皇子亲迎新娘
的习俗也改为由皇帝派使者奉迎，以此体现皇家至高无上的地位。


2.皇帝大婚
皇帝结婚称“大婚”。清制，皇帝大婚的前后礼仪程序主要有议婚、纳
采、大征、册迎、合卺、庆贺及赐宴等。
（1）议婚
清代皇帝娶谁为后，大都是由其母皇太后指定，或由皇太后与辅政大臣
商议而定，故称“议婚”。皇后人选确定后，由皇太后下慈谕，命皇帝娶某
女为后。
议婚后由内阁（后改为翰林院）撰写册文、宝文，礼部监制金册、金宝，
内务府准备彩礼诸事。再由钦天监选定纳采以下诸礼的吉日，按吉期行纳采
以下诸礼。
（2）纳采礼
纳采礼即聘礼，是皇帝选定皇后之后首次向其家颁赐定婚礼品的礼仪。
清制规定，皇帝大婚纳采礼品为：鞍辔具全的文马10匹、甲胄10副、缎100
匹、布200匹。行纳采礼的当天早晨，内务府官员将装载礼品的文马、龙亭
牵抬至太和殿前，于丹陛上下左右陈列；由皇帝指定的负责纳采的正副使在
丹墀左等候。吉时到，由宣制官向正副使宣读皇帝制书，曰：“皇帝钦奉皇
太后懿旨，纳某氏某女为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礼”。读毕，正使受节，然
后率副使前行，内务府官员率禁中校尉抬龙亭、牵文马跟随于后。至皇后府
邸，皇后之父跪迎，正使向后父宣读制书并授礼，后父跪受。礼毕，正副使
回宫复命，内务府官员等皆退，后父跪送于大门外。同日，皇家在皇后府邸
设纳采宴，宴请皇后家人。特命公主和大臣命妇宴后母于内堂；命大臣、侍
卫、八旗公侯以下、满汉二品以上官员宴后父于外厅。
（3）大征礼
大征即“六礼”中的“纳征”，是皇帝与皇后正式定婚后，由皇帝颁赐
给皇后父母礼品的仪式。这次的礼品比纳采的数量要多，规格也更高。有：
黄金200两、白银1万两、金茶器1具、银茶器2具、银盆2个、缎1000
匹、具鞍辔文马20匹，冬夏朝服、朝衣两套，貂裘两件。又有甲胄、弓箭
等。皇后的兄弟、姐妹也均赐衣服、财物等礼品。大征礼的仪式和宴会与纳
采礼同。
（4）册迎记
册迎礼是册封和奉迎两种礼仪的合称。因这两种礼仪在皇帝大婚之日一
并举行，故称“册迎礼”。
册迎礼是大婚诸礼中最隆重的典礼。大婚前一日，皇帝照例要派遣官员
告祭天地、太庙。大婚这天一早，礼部鸿胪寺便于太和殿外陈设皇帝的法驾
卤簿仪仗和宫廷乐器，在大和殿内布置节案，上陈册封皇后用的金册、金宝。
銮仪卫在太和门和午门外停放迎娶皇后用的仪驾。内务府官员捧皇后冠服立
于凤舆之南；内监、女官、命妇等将交泰殿布置一新；又有若干内监身穿彩
衣到皇后府邸内祇候。此日宫中处处张灯结彩，一派喜庆景象。在皇后仪驾
经过的地方，如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乾清宫等处，还临时搭盖了“囍”
字彩棚、彩门。当钦天监宣布吉时已到，皇帝穿礼服、乘舆去慈宁宫拜谒皇
太后。慈宁宫中亦陈设皇太后仪驾。谒皇太后毕，皇帝回太和殿、登宝座。
其时鼓乐齐鸣。乐毕，皇帝命宣制官宣制：“皇帝钦奉皇太后懿旨，纳某氏
为皇后。兹当吉日良辰，备物典册，命卿等以礼奉迎”，等等。奉迎正副使
听宣后，即率队携皇后金册、金宝、仪驾、冠服出太和门，赴皇后府邸奉迎
皇后。此日皇后府邸亦披红挂彩，粉饰一新。奉迎使至皇后府邸时，后父率
子弟家人跪迎于门外，内务府官员派女官将冠服进奉皇后。皇后在内堂穿戴
毕，由二女官引导至前厅拜见奉迎使，并跪受金册、金宝，然后登凤舆，随
仪驾入宫。皇后凤舆中上下均铺有大红金绣云凤纹“囍”字铺垫，颇似民间
的喜轿。凤舆后是浩浩荡荡的抬送嫁妆的队伍。嫁妆有金银珠翠、服装、家
具等，常有数百抬之多。凤舆经大清门（今天安门）、午门、太和门至太和
殿阶下止，皇后降舆，再由命妇迎入坤宁宫与皇帝行合卺礼。
（5）合卺礼
　　卺即瓢。汉族古代婚礼中，将一瓠对剖为两瓢，各盛以酒，令新人各饮其一，叫做“合卺”，寓夫妻一体、相互敬爱之意。清宫合卺礼于大婚当天在坤宁宫举行。届时坤宁宫东暖阁被装饰为临时洞房，内设龙凤囍炕，炕上悬挂五彩百子帐，铺大红缎绣龙凤囍字炕褥和朱红彩百子被，象征帝后多子多福。行合卺宴时，皇后在福晋四人服侍下净面、穿戴礼服，乘礼轿先入坤宁宫等候，皇帝著吉服后至。帝后对面坐炕上，皇帝居左，皇后居右，四名福晋夫人在旁恭侍。宴用黄地龙凤囍字膳桌；食品有“子孙饽饽”和以“龙”、“凤”、“呈”、“祥”、“乾”、“坤”、“和”、“泰”、“囍”等字
　　为名的菜点；碗盘餐具多为金、红色并饰百子、囍字纹样。帝后进合卺宴时，还有结发侍卫夫妇于室外念“交祝歌”。这些都是为祝福帝后大婚吉祥、子孙满堂、夫妻美满而设。是夜，帝后同寝于坤宁宫洞房中，正式结为夫妻。
　　
（6）朝见礼及其它
　　大婚第二天一早，皇后要向太后行朝见礼，即民间的拜见公婆礼。因皇帝即位和大婚多是在前代皇帝死后，故皇后朝见的通常只有婆（皇太后）而
无公（太上皇）。这天早晨，皇后着礼服出坤宁宫，乘舆至慈宁宫，先向太
后行三跪九叩礼，然后亲自服侍太后盥洗和用早膳。礼毕，皇后乘舆回坤宁
宫。第三天行庆贺礼。皇帝率群臣至慈宁宫向太后行礼。礼毕，皇帝御太和
殿，王公百官上表庆贺皇帝大婚。皇帝颁诏，将大婚盛典晓喻天下。女眷如
公主、福晋、命妇等则至坤宁宫向皇后行礼，以示祝贺。这天，皇帝在太和
殿举行盛大筵宴，宴赏皇后之父及其男性族人，王公百官均与宴；皇太后在
慈宁宫赐皇后之母及其女性亲属宴，公主、福晋、夫人和大臣命妇等与宴。
至此大婚礼成。以后，皇后由坤宁宫东暖阁迁至东、西六宫中的某宫居住，
是为“本宫”。
皇帝大婚也是民间的喜庆日子。册迎皇后前后，京城及外省官民均须穿
红戴绿、张灯结彩，以示举国同庆。
3.皇子成婚
　　清皇子之妃称“福晋”（按：清宗室之妻均称“福晋”。福晋，满语妻子和贵妇之意。福晋等级依其丈夫爵位、身份的高低而定。如有皇子福晋、亲王福晋、郡王福晋等。又因其本身的嫡庶关系，有福晋和侧福晋之分）。
　　皇子婚礼主要有指婚、纳采（早期称“初定”）、奉迎、合卺、朝见、归宁等程序。指婚之日，宗人府主管大臣与皇子福晋之父至乾清门东阶下，大臣宣旨：“今以某氏某女作配与皇子某为福晋”。福晋之父承旨，行三跪九叩礼谢恩。此后，皇子择吉日、身着彩服去福晋家拜见其父母。
　　纳采礼品由内务府派员筹备并送至福晋家，有：金约领1副、大小金簪
各3支、金珥6个、金钏4个、金衣钮100粒、银衣钮200粒、制衣用貂皮
104张、制帽用貂皮3张、制被褥用狐皮250张、水獭皮7张等。此外，赐
福晋父金、银、狐皮、貂帽、金带、佩饰、靴袜及马1匹；赐福晋母金珥、
狐皮袍、獭皮和马1匹。福晋家设宴款待送礼官员。
成婚前一日，福晋家将嫁妆送到皇子宫中预先布置。嫁妆规格虽较皇后
入宫要低，但也奢华非常，远非一般百姓可比。又有所谓“开箱礼”。此系
满洲旧俗，即在嫁妆开箱之后，福晋要先向皇帝、皇后进奉衣服各9套，以
示孝敬公婆。此礼曾长期遵行。道光二年（1822年），为示“黜华崇实之意”，
清宣宗旻宁下谕禁止，此礼遂停。
婚礼这天，皇子以蟒袍、补服为吉服，先去皇太后、皇帝、皇后处依次
行礼；如果是妃嫔所出，还要再给亲生母亲行礼。同时，内务府大臣率属官
20员、护军40名至福晋家奉迎。福晋入宫后至皇子宫与皇子行合卺礼。命
妇唱“交祝歌”、进合卺酒。饮毕，诸人皆退。是日皇子宫张幕结彩，设宴
招待福晋父母及亲族，文武二品以上大臣及命妇均须与宴祝贺。
第二天一早，皇子偕福晋依次去叩见太后、皇帝、皇后等，谓之“朝见
礼”。
婚礼后的第9天行“归宁礼”（民间俗称“回门”）。皇子偕福晋至福
晋家拜望福晋父母；福晋家则设宴款待一对新人。一般于午时（中午12点）
以前宴毕，皇子偕福晋还宫。至此，皇子婚礼结束。
4.公主出降
公主是皇帝的女儿。公主出嫁又称“出降”、“下嫁”或“厘降”；额
驸娶公主则称“尚”某公主。因为公主是“金枝玉叶”，地位比其夫（额驸）
要高。
公主婚礼主要由指婚、纳彩、出降、合卺、归宁等礼仪组成。
指婚之日，宗人府管理大臣将所选额驸带至乾清门东阶下，宣旨：“今
以某公主择配某人。”额驸跪拜接旨。指婚后，额驸家择吉日向皇家行纳采
礼（又称“一九礼”）。届时额驸送彩礼至午门外恭进。据《大清会典事例》
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以前，彩礼为“驮一、马八”；后改为“羊九
只”。纳采次日，皇帝于中和殿、保和殿悬彩设宴，款待额驸及其男性族人。
额驸等先至慈宁宫外向太后行礼，再至保和殿向皇帝行礼，然后入宴。席间
演奏吉祥乐曲。宴毕，额驸等还要到皇后宫外向皇后行礼。同日，太后在慈
宁宫宴请额驸族中女眷，皇后率皇贵妃、妃嫔等与宴。
出降前一日，内务府官员率銮仪校抬送公主嫁妆至额驸家，额驸要率族
人于乾清门外行三跪九叩礼迎接。嫁妆送到后，由内务府管领命妇负责陈
设。随同嫁妆送至额驸家的还有一名“试婚格格”（格格，满语小姐之意）。
试婚格格由皇太后或皇后于宫女中选择精明貌美者充当，任务是在公主出降
前先行与额驸同床试婚，以查验额驸有无隐疾和性生活情况等；试婚后即遣
人将查验结果回报宫中。如无异常，公主出降便按期举行；反之，则另议。
试婚格格在公主出降后一般留作额驸的侧室，少数也有做公主女侍的。试婚
之仪是清宫特有的习俗。此举仅限于皇家公主下嫁，其他王公贵族禁行。
公主出降这天，额驸家将准备好的“九九礼”抬至午门恭纳。礼品为鞍
马18匹、甲胄18副、马21匹、驮6匹、宴桌90席、羊81只、乳酒和黄
酒45瓶。受礼后，皇帝、皇太后分别于太和殿和慈宁宫宴请额驸家男女族
人。但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起，出降日的九九礼及筵宴均被废止。
准备出降的公主身穿吉服；吉时到，先至皇太后、皇帝、皇后前依次行
告别礼；如系妃嫔所出，再向生身妃嫔行礼。然后，公主在命妇引导下升舆
出宫，赴额驸府邸。公主乘舆由内务府校尉抬行。其前有仪仗开道；其后，
送亲福晋、夫人、命妇等乘舆随行；最后是护送的骑马军校。送亲队伍浩浩
荡荡。至额驸府邸后，额驸父礼男宾于外厅，额驸母礼女宾于中堂，公主与
额驸于洞房行合卺礼。礼毕众退。
归宁是婚礼的最后一项仪式。婚后第9日，公主偕额驸入宫拜见太后、
皇帝、皇后等，依次行谢恩礼。其日宫中少不得还要大张筵宴，热闹一番。

（三）清代民间丧葬习俗
民间对死亡的重视不亚于对诞生、成年、婚姻的重视程度。它的重要性
不仅表现在它是人生历程的终结，而且更表现在它是人的信仰意念中新生的
开始。死亡不过是肉体的终结，人的灵魂是永生的，灵魂离开了旧有的肉体，
寻求新的生命载体。这一载体或许是物，或许是新生婴儿，或许是鬼，或许
是天上的精灵，所以，为了使灵魂重获新生，人们对丧葬投注了更隆重的礼
仪，更神圣的祈祷，更奇异的爱。
清代，流行的主要丧葬方式为土葬，因此土葬礼仪习俗更具代表性。
1.丧葬俗制
　　清代民间丧葬习俗已十分繁缛，并形成了相应的礼节。整个程序包括：候夜、送终、落地、报丧、戴孝、落材、封材、立孝堂、做道场、做七、出殡、安葬、点主等等。各地区又因地而有些差异，但大体内容基本一致。在这里，我们选择较有代表性的浙江杭州地区流行的丧葬习俗做一详细描述①：
①参见《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1页。


（1）候夜
　　当长辈病情加重时，他的子女都要守在床边，以尽子女最后孝心。这谓之“候夜”。假使某家长辈病重，而无子女守候于身边的，其子女就会被邻里视为不孝子女。
　　
（2）送终
　　当病人即将咽气时，其家中无论大小，都必须聚集在病人的床前，眼看着病人咽气。当病人一断气，全家大小立刻要嚎啕大哭，同时还要烧一些纸绽、锡箔之类的东西，称做“烧落地纸”。富人家还要烧包袱、雨伞等等，还要请和尚念“开路经”、“往生咒”，边念边给死者换衣服。死者所换衣，要改成明代服饰。除外，家人还要拿三枚铜钱，分别放在死者的两手心和口中，俗称“含口钱”。
　　
（3）落地
　　当为死者更换好衣服后，马上把尸体从床上移至门板上，俗称“落地”。落地后要将其抬至堂左侧摆好，再在死者脸上盖上一张纸，尸体覆盖被单。尸体旁边要点盏油灯，摆上香碗，碗中烧一大把香。有的地方还供一碗饭，饭上放两只剥了壳的鸡蛋，插几柱香。死者睡过的席子、稻草，这时都必须拿到村外烧掉。
　　
（4）报丧
　　人死后，要立刻派人到亲友家报信，有的要送“报丧帖”。报丧人要拿一把伞，到了亲友家，将雨伞头朝下，柄朝上竖在堂前，主人一看，就知道该人是来报丧的，于是，马上给报丧者做些茶点吃，同时，为死者准备“纸火”（即蜡烛香纸一类东西）。
　　
（5）戴孝
　　死者为长辈的话，其全家大小都要戴孝。孝服分为5种：第1种名为“斩衰”，用最粗的麻布做成，不缝边，以示无饰。一般死父之子女，死夫之妻要穿“斩衰”，服制三年。第2种名为“齐衰”，用粗麻布做成，缝边，一般死妻之夫，死祖父母之孙都穿“齐衰”，服制一年。第3种名为“大功”，也叫“布衰”，用熟麻布制成，较齐衰的布质细，为死者的堂兄弟、未嫁堂姊妹、已嫁姑姊妹等穿戴，服制9个月。第4种名为“小功”，用较细熟麻布制成，为死者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外祖父母、母舅等服之。服制5个月。第5种叫“缌麻”，也叫“麻衰”，布质更细，或兼有丝麻，为高祖父母、族兄弟岳父母等服之，朋友参加吊唁者也可服之，服制3个月。在服制期间，做官的要回家服丧，在家时，禁忌参加宴会，禁忌看戏，禁忌穿红衣，禁忌夫妻同房，否则会被视为不孝。
　　
（6）落材
　　到了晚上，尸体便要从门板移至棺材内，名曰“落材”，全家人和亲友都要手持燃香相送。
　　
（7）封材
　　第二天封材。若子女在外地工作，要在封材前赶到。封材时要给死者整容，让亲人见最后一面，全家人和亲友要围着棺材，边转边看。之后，要将亲友送的殉葬物一件件放进棺材，边放边讲是某人所送某物，以告死者。到此，即钉棺材盖，俗称“盖棺死钉”，再在外面糊上棉纸。
　　
（8）立孝堂
　　将封材后的棺材横着摆放，外挂一白布帘，谓之“孝堂”或“灵堂”。一般人家，放三五天即出殡，有钱人家则要放七七四十九天。每天吃饭时，都要盛饭菜供于棺材前。若有亲友前来祭奠，家人要陪哭，直至出殡。
　　
（9）做道场
　　立孝堂后，死者家属要请道士超度亡灵。道场上挂满“十殿阎罗”、“三尊大佛”图像。孝子脚穿草鞋，身穿麻布衣，跟着道士跪拜，并不断焚烧锡箔、纸钱。
　　
（10）做七
　　人死后，7天为“一七”，到49天为“七七”，各地均有做七的仪式，有做“三七”的，有做“五七”的，有做“七七”的。清阎若璩《潜丘劄记》中载道：“今人以初丧四十九日，居于柩侧，谓之七七。”民间认为：此俗可超度亡魂，使之免入地狱。有钱人家请道士来念经做七，烧香烛，化纸钱。没钱人家则到坟上烧纸、拜祭、名叫“烧七”。
　　
（11）出殡
　　幡幛引路，鸣锣喝道，孝子披麻戴孝，手持灵丧棒扶棺，家属亲友后继。人数可多可少，声势亦可大可小，这要由死者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决定。沿途还有亲友“路祭”，水路有“船祭”。凡送至墓地者，均可分得馒头。
　　
（12）安葬
　　棺材抬至坟前，八仙们（抬棺人）在得到死者女儿送的红包后，才肯解开绳索，这钱俗称“解索钱”。这时，一家人要围着棺材转三圈，每人手上抓一把土，撒在棺材盖上，谓之“盘丧”。时间一到，把棺材放入墓穴内，由道士一人在坟上念词，谓之“喝丧”。墓穴分为“熟墩”、“生墩”、“石墩”，还有茅坟。
　　送殡人返回家后，要从门口烧的火堆上跨过，以示除秽驱邪。道士还要到每间房去“赶煞”。
　　
（13）点主
　　这是最隆重的仪式。在死者牌位前，摆香案，吹奏哀乐，地方有名之士用朱笔在死者牌位上的“王”字点一点，点主后，牌位被人用红布包头送进祠堂，并给点主人酬以重礼。
　　
（14）圆坟
　　死者葬后三天，其孝子要率全家大小到坟上添土、奠纸、举哀，俗称“圆坟”。之后，要围绕新坟哭绕三匝后归家。
　　
2.苗族丧葬习俗
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和汉族的相比较，既有相融一致的部分，亦有相异
的部分，这里仅以苗族丧葬习俗为例加以说明。
苗族的丧葬仪式由该民族的巫师主持。
老人寿终，苗族视其为“最大的悲恸”，全寨都来帮忙，亲戚朋友都来
吊唁，在老人咽气时，全家人必须围在死者周围哭泣，《清一统志》载：“丧
则环哭尽哀”。接着为死者梳头、洗尸、更衣，把尸体放在堂屋的正中或火
铺边。停柩时间不等，可一天，也可数天。
黔东南一带要把尸体、棺材分别运到墓地后入殓。从江地区要待老人死
后，现砍木材到地穴里镶成棺材，用“丧桥”（像担架似的）将尸体抬到穴
地装入棺内埋葬。儿子、女婿必须送一幅垫尸布作为殉葬物，还有的人家送
几钱纯银。
坟地选择亦很讲究，依汉族堪舆家风水说，请巫师或堪舆家选择定向，
采用顺葬的方式，脚朝前，头在后。
丧葬习俗中以为老人“砍牛”最为隆重。老人死后，要杀牛祭奠。在巫
师做法事后，还要指定一头“鬼牛”，于几年后再杀以祭奠。
除外，据《乾隆志》载，苗族丧俗中还有“鬼堂”，“黑苗，人死殓后，
停于寨旁或至20年，合寨共择一期，百数十棺同葬。每寨公建祖祠名曰鬼
堂。刻男像，裸体。不令女人入见。遇鬼延鬼师于堂，持咒。”
苗族送葬不用铜锣开道，而是吹芦笙开道，送葬。
苗族对夭殇、凶死、产死的丧俗不同于寿终丧俗。凡产死和麻风病亡者
都要采取火葬。夭殇、凶死者的尸体不得入家族坟地，只能在乱坟岗草草埋
掉，未有隆重的葬礼。
3.丧葬习俗中“纸”的文化意义
当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中国的丧葬习俗的方方面面，会发现“纸”在整个
丧葬习俗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人死后，要烧落地纸；死者的脸上要盖一纸；前往吊唁的要为死者准备
一份纸火；做七时要烧纸钱；出殡时，有专职撒纸钱者，最多可撒纸钱百余
斤；圆坟时，家人仍要奠纸。
在晋中地区，清末流行的丧葬纸扎，不仅可以表示亡者的年龄，而且也
可作为丧亲之家的标志。亡者谢世后第2日为烧纸日，此时，要把岁纸挂到
大门外一侧，摆设香案、阳寿牌位、祭祀等物品，以此说明亡者的姓名、享
年、生前身份等，同时也昭示了主丧人家的门户地址。假使年岁不足享寿（60
岁）的，其死后不得用岁纸。岁纸的条数越多，说明亡者的年龄越大。按当
地方言，“岁纸”读作“xùzǐ”，即“岁纸”谐音词“续子”，以象征招魂，
繁衍子孙。由此，在当地还形成了一种抱岁纸的习俗，人们将抢到的岁纸用
红纸扎成三角小包，或“手圈”、“戒指”，别在腰间，或佩戴于身；甚至
还为满月婴儿做“满毛圈圈”（将岁纸卷成条状缝在孩子佩戴的“长命锁”
的颈圈上），以期婴儿能够长命百岁。在晋中祁县一带，丧葬岁纸又另有特
色，要用整张粗麻白纸剪条，每一条为一岁，死者寿终为多少岁就剪多少条，
然后再多剪两条以祭天地万灵。这些岁纸要扎成幡状，出殡日，与其它纸扎
一同拿到坟地焚烧①。
在广东，办丧事要用纸、竹等扎成各种物具，像纸屋、纸轿、纸人、纸
牛、纸马等等，统称“冥器”。在这些冥器当中，纸屋占据了重要的不可或
缺的位置。纸屋制做得十分讲究，包括墙院窗户、楼台厅堂、书斋、花圃，
桌椅几案等，有的甚至还包括金银仓库和箱笼橱柜等，其中贮藏着金银纸绽
和经牒。在清代风俗画中就有此类绘画。清光绪年间，上海点石斋发行的《吴
友如画室》中有一幅《冥宅宏开》图。这张画上的纸屋再现的是一座高一丈
四五尺，宽四五丈的纸屋，门前挂有“奉政第”匾额，左右分门房、茶房，
中有大堂、边堂、卧室，室内挂灯结彩，陈设十分华丽，应有尽有，还有如
同真人般的纸人身着真衣，侍立两旁。这纸扎屋或其它纸扎物具要先放在灵
前祭奠，待死者下殓后用火焚烧，以象征死者到了阴间仍然能享受阳世的生

①参见杨文龙、王岩《纸——晋中的一种丧葬纸扎》，载《民俗》1989年第5期。
活。
清代，四川巴渝地区、陕西华县等地流行一种丧葬习俗，名为“路引”。
“路引”是死者赴阴间的通行证，民间认为，只有持路引入地府才能不受阎
王小鬼的阻拦。“路引”是一张木刻印纸，上印有籍贯、姓名、年龄、出生、
住址等等，要由治丧人将死者的情况一一填写清楚，纸上印有这样一段话：
“尊奉佛法僧三宝，愿我佛大慈大悲，兹因大限已到，持此路引前往丰都阎
罗天子殿前报到。伏愿怜悯，大施慈悲，度信士××极乐世界，不胜哀祷之
至！”“路引”上面还盖有3个大印，一个是“阴天子印”，一个是“城隍
印”，一个是地方衙署印。当人死，其家人在烧了“例头钱纸”之后，便把
“路引”填写好，然后焚烧掉，以示死者顺利通过阎王殿。四川丰都为鬼城，
是十殿阎王所在地，因此，该地出售的“路引”价格最贵。人们逢到此地总
要多买几张，以送亲朋好友之长辈。
清末宗月锄的《寓崇杂记》中谈及上海烧楼库丧葬习俗时指出：“架芦
作屋，招亡者之魂以居之，名曰‘库’，……。”这句话一语道破用纸做成
的纸屋、楼库、纸扎等物具完全是为了招亡者之魂，并借火之烟，使亡者之
魂升天，或转世。它不仅保留着火崇拜信仰习俗的遗痕，而且也反映了中国
传统孝道和对繁衍子嗣的刻意追求。

（四）清代宫廷丧葬习俗
1.满族丧葬旧俗及其演变
（1）火葬与燔化
　　同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满族最初也实行火葬。火葬一般是在人死后的第二天在荒野中用木材将尸体焚化。火葬时，死者的子孙等族人聚集在一起，头戴白布为孝，宰杀牛马，或哭或食。两三日后即除孝。
　　葬俗古朴粗简。清初，由于流动作战、迁徙无常，满族官民仍保持火葬的传统，对此统治者还有过明确的规定。据《清世祖实录》载，其制为：“和硕亲王薨，停丧于家，俟造坟完方出殡，期年而化（即火化）；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停丧五月出殡，七月而化；固山贝子以下、公以上停丧三月出殡，五月而化；……官民停丧一月出殡，三月而化。”
　　火化后的骨灰先盛在布袋或锦袋中，然后置于瓮罐（即骨灰罐）内，再埋于地下。为区别皇帝与他人的尊卑，皇帝的骨灰罐装在金或银制的宫殿式器皿内，称作“宝宫”。
　　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都是火化后再埋葬的。康熙时，随着满族统治者汉化程度的加深，火葬的旧俗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土葬。乾隆帝即位之初又下谕明令禁止火葬：“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准火化。倘有犯者按例治罪。族长及佐领隐匿不报，一并处分。”
　　与火葬相关，又有所谓“燔化”之俗，即将死者生前的衣物器用、珠宝珍玩和以纸帛扎糊的犬马帐篷等冥器以火焚烧，用来送葬。这一习俗直接源自辽金时女真人的“烧饭”之俗，终清一代盛行不衰。清宫谓之“殷奠礼”。
　　
（2）剪发与留发放发
满洲旧俗，家中长辈死后，晚辈男女在换丧服举哀之前，要先去掉冠饰
（男）和发饰（女），并将自己的头发剪下一些，据说是为了表示以身相殉。
剪发又称“截发”。其中男子因留有辫子，剪发时只将辫子剪短若干，故又
称“去冠饰、截发辫”；女子无辫，只剪发若干，故常叫作“去首饰、剪（截）
发”。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剪发的长短也有所不同。清人索宁安《满洲
慎终集》载：“子为父母以辫横度至口角剪之；孙为祖父母稍剪二、三寸；
妻为夫剪与肩齐，为公姑、为祖公姑俱稍剪二、三寸；……室女、嫁女俱不
剪发；夫在军中其妻不剪发。”与死者关系愈亲，剪发也愈多。
满族建国后，剪发习俗被纳入宫廷丧礼中，而且一直延续到清亡。如《大
清会典事例》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顺治帝福临）崩，
圣祖仁皇帝（康熙帝玄烨）截发辫成服。王以下文武各官，固伦公主、和硕
福晋以下，宗女佐领、三等侍卫命妇以上皆成服，男摘冠缨、截发辫，女去
首饰、剪发。”但已下嫁的公主不剪发。
满族旧丧俗中又有服丧期间男子不得剃发的习俗。满族男子虽留辫子，
但头顶四周多余的头发是要经常剃掉的。遇有长辈丧事则属例外，一律不准
剃发。《满洲慎终集》载：“留发不论服之轻重，遇有服即不剃，服除发随
剃之。此旧制也。”康熙时成书的《宁古塔纪略》说：“父母之丧，一季而
除，以不剃发为重。”留发时间的长短也视与死者的亲疏关系而定，一般子
为父母留发100天，孙为祖父母留发60天。此俗亦被清宫作为“祖制”加
以继承。按清宫丧制，凡遇帝后之丧，不仅宗室男性不得剃发，即使文武百
官和普通军民也必须留发百日，故当时有“百日不剃发”之说。违制者要受
到极严厉的处罚。如蒋氏《东华录》载，乾隆时都司姜兴汉、知府金文、总
督塞楞额等满汉文武官员，均因于孝贤皇后丧期内剃发而下狱，论罪当斩，
后遇特赦才幸免于死。
与男子留发相应，满族妇女在丧期中有放发示哀的习俗。放发即把头髻
打开，使头发披散。按《满洲慎终集》所载，放发的惯例是：“子妇为公姑、
妻为夫当时（即刚死）放发，殓后收起；每供饭即放发，至葬处收起；百日
内至墓前即放发。仆妇同嫂为叔为弟当时放发，殓后收起即不再放。嫁女、
室女皆放发，殓后收起。”放发也被清宫丧礼所继承。
剪发、留发和放发都是满族丧葬中特有的习俗。究其原因，恐与满族特
重孝道和受汉族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影响有关。
2.清宫丧仪与禁忌
（1）丧仪
满清建国之初，宫廷丧仪比较简陋。康熙时，在学习汉族儒家传统丧礼、
特别是明宫丧礼的基础上，清宫丧制初步形成，后又经雍正、乾隆两朝的补
充始臻于完备。
清史文献称丧礼为“丧仪”；皇帝的丧礼规格最高，称“大丧仪”。大
丧仪的主要礼仪和程序为：小敛、成服、大敛、朝奠、殷奠、启奠、奉移、
初祭、绎祭、大祭、除服、周月祭、上尊谥庙号、致祭、百日祭、祖奠、启
行、谒陵、安奉等。具体过程十分繁杂，不容尽述。其中虽掺有满族旧俗，
但基本框架与明宫丧葬礼仪相同。
（2）禁忌
清制，皇帝大丧，宫中及在京诸王均须守制（即居丧守孝制度）27个月。
在此期间，对守制者有种种限制与禁忌。如不得悬挂门符，不得张灯结彩，
不得婚嫁，不得同房生育，不得作乐，不得欢宴及男不衣红、女不簪花等等。
总之要停止一切喜庆活动。皇帝大丧又是国丧，在京文武百官及军民，27日
内须摘冠缨、穿素服，每日至大行（死）皇帝牌位前朝夕哭临两次。官员百
日内不得作乐、嫁娶；军民百日内不得作乐，49日内不得屠宰，1月内不得
嫁娶，27日内不得祈祷、祭神。外省各地官员，要自接到丧讯文诰之日起举
哀、成服，停止办公3日，每日朝夕哭临。第4日照常办公；至27日后除
服。
又特忌红色。除服前27日内，除禁穿红衣外，又禁挂红旗；就连平常
各衙门之间行文用的朱笔、朱印，也改用蓝笔、蓝印。即使是上报朝廷的奏
章，也要在15日后方可改用朱印。
凡此种种禁忌，违者严惩不贷。
3.清宫陵寝与葬制
帝王的坟墓称“陵寝”。满族政权建立之前，无所谓陵寝；建国后，受
汉族历代王朝的葬制影响，始有陵寝之设，并逐渐形成了一套陵寝制度。
（1）堪舆
　　按汉族帝王的惯例，每位皇帝从即位之日起，便派精通堪舆（风水）之人为自己选择建造陵墓的地点，即所谓“万年吉地”。据传统的风水迷信说法，山脉是龙的象征，又称“龙脉”。根据不同的形状，山可分为祖山、宗山、主山等。而每一座山的各个部位，又象征着龙脑、龙尾、分龙、起龙、来龙等等。根据不同的土质与形势，地也有福地、吉地、凶地、绝地之分。
　　人死之后，如选择乾坤聚秀、阴阳和会、龙穴砂水、山川壮美的福区吉地安葬，就能遗福子孙；反之，则降灾于后代。对于帝王来说，葬所选址的好坏更关系到国运的兴衰存亡，因此备受重视。
　　清初，由于战争的关系，陵寝建设不可能十分讲究。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位于沈阳城东20里浑河北岸之石嘴山，俗称“东陵”）和太宗皇太极的昭陵（位于沈阳城北10里，俗称“北陵”），规模和豪华虽不及后来诸帝的陵墓，但二陵的陵址已是由堪舆者“卜地”而定的，均为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满清入关后，陵寝的堪舆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顺治帝的孝陵就是由钦天监官员林如预、杨宏量等人负责堪舆的；雍正帝泰陵的卜地由怡亲王允祥和总督高倬等主持。
（2）陵制
满清建国之初，帝后的陵墓尚无定制。建于关外的“清初三陵”，即皇
室爱新觉罗氏祖先的永陵（位于辽宁新宾县永陵镇西北）和前述福陵、昭陵，
初建时都比较简陋，并带有明显的满族及东北地方建筑的色彩。它们现在的
规模和形式，是康熙与后来历代皇帝不断扩建增修的结果。入关后，满族统
治者将陵墓建于京畿附近，在继承明宫丧葬仪礼的同时，也继承了其陵墓营
造法式，从而形成了清宫陵制。清宫在北京的东北和西南方向修建了两大陵
区，即“清东陵”和“清西陵”，先后埋葬了入关后的9位皇帝、24位皇后
及妃嫔、王爷、皇子、公主等300余人。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昌瑞山，距北京约250里。清代入关后
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的孝陵就建于此。据说顺治帝在一次狩猎中偶过昌瑞山，
见此地风景优美，“王气葱郁”，流连忘返，于是亲定此地为自己死后的“万
年吉地”。尔后顺治帝再次率臣至昌瑞山进行堪舆，并在考察了明帝诸陵的
基础上拟定了孝陵的规制。其主要建筑由南而北，依次有：石牌坊、大红门、
风水墙、具服殿、神功圣德碑楼、石象生（即石人、石兽）、龙凤门、神路
石桥、神道碑楼、神厨库、东西朝房、东西值房、宫门（名“隆恩门”）、
飨殿（名“隆恩殿”）、东西配殿、三座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城楼
（名“明楼”）、宝城、宝顶（即墓顶）及地宫等。其顺序与生前居住的皇
宫一样，也依“前朝后寝”的规则排列。陵中一条长11里的神路纵贯南北，
陵外建有宫墙，巍峨壮观，金碧辉煌，显示了帝王的气派。
孝陵是清东陵规模最大的陵墓，也是东陵建筑的核心。后来修建的4座
帝陵，即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及4座皇后陵、
5座嫔妃园寝，均坐落在其东西两侧。整个东陵共埋葬皇帝5位、皇后15位
及妃嫔等157人。其中，皇帝的陵墓规制与孝陵大体相同，但规模略小；皇
后、嫔妃以下，依其品位，陵墓建筑的规格和规模也依次递减。它体现了封
建陵寝制度中严格的长幼之序和等级之分，即使贵为帝王也不例外。
在东陵陵区大红门的东侧又有一座昭西陵。它是皇太极之妃、顺治帝之
母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满清旧制，皇后死后一般是与皇帝合
葬。皇后若先于皇帝而死，则暂行埋葬，待皇帝死后再与皇帝合葬一处；若
晚于皇帝而死，则直接葬入皇帝陵中。孝庄皇后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按理应与皇太极合葬于沈阳昭陵，并与皇太极葬仪一样，实行火葬。
但当时距满清入关和皇太极死已44年，由于深受汉族丧葬习俗的影响，孝
庄皇后己不愿再行火葬，而愿实行棺木葬，因此临终时，她嘱咐其孙康熙帝
务必在孝陵附近择地将其安葬，不得合葬于昭陵。于是在东陵墙外建陵，名
为“昭西”，以示虽在关内仍附属昭陵。孝庄皇后也以棺木安葬。
昭西陵的出现标志着清宫丧葬制度的改革。首先，孝庄皇后是清宫帝后
中实行汉族棺木葬的第一人，从此之后，火葬旧俗在清宫中被废止，而棺木
葬则成为定制。其次，后来晚于皇帝去世的皇后也以此为例，不再与皇帝合
葬。皇帝入葬时，地宫不再为尚在世的皇后预留分位，而是永久封闭地宫石
门，后死的皇后则另建陵墓安葬。
清西陵是继清东陵之后在北京附近修建的又一清宫帝后陵墓区。满族旧
有子随父葬的习俗，满族建国后沿用此俗。至雍正时，雍正帝本应在清东陵
康熙帝的景陵旁选择自己的陵址，但喜好标新立异的雍正帝却借口东陵已无
吉地可选，命人在位于北京西南240余里的河北易县永宁山另选陵址，并营
建了泰陵。从此打破清宫子随父葬的成例。
乾隆时，为兼顾东西二陵，乾隆帝本人仍于东陵建陵，同时又下旨谕，
命后代子孙嗣皇帝交替于二陵选择“万年吉地”。于是父子分葬就成为清宫
的定制。继雍正帝的泰陵之后，清西陵又陆续修建了三座帝陵，即嘉庆帝的
昌陵、道光帝的慕陵、光绪帝的崇陵，三座皇后陵和三座妃嫔园寝，共计埋
葬皇帝4位、皇后9位、妃嫔57人、王爷、公主、阿哥（即皇子）等76人。
其建筑形式与格局则与清东陵大体相同。



五、清代其它家庭礼仪习俗
中国是礼仪之邦，其习俗表现往往与礼仪联系在一起。就家庭礼仪习俗
而言，集中体现在人生礼仪之中。她不仅包括前面谈及的婚礼、葬礼，而且
还包括了祈子礼、诞生礼、成年礼、寿礼等习俗。
（一）清代民间生育礼俗
生育礼俗是人生礼俗的起点，因此，民间十分看重这一礼俗。一个婴儿
的降生，不仅标志着一个生命的到来，更标志着一个家庭的添丁，一个家族
势力的增长。乞子亦好，得子亦好，都绝非是某个人的事，代表的是整个家
族的利益。简而言之，生育礼俗绵延不衰，至清更趋繁杂的因由，则在于“家
族至上”观念的左右。
民间生育礼俗名目繁多，主要有未孕期的祈子礼，妊娠期的催生礼，婴
儿降生后的诞生礼，3天后的三朝礼，满月后的剃头礼，周岁时的抓周礼，
等等。
1.婴儿生育礼俗
（1）祈子礼
　　未孕妇女为了能够得子，便祈求神灵相助，有到娘娘庙求子的，有祈拜麒麟送子的，有偷瓜祈子的，有摸秋祈子的，还有送耍孩祈子的。
　　在浙江一带，女子婚后一两年仍不怀孕者，男家亲朋便要在阴历正月十六日晚，扎糊一婴儿，用玻璃灯绘“麒麟送子”，敲着锣，打着鼓，在鞭炮声中将耍孩送到不孕妇女的床榻。主人要为送耍孩的人倒糖茶水。当客人喝完茶水后，要将茶碗倒扣，认为这样可生男孩。有的地方则偷拔一船桩用红纸包裹，象征婴儿送给不孕妇女。还有的地方则从庙里买一泥塑娃娃带给不孕妇女。
　　贵州苗族、布依族、水族，广西毛南族、侗族、仫佬族都承传着古老的求子还愿仪式。仪式隆重、盛大，请神众多，延续时间较长。布依族求子仪式为布摩施咒，令主人背公鸡引子进屋。侗族求子仪式则是通过祭拜姜良、姜妹兄妹神完成的。水族的求子仪式是以祭祀岩神为主要内容。毛南族求子仪式则是以花神作为祭拜对象。仫佬族的求子仪式是以祖先神，特别是婆王神作为祭拜的主要对象①。
　　
（2）催生礼
这是孕妇分娩前的礼仪。宋代即有此俗。清末，杭州一带仍有此俗。当
孕妇产期将临时，女家于达月的朔日，派人将喜蛋、桂圆及襁褓送至男家。
送者随身还要携笙一具，一边吹着，一边进门，以象征催生之意。也有用红
漆筷子10双，或以洋红染的竹筷10双，一并送往男家，取快生快养之意①。
（3）诞生礼
当婴儿降生后，孕妇至亲在极小范围内举行为新生儿祝福、为孕妇驱邪
的仪式。浙杭一带，男家要携喜蛋、酒菜到外婆家报喜。若得男则送去单数

①参见李路阳、吴浩《广西傩文化探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61页。
①参见《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页。
喜蛋，若得女则送去双数喜蛋。接着，外婆家回送双倍喜蛋、衣裙。男家在
得到这些喜蛋后，要将它分送给亲友，仍以男单女双之数去分。亲友则回以
火腿、白鲞、核桃、桂圆、红糖、索面之类，称为“汤盆儿”。
（4）三朝礼
婴儿出生3日后，要举行三朝礼。在清末，三朝要烧太均纸。烧此纸是
为了拜谢太均娘娘送子的恩典。三朝要为婴儿举行洗三仪式。清崇彝的《道
咸以来朝野杂记》中有录：“三日洗儿，谓之洗三。”洗儿时，浴盆中放上
喜蛋和金银饰物等。洗完后，取喜蛋在婴儿额角摩擦，以避生疮。用金银饰
擦之，以免婴儿受惊吓。然后，取婴儿父亲的鞋一只，碎缸片一块，肉骨一
根，与婴儿合称，俗称“上称”，取意为婴儿长大后有刚（缸）骨，继承父
志。这一日，还要用红带将婴儿双手系上，以象征孩子将来必定安静，不会
胡为。
（5）剃头礼
婴儿满月后，不仅要办满月酒席，还要给婴儿剃头，让别人抱之。婴儿
剃下的头发不得随意弃掉，要搓成团状，用红绿花线穿好后，挂在堂屋高处。
民间认为这样做，可使婴儿日后有胆有识。剃定头发后，婴儿要穿红着绿，
由旁人抱走，在街上兜一喜圈。除抱者外还有一持伞人，专为婴儿遮挡。逛
喜圈必须过一小桥，以示孩子能健康成长，将来胆大过人。
此一日，亲朋所送礼物多为帽或粉制糕团。帽上缀着银饰，有寿星、兽
头及金玉满堂、长命富贵字样。
（6）抓周礼
这是在新生儿一岁时，举行的卜定婴儿未来前途和职业的一种礼仪。此
俗，宋代即有。清代仍延续，没有太大变化。所陈之物有金银之宝、文房四
宝、书籍、秤尺刀剪、女工针线、玩具等等。《红楼梦》第二回描绘贾宝玉
抓周情节时，因宝玉抓了些脂粉和钗环，贾政骂他将来必为酒色之徒，对其
大失所望。
2.传宗接代意识下产生的习俗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是这种封建家族制下产生
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地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因此，也就形成了大量与之相关
的习俗，并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绵延发展。
（1）留胎髦
这是流行于部分汉族地区的育儿习俗。满月时，要给婴儿前脑门留上约
1—2寸大小的方形胎髦，以表示父母望子成龙之意。清《直隶通州志》载：
“满月，男子剪发夹囟，谓之‘留胎髦’，祝曰：‘敬尔发肤’。”髦，是
比喻美俊杰出者的意思，留胎髦则象征着婴儿长大后会因此而成为世上的杰
出人士、名人大家。
（2）百家衣
婴儿出生后，为保佑其健康成长，防止病魔纠缠婴儿，则要向邻里各家
乞讨零碎布帛，拿回家制成衣服，名曰百家衣。这是为婴儿祈寿的衣服，在
全国各地都有流行。清翟灏的《通俗编•服饰•百家衣》中说：“百家衣，
小儿文褓也”。民间认为，穿上百家衣，可使婴儿长命富贵。
（3）百家锁
这是一种祈求孩童吉祥如意、健康成长的挂件。民间认为，挂上此锁，
可将婴孩的灵魂锁住，免得被鬼怪蹑走。在江西一带，小孩初生，家里人便
要以白米7粒，红茶7叶包红包，分散给亲友。亲友回赠铜钱百文或十文不
等。婴孩的家人将这些铜钱搜集起来，购银锁一个，挂在婴孩的颈上。锁正
面刻着“百家宝锁”，反面刻着“长命富贵”，以此防病避灾。
（4）百岁毛
在北方地区，小孩留的一种发式叫“百岁毛”。这种发式专门将婴孩脑
袋后边的一撮头发留住，将其它部分的头发剃掉。而且这种发式为男孩发
式。因家人担心婴孩会夭折，故留百岁毛以祈寿，并认为留了百岁毛的孩子
好养活，不易闹病死亡。
（5）剃毛头
在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境内的布依族流传着极古老的习俗。男婴
出生后，要请巫师算命。巫师若认为该婴“命贵”需留发男扮女装，那就必
须留发。传说这是为了躲过命根而留的假发。该婴至12岁时，举行剃毛头
仪式。在剃之前，要问孩子是否同意，而且要问需要什么东西。孩子同意后，
要将他所需的东西买回，择吉日剃发。亲友即日前来庆贺，以示该孩子躲过
了命根，平安无事。
（6）寄名
这是流行于全国各地的育儿习俗。近人徐珂在其撰写的《清稗类钞•风
俗》中载道：“惧儿夭殇，……且有寄名于神鬼如观音大士、文昌帝君、城
隍土地，且及于无常是也，或即寄名于僧尼，而亦皆称之曰干亲家。”当婴
儿出生后，家人担心他有不测，或夭亡，或多病，于是，将孩子在神或僧道
前寄名为弟子（但不剃发出家），以求长命。此俗明代就已有之，清代更为
流行。寄名时，其父母要携带小儿到庙里烧香。先得小儿生辰八字具文书奏
名于神前，并用红布制成一袋，将小儿的出生年月日写好放在其中，然后悬
挂于神橱上，俗称“过寄袋”。接着，僧道要为小儿取名，并将道髻、道衣
以及刻着“金玉满堂”或“长命百岁”的银项圈，或锁形饰物，或符录赐给
小儿。小儿呼僧为“寄爷”。寄名后的3年内，每逢年终，寺僧要备饭菜送
给小儿家。小儿家人要给僧钱。待到小儿成婚后，再将“过寄袋”取回，谓
“拔袋”，从此结束寄名关系。
3.封建礼教阴影下滋生的习俗
（1）满月女婴穿耳
清代，汉族居住的苏北地区，有为满月女婴穿耳的习俗。此俗初衷并非
为了打扮女孩，而是为了诫女日后不得偷听别人谈话。清《直隶通州（南通）
志》载：“满月……女子穿耳，祝曰：毋侧听。”实际上，是按封建伦常观
教育女孩的一种方式。
（2）满月女婴涂唇
清代，在汉族地区还流行一种生育习俗，即对满月女婴用胭脂涂唇。此
亦非装扮女婴，而是以此来镇住多嘴魂，使女婴长大后，不多嘴、也不贪食，
行为规矩。清《直隶通州志》载：“（女孩满月）以脂涂唇，曰：‘毋多言’。”
很显然，这些习俗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伦常观念的产物。

（二）清代宫廷生育礼俗
1.诞生
生儿育女在宫中要比民间更为重视。但有关习俗在宫史中很少记载，只
能在清宫档案中见到一些零星材料。
（1）遇喜与接生
宫中女眷一经“遇喜”，便在衣食住行方面享受较平日更为优厚的待遇。
生育前，其女性亲属还可入宫照顾。如慈禧太后作懿嫔时怀了后来的同治帝
载淳，生育前3个月，其母即被允入宫同住。怀孕嫔妃住所旁还挖有“喜坑”，
挖好后要念喜歌，并在坑内安放筷子（谐“快生子”之音）和红绸、金银八
宝等物。临产时，产房外还要挂大刀以镇邪，放易产石以助产。这些都是为
生产顺利、母子平安而设。
接生事宜由稳婆（俗称“接生婆”）负责。稳婆是由各衙门推荐并经御
医考试后方可入宫服务的专职接生人员，有着丰富的接生经验。接生后，母
子由御医“请脉”验看，一切平安，再用中药福寿丹开口。
（2）乳母和保姆
　　与民间不同的是，清宫后妃所生子女不是由母亲哺养，而是一经出生便由乳母和保姆（又称侍母）携至它处哺养。而亲生母子却难得见面。《清朝野史大观》记载：“皇子生，无论嫡庶，一堕地即有保姆持之出，付乳媪手。一皇子例须用四十人：保姆八、乳母八，……自堕地即不与生母相见。每年见面有定时，见亦不能多言。……自襁褓至成婚，母子相见殆不过百余面耳。”
　　乳母和保姆从内务府所属包衣妇女中选择。清制，宫中有生育之事，由内务府总管太监预先通知包衣佐领，让其推荐年青、体健并有育儿经验的妇女候选。选中者即为皇家乳母或保姆，而她们的子女则由宫中出银另雇妇女哺养。辅助哺养皇子（女）的还有太监和宫女。
　　皇子（女）断奶后，乳母数量减少，但仍有一人长期留用。依制，皇子在入学（六岁）之前，都要由内宫移至“阿哥所”（宫中东五所、南三所的俗称）居住。此时照顾每位皇子生活起居的，除八品太监1人，小太监4人、勤杂妇差2至4人外，还有乳母1人、保姆2人。虽然她们的地位很低，只相当于普通技工，侍候皇子、公主的待遇最高也不过每月赏银二两、白米二斗，但是由于她们长期与皇子（女）生活在一起，彼此间有着很深的感情，日后一旦所哺养的皇子登上帝座，便会得到莫大的好处。按清代定例，皇帝要封其乳母为夫人，赐其子骑都尉世职并赏给银两、房屋、田地等，以示“眷念前劳”。
　　
（3）洗三和添盆
洗三又称“洗三朝”，即新生儿出世后第3天的洗浴仪式。它是新生儿
脱离孕期残余，正式进入婴儿期的象征。唐宋时汉族已有此俗。清宫中亦加
以沿用。其具体做法是：皇子（女）问世后，有司立即奏皇帝及其他皇室成
员，并将皇子（女）生辰“命帖”交钦天监，由钦天监选择吉时，于3天后
向南洗浴。洗浴前，先把用槐叶、艾草煮过的水倒入盆中，然后众人趁热将
皇帝及亲族等所送的贺礼金银钱物与花生、鸡蛋、枣、栗子等一齐投入水中，
谓之“添盆”。添盆后，由姥姥或年长而受尊敬的女性为婴儿洗身。洗时，
一边以手搅水，一边口中念诵祝福词，谓之“搅盆”。清代北京满族洗三完
毕，有姥姥用葱在婴儿身上打三下，并念诵“一打聪明，二打伶俐，三打邪
魔”等祝词的习俗，宫中或亦与此相同。
（4）升摇车
升摇车为满洲旧俗。满族原为游猎民族，父母出猎时，常将孩子悬挂于
树上，以保安全。筑屋定居后，此俗逐渐演变为在房内梁上悬挂摇车的风习。
摇车亦称“悠车”。为木制，船形，外刷红漆，并饰有金、银彩绘图案及“长
命百岁”等吉语。不仅美观、精巧，而且安全、舒适，是一种十分理想的育
儿工具。摇车通常是由女家负责制做并作为孩子满月的贺礼赠送给男家。满
族入关后，宫中仍保留了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习俗，当婴儿满月时，便将其
放入摇车，并称之为“升摇车”。
（5）周岁晬盘
周岁晬盘亦称“抓周”，即在婴儿一周岁时，在盘中放各种物品让其去
抓，以其所抓之物，测其未来志趣。此俗南北朝时汉族已有。满族先世与汉
族长期交往，亦久习此俗。《吉林通志》载满洲旧俗：“周晬列笔墨玩具于
前，令儿随意抓取，以观志向”。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清宫皇子周岁
晬盘有其贯例，“用玉陈设二事、玉扇坠二枚、金匙一件、银盒一盒、犀钟
一棒、犀棒一双、弧一张、矢一拔、文房一份、晬盘一具、果筵一席。由宫
殿监奏交内务府预备。公主、皇孙、皇孙女晬盘同。惟公主、皇孙女不设弧
矢。”其实周岁婴儿年尚幼小，晬盘之时只是随意乱抓，根本谈不上什么志
向。即使贵为皇子也不例外。据记载，同治帝周岁晬盘时“先抓书，次抓弧
矢，后抓笔”，众人以为日后必成大器。但从他后来的文治武功看，实在是
糟糕得很，远逊其祖先。
2.命名
由于满人长期生活在固定的血缘集团和地缘组织中，各人的姓氏不言而
喻，因此形成了人们之间称名不称姓的风俗。与此相应，满族在为孩子命名
时通常也是只起名字而不提姓氏。
满族民间新生儿的命名一般是在孩子满月之后。最初起名方式比较简
单、质朴，如以长辈的年龄为名，以禽兽为名，以出生季节或时辰为名，以
长幼顺序为名，等等，没有一定的规则。清政权建立之初保留着上述习俗，
如清太祖努尔哈赤意为野猪皮；其子褚英、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
格、多尔衮、多铎等，名字也是随意而起的。
满族入关后，由于受汉族文化，特别是传统帝王世系的影响，至康熙时
皇家宗室的命名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
（1）定字
　　康熙帝在给自己的子孙命名时首先采用了汉族久已惯用的以某一字来统一某一辈份的方法，并均以两字为名。其儿子辈，第一字均为“允”，第二字均以“礻”为偏房，如允礽、允禛（后为雍正帝，为避讳改名“胤祯”）、允祚、允禩、允祥、允禵、允礼等；孙子辈，第一字均为“弘”，第二字均以“日”为偏旁，如弘晖、弘历（曆）（后为乾隆帝）、弘昼、弘旿等；曾孙辈，第一字均为“永”，第二字均以“玉”为偏旁，如永琏、永琮、永璇、永瑆、永璐、永琰（后为嘉庆帝，改名“颙琰”）、永璘等。
　　命名方式由随意而变得有章法；名字含意也由朴实而变得精美。这一由皇帝钦定字样的命名方式被清代后来的各朝所遵循，成为定制。
　　继“永”字之后，乾隆、道光、咸丰三帝又先后拟定了“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闓”、“增”、“祺”十一字及其后一字的偏旁，供后代子孙命名之用。
（2）避讳
定字的同时还仿汉族惯例建立了避讳制度。其原则是凡皇族宗室中同名
者，位卑辈小者更改。皇帝一族地位最尊，辈份也最大，上述钦定命名用字
及偏旁，非皇帝子孙不得使用。近支宗室即皇帝之侄、侄孙等的命名，第一
字须与皇帝子孙相同，第二字的偏旁则除钦赐外必须回避。如乾隆十一年
（1746年），乾隆帝见宗室中有名永琮者，与其七子名字相同，便下喻旨：
“著将外间永琮改名永常。……嗣后外间起名，不得复用内廷拟定字样”（《大
清会典事例》卷一“命名”，下同）。
但为了将近支宗室与远支宗室加以区别，皇帝又特为近支宗室子孙命名
的第二字指定了专用偏旁，以示优宠。如乾隆帝在为其曾孙辈拟定了“奕”
字和“言”字偏旁的同时，也为其曾侄孙辈的第二字拟字了“糸”字偏旁。
对此，远支宗室不得使用，而近支宗室则不得不用。违反者均要受到严厉处
分。
从嘉庆时起，又规定皇帝亲兄弟的子孙全部由皇帝钦定赐名，更加强化
了这一命名制度。如嘉庆十一年（1806年），嘉庆帝根据奏报得知多罗茶郡
王绵亿，私自为其长子、次子命名奕铭、奕鑅，且后一字未用乾隆帝所定的
“糸”字偏旁，于是龙颜大怒，下旨：“……查照嘉庆六年谕旨，（近支宗
室子孙应）恭候钦定赐名。……奕字辈命名，下一字用‘糸’字偏旁系皇考
高宗纯皇帝钦定，绵亿理应恪守。乃私用‘金’字偏旁为伊两子取名，不似
近派宗支，自同疏远，是何居心？伊既以疏远自待，朕亦不以亲侄待伊，亲
近差使不便交伊管领。绵亿著退出乾清门，并革去领侍卫内大臣、管围大
臣，……令其在外廷当差，以示愧励。又奉旨，奕铭著改名为奕绘，奕鑅著
改名奕■。”此外，绵亿“著交宗人府查议”，受其牵连，“仪亲王（永璇）、
成亲王（永璇）、定亲王绵恩、贝勒永瑆、贝子永硕，均著交部议处。”
（3）坚持满俗
虽然清皇室为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在命名方式上吸收了汉族的某些惯
例，但与此同时，作为少数民族，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内部团结、加强凝聚力
并进而巩固其统治，它又必须保持其民族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上：
一是名字禁止单写。满文为拚音文字，书写时字母相连，与单个汉字并
不相同。乾隆以前，除少数皇室近宗可以汉文命名外，其它宗亲均以满文命
名和书写。乾隆时期，受汉族文字影响，宗室中流行摹仿汉字写法，将名字
的满文拼音分段书写的方式。对此，乾隆帝甚为不满，于二十五年（1760年）
特下旨：“谕令，满洲等名字理宜连写，毋得单字缮写。……复将此通谕八
旗、各省，嗣后满洲等名字俱行连写，如有复行单写者治罪。”但当时单写
的方式已经流行，绝对禁止也有困难。于是采取变通的方法，又曰：“至宗
室等名字单写者多，然近派宗室名字尚可单写，远派宗室亦不可如此单写。
此亦是分别尊卑之一道。”因此，除皇族近宗外，其它满文名字一律不准单
写。
　　二是禁止用三字命名。汉族命名与姓合称，多为三字，如王某某、李某某等，满族则有只称名不称姓之俗，加之康熙时皇室宗族以汉字命名均只用二字，于是若用汉字命名只准用二字就成为清宗室的惯例。
　　但自乾隆朝起，宗室中不断有人仿照汉人姓名相连的方法，以三个汉字为子孙命名。这种做法均被统治者视作一种忘本的违制行为而遭到惩罚。
　　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御旨：“昨吏部带领引见之满吉善系满保之子。其名满吉善者，竟以满为姓矣。朕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恐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嗣后不可如此。”
　　又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谕：……英智之子名清永泰。向来满洲命名，除清（满）语不计字数外，若用汉文，止（只）准用二字，不准用三字。今清永泰之名凡与汉人姓名相连者无异，殊乖定制。本年间曾降旨将侍卫和珅保之名改为和保，饬谕管理宗人府王公。伊等此次漫不经心，折奏总不看视，所有管理宗人府之王、贝子、公等，著各罚职任俸三个月；其族长、学长等俱罚俸六个月。清永泰之名即改为永泰。”
　　严厉的惩处与皇族的骄傲使清代亦满亦汉的命名制度得以长期保存。即使在清末民初随着清政权的衰亡，满族人纷纷改用汉族姓名的情况下，仍有一部分清宗室成员，尤其是皇族近宗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命名特点。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们才完全依照汉俗命名。
　　

（三）清代民间成年礼俗
　　成年礼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古代部落社会中，成年的标志是通过一系
列艰难困苦的考验后完成的。它是死亡和再生的象征，象征着一个未成熟孩
子的死去，一个成熟的、强有力的成人的再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成年礼中的种种考验渐渐消失，有些仅存一些
象征表现。这便是清代成年礼俗的现状。
1.各异的男子成年礼
男子成年礼比之女子成年礼要隆重、盛大得多，同时，经过成年礼后的
成年男子，其所享受的社会权利，在家族中的地位，以及责任、义务也要比
女子大且高。在这一点上是成正比的。当然，这与中国的封建家族制度、道
德伦常观不无关系。
（1）汉族加冠礼
这是古代汉族男子成年礼俗。流行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加冠日到了清代
又有了新的变化，清中期以后，多移至娶妇前夕。有钱的豪门大户多在娶妇
前3日举行加冠礼；贫户则在娶妇前1日举行。在行加冠礼时，尊长要为加
冠者起字、号，书悬于壁，亲友醵金来贺。加冠主家要于是日宴请宾客。与
前代不同的是，清代加冠不行自古流传的“三加”（即先加淄布冠，次加皮
弁，再加爵弁）之礼。只有在行完加冠礼的男子成年人才能用字、号。徽州
男子加冠后，有权进入本族祠堂。
（2）高山族成年礼
高山族成年礼俗与古老的考验型成年礼俗无太大的区别。高山族阿美人
中的男性少年，在行成年礼之前，必须搬到部落会所去住，并接受成年礼前
的严格训练和考验。这些训练和考验包括：禁止与妇女交谈；禁止饮水、沐
浴；禁止吃鱼、油脂和肉类；一天只能吃一餐饭；加紧练习歌舞、跑步和成
年礼仪，若动作无精打采或不正确，则要遭受鞭打重罚。这种成年礼仪，在
台湾北部高山族地区每7年举行一次，在中部和南部均3年举行一次。一般
是在祭灵日开始举行，当晚，少年们穿好亲友赠给的跳舞衣饰到会所广场集
合。酋长为他们祷告，求神保佑他们健康、幸福，并告诫他们要服从祖规，
尽心做好每件事。3日为跑步比赛，优胜者可成为这一批集体加入成年组织，
并获得最低年龄级的级长。7日由参加成年礼者为老人捕鱼吃。之后，当夜
拆除首级棚上的旧草，盖以新草，以示他们已成为成年人，享有成年男子在
部落内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3）基诺族成年礼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族男子成年礼多在16岁举行。行
礼前不让受礼者知道。到时候，突然仪式性地搜捕受礼者并令其行成年礼。
仪式由长者“卓巴”主持。杀牛祭祖后，由全村人分食；其中的两份脊肉用
芭蕉叶包好后，由受礼者捧回家与家人共食，意思是表示这为祖先所赐，还
表示受礼者已被正式纳为村社成员。长老咏唱史诗，叙述本民族创世历史，
向该青年授予历史、传统道德、习惯法规等知识。其父授他一套农具和成年
衣物。其成年上衣的背部绣有“太阳花徽”、包头为缠丈余长的黑布包头，
佩戴的饰物为小筒帕。行罢成年礼，便享有成年男子的权利，能参加村社内
的一切集体活动，允许恋爱结婚。
（4）瑶族度戒
度戒是瑶族男子成年礼，流行于广西、广东、湖南、云南等瑶族居住的
地区。可以单独一人进行，也可以几个人联合进行。时间为15—30岁间。
度戒亦有古俗中考验的经历，在仪式前一个月，参加度戒的“师男”就要单
独居住，每日洗澡，吃素食，以接受种种考验。在举行仪式的那一日，6—
11名师公被请至“师男”家作法事，经过请神、安名（给师男取法名）、喊
村、路祭、挂灯、睡阴床（“师男”会见盘王和已故亲人）、赤足上刀梯、
踩火砖、翻高台等，才算通过成年关，正式成为成年男子，并享有结婚成家
的权利，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进一步接受道公或师公传授法术的权利。
（5）羌族冠礼
四川阿坝地区的羌族，自古实行成年礼，清代仍盛行。每年夏历八月，
凡年龄16岁—18岁的男少年，其家人都要根据他的生长发育情况和实际劳
动能力确定他是否可以行成年冠礼。若可行冠礼，则请端公到家里做法事，
驱逐不祥；到十月或十二月间，择吉日举行成年冠礼的仪式。届时，亲友围
火而坐，一位端公手执杉杆，杆顶挂着纸制始祖像，冠礼人身着新冠衣，面
对始祖像跪下，端公亦跪下；另一位端公手持白色公羊羊毛线并系五色布
条，（象征始祖对冠礼人的赠品）将其系在冠礼人的颈上。然后，冠礼人和
端公们都跪着向始祖祷祝，求始祖保佑、庇荫，与天地同老，日月同生，福
寿康宁。
（6）畲族成丁礼
　　福建部分地区居住的畲族，其成丁礼一般定在16岁举行。届时，要请巫师祭祖、度身，并取法名，然后将法名与祭祀日期写在一红布条上，扎于祖杖，以示始祖接受，并承认了这位新成年男子。仪式之后，要设宴款待亲友。
2.各异的女子成年礼
　　比之男子成年礼，女子成年礼显然简单了许多。女子成年无须经过难以忍受的考验，或有意识的艰辛折磨去锻炼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汉族的女子成年礼只须改变一下发式，将头发盘成发髻，用簪子插住，以示成年，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少数民族的女子成年礼虽然较汉族复杂些，但追求表面化的象征体现是共同的特点。
（1）纳西族穿裙礼
云南宁蒗县境内居住的纳西族，女子至13岁便要行成年礼，当地称为
“穿裙子礼”。传说，古时候天神向所有生物赐寿，人只得了13岁，而狗
却得了60岁。后来人与狗换寿，13岁便成为人之成年的标志，必须行礼以
示纪念。每年除夕之夜，凡年满13岁的女孩都要聚集在一起，歌舞、饮酒、
喝茶，相贺成年。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清晨，凡有满13岁女孩的家里
都要为其女举行换裙子礼。仪式由母亲主持。女孩立于正房西侧的“女柱”
旁，脚踩一包粮食袋和猪膘，左手拿着麻纱、麻布，右手拿着首饰，以示女
孩成年后勤劳能干，生活富足。之后，母亲将女孩的长褂脱去，换上短衣和
百褶长裙，束腰饰头，肩披羊皮披肩。换装后，由达巴（巫师）为其祝祭祖
神和锅庄神，并将一根羊毛绳拴在她的颈部，以祝其长寿。以后，将狗唤进
室内，受礼者拿一团饭和一块猪膘肉恭敬地喂它、以示谢意。在仪式过程中，
受礼女子还要和家中长者对唱成年礼歌《玛达达》。受礼者的歌词主要表达
对童幼生活的怀念和长者养育之情的感恩；长者的歌词主要是祝愿成年女子
聪明能干，体健貌美。仪式之后，便可结交阿注。
（2）土族戴天头礼
居住在青海地区的土族的女子成年礼也是以改发式来完成的。女孩到15
岁左右，其父母便要为她举行成年礼。仪式在夏历除夕夜举行，由受礼者的
母亲主持。其母将女孩的少女发型改为成人发型，将少女衣服改为成人衣
服，然后跪拜祷祝，仪式到此结束。从此，受礼者正式加入成年妇女行列，
与天结为婚姻。尔后择吉日举行“改发”宴席，款待亲友、四邻，以示得到
社会公认。成年女子享有自由选择对象的权利，长居母亲家里，生养子女，
过自由的性生活均不受任何限制。
（3）藏族戴巴珠礼
藏族女孩在13岁至14岁时，要择吉日举行成年礼。届时，将象征成年
女子的头饰“巴珠”戴在女孩的头上，以示女孩进入成年。“巴珠”呈三角
形框架，系于头顶，发辫系于其上，辫梢系于三角架两端，三角架上部还有
一方形物，与三角架两端相联结，上系类似白哈达的丝织品，架边饰以珍珠、
玛瑙。受礼者行完成年礼后，亲朋好友竞相送礼致贺。（4）彝族换裙礼
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女孩到了15岁，其父母便要考虑为她举行成年礼。
仪式只能在15岁、17岁或19岁这三个单岁年举行。成年标志就是脱去童年
裙，换上成年裙。换裙仪式之前，父母要为女儿准备好花边、黑色哈帕、新
裙、颜色各异的珠子和领上的银牌等。然后择吉日举行换裙礼。仪式期间，
不许男子在场，只准妇女向换裙者逗笑、祝愿。受礼者由妇女为其梳成年头
饰、戴哈帕、换百褶裙。仪式结束后，男子方可入内。

（四）清代宫廷皇帝继位与宗室册封
被立为储君进而登极称帝是每一个皇子皇孙的最大愿望，也是他们成长
的极致。但是，“国无二主”，称孤道寡的皇帝最终只能有一个。为与家人
共享富贵，于是对那些没能登极的皇子（女）、皇孙（女）们就有了封爵的
制度。这是历代王朝的传统。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处于特定的历史环
境，清代的做法有其独特之处。
1.秘密立储
　　清初，由于战争频仍，典章未备，没有建立立储制度。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和皇太极的继承人福临（顺治），都是在前任皇帝死后经过激烈的内部争夺才取得帝位的。
　　福临的继承人玄烨（康熙）则是在先帝驾崩前才匆匆决定的。康熙帝鉴于前朝皇帝死后权力争夺的惨痛教训，同时为避免诸皇子对帝位的觊觎和纷争，决定遵循以前历代王朝公开建储方法，预先册立皇太子。
　　康熙十四年（1675年），根据传统的立嫡立长的原则，皇子允礽被册封为皇太子。然而这次立储最终遭到了失败。一方面，允礽被立为太子后便骄纵恣行，结党干政，与康熙帝发生了权力冲突；另一方面，太子的地位遭到诸皇子的妒恨，他们纷纷进馋陷害太子，也增加了康熙帝对太子的疑忌。因此太子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被废，翌年复位，五十一年（1712年）再次被废，并被永远禁锢在咸安宫中。此后康熙帝再未立储。直至临终前，他才在病榻上宣布皇四子胤祯作为皇位继承人，终于又走上了其父福临（顺治）的老路。
　　目睹了康熙立废太子和诸皇子夺储斗争的胤祯，深知建储一事如不妥善解决，清朝政权将永无宁日。因此，他在登极不久的雍正元年（1723年）便创建了秘密立储制度。其方法是：由皇帝宣布皇太子人选已定，但不公开其名，只将其名写于密诏；密诏一式两份，一带在身边，一封存在建储匣内，置于乾清宫正间宝座上方的“正大光明”匾后；皇帝死后，顾命大臣会同廷臣核看两份密诏，并拥戴密诏内所写皇子为帝。这种立储方式，既可避免皇帝生前与太子的权力之争，又可保护太子不被其他皇子所陷害，有利于皇族内部的安定团结，在中国封建帝王继承史上也是一项新的创造，所以，被清宫奉为“建储家法”。
　　乾隆、嘉庆、道光三帝因循其则，但咸丰帝死时其独子尚幼，故仍采取“临终托孤”的方法；同治（载淳）、光绪（载湉）二帝均无子嗣，无储可建；宣统帝（溥仪）未及亲政清朝就覆灭了，因此，自咸丰时起，秘密立储制度就名存实亡了。
　　
2.登极典礼
　　皇帝登极、君临天下，在封建时代被认为是改朝换代、有如天翻地覆的大事。因此宫中典礼最隆重的莫过于登极典礼。换句话说，登极典礼也是封建社会中个人所能享受的最高礼仪。
　　有清一代，皇帝12人，共举行过登极典礼14次。其中皇太极2次（继努尔哈赤大金国汗（帝）位1次；改国号大清、称帝1次），福临2次（在盛京继帝位1次；定鼎北京，改元顺治1次），其他皇帝每人1次。在这些典礼中，努尔哈赤自立为帝（汗）的“奠基之典”、乾隆帝亲自传位于嘉庆帝的“授受大典”和前述皇太极的“开国大典”、福临的“定鼎之典”比较特殊，纯为欢庆之典；其余十次则较为普通，均是前代皇帝新死，嗣皇帝在丧期中举行的。在清代，这种权力接替的仪式与前代皇帝的死亡时间间隔较短。努尔哈赤死后20天皇太极便继承了汗（帝）位。后来同样情况的9位嗣皇帝中，除道光帝的登极典礼距嘉庆帝死亡日为32天外，其余8位大抵不超过20天。如顺治帝15天，康熙帝12天，乾隆帝10天……。最短的是雍正，仅7天。这固然可归结为“国不可一日无主”，但也绝不乏既定则安的急切心态和“夜长梦多”的忧虑。
　　满族入关前的登极典礼仪式比较简单，仅略具规模而已。其真正完备是
在康熙、雍正时期，尔后各朝沿用其典礼。仪式大致如下：
典礼当天清晨，禁卫军严守宫城各门。宫中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及
午门内外处处结彩，装饰一新。銮仪卫自太和殿前至天安门外御道两旁陈设
皇帝法驾卤簿仪仗：太和殿前陈设有金制提炉、香盒、盥盆、水瓶、唾壶、
包金交椅、拂尘、静鞭等；殿前广场两侧树立各种旙、麾、旌、旗、繖、扇
及兵器；太和门、午门至天安门路旁分置玉辇、金辇、礼舆、步舆、金辂、
玉辂、象辂、革辂、木辂、宝象及鼓乐，大小仪仗用具共计560余件。内阁
会同礼部等官在太和殿宝座正南方设放置宝玺的宝案；于殿内东间设放置群
臣贺表的表案及放置诏书的诏案；殿内西间设放置笔砚的笔砚案；殿外丹陛
正中又设一黄案。午门外设导迎乐队和抬诏书的龙亭、抬香炉的香亭；太和
门内东西檐下设丹陛大乐乐队，乐器有大鼓、方响、云锣、杖鼓、拍板、箫、
管、笛、笙等22种，供百官行礼时演奏；太和殿东西檐下设中和韶乐乐队，
有按古制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材料制成的编钟、鎛钟、
编磬、特磬、琴、瑟、排箫、箫笛、箎笙、堹、建鼓、搏拊、祝、敔、16种
乐器60余件，及歌生4人，供皇帝升座和降座时演奏。各执事官及文武百
官在太和殿前及广场上按品级、位次肃立。
一切准备就绪，钦天监官报吉时届，礼部尚书奏请嗣皇帝即位。嗣皇帝
先至前帝神位前祗告即将受命，行三跪九叩礼。然后更换皇帝礼服，至太后
宫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在大臣、豹尾班、侍卫等的前引后扈下，乘金舆至
保和殿，降舆后先在中和殿升座，受各级执事官三跪九叩礼。礼毕，执事官
各就各位。礼部尚书再奏请皇帝即位，皇帝在侍卫扈从下入太和殿升宝座即
位。届时，奏中和韶乐（如在丧期则乐设而不奏），午门上鸣钟鼓。乐罢，
殿前阶下静鞭三鸣，皇帝受百官朝贺礼。群臣在鸣赞官口令下向皇帝行三跪
九叩礼，其间奏丹陛大乐（丧期设而不奏）。礼毕，群臣向皇帝进献并宣读
庆贺表文（丧期进而不宣）。最后行诏告礼。皇帝诏书由内阁学士用宝（盖
印）后，再由大学士捧出，交礼部尚书捧至阶下，由礼部司官放入云盘，随
擎执黄盖的銮仪卫自中道出太和门。静鞭再鸣，皇帝还宫。文武百官分别从
太和门两侧的昭德门、贞度门随诏书出午门。诏书用龙亭抬至天安门城楼上
颁布，内容多为新皇登极、秉承天地、绍继祖烈、励精图治、人神共仰、山
呼海宴一类的套话。同时还要宣布改元和大赦。诏告礼毕，则大宴群臣，举
国同庆（丧期则免）。
如此隆重、庄严的典礼，无非是向世人显示皇帝的至尊无上与赫赫权威
罢了。
3.宗室封爵
与历代王朝一样，清代依与皇族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对宗室子女进行封
爵。
（1）男性爵位
清代男性宗室爵位共有14个等级：
一、和硕亲王。简称亲王。为诸爵位中的等级最高者。册封对象为与皇
帝血缘关系最亲近的皇叔伯、皇昆弟、皇子孙等功勋卓著者。顺治时，宠妃
董鄂妃曾生一子，三月而亡，因母宠子贵被追封为亲王，属特例。亲王爵号
前均冠以美称，如庄亲王、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肃亲王、郑亲王等。
上述六亲王为清初因功而封，其嫡长子（即福晋所生之子）可“世袭罔替”，
永不降封，俗称“铁帽子王”。
二、世子。第二等爵，位在亲王之下，郡王之上。亲王嫡长子奉特恩封
为世子。
三、多罗郡王。简称郡王。第三等爵，册封对象与亲王同。爵号前亦冠
以美称，如恂勤郡王、庆郡王等。其中顺承郡王、克勤郡王与前述六亲王同
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
四、长子。第四等爵。郡王嫡长子奉特恩封长子。
五、多罗贝勒。简称贝勒。第五等爵，多用作皇族近支初封爵位。
六、固山贝子。简称贝子。第六等爵。贝勒嫡长子降等封贝子，亦多用
作皇族近支初封爵位。
七、奉恩镇国公。第七等爵。贝子嫡长子降等封奉恩镇国公。
八、奉恩辅国公。第八等爵。奉恩镇国公嫡长子降等封奉恩辅国公。奉
恩辅国公嫡长子袭封奉恩辅国公。
九、不入八分镇国公。第九等爵。凡宗室特恩封公、亲王庶子封公、世
子嫡子封公及有过降为公的镇国公均为不入八分镇国公。按：清初设八贝勒
共议国政制度，八贝勒各领一旗，分别设官，赏赐平等，称为“八分”。后
订宗室爵位14等，自奉恩辅国公以上入八分，其下则不入。入八分者可随
王、贝勒等入朝列班；不入者只在各旗内行走。
十、不入八分辅国公。第十等爵。封爵情况与不入八分镇国公略同。又，
不入八公镇国公嫡子降封不入八分辅国公。
十一、镇国将军。第十一等爵。又分三等：长子嫡子降封一等镇国将军，
世子、郡王庶子考授一等镇国将军；亲王庶子、长子、贝子庶子考授二等镇
国将军；世子、郡子、贝子庶子考授三等镇国将军，不入八分辅国公嫡子降
封三等镇国将军。
十二、辅国将军。第十二等爵。亦分三等：长子、贝子、镇国公庶子考
授一等辅国将军；贝子、辅国公庶子考授二等辅国将军；各等镇国将军嫡子
降封三等辅国将军，亲王妾子、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及各等镇国将军庶
子考授三等辅国将军。
十三、奉国将军。第十三等爵。又分三等：辅国公庶子考授一等奉国将
军；各等辅国将军嫡子降封二等奉国将军；世子及各等辅国将军庶子考授三
等奉国将军。
十四、奉恩将军。第十四等爵。长子、贝勒、贝子妾子考授奉恩将军；
奉恩将军嫡子一人承袭爵位，其余诸子为无爵位的闲散宗室。
（2）女性爵位
清代女性宗室爵位分七等：
一、固伦公主。皇帝嫡女（皇后所出）封固伦公主，位同亲王。
二、和硕公主。皇帝庶女（嫔妃所出）封和硕公主，位同郡王。
三、郡主。亲王嫡女封郡主，位同郡王福晋。
四、县主。郡王嫡女封县主，位同贝勒夫人。
五、郡君。亲王庶女及贝勒嫡女封郡君，位同贝子夫人。
六、县君。郡王庶女及贝子嫡女封县郡，位同镇国公夫人。
七、乡君。贝子庶女及奉恩镇国公、辅国公嫡女封乡君，位同镇国将军夫人。

　　清制，男性宗室爵位一般各由嫡子一人承袭，余子则降一等封爵。世袭爵位，除“世袭罔替”者外，均限定世数，至期则或降或免。女性宗室爵位，嫡者降一等封，庶者降二等封，均不得世袭。
　　
　　所有男女宗室爵位均有与之相应的俸禄和礼遇。爵高位显者礼隆而禄厚；级低等下者礼轻而禄薄。但这仅是相对而言。作为皇帝一族，即使是没有爵位的闲散宗室，在生活与政治上也享受着他人难以企及的优越条件。如贝子庶女给五品俸；奉恩镇国公和辅国公庶女给六品俸。

（五）清代民间做寿风俗
为老人做寿，古已有之。明清之季，特别是清代，乃是做寿风发展的鼎
盛期。就做寿的规模，做寿的频繁程度，做寿的普及性，贺礼的档次、价值、
形式的多样化，都已经大大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朝代。
做寿之风之所以能够愈刮愈烈，愈搞愈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死亡的
本能恐惧，和对生活的本能追求。当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
得以进一步改善，生活内容得到进一步丰富的时候，人们对生的恋求和对死
的恐惧都会不同程度的增强。当然，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亦为了在精神上达
到延长寿命的目的，人们在信仰神灵的前提下，采取种种补救措施，以祈寿，
长生不死。祈寿还有一个目的是“度关”、“禳灾”。民间相传，50岁、55
岁、66岁、73岁、84岁为关口，是死神引领的岁数。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俗
语：“人活五十五，阎王数一数”；“六十六，乱刀斩”；“七十三，八十
四，阎王不叫自来投”，等等。正因为这些寿数是生死之坎，故民间于此寿
日做寿也异常隆重，有的地方还要大办三天。
1.奢繁的寿礼
清代，做寿已成风气。普通人家因经济实力较弱，故做寿也较简单。通
常是在家中设一寿堂；晚辈向长辈送些寿礼，至于亲友送礼的多少则取决于
该长辈的知名度、威望和家中的经济实力；送罢礼，晚辈和来客要向寿者拜
寿；最后，吃一碗寿面了事。
就贺礼而言，一般人家通常送寿桃、寿联、寿幛、寿面，等等；而豪门
大户的寿诞，所送贺礼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十分贵重。《红楼梦》描叙贾母
80大寿送礼情景时有这样一段文字：“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
礼部奉旨：钦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四端，金玉杯四个，帑银五百两。元春
又命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只，伽南珠一串，福寿香一盒，金锭一
对，银锭四对，彩缎十二匹，玉杯四只。余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
之家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胜记。堂屋内设下大桌案，铺了红毡，将
凡所有精细之物都摆上，请贾母过目。”
就做寿规模来看，比之明季更胜一筹，特别是做大寿，如60岁和80岁
生日庆贺礼，其规模十分隆重。豪门大户要设寿堂，燃寿烛，结寿彩；寿星
要着寿衣，坐于中堂，接受亲友、晚辈的祝贺和叩拜。《红楼梦》中贾母80
寿辰寿期长达8天之久，8日间宁国、荣国二府一直“悬灯结彩，屏开鸾凤，
褥设芙蓉；笙箫鼓乐之音，通衢越巷”，足见其规模之大。《上海研究资料》
一书中记载了同治年间上海知县叶廷青为母亲做寿的情况：寿日前两天，衙
门内便已很热闹，大堂、二堂、花厅、签押、房账等处张挂灯彩，晚上请知
宾；寿日前一天为预祝；寿日那一天为正寿；26日为谢客；27日结束。正
寿筵席分上下两等96桌，其客轿随役、厨夫、茶夫等勤杂人员吃面共2050
碗，仅吃一项花费大洋1088块，钱411千815文。
就做寿的内容来看，还增加了创造喜庆氛围的演戏内容。这一风习在官
宦人家、盈实富户中比较流行。剧目包括：《瑶池会八仙庆寿》、《祝圣寿
金母献桃》、《众天仙庆寿长生会》、《贺升平群仙庆寿》等等。
冥寿，说白了就是给死人过生日，祝寿。清翟灏《通俗编•仪节•阴寿》
引姚旅《露书》：“南州宗室谓亲死日为暗忌，生日为明忌，宗中极重明忌。
亲死者遇日生日，如五十、六十之类，犹追寿焉。族人具礼谒贺，一如存日。”
2.隆重的冥寿
做冥寿时，其子孙都必须穿着彩服，要设寿堂，宗族、亲友要送纸扎锭，
登堂拜祝。有的地方还要演戏娱宾。在江浙一带，做冥寿分在家做和在寺院
做两种。在家做的冥寿，其仪式如同阳寿。除送糕桃烛面外，须加纸元宝10
副，糖茶2杯，而不送鞋袜。送红轴者，上书“仙乡不老，佛国长青”字样，
亦有单写一“庆”字者，家中不拜忏，席用荤菜、素菜均可。在寺院做的冥
寿，必拜忏，做水陆道场，或1日、3日、7日不等，以圆满之日为正日。
最隆重的为拜水陆道场，由49个和尚，拜忏七七四十九天。事毕，追荐者
的牌位，可放在寺院中的根本堂，以承受香火。
如此大兴冥寿之风，不仅是祖先崇拜宗教意识的反映，也是中国孝道的
反映，同时，更是民间信奉的灵魂不死观的十足反映。

三、清代衣食住行习俗
　　衣食住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条件，民间俗谚道：“民以食为天”；“衣食足而后礼义兴”；“衣是人的脸”；“行要好伴，住要好邻”；“居不幽者智不广，形不愁者思不远”。从这些俗谚中足见民间百姓对衣食住行的重视，也正因为此，衣食住行传统习俗能以相对稳定的形式，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清代的衣食住行习俗基本沿袭前代俗制，并在承前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演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习俗。
（一）清代民间服饰习俗
　　1644年9月，清顺治帝从沈阳迁到北京，定北京为清朝的首都。顺治三年（1645年）清统治者已将北方、南方诸省全部控制在手，于是发生了服饰上的重大变革，一改明代服饰为满族传统服饰。
1.清代头饰
清顺治于京称帝之初年，本想改国民束发的旧制，令其一律依照满俗剃
发留辫，但因抵抗者势力太大，加上政权统治尚不巩固，南方还未统一，因
此，不强迫国民效满俗。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满清稗史》记载道：
“越一年，南方大定，乃下剃发之令，其略曰：‘向来剃发之令不急，姑听
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自今布告之后，京
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
辞争辩，决不轻贷。’闻是时檄下各县，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
令剃发匠负担游行于市，见蓄发者执而剃之，稍一抵抗，即杀而悬其头于担
之竿上，以示众。嗣后剃发担有一柱矗立若旗竿然者，犹其遗制”。民间亦
流传“留发不留人，留棺不留屋”之语，可见民间对朝廷强行推广满俗的抵
制。
满族男子头饰为前半脑袋剃光头，后半脑袋蓄发编辫。满人十分着重辫
子，即使战死，亦要将辫子完整无损地保存好带回故乡。江绍原先生曾对发、
须、爪进行过权威性研究，认为满人辫子与“马祖”有关。这就是说，满人
留辫与“马尾巴”有关，是马崇拜的一种遗俗。不仅编辫，朝廷的朝冠顶戴
花翎也同样表露了马崇拜痕迹，顶戴比拟为“马鞍子”，花翎比拟“马鞭子”，
顶子比拟“骑主”①。
①参见谢辉群《清朝时期满、汉习俗的碰撞与交融》，《民间文艺季刊》1990年第2期。

　　马崇拜是游牧民族原始崇拜的遗存，与南方崇拜鸟、熊、蛇、狗等动物的民族相同，他们都分别有着自己民族的信仰神灵，有着由此建立起来的流传了数千年的传统俗制。清王朝统治者强令剃发易发，与满俗一统，违反了民俗发展的自然规律，引起民众的反抗，曾发生过抵抗剃发令的海州之战、镇江大屠杀、江阴虐杀、嘉定屠城。
　　清王朝还发布了禁用方巾之令。“功令严敕，方巾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①
①《研堂见闻杂录》。
　　
　　清代女子头饰以江南，特别是苏州地区为尚。清初流行“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清中叶又兴“元宝头”。嘉庆、咸丰年间流行一种拖在后面的长髻，叫“苏州罢”。清末又有“苏州厥、平三套、连环髻、巴巴头、双盘髻、圆髻、圆月、长寿、风凉、麻花、双飞蝴蝶诸髻式，年长者还要在髻上加罩一个硬纸和绸缎做的黑色冠，绣以“团寿”字，或以马鬃一类做成纂，加于发髻上面。光绪年间妇女以圆髻团结于脑后，或加细线网结，髻以光洁为尚；姑娘做“蚌珠头”；小姑娘做“双丫髻”。
　　头上饰物多插鲜花。岭南妇女将鲜花穿于彩丝，绕在髻间。北方妇女在鬓边插一两只鲜花。苏州还有制做象生花，烧料制做仿真花的，一时成为妇女所尚。清末又有尚珠花、茉莉针，以金翠宝玉、珊瑚等制做，插带时排列于发髻之上端或成半环形。
　　发髻上的饰物为簪，以金银、翡翠、宝玉制成，还有的簪端垂以凤凰形的金银翡翠物，曰“步摇”。
　　
2.清代服饰
　　清代男子衣着为马褂、马甲、衫、袍、衬衫、短衫、袄、裤、套裤，尤以衫袍外加穿马褂或罩以紧身较短马夹最为流行，亦最能反映清代男子服饰的特色。所戴为小帽、风帽、皮帽，尤以小帽，俗称“西瓜皮帽”最流行。
　　清代民间男子一般多在腰间束以湖色、白色或浅色的束带，其长结束后下垂与袍齐，讲究的人家还要在其上绣花。
　　清代女子服饰分为汉族服饰与满族服饰两类，满族服饰将于后面宫廷服饰中详述，这里不再赘述。汉族妇女仍沿袭明代形制，以上身着袄、衫，下身束裙为主，或再加一件较长的背心。到后期，则流行下身着裤，不束裙。衣服镶滚十分考究，有“十八镶”之称呼。
（1）马褂
马褂较外褂短，长仅及于脐。清康熙、雍正年间着马褂的男子日益增多，
成为一种时尚。马褂分长袖、短袖、宽袖、对襟、大襟、琵琶襟诸式。对襟
马褂比较流行，清初流行天青色；至乾隆中流行玫瑰紫；到了嘉庆年间又改
为流行泥金色及浅灰色，夏季纱制的则用棕色。
（2）马甲
也称做“背心”、“坎肩”。前襟横作一字形者叫“一字襟马甲”，也
叫“军机坎”，满族称它为“巴图鲁坎肩”（意译为好汉的坎肩）。马甲本
穿在内，后改穿于外，俗称“十三太保”。清早期、中期为各部司员见堂官
的服装，后至清末，便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起来，成为男子喜爱的服饰，做的
短小，只及脐，有琵琶襟、大襟、对襟诸式，四周和襟领处镶有跳色边。各
阶层马甲着色有严格区别，奴仆穿红、白鹿鹿皮的马甲，一般人的用色与马
褂相同，苏州地区尚黑，其用料为绸、纱、缎。
（3）衫袍

②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清代服饰”，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清初期，男子流行长衫、长袍，顺治未年减短及膝，后又加长至髁上。
同治年间衫、袍较为宽大。至清末，变成极短极紧的腰身和窄袖式样。衫、
袍颜色多流行月白、湖色、枣红、雪青、蓝、灰诸色。
（4）背心
清代女子喜欢穿背心，背心有夹、棉、皮三种，其长达膝下，有镶滚。
苏州女子最爱用玄色绉纱做背心面料。
3.清代服饰“十不从”
清王朝强令更改服饰、头饰，引起汉民族的反抗。为了缓解日益尖锐的
民族矛盾，清王朝采纳了明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建议：“男从女不从，
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
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
不从。”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使清代服饰习俗出现了奇异之风，一般女子在
结婚或死殓时着明代服饰；未成年儿童着明代服饰；官府的役隶、出行鸣锣
开道人员着明代服饰；优伶演戏着明代服饰；释道的服饰也依旧如故，不做
更变。

（二）清代宫廷服饰习俗
1.满族服装
满族最初居住在寒冷的东北地区，畜牧业和狩猎是其主要生产及生活方
式。与此相适应，满族喜穿轻暖贴身的裘皮服装。后来，随着生活地域的拓
展，在与汉族和蒙古族的交往中，满族吸取了二者服装中的某些形式，形成
了本民族以袍褂为主的风格独特、新颖多彩的服装样式。其中，最具特色的
有箭袖、马褂、旗袍、旗鞋等。
（1）箭袖
箭袖又称“马蹄袖”，是满族特有的服装袖头样式。满族服装以袍褂为
主，箭袖最初是为冬季行猎时保护手背而做。为避免手背冻伤，满族的袍褂
常在袖口处加一截半圆形的袖头，其状颇似马蹄，袖口狭窄，上长下短，以
便在骑射时既能打开露出双手以利拉弓放箭，又可于射箭后随时放下，盖住
手背以御寒。后来，箭袖又成为满族礼服的袖头，男子与八旗妇女皆可穿用。
按满洲习俗，箭袖平时向上翻起，行礼前放下，以示恭敬。又有活动的箭袖，
当以常服用作礼服时，要于常服袖口缀上另制的箭袖，俗称“龙吞口”。用
毕将箭袖拆下，仍为常服。
（2）马褂
清初马褂被用作军服，只限于士兵穿用，求其作战便捷。康熙以后，马
褂首先在满族贵族中流行起来；尔后被民间广泛用作便服，马褂的形制也从
对襟马褂的基础上，发展出大襟、缺襟和琵琶襟马褂等新样式。内穿长袍，
外着短褂，是满族典型的礼服装束。
（3）旗袍
旗袍是满族妇女传统的日常服装。它原是一种不分上衣下裳的长袍，袍
呈直筒状，由一整块衣料剪裁而成，任何部位均不重叠，式样为圆领大襟，
两面开禊，袖口平直，腰身宽大，长可掩足。此种长袍上下连体，一件可顶
汉族的衣、裙、裤等多种服装穿用，但制做起来省工省料，经济便利，穿在
身上，美观大方，能够展现女性轻盈秀美的自然体态。又根据气候变化，此
袍可做成单、夹、棉、皮等多种样式，并且可长可短，宜供四季穿用，因此
深受满族妇女的喜爱。由于满族又称“旗人”，此袍又被称为“旗袍”。
旗袍是满族服装中最具生命力的品种。满族入关后，为巩固其统治，曾
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强行推行其服装、发式等。但辛亥革命（1911年）后，随
着清政权的垮台，满族的服饰习俗大部分被逐渐淘汰，而旗袍却以其种种优
点，被人们长期穿用，至今不绝。
（4）旗鞋
旗鞋亦称“满鞋”，是清代满族妇女穿的木质高底鞋。满族旧有“削木
为履”的习俗。木质高底鞋即在木质鞋底的中间，再镶上一块高度约两寸至
四、五寸不等的木底，与今天的“高跟鞋”有些相似。所镶木底的形状主要
有两种：上小下大、踏地印痕像马蹄的，叫“马蹄底”；上宽下圆，踏地印
痕像花盆的，叫“花盆底”。两种旗鞋上底后，均要用细白布把整个木底包
裹起来，并在四周加以刺绣或穿珠等装饰。鞋面则多用绸缎，上施五彩刺绣
或饰之以珠宝。妇女穿上这种高底鞋，显得体态修长，行姿婀娜，别具风韵。
于是它受到满族中、青年妇女的喜爱。一般少女从十三、四岁就开始穿。满
族妇女从不裹脚，保持天足。穿高底鞋有掩饰天足之意。老年妇女为方便行
路，则多用平木制作满鞋，叫“平底鞋”。


2.清宫服饰
清朝建立后，在制定各种典章制度时，尤其重视服饰制度。自皇太极改
国号为清（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至乾隆中期的130余年间，几经修改，
清朝终于确定了一套系统、完备而又具有鲜明满族特色的服饰制度。它既保
持了满族以袍褂为主等的基本形式，又继承了汉族传统的封建等级标准，将
民族形式与封建礼制较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清代服饰在我国古代服饰史
上，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占有重要的地位。
（1）服饰禁令
清代的服饰禁令最重视民族特色和封建等级。
清王朝是满族对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实行统治的政权。为体现其民族征
服，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有清一代，十分强调服饰制度上的民族特色。早
在满族入关前后，伴随着清军在各地军事上的胜利，满族统治者在广大的汉
族地区，以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满族以袍褂为主的服装样式和剃发结辫的发
饰，并把是否接受其服装、发式视为接受其统治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留
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句民谣，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大汉族人民在被迫
“改服剃发”时所面临的残酷现实。
此外，在清廷所定帝后、百官服饰制度中，满族特有的袍褂、箭袖、披
领等传统服饰特点均得到充分的继承。在满族统治者看来，坚持服饰上的民
族特点乃是“立国之经”，是关系到清朝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万万不可改变
的。每代皇帝一旦发现服饰上有违祖训、不守旧制的情况，均要严格查处。
如《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载，清嘉庆九年（1804年），颙琰接到镶黄旗都
统的报告，“查出该旗汉军秀女内有缠足者，并各该旗秀女衣袖宽大，竟如
汉人装饰”，立即下谕旨：“著各该旗严行晓示禁止。”并说：“我朝服饰
本有定制……若如近来旗人妇女，往往衣袖宽大……至仿效汉人缠足，尤属
违制，此等恶习……于国俗人心关系甚巨。著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
副都统等随时详查，……一经查出，即将家长指名参奏，照违制例治罪。倘
经训谕之后，仍复因循从事，不能实力奉行，将来经朕查出，或被人纠参，
定将该旗都统、章京等一并严惩，决不宽贷。”正因如此，清朝统治的200
余年间，尽管满族上下深受汉族文化与风俗的影响，但其服饰、发式仍然基
本保持了满洲旧制，并且反过来又对汉族的传统服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清代的服饰禁令也处处体现着“严内外、辨亲疏”、
“分等级、定尊卑”的精神。同时，又较以往历代的规制更加具体细致。以
性别、身分、等级、文武、场合之别加以区分，自皇帝以至庶民的服饰，共
分48品类：皇族6种，王族35种，贵族（含有爵位者）5种，品官命妇1
种，士庶1种。除士庶之外，品官命妇以上所备主要服饰又有4种，即朝服、
吉服、常服和行服。每种服饰配套的冠（帽）顶戴、袍、褂、腰带、佩饰、
靴鞋以及颜色、纹样用料等等，又按不同的等级有着具体而严格的规定，不
容僭越。比如服装颜色，明黄色只准帝、后使用，任何人不得僭用。即使贵
为皇太子也只能用杏黄色。八品以下官员则使用黄色、香色、米色和秋香色
等。又如纹样，唯有帝、后服装上方能绣五爪龙图案，皇子用四爪龙，品官
用蟒，臣子如蒙皇帝特赐五爪龙纹，亦应先挑去一爪，方能穿着。再如用料，
帝、后服装用料品种百无禁忌，非常讲究。皇子以下则有种种限制，至于一
般军民，则一律不得以蟒缎、妆缎、金花缎、倭缎、貂皮、猞猁皮等制作服
饰。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2）按季更服
清代宫廷有按照季节统一更换服装的制度。清代服装按北方地区的习
惯，分为春装、秋装和冬装。每年春季、秋季和冬季，皇帝、后妃和王公百
官们都要统一更换朝冠、朝服。就皇帝而言，春秋换用藤竹丝编织的凉朝冠
和夹朝衣；秋季换用毛皮制作的暖朝冠和镶皮边的朝衣；冬季换用黑狐皮制
作的暖朝冠和海龙皮紫貂皮镶边熏貂皮镶袖口的朝衣，并在朝衣外罩上端罩
（翻毛的皮袍）。冬季换装的时间有明确规定，为每年夏历十一月初一到正
月十五，届时内廷外朝自动更换，不再另行通知。春、秋二季更换服装是在
每年的三月和九月进行，但具体日期不定。一般是于换服前一个月，由礼部
于三月或九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三天内预先择一吉日上报朝廷，经皇帝
御批，再由宫中传发公文到各衙门，然后统一更换。统一按季更服，可使朝
廷中服装整肃，避免各季服装参差不齐的现象。这是清代服制的一大特点。
（3）帝、后服饰
朝服：朝服是最隆重的礼服，为国家大典及重要祭典时所穿用。朝服包
括朝冠、朝袍、朝珠、朝带和朝靴。朝冠分冬夏两种，皇帝冬朝冠以薰貂或
黑狐皮制成，顶饰三层金龙，缀东珠四颗，并披饰朱纬（红绒绳）；夏朝冠
用玉草或滕竹编制，亦缀朱纬，只是遇国丧时除去朱纬。皇帝朝袍有裘、棉、
夹、单、纱多种，供四季穿着。颜色依等级有明黄、蓝、红、月白四种。其
中明黄为等级最高的颜色，用于元旦、冬至、万寿节及祭祀太庙等典祀；蓝
色用于祀天（圜丘、祈谷、常雩）；红色用于祭朝日；月白色用于祭夕月。
明黄色朝袍的服式为上衣下裳，分裁而合缝，箭袖、捻襟，肩配披领，腰间
作方形腰包为饰，明显保留了满族风习。服上绣纹则承袭前朝礼制，双肩及
前胸后背各绣正面五爪龙一，腰围绣行龙五，衽有正龙一，襞积（裳折叠处）
前后围龙各九，裳正龙二，行龙四，并间绣十二章纹及五色云，裳幅下沿绣
八宝平水纹。又披领上行龙二，箭袖端正龙各一。皇帝的朝珠以东珠（产于
东北松花江下游的真珠）或珍珠制成。珠计108颗，象征佛教朝暮撞钟108
下，寓“醒百八烦恼”之意。用时挂于颈上，垂于胸前。朝带系于腰间，有
两种形式，一以龙纹金圆版为饰，一以龙纹金方版为饰，色亦为明黄。
皇后朝服与皇帝略同。但朝冠上的金龙易以金凤，冠后垂两条护领，上
缀珠宝。又，朝袍外必须加服朝褂，即一种类似背心的开襟无袖褂子。其上
亦绣金龙、祥云、八宝平水纹等。有的绣龙数量极多，如现存乾隆时的一件
皇后朝褂，上下分为四层，满绣金龙，前后总计绣金龙竟达76条。此外，
皇后的附饰品有金约、领约、耳饰、耒帨及朝珠等。朝珠的佩带方法也与皇
帝有别，皇帝带一串；皇后带三串，一串挂于颈垂于胸，又两串分别挂于左
右肩，交叉在胸前。
吉服：吉服是较朝服次一等的礼服。皇帝的吉服一般在吉庆宴会和朝见
臣属时穿用。它由吉服冠、吉服袍、吉服带、朝珠和靴组成。清朝皇帝的吉
服袍即人们常说的“龙袍”。样式为一种大襟、圆领、箭袖、四开禊的长袍。
主要为明黄色，领和袖口用石青色。袍上绣金龙九条，胸背正龙各一团，两
肩与前后襟行龙各一条，两袖端正龙各一团，又一条龙绣在衣襟里面，这样
整个龙袍共绣金龙九条，但除袖口不算，无论从正面看还是从背面看都是五
条（两肩之龙前后都可看到）。《易经》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吉服龙纹的九五之数正与此吻合，寓人君是“九五至尊”之意。龙袍下端又
绣有斜向排列的许多弯曲的线条，叫做“水脚”。水脚之上，还有许多波涛
翻滚的水浪，水浪之上又有山石宝物。这些图案寓“绵延不绝”、“一统山
河”和“万世升平”等吉祥语意。
吉服带与朝服带形制略同，也为明黄色，只是带上的四块金方版可随意
镶嵌珠宝。皇后吉服主要由龙袍、龙褂组成。龙袍为两开裾，领后垂金黄绦，
饰以杂宝。此外与皇帝龙袍相近。
龙褂是套在龙袍外的对襟罩衣。其色石青。其纹饰有两种：一为绣五彩
云八团金龙纹加下幅“八宝立水”纹者；一为只绣金龙八团而无其它纹饰者。
皇后吉服与皇太后、皇贵妃吉服相同。
常服：常服是在一般性正式场合穿的服装。清代皇帝的常服，有冠、袍、
褂、带四部分。冠用朱纬结顶，不加梁。袍与吉服袍样式相同，但面料、颜
色、花纹不象吉服袍那样有严格的规定，可以随皇帝的喜好而选用。褂是圆
领对襟长褂，穿在袍外。与礼服的箭袖不同，常服褂为平袖，左右开禊，身
长到股，颜色多为石青，花纹也无特别规定。后妃常服以袍为主，纹饰多样，
有龙凤呈祥、彩凤双飞、丹凤朝阳和百蝶等等。晚清时，宫中后妃又喜服■
衣，其样式似袍，但比袍略短，腰袖宽肥，两开裾，裾高及腰。衣周围绣宽
花边，花纹图案有两道或三道的。今故宫博物院所藏慈禧穿过的“品月缎绣
玉兰飞蝶■衣”就是其中的精品。
行服：行服是清代服制中特有的服种，而且只限于男性。它是皇帝和王
公百官外出巡行、狩猎征战时所穿的服装，与满族喜爱骑射的风俗和传统服
饰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其特点是便于骑射。行服包括行冠、行袍、行褂、行
裳和行带五部分。皇帝的行冠有冬、夏两种：冬季用黑狐皮或黑羊皮，青绒
结顶，不加梁；夏季用藤丝或竹丝编织而成，红纱裹边，顶用明黄色，前缀
珍珠。
行袍俗称“缺襟袍”，样式为圆领、对襟、四面开禊、箭袖、有钮绊，
与常服袍相似。所不同的是，它比常服袍约短十分之一，长度在膝盖以上。
更为特别的是，行袍的左前襟下方被裁下一块，约一尺左右，然后再用纽扣
绾上，形成一块活动的衣襟，乘骑或长行时将活动处解开，以便于行动；不
乘骑时则与其联上，与常服袍一样。“缺襟袍”一名即由此而来。行袍的质
料、颜色和纹饰没有严格的规定，可随意选用。皇帝的行袍多用团龙纹。
行褂又称“马褂”。清代建国后，将马褂定为皇帝和王公百官、八旗将
士的出行服装之一，官称“行褂”。行褂的颜色依穿用者的身份地位而定：
皇帝及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长等扈从大臣为明黄
色，即所谓“黄马褂”；亲王、郡王以下文武品官为石青色；八旗中正黄、
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官兵，分别为金黄、白、红、蓝色；镶黄、镶白、镶
红、镶蓝四旗官兵，分别为红边金黄色、红边白色、白边红色、红边蓝色。
其中皇帝所穿黄马褂又称“黄褶”，多用绸缎或纱制作，不加花纹彩绣。黄
马褂除供皇帝和近臣穿用外，还可赏赐给立有功劳的文臣武将，叫作“赏穿
黄马褂”。赏穿者的事迹要载入史册，因此赏穿黄马褂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行裳的样式是前面分左右两片，长短相齐，后面一片，中间宽大，上下
稍作收敛，腰间用一幅石青布连接起来，两端用带子系住。行裳的质料、颜
色亦无规定，有毡行裳、夹行裳等，冬季所穿行裳则多用鹿皮或黑狐皮制作。
行带，皇帝用明黄色，亲王以下的宗室用金黄色，觉罗用红色。
行服的穿着方法是，行袍穿在内，腰间系行带，外面罩行褂，下系行裳。
雨服：同行服一样，雨服也是清代服制中男性特有的服种。它是皇帝和
王公百官下雨时所穿的服装，包括雨冠、雨衣、雨裳三部分。穿用时，雨衣
穿在内，雨裳系于外。
皇帝的雨冠有冬夏两种，冬雨冠为高顶、深前檐，夏雨冠为平顶、敞前
檐。做法亦有两种：用毡、羽缎作面的以月白缎衬里；油绸面的则不加里，
下系青布带。皇帝的雨冠为明黄色，皇子以下至文武三品官为红色，文武七、
八、九品官为青色加红边。
皇帝的雨衣样式和质料有多种：有的是圆领对襟无袖长袍，类似披风；
有的对襟带袖，如常服褂；还有大襟长袖的，如常服袍。其做法：毡或羽缎
为面、月白缎衬里的，多配明黄色领和钮绊；油绸面无里的，多配青色领和
钮绊；皇帝的雨衣多用明黄色，少数也有朱红色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就
藏有一件康熙帝的朱约羽纱雨衣。皇子以下文武一品官及各省巡抚用大红
色，二品以下官员用青色。
皇帝的雨裳分两种样式，一种与行裳相同；另一种，前面只为一幅，不
开口。雨裳的颜色与雨衣一致。
佩饰佩饰是清宫服饰的一大特点。满族旧俗，无论男女，凡穿长袍必系
腰带，挂“活计”。建国后，清廷将此定为服饰制度，如上述的朝服、吉服、
常服、行服中，均有与之相配的腰带。不同等级的腰带，在颜色、样式、质
料、做工等上有严格的规定，不得逾越，违者治罪。因此，腰带又成为表明
人物尊卑等级的重要标志之一。比如黄色腰带只能由皇帝和宗室专用，红色
腰带为觉罗专用，所以人们俗称宗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其
他官员则用石青色和蓝色腰带。
所谓“活计”，是指荷包等腰间佩挂之物。据《宁古塔纪略》载，满族
传统，“出门者腰带必系小刀、匙子袋、火链带、手帕等物。”此外还有帉
（音：分，折叠起来的布条）、■（音：携，解结的锥子）、烟袋、牙箸和
饭囊等。这些佩挂本是放牧、出猎时的必需品，但由于入关后的满族脱离了
原先的生活方式，它们也就失去了最初的实用意义，而变为华丽的装饰物。
比如盛物用的皮（或布）囊，变成了质地为绫罗绸缎并绣有各种精美图案的
荷包，用来装香料或小零食等。又如布帉，原是马络的备用袋，万一外出时
马络断了，可临时用帉续之，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则变为礼服上的丝绸饰带。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条嘉庆帝用过的吉服带。带为明黄丝织成，内衬红
绸，带上装嵌珊瑚金圆版，左右各有一镂金小环，左环挂月白绸帉、平金绣
荷包、平金绣葫芦状烟袋、嵌松石金套■；右环挂饰无■，易以嵌金珐琅鞘
刀一，其余与左环同。由此可见清官皇帝礼服佩饰之一斑。
（4）百官服饰
区别等级高下，是清代文武官员服饰的主要功用。其服饰等级制度之严
格、细密超过以往各个朝代。它集中体现在官员的顶子、补子、花翎和蟒袍
上。
顶子又名“顶戴”、“顶球”，是清代文武官员朝服冠（上朝时戴的礼
帽）和吉服冠（祭礼时戴的礼帽）顶镶嵌的宝石。清制，文武品官顶子为：
一品红宝石，二品红珊瑚，三品蓝宝石，四品青金石，五品水晶，六品砗磲，
七品素金，八品阳文镂花金，九品阴文镂花金。
花翎是插在官员朝服冠和吉服冠上的孔雀翎毛。根据翎毛上目晕（即翎
尾象眼睛一样的彩色斑纹）的多寡，又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无■的■
羽称“蓝翎”。冠上插翎始于明朝。清灭明后，将插翎之法制度化和严格化。
顺治十八年（1661年）规定：亲王、郡王、贝勒等不准戴花翎，贝子、固伦
额驸戴三眼花翎；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戴双眼花翎；非宗室官员五品
以上和一、二、三、四等侍卫戴单眼花翎；六品以下和蓝翎侍卫戴无眼蓝翎。
花翎斜插于冠后。为插戴花翎，于冠后设一用翡翠或绿料制作的翎管（长
约七厘米的圆形小管）。管上有一半圆形突起，上穿小孔，以红色丝绳系于
冠后，再将花翎插于翎管之中。
顶子和花翎是官员品级的重要标志，因此，朝廷在革除官员职务的同
时，也必须摘除其顶戴花翎。
补子补子是缀在王公品官命妇朝服胸前背后标志文武品级的图像徽
识。补子制度始于明初，清灭明后，基本继承了明代的这一作法并略有改变，
形成了自己的补服制度。其规定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皇室宗亲用
圆形补子，绣龙蟒图像。文武品官补子用方形，其中文官图像用禽兽纹：一
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鹭鸶，
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用兽纹：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
五品熊，六品彪，七、八品犀牛，九品海马；都察院、按察司等官员图像为
■豸。清代补子是缀于品官的朝褂（即补服）前后，长宽约30厘米，比明
代略小。其做法，多在天青、深红、黑等深色底子上用彩色丝线绣图像，四
周再加饰花纹，故色彩比明代补子更为鲜艳夺目。清代补服为石青色对襟
褂，所以前襟的补子为左右两块。
命妇（品官的母亲、妻子）的补子也为方形，长宽在24至28厘米之间，
小于品官补子。命妇的服饰不受满族制度约束，正式礼服仍以汉族传统的袄
裙和凤冠、霞披为主。补子缀于霞披前后，图案则依其丈夫或儿子的品级而
定。但与品官不同的是，命妇补子不分文武，一律用禽纹，以示去武尚文。
蟒袍蟒袍是绣有蟒纹的长袍。明代称“蟒衣”，清代称“蟒袍”，又
名“花衣”、“花袍”，并将其定为皇子及王公、品官、命妇的常用吉服。
其样式与皇帝吉服袍（即龙袍）相同，但纹饰不用龙而绣蟒。按清制规定，
蟒袍又依服色、蟒数和穿用对象分为四等：第一等为皇子及其福晋蟒袍，皇
子用金黄色，其福晋用香色（即绛色），均绣五爪蟒九条；第二等，亲王以
下及一至三品官以蓝色和天青色为主，公主、福晋等用香色，绣五爪蟒九条；
第三等，四至六品官用蓝色和天青色，绣四爪蟒八条；第四等，七至九品官，
服色与第三等同，绣四爪蟒五条。
由蟒袍、补服及朝冠顶戴等组成的套装，是清代文武百官最典型和最常
见的礼服。它适用于朝见、宴会、祭祀、吉庆典礼等多种场合。此外，还有
特定的“花衣期”，如皇帝万寿节（生日）的前三后四天，百官必须穿蟒袍
以示喜庆。

（三）清代民间饮食习俗
中国是个“烹饪王国”，至清代，饮食习俗更趋丰富，并与城市文化相
融，形成独特的城市饮食习俗。北以北京饮食习俗最特，南以苏州有名。
1.各领风骚的南北名吃
清代，熟食小吃逐渐涌入城市民间，形成与消遣文化相合的一种不为正
餐的零吃食物，北以北京小吃最具特色，南以苏州食吃享有盛名。
（1）杏仁茶
清朝诗人纪晓岚曾做诗称赞京都杏仁茶的好味道。杏仁茶是用甜杏仁精
加桂花、大米面、糖做成糊状，然后再放入开水锅里煮熟而制成的一种风味
小吃，具有清香爽口，解酒消渴的功能。通常烧饼铺有售，也有挑担串街叫
卖的，�绾龋骸靶尤识�——茶哟！”有买者，则盛碗、加糖。
（2）奶酪
奶酪，又称醍醐、乳酪，唐代就已有记载，它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饮食习
俗，并未广泛为汉族接受。至清代，它不仅成为皇亲贵族的主要冷饮食品，
而且流入市场，为京人所接受，成为京都又一风味小吃。北京最有名的奶酪
店，开业于清末。位于现在的东安市场，名叫“丰盛公”。奶酪是用牛奶加
白糖煮开、晾凉、过滤、加江米酒、文火加热、发酵、置碗中半凝固等多道
程序后制成，有“饥者甘食，渴者甘饮，内以养寿，外以养神”的神奇功效。
（3）小窝头
据传说，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后逃往西安的途中，饥肠辘辘时吃了民间
百姓的窝窝头，觉得胜过御膳中所有食品，回京后，令御膳房的厨师做。厨
师精心制做出小甜窝窝头，随后传至民间，成了人见人爱的小食品。小窝头
是用细玉米面、黄豆面、白糖、桂花加温水和面、捏制、蒸熟而成，一般一
斤面可捏100个小窝头。
（4）艾窝窝
它是用煮烂的江米放凉后，包上豆沙或芝麻焰，团成圆球，再粘上一层
熟大米面制成，通常是现包现卖，多在春季销售。清人有诗：“白粘江米入
蒸锅，什锦馅儿粉面搓。浑似汤圆不待煮，清真唤做艾窝窝。”
（5）肉末烧饼
传说慈禧太后有一次做梦吃烧饼，偏巧第二天清晨的早点有肉末烧饼，
慈禧太后特别高兴，认为这是给她圆了梦，便重赏了厨师。由此，肉末烧饼
价倍增，并传到民间，成了北京又一风味小吃。烧饼圆形、空心，饼底周围
有一道突起的边，好似马蹄一般，正面沾有芝麻，内夹精心炒制的猪肉末。
（6）萨其马
原为满族的一种食品，《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萨其马为满州饽饽，
以冰糖、奶油合白面为之，形如糯米，用烘炉烤熟后，遂成方块，甜腻可食。”
这种小吃于清代流行于京城，深受人们欢迎。其工艺做法也越来越精细。
（7）炒肝
炒肝最早是将猪的肝、肠、心、肺用“熬”、“炒”的烹调方法制成。
到清同治年间，炒肝的原料除去了心、肺，专用猪肝和肥肠。它的制作方法
是将洗净的猪肠切成四分长的小段，把猪肝切成菱形片，将肠、肝放入猪骨
头汤中旺火煮，酱油调色，加大料、黄酱、味精、蒜泥、姜末调味，用淀粉
勾芡，烩制而成。清道光年间，在京都前门外鲜鱼口有专售炒肝的会仙居和
天兴居，生意甚是兴隆。
（8）臭豆腐
是京都人爱食的一种腐乳制品，以王致和的臭豆腐最为有名。传说清康
熙年间，王致和在前门外延寿街开了个豆腐坊，一次豆腐受热发酵，他洒了
些盐，不料过后味道奇香，从此，王致和便与臭豆腐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
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而且越吃越香，所以京都人都爱吃臭豆腐。
（9）北京饽饽
饽饽即为糕点，是北京人对它的俗称。它是用面粉、糖、油等原料精制
而成，品种甚多，有细馅饽饽、硬面饽饽、寿意饽饽、片儿饽饽，以及大八
件、小八件、自来红、自来白等。它原为清宫的祭礼供品，后传入民间。清
末，北京城出现了饽饽铺，专卖各种糕点。
（10）酸梅汤
《清稗类钞》记载：“酸梅汤，夏日所饮，京津有之，以冰为原料，层
梅干于中。其味酸，京师卖酸梅汤者，辄手二铜盏，颠倒簸弄之声，锵锵然，
谓之敲冰盏，行道之人辄止而饮之。”酸梅汤发源于北京，清以前就有用乌
梅煮汤的传统，后经清宫御膳房改进，成为“清宫异宝”，并流传到民间，
最早的店铺和小贩是前门外的九龙斋和西单邱家的酸梅汤，后名声最大的是
琉璃厂信远斋。
（11）苏州食吃
“叫化鸡”是苏州的名食，传说清乾隆年间，常熟有个叫化子拾到一只
鸡，怕别人发现生疑，便偷偷跑到山脚背人处，将鸡涂上泥巴，置火堆上煨
烤至泥干鸡熟，掼碎泥壳，鸡毛随之脱落。其异香扑鼻，引来附近张大户家
的两个仆人，他们与叫化子夺食此鸡，吃罢回家报告主人。张大户听后立即
召见叫化子来家传授此法。从此，“叫化鸡”便在民间传开，至清同治二年
（1863年）常熟长华馆名厨师黄培璋才将此鸡引进店内，创立了“叫化鸡”
的牌子。
苏州小吃糕点分春饼、夏糕、秋酥、冬糖四类，时令性极强。许多食吃
是节日习俗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年要吃“糖年糕”；清明节要带着“青团子”
去踏青、扫墓；等等。
（12）广东太爷鸡和及第粥
清末新会县最后一位知县周桂生创制的“太爷鸡”将江苏的薰法和广东
的卤法结合起来，制成既有苏州特色，又有粤菜风味的鸡菜，人称“太爷鸡”。
后被六国饭店以重金买得其制做、销售权，成为六国饭店的招牌鸡。
“及第粥”，相传是广东状元林召棠早上爱吃的粥，因其与名人状元有
缘，流传市肆，名传遐迩。“及第粥”原本叫“三及第粥”，称粥内所用肉
丸为状元，猪肝（本用牛的脾脏，广东人称为牛膀）喻为榜眼，把猪粉肠（剞
两刀，煮熟后有点花样）喻做探花。由于取名吉兆，用料新鲜，买卖非常好，
久盛不衰。
2.民间饮食秘密语
清代，随着民间秘密语的发展，饮食秘密语俗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如称
用饭为“馨”，酒叫做“海”，茶叫做“讪老”，鸡叫做“咬翅”，鱼叫做
“河戏”，吃食叫做“碾”，吃饭叫做“咬人”，吃粥叫做“人俨希”，吃
肉叫做“咬刘”，生鹅叫做“菜”，酒叫做“山”，活鱼叫做“水上儿”，
鸡肉叫做“德剉”，猪头叫做“刘官纱帽”，鹅肉叫做“高头剉”，生鸡叫
做“矮婆子”，鸭肉叫做“低剉”，醋叫做“哮老”，面叫做“鲍老”，酱
叫做“中军”，果叫做“木老”，等等。
馄饨是一种传统食吃，全国大多地区都有流行，其叫法也多异。广东称
做“云吞”；四川叫做“抄手”；江西谓之“清汤”；北京说成“馄饨”，
而且最有名气。由于人们喜爱吃馄饨，此行业经营甚好，因此也就出现了“斜
包”（馄饨）的隐语行话。清代北京街头，常有人担着馄饨担子走街串巷，
夜间在街头设摊叫卖“馄饨开锅咧——”买卖馄饨多用隐语，如馄饨担为“早
桥”，风炉叫做“老相公”，锅为“井圈”，吹火筒为“焰头”，竹梆为“唤
客”，碗为“亲嘴”，匙为“卤瓢”，酱油为“墨水”，胡椒为“辣粉”，
馄饨皮为“片子”，肉为“天堂地”，粉丝为“白索”，柴为“助火焰头”，
水为“三点头”，虾籽为“红粒”，刚出担为“放衙”，返回为“回衙”，
生意好为“热烘烘”，生意不好为“冰清”，买客为“挨老”，大街为“大
夹”，小弄为“小夹”，下雨叫做“天哭”，天晴叫做“天开眼”。
豆腐亦是人见人爱、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传统食俗，清代也形成了一套隐
语行话。豆腐叫做“水板”、“水判”、“水林”，在豆腐坊里，它的制法
及工艺程序的隐语为：浸豆叫做“过宠”，火为“二点头”，水为“三点头”，
缸为“阔口”，豆腐包叫“车儿”，锅叫“仰天”，炉灶叫“作热”，榨床
叫“压架”，豆腐板叫“承盘”，切豆腐刀叫“虎头牌”，豆滓叫“白屑”，
黄豆为“小圆”，石磨为“车心子”等等。制成的豆腐也各有自己的隐语名
称，豆腐叫“白字田”，干豆腐叫“千张”，大油豆腐叫“块方”，小油豆
腐叫“小方”，油豆腐条叫“寸子”，豆腐干叫“香干”，臭豆腐干叫“臭

①参见曲彦斌文《民间秘密语与民族文化》，《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5、6期合刊。
方”等等。

（四）清代宫廷饮食习俗
1.清宫膳制
（1）御膳房等机构
清代总管内廷事务的内务府下设御膳房、御茶房、内饽饽房、酒醋房和
菜库等机构，负责供应宫中皇帝、后妃及皇子、福晋们的饮食。每一机构又
各有职守。其中御膳房人数最多，有尚膳正、尚膳副、尚膳、庖长、副庖长、
庖人、拜唐阿、承应长、承应人、催长、领催、厨役等370余人，又有太监
数十人。由内务府专派管理事务大臣主持其事。其职守是为皇帝、后妃、皇
子、福晋等筹办和供应鸡鸭及各种肉类，并按制度为帝后等提供不同等级的
餐具；同时负责承办仅供皇帝一人御膳的烹饪事宜。后妃、皇子及福晋的膳
食，御膳房只供应原料，具体烹饪则由其所在各宫的膳房负责承办。
御茶房负责供应宫中的奶茶和泉水；内饽饽房供应各种面点、小吃；酒
醋房供酒及酱醋调料；菜库则供应各种干鲜蔬菜。其官役人等也有数十员或
百余员，所供物品种类、数量，皆有份例，载于《大清会典》。
（2）份例与克食御膳
“份例”即宫中每日膳食用料的份额与成例。由于皇帝与后妃等的尊卑
不同，所得份额多寡也有明显的差异。按清宫膳食成例，皇帝每日膳食原料
供应品种及数量为，菜肴：盘肉22斤，酒肉5斤，猪油1斤，羊两只，鸡5
只，鸭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品种随季节而定，下同）等
共19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共60个，苤蓝、干闭瓮菜各5个，葱6
斤。佐料：玉泉酒4两，酱和清酱各3斤，醋2斤。面点：各种饽饽八盘（每
盘30个共用白面4斤，香酒1斤，芝麻沙澄少许，白糖、核桃仁及黑枣各
12两），共计240个，用白面32斤，香油8斤，白糖、核桃仁、黑枣各6
斤，芝麻和沙澄若干。
皇后每日份例为，菜肴：盘肉16斤，菜肉10斤，鸡、鸭各1只；各种
蔬菜23斤13两，水萝卜、胡萝卜共20个，冬瓜1个，干闭瓮菜5个，葱2
斤。佐料：酱1斤8两，清酱2斤，醋1斤。面点：各种饽饽4盘，每盘数
量及用料与皇帝同。
皇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皇子及皇子福晋等，每日份例也均有详
细规定。其基本原则是依等级的下降而数量递减。份例是制度化的膳食标
准，也是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在宫中膳食上的具体表现。因此，与其它典章
制度一样，份例亦有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如无特殊情况，有司必须每日按例
恭备，不得擅自增减。
由于份例和品种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宫中每餐的菜点亦极其丰富，常有
十几种或几十种。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刚刚即位、
年仅七岁的同治皇帝（载淳，1856—1875年）的除夕晚膳，即有大碗菜四品：
燕窝“万”字金鸡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如”字锅烧鸭子、
燕窝“意”字什锦鸡丝；杯碗菜三品：燕窝溜鸭条、攒丝鸽蛋、鸡丝翅子、
溜鸭腰；碟菜四品：燕窝炒炉鸭丝、炒野鸡爪、小炒鲤鱼、肉丝炒鸡蛋；片
盘二品：挂炉鸭子、挂炉猪；饽饽二品：白糖油糕、如意卷；燕窝八仙汤。
这些饭菜用料考究，价格昂贵，一年下来，所需银两十分惊人。仅御膳房一
处，每年恭备份例用银就达三、四万两。
但份例只是宫中正餐（即早膳和晚膳）的标准，正餐之外，皇帝还可根
据需要随时加餐。加餐另有承应之处，不归御膳房负责；所需物品亦在份例
之外另行筹办，不受制度限制。由于加餐的膳食品种可由皇帝任意选择，更
适合皇帝的口味，加之正餐时皇帝还需办公（清制：凡值班奏事引见之日，
大臣有事，须于皇帝进膳时禀报待批，膳毕则罢），因此，皇帝的实际进餐
往往是在于加餐而非正餐。正餐之于皇帝，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形式，走个
过场罢了。而正餐中丰盛的菜点则大都作为恩赏之物赐予他人食用，并由此
产生了“克食御膳”的制度。
“克食”（亦作“克什”）是满语施恩、赐予、赏赍的译音。清宫制度，
皇帝每次用膳毕，即将所剩膳食明谕赐某处、某人。受赐对象通常为后妃、
皇子、公主，以及御前、军机、内务府、南书房入值大臣。每日召见的外省
文职按察使以上、武职总兵以上官员，则赐饽饽两盘。低品或休致官员受赐
则属殊礼。
克食御膳也是皇帝笼络臣下的手段之一。
（3）依时传膳及其它
清朝皇帝平日吃饭称为“用膳”。用膳地点不固定，多在皇帝的寝宫或
经常活动的地方。除宴会或有特别旨意外，皇帝吃饭都是单独摆桌，任何人
均不得与皇帝同桌用膳。皇太后、皇后、妃嫔及皇子等，一般都在本宫用膳，
而且也是单独进行。
清朝宫制，皇帝每天的正餐有两次：一次为早膳，多在卯正以后（早6
至7时）；一次为晚膳，定在午未两个时辰（中午12时至下午14时）。此
外，每晚酉时（晚18时）左右还有一次“晚点”。如非皇帝外出围猎或巡
幸，用膳时间一般不变。
皇帝的膳食由御膳房备办，通常由御膳房官员尚膳正先期数日开出膳
单，内列菜点、水果、饮品名目及具体承办人员名单，呈交内务府主管大臣
审阅并用以备案，待主管大臣画行（批准）后，便由厨长、厨役等照单准备。
为保证洁净，皇帝的饭菜、汤菜都必须使用京西玉泉山的泉水，每天有专用
水车取运。
每次皇帝用膳之前，太监预先在用膳地点布置好膳桌。用膳时间到，皇
帝命御前侍卫通知御膳房将膳食送至用膳地点，谓之“传膳”、“进膳”。
进膳时，膳食放在特制的膳盒内或膳桌上，由侍卫负责抬送。膳食送到后，
太监迅速按规定位置布好菜点、果品等，然后除侍食太监外，无关人员一概
回避。但皇帝并不立即用膳，而是先命太监在每一道菜上放一块小银版
（牌），以检验是否有毒，谓之“银版验膳”。据说白银遇有毒物质就会变
黑。验毕，再命太监把每样菜点都尝一点，谓之“尝膳”。待证实确无不良
反映后，皇帝才开始用膳。
皇帝的膳桌为长方形大桌，有上下两层，上层可随时撤换。用膳时，皇
帝坐北朝南，近处摆着精美的专用餐具，有青玉柄金羹匙、青玉镶金箸（即
筷子）、金玉镶木把果叉、金胎珐琅柄鞘刀、铜胎镀金掐丝珐琅万寿无疆碗、
翡翠碗、玛瑙碗、金錾云龙纹酒壶、酒盅等；稍远，几十种冷热荤素菜点布
满膳桌。太监恭报菜名，皇帝想吃什么，便示意太监盛至自己碗中食用。
（4）膳底档
膳底档是清宫记载皇帝和皇太后每日用膳情况的档案。它主要由膳单和
用膳记录两部分组成。膳单即每日早膳和晚膳的食谱和厨师名单，由供膳机
构拟写。皇帝的供膳机构为御膳房；太后的供膳则由寿膳房负责。用膳记录
由侍食太监记写。所记内容包括用膳地点，膳桌的摆设，餐具的形状与花纹，
妃嫔、大臣所献菜肴及膳毕有否赏赐等。膳底档不仅记载宫中的用膳情况，
而且也记载皇帝、太后在宫外的用膳情况。如乾隆帝出巡江南时，有《江南
节次照常膳底档》；驻跸热河行宫时，有《驾次热河哨鹿节次照常膳底档》
等。清宫设制膳底档，一方面是为了研究皇帝、太后的饮食习惯，以便改进
膳食制作；另一方面，也是为在万一皇帝、太后饮食有误时，便于检查与追
究司其事者的责任。因此，膳底档所录情况力求全面、真实和细致。目前故
宫博物院收藏着为数众多的清宫膳底档。它是我们今天研究清宫饮食习俗及
清官历史的重要材料。
2.御膳菜点
满族旧俗，主食以面食、粘食为主，味尚甜、酸。米多用于煮粥，其中
“小肉粥”（又名“鞑子粥”）最为有名，是祭天、祭祖时家家必备的食品。
菜肴以肉食为主，尤喜食猪、羊肉及野味山禽走兽。做法有煮、炖、熬、烧、
烤等。又有火锅，多在冬季食用。蔬菜喜蘸酱生吃。一年四季，皆以新鲜蔬
菜或野菜佐以黄酱而食。入冬后又喜食用白菜渍制的酸菜。饮品，则以奶茶、
烧酒为主。其饮食习俗中还带有原始的痕迹，烹饪技术亦比较简陋，不甚讲
究。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将其原有的饮食习惯带入了宫廷；同时，继承了明
宫的菜谱，并受汉族各菜系特别是江、浙及山东菜系的影响，形成了以“满
点汉菜”为特点的宫廷菜点。
（1）菜品
清宫菜肴集南北风味之大成，精工细做，品目繁多，不可遍述。现仅选
几种较著名的简单介绍如下。
北京烤鸭明朝北京已盛行烤鸭之法，清宫在此基础上，改用特供宫中的
玉泉山填鸭烤炙。填鸭比常鸭生长期短，个头大，肉质肥嫩，烧烤后的味道
也比常鸭香美。其具体做法是：先将填鸭宰杀、去毛，在颈部充气；再在鸭
右翼下切开一口，将内脏等从口内挽出；接着把高粱秸削成的撑子放入鸭
腹，撑起鸭脯，并将鸭挂于钩上。烧烤前要将鸭子用开水浇淋一下，再淋些
饴糖水，放在通风处晾干。烤时，用长竿将鸭子挑起，挂在特制的烤炉中，
以果木炭火烧烤；为使着色均匀，还要勤转动鸭体。烤出来的鸭颜色鲜亮，
外酥里嫩，再以上乘刀工，将鸭肉切成大小整齐、片片带皮、薄而不碎的肉
片。吃时配以甜面酱、黄瓜条、萝卜条、葱条、砂糖、三合油等佐料，入口
肥而不腻，香嫩可口。清朝亡后，此种烤鸭传入民间，深受大众欢迎，命名
为“北京烤鸭”。其中专营烤鸭的全聚德饭庄最为知名。至今北京烤鸭已成
为蜚声中外的京城第一名吃。
扒羊肉扒羊肉是满族传统荤菜。清入关后被列入宫廷菜谱，帝后多喜食
用。其原料是：羊肉3斤6两、酒3钱、酱油4两、花椒10粒、白糖3钱、
鲜葱姜少许。做法为：将整块羊肉洗净后放入锅中，加水、葱段、姜片、花
椒，用小火炖至汤尽，再加入酒和酱油，炖至汁尽肉熟为止。起锅后，把炖
好的肉切成1厘米宽、厚的长条，整齐地码放在大碗里，浇上用酱油（3钱）、
葱花、姜末、花椒、白糖（2钱）、酒（2钱）和少许鸡汤兑成的汤汁，上
笼蒸至肉烂为止。出笼时滴上香油。整道菜美观大方，香气四溢。此菜今天
在东北、内蒙和西北地区仍很流行。但清宫所做扒羊肉不加任何蔬菜，此点
与民间不同。
苏造肘方此菜系由苏州出身的御厨张东官传入清宫。清代康熙、乾隆二
帝多次下江南巡幸，沿途品尝了苏州菜后十分欣赏，于是招当地厨师入宫供
奉，一时“苏造”菜肴盛行宫中。苏造肘方便是其中的佳品。它的主要材料
是：猪肘1个约2斤、香油4两6钱、酒4钱、葱1棵、陈皮两片、鲜姜2
两、冰糖4钱、香蕈4钱、萝卜两片（各厚约3厘米）、甘草若干。制做时，
先将肘子燎毛洗净，放入锅中，用香油炸至黄色，然后换锅倒入清水，放入
甘草、萝卜、陈皮、鲜姜和肘子，用中火炖一小时，再把肘子取出放在砂锅
中，加上酱油、冰糖、酒、葱、姜、香蕈和水，用中火煨一小时，汤尽时即
可上桌。此菜既保留了肘子的自然风味，又融入了其它香味，颇耐咀嚼。此
菜至今仍为北京民间宴宾上品。
金鱼鸭掌此菜是清宫满汉全席中第一道宴席所上的一品菜。主料为鸭掌
12个，配以鸡茸2两、水发香菇6钱、水发玉兰片3钱、水发鱼肚6钱、鲜
豌豆24粒、黄瓜皮5钱、发菜少许、料酒3钱、精盐4分、湿玉米粉4钱、
面粉1钱、鸡蛋清两个、清汤8两、鸡油2钱。具体烹制工序分为五道：（一）
将鸭掌在清水中煮15分钟，五成熟时取出，剔除掌背骨头与掌心硬黄，再
把掌心向上放入平盘中；（二）把香菇、玉兰片、鱼肚放入锅中，用清水在
火上漂一遍，捞出切丝，再把黄爪切成4分长细长丝；（三）将鸡茸放入盆
中，加入料酒等佐料，搅拌后再放鸡蛋清，拌成糊状，并用糊挤成约一寸的
金鱼形，放在鸭掌根上，以两颗豌豆放在鱼头两侧为“眼睛”，鱼背上撒一
条发菜，两侧以黄瓜丝码成鱼鳞状，然后上屉蒸6至8分钟取出；（四）将
香菇、玉兰片等切丝，在清汤中煮两分钟左右，取出码在金鱼鸭掌上；（五）
用清汤、料酒、精盐、玉米粉在锅中调匀，淋上鸡油，倒在菜上。此菜样式
精美，味道芳香，深受宫中欢迎。清亡后传至民间，至今犹存。
百鸟朝凤此菜系乾隆帝为庆贺其母钮祜禄氏60寿辰命御厨创制而成。
主料为一只重约2斤的肥嫩母鸡，配以鸽蛋10个、瘦火腿1两、蟹黄2两、
油菜心10棵、香菇5只、鸭胗5个。调料有绍酒、大油、精盐、白糖、葱
姜、胡椒粉等。制作时，先把鸡洗净，剁去尖爪，用刀拍平鸡背骨与脯上龙
骨，呈趴卧状，用开水烫透，置于砂锅内；再把鸭胗一切两瓣，与绍酒、葱
姜一起放入砂锅，加汤，在小火上煨两小时；用猪油与蟹黄炒出黄油与香味，
加盐、胡椒粉倒入砂锅中，以小火炖约1小时；另外10个扁长形酒盅，内
抹猪油，再用香菇、火退摆成鸟的翅膀和尾形，每盅内打入鸽蛋一枚，上屉
蒸约4分钟取出，扣出的鸽蛋成小鸟形。最后将鸡与小鸟在大平盘上摆成百
鸟朝凤的样式，再浇上锅内汤汁便告完毕。此菜造型优美，色彩鲜艳，味道
香醇。如今被列为传统名肴。
红娘自配此菜为晚清宫廷名肴。传说光绪初年，令25岁以上宫女离宫，
但慈禧太后扣住身边的4名超龄女侍不放，御厨梁会亭的侄女梁红萍即为其
中之一。于是梁会亭以戏剧《西厢记》为题，做了一道名为“红娘自配”的
菜献给慈禧品尝，慈禧悟出其意，但仍不放人。三年后梁会亭再献此菜，慈
禧才对四名宫女说：“尔等可随时出宫，自配郎君。”此菜主料为猪里脊肉
3两6钱，大虾6两；配料为蛋清3个、冬笋、海参、冬菇各5钱，火腿、
香菜少许。调料有大油、绍酒、淀粉、番茄酱、胡椒粉、面粉、葱姜等。做
法是：先把大虾去壳去头，留下尾梢，在虾背上划一刀口，加入少量的盐、
酒、胡椒粉；其次将肉剁成细泥，加入调料后，夹在虾片中间，裹上面粉，
使其呈半圆形；再次，将虾放入三成熟的油中炸，只炸一面，熟后在没炸的
一面沾些香菜，再经拚盘处理即可。此菜香鲜酥脆，造型美观。清亡传入民
间，至今仍为酒宴佳肴。
猴首庆寿此菜原是御厨为祝慈禧太后寿辰所献贡品。用料为水发猴头蘑
两只约一斤半，配以净鱼肉5两、火腿2两、油菜心6棵、豌豆泥1两余、
鸡蛋清2两，再佐以大油、鸡油、料酒、胡椒粉及葱姜等，经过一系列精细、
复杂的烹饪而制成。此菜用猴头蘑扒制成猴首，以鱼丸象征蟠桃，取齐天大
圣孙悟空盗食王母蟠桃之意，名称新奇，造型清雅，口感软嫩鲜美。据说，
慈禧品尝后赞不绝口，并将此菜列入满汉全席之中。
菊花火锅传说此菜为慈禧太后所发明。具体做法是：摘一、二朵新鲜的
雪球白菊花，放温水中漂洗，再放入加矾的温水内漂洗，洗净备用。待火锅
内原汁鸡汤或肉汤煮沸，将薄生鱼片或生鸡片放入锅中，约五、六分钟后，
再酌量放入菊花瓣，盖上盖子，又约五分钟后，即可开盖食用，味道鲜美、
清香。此种火锅做法至今犹存。
（2）饽饽
满族以面食为主，并把各种各样块状面食统称为“饽饽”。最初饽饽是
作为享神的供品而制作的。由于满族崇拜多种神灵，不同的神灵祭祀的时间
又不相同，饽饽的种类也很多。每种饽饽制作亦有一定的季节性。后来，随
着时间的推移，饽饽虽然仍被作为供品，但同时也成为满族的日常食品。满
族入关后，也把饽饽带进了紫禁城，在宫中设立了内饽饽房，专门负责制作
供帝后等早晚膳食用和祭祀所用的饽饽。内饽饽房有各种人员近90名；此
外又有专供宫廷筵宴和寺庙所用饽饽的外饽饽房，所属人员约达120人。由
此不难想见，清室饽饽制作是何等繁盛。清灭亡以后，不少饽饽品种流传民
间，成为北京地区的风味糕点小吃。有些品种至今犹存。
搓条饽饽满族称为“打糕穆丹条子”。它是满族的传统食品，也是祭祀
时的必备之物。其做法是：先把江米或其它粘米蒸熟，打制成糕，再蘸熟黄
豆面将糕揉搓成长条，放在油锅中炸透。然后，用刀切成小段，表面撒上熟
黄豆粉。今天人们熟悉的“江米条”即源于此。
炸角子满族旧有九月炸角子之俗。做法是：用江米面或其它粘面做成水
饼，煮熟，再包以豆沙馅，捏成饺子（即角子）状，用油炸熟。今天的“炸
糕”做法与其基本一样，只是形状略不相同。
发糕满语称“哪玛米糕”。其传统制作方法为：把发酵的玉米面摊入笼
屉蒸熟；下展后，用山楂汁在糕面点上红梅图案，并切成菱形小块。食用时
配以蜂蜜，口感松香甜软。今人多以白面做之，但不点图案，亦称“发糕”。
因常于表面撒上“青丝”、“红丝”（用糖腌渍的萝卜丝），故又称“丝糕”。
云豆卷将熟云豆泥压成约三分厚的长片，摊放在案板，再将掺有砂糖、
桂花的枣泥铺满于其上，卷成卷儿，分段切开即可。每段两侧的切面，均呈
“回”字形状。其味香甜，并有健脾胃、助消化的功效。
鲜花玫瑰饼每年农历四月，当玫瑰花盛开之际，清宫均派人去民间采购
鲜玫瑰花。购得后洗净晾干，磨成细粉，和以面粉、蜂蜜，做成饼，蒸熟而
食。其味芳香甘甜，别有特色。
上述饽饽除供宫内享用外，还经常被用作赏赐百官之物，以示恩宠。
（3）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是清宫规格最高、菜点品种最多的宴席。它由满点和汉菜两部
分组成。“满点”即满洲饽饽；“汉菜”则指以汉族传统风味为主的宫中菜
肴。因席中主、副食兼备，满、汉风味齐全，菜点种类之多超过以往任何宴
席，故称“满汉全席”。满汉全席在雍正时已具雏形，乾隆、嘉庆两朝得到
进一步发展。据乾隆时的一份菜单记录，当时的满汉全席仅菜肴就要分五次
品尝：第一份以海鲜为主，有头号五簋碗10件，如燕窝鸡丝汤、海参烩猪
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烩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
羹、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等；第二份以水陆八珍为主，有二
号簋碗10件，如鲫鱼舌烩熊掌、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
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奶房签等；第三份
是时鲜菜，有细白羹碗10件，如假江瑶鸭舌羹、猪脑羹、鸡笋粥、假斑鱼
肝、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甲鱼肉、肉片子汤、茧儿羹等；第四份
为蒸烤类，有毛鱼盘20件，如■炙、油炸猪羊肉，挂炉走油鸡、鹅、鸭、
鸽臛（音霍，肉羹），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鸡、鸭、鹅等；
第五份是下酒菜，有洋碟20件、热吃劝酒20味、小碟20件、枯果10撤桌、
鲜果10撤桌等。每份菜肴琳琅满目、争奇斗艳；整个宴席，山珍海味，飞
禽走兽，无不搜罗毕至。如此豪宴，固然穷奢极欲，耗费惊人，但它确实又
集中华饮食文化之大成，把中国古代食俗艺术推向了极致。它既是封建统治
阶级剥削罪恶的见证，也是劳动人民智慧创造的结晶。作为保留菜谱，满汉
全席对于我们今天开发传统菜种、提高烹饪技艺，仍然有着参考和借鉴的价
值。
3.御酒御茶
（1）御酒
满族人从其先世女真人起就是一个喜爱并且擅长饮酒的民族，凡宴会、
待客必置酒，并有饮酒时不食，饮后再用饭菜的习惯。满洲早期主要出产以
糜子酿造的“米儿酒”；明朝末年，开始盛行以高粱等酿制的烈性烧酒。入
关后，清宫饮酒之风更盛。宫中设酒醋房负责御酒的储备与供应。御酒的品
种主要有玉泉酒和白洒。其中，玉泉酒是乾隆以后历代皇帝最爱饮用的酒
种；也是宫中的主要用酒。玉泉酒因是用北京玉泉山附近的玉泉水酿造而得
名。乾隆帝曾测定天下名泉，钦定玉泉为“天下第一泉”，并将玉泉水定为
传统皇家饮用和酿酒的御用泉水。玉泉酒的酿造由光禄寺良酝署负责，一般
是在每年的春秋两季进行。每造一份玉泉酒（370斤），配料需用南糯米3
石6斗，■曲、面曲、豆曲各20斤，大淮曲1块，引酵2斤，花椒、芝麻、
箬竹叶若干。据清宫档案记载，帝后饮酒数量因其习惯多寡不一。乾隆帝每
日晚膳饮玉泉酒1两；嘉庆帝有时多至13—14两；慈禧太后每日内膳所用
玉泉酒竟达1斤4两。遇有宴会，所用玉泉酒更需数百斤之多。此外，玉泉
酒还用于赏赐、祭祀与和药。因此，其每年用量相当惊人。据不完全统计，
仅清光绪十年（1884年），内廷膳房等几处所用玉泉酒就有8080斤。如果
再加上宴会及其它方面所用之酒，数量将远不止此数。
如遇节令，宫中与民间一样，也要饮用传统的应节之酒。如新春饮屠苏
酒，端午饮雄黄酒，中秋饮桂花酒，重阳饮菊花酒等等。
御酒中还有一种治病用的药酒。如主治“中风挛缩”的夜合枝酒，是以
夜合枝、柏枝、槐枝、桑枝、石榴枝、糯米、黑豆、细面等酿造而成，慈禧
晚年就经常服用。
（2）御茶
满族早期无饮清茶之俗。受蒙古习俗影响，满人多喜欢奶茶，满语称为
“喀喇钗”。满族入关后，一方面保留了饮奶茶的传统；另一方面受汉族影
响，也逐渐形成了饮清茶和以清茶待客的风尚。清代宫中设御茶房和清茶房
负责帝后等茶饮及茶具供应。其中御茶房设尚茶正2名，尚茶副1名，尚茶
6名，领班4名，拜唐阿23名，承应长4名，承应人71名；清茶房设承应
长4名，承应人16名。
宫中的茶饮供应，依地位的尊卑高下，也有不同的“份例”。如皇帝每
日份例为牛奶120斤，玉泉水12罐，奶油1斤，茶叶75包；皇后为牛奶50
斤，玉泉水12罐，茶叶10包。皇贵妃以下，份例递减。至于地位较低的贵
人、常在，每日只有茶叶5包，牛奶、泉水等项则无定量，只能在嫔妃以上
的“份例内随用”。
奶茶仍是清宫中的主要饮料。皇帝每次用膳毕，茶房都要适时供应奶
茶。奶茶的制作方法是：将牛奶置桶内，加入适量的奶油、黄茶和青盐，用
火煎熬而成。
御用清茶的品种和数量也很多。广储司茶库中有大量各地贡进的上等名
茶。如仅云贵所贡普洱茶即有大、中、小、女、珠、芽、蕊等品种；江南六
安洲（今安徽六安、霍山等县）每年额交贡茶400袋，分袋12两（按16两
1斤计，下同），共计700斤；浙江每年额交上等龙井茶28篓，每篓800包
（同袋），计1400斤。这些茶叶除供宫中享用外，也用于祭祀和赏赐群臣。
4.清宫筵宴
日常膳食之外，宫中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筵宴。其中以喜庆宴最多，如
有皇帝登极的会元宴，改元建号的定鼎宴，元旦、冬至、万寿节（皇帝诞辰）
的三大节朝贺宴，皇太后生日的圣寿宴，皇后生日的千秋宴，皇帝大婚时的
纳彩宴、大征宴、合卺宴、团圆宴，皇子、皇孙婚礼及公主、郡主下嫁时的
纳彩宴、合卺宴、谢恩宴，各种节会中的节日宴、宗亲宴和家宴，以及无特
定理由的千叟宴等等，此外还有用于军事的命将出征宴、凯旋宴，用于外交
的外蕃宴，皇帝驾临辟雍视学的临雍宴，招待文臣的经筵宴，用于文武会试
褒奖考官的出闱宴，赏赐文进士的恩荣宴，赏赐武进士的会武宴，实录、会
典等书开始编纂及告成日的筵宴。即使遇有皇帝、太后、皇后等的丧事，宫
中也有随宴和奠宴。总之，一年之中大小筵宴不断，名目花样之多，不可胜
举。
这些筵宴，除内廷筵宴、宗室筵宴为内务府筹办外，外廷筵宴主要由光
禄寺负责筹办，内务府协办。光禄寺是国家专司筵宴的机构。按《大清会典》
载，光禄寺掌“燕（宴）劳荐飨之政令，辨其品式，稽其经费”。寺下所属
机构主要有：大官署，负责掌祭品宫膳、节令筵席、蕃使宴犒；珍馐署，负
责供备禽畜及鱼、面、茶等物；良酝署，负责酿酒及供备乳油、羊只及牛奶
等；掌醢署，负责供备盐、酱、花椒、榛栗、香油等调料。因重视筵宴，清
宫特派满族大臣一员总理寺事。
各种筵宴的举办时间、地点、规模、品级、陈设及所用餐具与菜点数量、
宴礼程序等，均有严格规定。就所供菜点来看，主要有满席、汉席两种。满
席由满洲饽饽和干鲜果品构成，汉席则由菜肴、面食和酱菜果品构成。其中
满席又分为六等，所费银价及供应饽饽数量不同。如一等席，每桌用银8两，
供饽饽10种，约2000个，重110斤；干果、蜜饯12种，每种各10两；时
鲜水果6种，各10个（或1斤）。汉席又分为一、二、三等及上席、中席
等类。一等席：每桌各种菜肴23碗（种）；酱菜四碟，各一两；鲜梨27个；
干果5种，各2斤；包子、花卷、馒首各12个，每个用面2两。满席一般
多用于典礼性较强的外朝筵宴，如三大节朝贺宴、外蕃宴、军旅之宴和葬礼
随宴、奠宴等；汉席则多用于内廷诸宴和其它筵宴。如此众多的筵宴和耗费
巨大的菜点，成为清廷开支的一项沉重负担。而这些负担最终还是要转嫁到
广大劳动人民头上。
清宫筵宴中，规模最大的要数千叟宴。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
隆六十年（1796年），清宫一共举行过四次千叟宴。第一次千叟宴是为庆贺
康熙帝六旬万寿而设。尔后三次，则各有原因。每次举行千叟宴，均需邀请
千名以上的各界老叟（60或65岁以上的男性官民）参加，千叟宴之名即由
此而来。乾隆六十年，乾隆帝在举行“归政大典”，即传位于其子颙琰（嘉
庆帝）的前一年，为显示他在位期间的所谓文治武功、盛德茂行，他在新建
的宁寿宫皇极殿，举行了规模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千叟宴。这次筵宴，共邀
请了60岁以上的当时各省及京城现任或休致的满、蒙、汉文武官员、护军
兵丁、拜唐阿、匠役、耆老士农和闲散人等5900人。与宴者分两批入席。
席间，臣民祝诵，皇帝赐酒、赏物，一派升平景象。然而，时隔不久，自嘉
庆帝当政后，清廷便财政困窘，国力衰竭，再也无力举办如此盛大的筵宴了。

（五）清代民间居住习俗
清代的民居，特别是鸦片战争前的民居，基本上因袭了明代传统，并有
所发展。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园林式建筑达到了极盛期。清帝王大兴苑
囿，极大地影响了各地的官僚、富商，特别是江南一带，造园林之风更盛。
乾隆下江南，扬州盐商竞相在瘦西湖两岸建园，江南其他地方的官僚、富商
们也争饰池馆亭园，以期得到乾隆的宠幸。这种造园风气直到清末仍很兴
盛。第二，民居建筑类型特别丰富。由于清朝版图大于明朝，境内少数民族
多，因此建筑类型尤为丰富。有藏族的石墙平顶碉楼式住房，蒙古族的可移
式轻骨架毡包住房，维吾尔族的平顶木架土坯房和土栱房，朝鲜族的席地而
坐的取暖地面住房，西南少数民族的干阑式住房，汉族有北京的四合院式住
房，中原黄土地区的窑洞式住房，南方有苏州住宅、徽州住宅、闽南土楼住
宅，四川山地住宅，云南一颗印住宅，等等。其中亦有着种种传统习惯规定，
制约着住宅结构和日常生活。
1.从四合院到三合院
“四合院”是流行于北京、天津的明代建筑。清康熙、雍正后，由于商
业兴盛，京津都市人口聚增，城内地价也随行就市，一涨再涨，致使一般人
家无经济实力建筑四合院，出现了“三合院”格局的建筑住宅。这类住宅的
出现，使住宅建筑形成了明显的等级界限，象征着居住人的社会地位。“四
合院”为皇亲贵胄、豪门富商的建筑，“三合院”为一般中等阶层人家所居，
或做出租性房屋供一般家庭居用。北京还有一种大杂院，几户至几十户人家
同住一院，共一个大门出入，房屋破旧、矮小，住户为下层社会的小商、小
贩、手工业者、小职员、车夫、失业者、老弱孤寡。
“三合院”以北、东、西三面建房，南面开门，所设大门通常因地基状
况和街道走向而定，但只要有可能，大门都设法朝南。大门外设有影壁。
2.汉族居室传统装饰与陈设
“四合院”由房屋垣墙包绕，面向内院，院内栽植花木，陈设鱼缸、盆
景、鸟笼，形成独立的安静闲适的居住环境。室内设炕床取暖，内外地面铺
方砖。室内分间使用形式多样的罩、博古架、隔扇，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装
饰意义。顶棚装饰常用纸裱，或用天花顶格。建筑外部色彩以青灰色为主，
一般人家，即使是富商亦只能在大门、中门、上房、走廊处加些简单彩画，
在影壁、墀头、屋脊上施砖雕，而不得使用琉璃瓦、彩画、朱红门和金色装
饰。只有贵族府第才可用这些象征权力和显赫地位的装饰。
清代，门上的装饰物——“门钉”，其配置有了一定的制设，如7路、
9路，即指每行设7钉或9钉。贵族府第大门上的门钉多以铜铸，外表鎏金，
朱门金钉，以示地位显赫。
家具陈设，在民间居住习俗中也有着传统的习惯方式和约定俗成的陈设
规定。清代最为流行的陈设是“一道线”，例如晋中居室陈设的家具，是一
种炕式结构的组合家具，由炕几、被阁、大柜、顶柜、扣箱等几部件组合而
成，在居室中只占一面，构成一种以火炕为主的“一道线”形式。明堂的陈
设是以中堂条幅字画为主的“一条线”格局。很明显，这种居室陈设不仅与
封建家族的等级秩序相得益彰，也与封建家族家长制的核心权威相吻不悖。
它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人们对权力中心的服从和依赖，和由此产生的一统的
程式化格局，同时从封闭式的家具结构造型中亦可反映汉民族长期形成的内
向性格。
3.居住的禁忌习俗
北京四合院里的居住习俗严格遵守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之制，在住房分
配上有着严格的规定，任何人不可随意越雷池一步。其“坐北朝南”的“正
房”为长辈居住的地方，正房（北屋）的东西“耳房”是未婚女子们的闺房，
东西两排“厢房”为家中儿子、媳妇们的房间，外院为佣人居住。
苏州住宅里的上房女厅，为女眷生活处，外人及执役男子严禁入内。
满族传统老屋室内里间北、西、南三面围炕，长辈睡南炕，晚辈睡北炕，
西炕为尊，供神、祖，来客禁忌坐西炕。
彝族土掌房内，正中一间开有大门，作厨房；左侧一间为主人内室，禁
止外人入内；右侧一间为牲畜饲养之所；简易楼台处为子女就寝的地方。
侗族的堂屋设神龛，并设有火塘，火塘要保持火种四季不灭。主人住在
楼上，或两侧的厢房。
除外，还有一些禁忌习俗，如：汉族已婚女子回娘家，住宿不得与丈夫
同房，犯忌则以为其娘家家道将衰落。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认为，房屋的门
槛为神所凭依，故忌在上面坐、踏或站立，尤忌用刀砍，有犯者则以为会招
致灾患。傣族竹楼室内柱子多，其中有四根柱子象征女性，两根较高大的象
征男性，另外中间靠里面的一根多贴有色纸，插有蜡条，视为神灵之所凭附，
禁忌依靠其柱休息或谈话，也不能在柱上挂东西，有犯者则认为冒犯了神
灵，招致灾患。佤族屋内以木墩为座，来客入室，须弄清何处为妇女之座，
忌坐妇女之座，若有犯者，主家则以为是对他的最大的侮辱。
4.风水与住宅之门
明清之际，中国风水活动遍及民间及皇室，风水理论与活动皆以“气”

①参见何晓昕编著的《风水探源》，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为中心，理论总则为乘气、聚气、顺气、界气，建筑实践表现为相地、外部
空间的组织及内部空间每一位置的择吉等。
我国民间，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建筑新宅时都特别注重门的处理，究
其缘由，乃是因其关系到人的吉凶祸福，所以，投注了更多的风水观注。《相
宅经纂》明确指出：“宅之吉凶全在大门，……宅之受气于门，犹人受气于
口也，故大门名曰气口，而便门则名穿宫”。正因为此，人们在建筑新宅时，
对门的设置考虑最多，按风水测定的各种规则也最多。
风水将住宅内众多的门分为大门、中门、总门、便门、房门。大门为合
宅的主要入口，坐北朝南的“坎宅”民居，风水认为三吉方为离（南）、巽
（东南）、震（东），而且以东南方为最吉，故一般此坐向的住宅多将大门
开在东南方，俗称“青龙门”。民间风水认为，从大门到便门，各门不能位
于同条直线，否则就会因气太盛而漏掉，影响房主的运气。民间恪守此信，
使住宅之门出现了曲幽、多屏墙、门不相对的封闭式等特点，而形成了丰富
多彩的“门”之艺术和影壁艺术。

（六）清代宫廷居住习俗
满族先世居住条件极其简陋，多依山作窟或桦皮为帷当居室。明末，受
汉族影响，满族始有泥墙草房的建筑。显贵人家则多以石为墙，房屋较多，
组成四合院。清建国后，曾仿照前代王朝在盛京草创皇宫，即今沈阳故宫，
但规模较小，制度也不完备。入关以后，满族统治者继承了明代皇宫紫禁城，
宫廷居住才基本定型。
1.紫禁城
“紫禁城”是传说中天帝居所紫微宫和人间帝王所居“禁城”（又称“禁
内”、“禁中”）的缩语。明代紫禁城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占地
72万余平方米，房屋9000余间，它位于北京中心，外有皇城、京城环卫，
内部殿阁林立，红墙黄瓦，气势雄伟，壮丽辉煌。其建筑形式与格局，处处
体现着“天子”的崇高、神圣和帝王的等级、威严。其全部建筑由前（外）
朝后（内）庭两部分组成。外朝以“三大殿”即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为主，
辅以东西两侧的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朝见群臣，行使国家权
力的主要场所；内庭以“后三宫”即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辅以养
心殿、御花园及东西各六组宫殿等，是皇帝与后妃等日常居寝和娱乐的地
方。满族统治者入主紫禁城后，除对原有宫殿做了必要的翻修、改建、扩建
和更名外，并未改变其基本格局。这意味着，满族统治者随着政治地位的改
变，全盘接受了汉族帝王的宫廷建筑思想和艺术。
但这只是就大的方面而言，在具体的居住习俗上，清宫与明宫还是有所
不同。如清宫的冬季取暖与夏季避暑就有着鲜明的满族生活特色。北京的冬
季气温较低，明宫的取暖方式主要是在宫殿中生炭火盆。清宫在沿用这一方
式的同时，在后庭采取了筑火道和搭火炕的取暖方法。这些方法直接来源于
其在关外的冬季居住习俗。当时皇帝及后妃日常居住的宫殿，如养心殿、东
西六宫等处，均将原来的床改为炕，并在地下修筑了纵横交错的火道。火道
与炕相通，其上覆以砖面，外表看不出任何痕迹。又在殿外靠窗处的廊下挖
一3尺多深的灶口并建一烟筒，通向殿内火炕。平时灶口用木板或方砖覆盖，
冬季取暖时，由太监从灶口把燃烧的木炭或煤置于火道内，再盖好灶口，使
热气经火炕入火道，在地下循环后，再由烟筒排出殿外。这种方法可使殿内
迅速增温，即使是三九严寒，室中仍可温暖如春。为避免地面烫人，殿内一
般要铺2至3层毛织地毯。因此，清宫的冬季取暖明显优于明宫。
清宫夏季降温除常用的扇子外，还大量使用窖冰。窖冰由工部负责储
备。每年冬季，工部派人在西苑（今中、南、北三海）等处凿取冰块，窖藏
备用。至夏季再每日向宫中各处送冰，以供冷冻食品和降温之用。宫中各处
依主人地位的高低所供冰块数量也多寡不同。皇帝最多，以下依次递减。冰
块一般是盛放在冰箱中。所谓冰箱即金属箱子。帝后所用冰箱多用铜胎掐丝
珐琅等精美工艺制做。较大的冰箱内能放1块约2尺宽、3尺长、1尺厚的
整冰，即使在盛夏，全部化完也要一天的时间。
为了避暑，帝后等还有移住宫外的惯例。如皇帝一般每年二、三月起便
选择西苑、圆明园等御园的近水处居住，五至八月则赴热河（今河北承德）
避暑山庄消夏，九至十月再回紫禁城过冬。晚清的慈禧太后则终年住在颐和
园中。但无论帝后居住何处，夏季每日按量供冰总是不变的。
2.京郊御园
清代北京西郊一带建有为数众多的皇家苑囿。如畅春园、静明园、长春
园、紫竹院、钓鱼台、万春园、静宜园、乐善园、南花园、圆明园、颐和园
等等。南郊则建有南苑（又称“南海子”）。其中圆明园和颐和园最为著名。
圆明园原是明代皇室的一处小园林。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
将该园整修后，赐与皇四子胤祯，并为该园题名“圆明园”。这时的圆明园
不过是一处皇子的园林。雍正三年（1725年），胤祯开始扩建圆明园，在园
内增建殿堂楼馆，并将其升为紫禁城外的又一听政之所。乾隆时圆明园建设
有了更大的发展，不仅将江南苏杭等多处名园仿置园中，而且命西洋人设
计、督造了欧洲风格的“西洋楼”等建筑。以后，又经嘉庆、道光、咸丰数
帝不断增扩，前后营造凡150余年，终于使圆明园成为了占地约5200余亩、
景点140余处、集中西建筑于一园并藏有大量奇珍异宝的“万园之园”。
圆明园的建筑风格与严肃、规整的紫禁城不同，强调自然天成的韵味。
以人工的方法在平地挖湖导渠，堆山植木，形成山环水抱的园林景致。但其
功用又与紫禁城十分相似，是除举行国家大典以外，皇帝处理政务和居寝、
娱乐的场所。园内分朝区、寝区和景区三部分。园之南门即大宫门为皇帝临
政之处，清廷的府、阁、部、院各机构亦在此分设办事衙门。正大光明殿是
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接见外藩使臣、殿前御试及各种筵宴等也常在此举
行。勤政亲贤殿则是皇帝批览奏章的地方。“九州清宴”等处为帝后居寝之
所。后湖是游乐景区。“镂月开云”种有牡丹数万株，并遍植奇花异草；“天
然图画”是仿照杭州西湖苏堤景观而建；“碧桐书院”为皇帝撰文赋诗之所；
“杏花春馆”颇具田园风光。此外还有建在水池中的“万方安和”和双层高
楼“山高水长”等大型殿宇。后湖以北又建有安佑宫、舍卫城、文源阁与“四
宜书屋”、“廓然大公”、“水木明瑟”等众多各具特色的园中小园。其中
“福海”景区占地最广，景区内的“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方壶胜
境”、“蓬岛瑶台”和“接秀山房”，均按人间仙境的主题构造。整座园林，
布局合理，构思巧妙，集南北风格之大成，融中西艺术于一炉。其营造时间
之长、工物耗费之巨、建筑水平之高、贮藏宝物之多，均列中国古代皇家园
林之首。圆明园东和东南的长春园、万寿园与圆明园合称“圆明三园”。咸
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将园中宝物洗劫一空，并放火烧园，三园成为
废墟，至今遗址犹存。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郊约10公里处，原是高粱河畔的一座小山（瓮山）。
金代引玉泉山水至山下，为“金水池”，辟作皇家行宫。元明两朝仍之。清
乾隆十五年（1750年），弘历为庆贺其母孝圣皇太后钮钴禄氏60寿辰，在
前朝基础上大兴土木，增扩殿阁寺字，改瓮山为“万寿山”，改金水池为“昆
明湖”，并总命其处为“清漪园”。咸丰十年，该园与圆明园一起被英法联
军焚毁。光绪帝（清德宗载湉）继位后，慈禧挪用大批海军经费加以修复、
扩建，并更名“颐和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颐和园被八国联军劫
掠、焚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慈禧再次修复颐和园。园中建筑、景点
甚多。其中昆明湖内设两堤、六岛、九桥；万寿山上建排云殿、德辉殿、佛
香阁、智慧海及多处亭台楼阁；山下湖畔有仁寿殿、乐寿堂、玉澜堂、石舫、
长廊、德和园、谐趣园、苏州水街等。颐和园是圆明园焚毁后清宫最重要的
皇家御园。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慈禧大部分时间在该园中度过。
3.行宫
行宫是供帝王外出时临时居住和理政的宫室，历朝均有设置。清代皇帝
为谒陵、行围和出巡等目的，在京郊、河北及江浙一带的都会或交通要道上
建有为数众多的行宫。较著名的如温泉行宫（在今北京昌平县东郊汤山）、
团河行宫（在今北京大兴县黄村镇东）、黄辛庄行宫（在今北京房山县良乡
黄辛庄西南）、盘山行宫（在今天津蓟县盘山南麓，又名“静寄山庄”）、
两间房行官（在今河北滦平县西南）、喀喇和屯行宫（同前）、常山峪行宫
（同前）、巴克什营行宫（同前）、张三营行宫（在今河北隆化县北）、热
河行宫（在今河北承德市北部）、钓鱼台行宫（同前）、古莲花池行宫（在
今河北保定市中心）、乾隆行宫（在今江苏徐州市云龙山北麓）、大行宫（在
今江苏南京市内）、杭州府行宫（在今浙江杭州市内）、西湖行宫（在今浙
江杭州市西湖孤山）等等。其中热河行宫是清代皇家最重要的行宫，也是我
国现存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行宫。
热河行宫又称“避暑山庄”和“承德离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竣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前后营造80余年。热河行宫的建
立有两个目的：一是狩猎习武，即行围；一是联系蒙古各部，巩固北部边防。
满族原为游猎民族，擅长骑射。入关后力不忘骑射传统，康熙初年在今承德
北部的围场县设置了占地1万余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木兰”，满语；汉
译为“哨鹿”），每年夏秋两季皇帝都要率八旗军士至此围猎习武，清史称
作“木兰行围”。而围场地近蒙古，为绥服蒙古各部，每次行围又命蒙古王
公参与“围班”，陪同皇帝狩猎，并通过会盟、封爵、赏赐、欢宴等活动团
结蒙古上层贵族。由于围猎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康乾时期对围猎十分重视，
围猎活动非常频繁，几乎每年都有。为此，清廷在从北京至围场的路途中先
后修建了27座行宫，而热河行宫规模最大，也最豪华。自热河行宫建立后，
皇帝行围期间均驻跸于此，所有政务、外交等活动亦在此举行。因此，热河
行宫实际上是清帝的夏宫，是紫禁城、圆明园之外的又一政治中心。
热河行宫坐落于燕山丛中的武烈河（别名“热河”）畔。宫墙周长近20
里，总面积约564万平方米，内设72处建筑景观。整座行宫分为宫殿区和
景苑区两大部分。其中宫殿区也有前朝后庭之分。前朝有勤政殿、澹泊敬诚
殿和“万壑松风”等建筑，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接见百官及外使的
场所；后庭以“烟波致爽”为主，是帝后的寝宫。景苑区是帝后游赏的地方，
分为湖区和山峦两个景区。湖区系人工开凿而成，有上湖、下湖、澄湖、东
湖、镜湖和如意湖六个湖泊，水面达60余万平方米。湖中堆有青莲岛、如
意洲、芝英洲、云朵洲四岛，分别象征神话传说中的方壶、蓬莱、方丈、瀛
洲四座海上仙山，岛上及湖畔仿照江南园林修建了众多的楼台亭榭等景观。
山峦景区则主要是以行宫群山顶上的“南山积雪”、“北忱双峰”、“四面
云山”、“锤峰落照”四个亭子为视点，采用借景或对景的手法，将行宫和
其周围的磬锤峰（又名“棒锤山”）、“外八庙”等景致融为一体，使行宫
内外的殿堂楼阁、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尽收眼底。热河行宫在清代政治、军
事及民族关系方面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清代宫廷园林及建筑艺
术高度发达的见证之一。

（七）清代民间交通习俗
清代，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势头，交通运输成为重要的环
节，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交通运输工具和交通运输习俗。有的是清代才产生
的，有的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演变的结果。
1.京都车俗
清代，京都交通运输工具类型较多，有马车、大鞍车、驴车、骡车、冰
车、敞车、独轮车，清末盛行人力车，并出现了火车。
清乾隆以后，官员都乘驴车、骡车，不乘马车，马车只有太监乘坐。光
绪年间，马车时兴，特别是马路出现后，马车更为发达，王公达官，富家巨
室，无不备有马车，马车装饰极为精美奢华。光绪年间编撰的《都门纪略》
记载豪门女子驾车：“驰聘香车石道旁，女儿也自意扬扬，催鞭赶过天桥去，
环髻都城堕马妆。”
大鞍车，俗称“轿车”，是供人乘坐的带棚骡车，清代盛行。大鞍车因
其宽敞，加上套牲口驾车用的鞍子大于其它轿车而名。车轴安装在后部，因
此行走较稳。此车有的两侧开门，上下较方便。乘坐此车有严格规定，唯三
品以上大员、王公勋戚才能乘坐这种大鞍车①。
还有一种小鞍车，也就是一般的“轿车”，这种车的乘坐没有严格规定，
随处可雇，称为“买卖车”。②
敞车是种无帏幔、驭骡马的车，有单套、双套、三套之分，可载人，亦
可装货。城内外有经营此车的车厂，车主可将车停放于此。清代敞车一律是
木制轮子③。
独轮车也叫小车，靠人推，轮子是木制的，是小贩用来运水、运货的车，
通常为一人推，若推得过于吃力，则由另一人在前面用绳套拉之。
冰车也称“冰床”，是冬季的交通工具。它是用木制成长方形架子，下
有二足，裹以铁条，上铺毡褥供人乘坐，亦可载物，由人拉，行于冰上④。
清末，北京盛行人力车，因其由日本流入，故称“东洋车”或“洋车”。
最早的人力车的轮子及辐条均为木制，轮子四周钉有一圈胶皮。人力车夫被
称为“拉车的”，分为三等：拉散的、拉包月的和拉牌车的，以拉牌车的最
为“上等”。

①参见《茶香室丛钞》和《郎潜纪闻》。
②参见光绪年间编撰的《顺天府志》。
③参见光绪年间编撰的《顺天府志》。
④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2.杭州轿埠
轿子，古称肩舆。清末，杭州一带的轿分官轿、平轿、花轿、素轿等数
种。
衙门官府用的叫官轿，以青蓝布作轿身，较大。四人抬轿，并另有四人
跟班替换；前有执事，开路喝道。
平轿是民间私家所用的轿子，又分为两种，一种为富门商贾的私人轿，
这种轿轿身较大，以蓝布作轿身，家中并雇有私人轿夫；另一种为民间轿，
轿身较小巧，以青布作轿身，民间一般人家外出拜客、游山玩水可向轿埠事
先预约或临时租用。
新娘子结婚喜庆时乘坐的是花轿，其轿文华顶西洋盘，周围用红绸扎结
各种鸟兽花卉，四角挂玻璃连珠灯，下坠大红彩球。
素轿是送丧出殡时，供办丧之家乘坐的。这种轿子由素仪店出租。素轿
四周围以白布，考究者还要在轿上扎白绸球。
清末，杭州有72个大轿埠，每埠都有当官值班。至于小轿埠那就更多
了，遍及全市。轿夫一律按地区划为各轿埠管辖。
杭州的轿夫大都为世袭制。轿夫落埠必须要给一笔落埠钱，落埠后，要
在埠内所设的竹筒里，放进写有自己姓名的竹签，才算是轿埠的轿夫。若有
人前来叫轿，那么以抽签方式决定出轿者。抽中者的签要放置一边，以便筒
内的竹签都有机会抽中。出轿所得酬金，轿埠要抽走一成。若轿夫将酬金虚
报减少，一旦查出则会被罚唱堂会一夜，并为轿埠的所有轿夫各做一双草
鞋。
3.江南的船
江南多水路，船业历史悠久，也十分发达，不仅有海船、航船、货船、
香船、游船，还有鲜船、搭便船、竹排等等。在湖州地区，农家有大船、小
船两种。大船用以迎亲的叫“花船”，用以载丝往返于沪杭的叫“丝船”，
收租的叫“账船”。小船打鱼的称“渔船”，专载鸬鹚捕鱼的称“木鸭船”，
放黄鸭的称“黄鸭船”，放丝网、鱼钩的称“脚划船”，以乞食为主的称“敲
梆船”，等等。
绍兴地区有一种埠船，为中型船，可坐30余人。它因有停靠的埠头，
有约定的时间，所以叫做“埠船”。由某个村庄专开的，该村庄的埠头叫“本
埠”，路过的埠头叫“客埠”。
杭州西湖的游船，至清代，于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除达官贵人乘坐的
各种画舫外，还出现了两种船型：“竹舟”和“方舟”。“竹舟”以巨竹为
筏，筏上结篷屋，外有朱栏，以青幔为幛，屋内木板地，船中可设席宴饮，

⑤参见《浙江风俗简志》中“杭州市区篇”，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青幔可随时撤掉以眺远景。“方舟”由几节活动的方型船体组成，用时由人
肩背至湖中，以中节坐客，再加上前后两节为首尾，客多时可加节，用绳连
成小舟，用布帆，有人划桨。方舟两边还设有两小舟，一放茶具、酒果，一
置笔砚、书笺。清末，西湖游船向简朴转化，大型画舫已不多见，时尚一种
叫“划子”的小游船，这种游船可随时租借，每船可载7—8个。另外还有
一种大些的叫“篷船”，有门窗，可蔽风雨，船旁还载有小舟，可烹调食物，
这种船亦可租用，但价格较昂贵，多为豪门富贾使用。
4.云南的马帮
清代，云南马帮已形成滇南、滇东、滇西三条马帮运输干线。一个马帮，
少的有10余匹马，多的有百余匹马；驮运最近路程为百余里，最远路程达
千里之远。每个马帮都有自己的领导，被称为“锅头”；有头马，其项挂铜
铃，辔头装饰着红绫，驮架上还插着马帮的旗号。大的马帮还自备武器以防
匪抢劫。
马帮有自己的行话和禁忌戒律。“开稍”意为“休息”，是马帮行话之
一。一般于中午开稍，选择的地点也多为有水草的开阔地。晚间若无大马店
投宿，亦要“开稍”过夜，“开稍”前必须将马驮子卸下围成圆圈，马匹放
在圈内，圈外四周燃篝火，赶马人轮流值夜。
5.南方民族修桥补路习俗
在我国华南、中南、西南居住的众多民族，都有修桥补路以积善德的习
俗惯制，其中桥修得最好的当为侗族。
在侗族地区众人捐款、捐物、出力修造的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木桥中，目
前尚存的清代建造的桥有两座：一座为清光绪二年（1876年）建的华练桥，
它位于广西三江自治县独峒乡平流村华练屯南50米处。该桥为2台2墩3
亭17间桥廊，全长65米，宽3.8米，高8米，歇山式五层重瓴，造型非常
优美。建桥初，桥侧封有木板，木板上绘有18层地狱图。桥中间设有关公
庙，香火不断。另一座为巴团桥，建于宣统二年（1910年），该桥分人畜双
行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木结构立体桥道，建筑设计构思极其独特。桥中
亦有关公庙。
侗族认为谁修的桥越多，积的功德也就越多，那么死后也就会升天堂，
而不是下地狱；会转世为人，而不会转世为畜。因此，无论哪个村子架桥或
者修路，响应者都极多，捐款的捐款，出力的出力，捐料的捐料。姑娘们虽
然干不了力气活，但她们也不闲着，用巧手做出侗锦花，挂到桥上。
侗桥不仅方便了来往行人，而且在侗家人看来，这桥能给他们带来好
运，能够吸引更多投胎转世的灵魂，能够使村寨人丁兴旺，财运亨通。它具
有风水意义和引魂的象征意义。

（八）清代宫廷交通习俗
1.清宫交通习俗沿革
车驾是古代最为普通的交通工具。最初目的是为了引重致远。但是，后
来自称“天子”的帝王们为了显示自己及其家族的与众不同，进而区别家族
内部的尊卑等级，又都在车驾规制上大做文章。于是自有帝王以来，中国便
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车辂（皇帝之车称“辂”）制度。尽管这些制度不尽相同，
其宗旨却始终不变。
满族原先的乘载方式主要是骑马。平日出行、运输则多用畜力车，常见
的有用牛牵引的柴车，即蒙古族和达斡尔族的“■■车”（又称“勒勒车”）。
其中箱用柳条编造，车轮为木制，形制极其简陋。满族立国不久，皇太极仿
明代规制设立了最初较简朴的宫廷车辂制度。乾隆时，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和
对汉族传统宫廷文化的深入把握，又参照周代和唐宋典制，创立了一整套具
有清代特色的车辂制度。其中，除沿用了传统的“五辂”（即玉辂、金辂、
象辂、革辂、木辂）作为皇帝出行的仪驾外，还对皇帝、皇后及王公大臣等
的常乘车辇的尺寸、外形、饰物等作了严格的规定。而后者主要有辇、舆、
轿三种形式。
2.清廷交通工具
（1）皇帝辇舆
皇帝的乘载规格最高，而不同场合使用的辇、舆又有等级差别。清帝常
用的辇、舆有玉辇、金辇、礼舆、步舆和轻步舆。它们均为乾隆十三年（1748
年）制造，后世奉为定制。
玉辇辇是一种人力大车。玉辇为皇帝专用，因辇上饰有玉板而得名。
清宫玉辇高1丈1尺1寸，上覆圆顶，中设方座，用朱木制造。辇箱四角各
有1高5尺2寸的柱子，柱上为4根镂金垂云的曲梁，梁上支撑描金圆顶，
顶面饰4块青玉圆板。金云叶青缎料的帷幔自辇顶披至辇箱。辇门高4尺8
寸，夏张朱帘，冬设青毡门帘。辇座高2尺4寸，绘有金云、彩云，四周环
以朱栏，栏内铺花毯，上设云龙宝座。宝座高1尺3寸。座左设铜鼎，右挂
佩剑。辇设辕木4根，内2辕长3丈8寸，外2辕长2丈9尺。辕木两端有
铜镀金龙形饰件。玉辇是皇帝的重要交通工具，一般用于南郊祀天大典。皇
帝乘坐时由36人抬行。
金辇亦为皇帝重要交通工具，与玉辇合称“二辇”。金辇的结构与玉
辇大体相同，但略为矮小一些。通高1丈5寸，柱高5尺，门高4尺7寸。
四根辕木也略短，内辕长2丈8尺1寸，外辕长2丈6尺1寸。辇盖饰四块
金圆板，垂黄缎幔幄。金辇供皇帝北郊祭太庙和社稷时所乘坐，由28人抬
行。
礼舆舆是皇帝乘坐的轿子。礼舆为皇帝群祀（即朝日、夕月及亲耕以
下诸祀）时所乘坐。礼舆用楠木制造，高6尺3寸。舆内外处处饰以金龙。
如舆顶上层八角及下层四角均饰金飞龙；两层黄缎垂幄绣金云龙；舆内设金
龙宝座；抬舆的辕木、大小横杆及肩杆上通体绘朱漆金云龙，杆两端亦绘金
龙图案。舆左右各开一窗，夏遮蓝纱，冬覆玻璃。皇帝乘坐时由16人抬行。
步舆步舆是皇帝日常乘坐的轿子，也用楠木制造，但比礼舆矮小。舆
高3尺5寸，不设帷幔。内设蟠龙雕花宝座，座之四足为虎爪和龙形。座垫
夏铺明黄妆缎，冬铺紫貂皮。座前置一黄缎包裹的踏几，高约3寸。直辕和
抬杆等处绘有龙纹。皇帝乘坐时由16人抬行。
轻步舆亦为皇帝日常乘坐之轿，规格与步舆略同，但更轻巧。舆高3
尺4寸。龙椅用象牙制做；踏几饰金，高两寸。由16人抬行。
（2）后妃辇车
清宫后妃常用的交通工具有凤舆、凤车、仪车和翟舆。
凤舆清初皇后设凤辇，乾隆十四年（1749年）改凤辇为凤舆。舆为木
制，高7尺，外漆明黄色。舆顶有拱形盖两重，均饰以金凤；盖上覆镂云纹
镏金顶。舆前设双开门，高2尺6寸。舆内漆浅红色，置朱红座椅一把，高
1尺8寸，上饰金凤；坐面铺绣彩凤明黄缎。舆辕、横杆、肩杆及垂檐、四
柱上均有金凤装饰。凤舆由16人抬行。
凤车皇后所乘之车。高9尺5寸，车轮直径4尺9寸，二车辕长1丈7
尺5寸；由一马驾驶。除拱盖上绘八宝图案外，其余形制与凤舆略同。
仪车皇后和贵妃随皇帝外出祭祀日、月时所乘之车。四柱不加绘饰，
车轮直径四尺，车辕长一丈五尺，用一马驾驶。其余形制与凤车略同。但皇
后仪车色用明黄，饰以金凤；贵妃仪车色用金黄，饰以多翟（古时的一种长
尾野鸡）。
翟舆皇贵妃乘坐之轿。木质，漆用明黄色。形状仿佛皇后凤舆，但规
格较矮小。高4尺6寸，宽2尺9寸。舆上各部装饰及图案为金翟，而不用
凤。乘坐时由8人抬行。
（3）王公乘轿
　　清代王公乘坐的轿子主要有明轿和暖轿。
　　明轿亲王以下、辅国公以上准乘明轿。按清廷规定，轿宽3尺3寸；为木制、朱漆贴金；轿身以玲珑花卉雕刻为饰。不同等级的明轿在装饰和抬行人数上亦有所不同：亲王明轿不置帷幔；郡王以下明轿用红布帷幔和油绸雨衣各一；亲王以下、贝勒以上乘坐明轿由8人抬行；贝子以下、辅国公以上由4人抬行。
　　暖轿亲王以下至普通文职京官均可乘坐。轿为木制、朱漆，四周设帷幔。暖轿以顶盖和帷幔的颜色区别品级尊卑。如亲王暖轿盖、檐用金黄色，帷红色；郡王盖、檐与帷均红色；贝勒红盖青檐；镇国公黑盖青帷；辅国公盖帷皆青；一品京官盖、檐、帷均为墨色。另外，女眷自固伦公主以下至贝勒夫人以上均可乘坐暖轿。其轿盖、檐、帷颜色亦有严格规定。暖轿抬行人数与明轿大体相同，但有在京、出京之别：如一品官在京轿夫为4人，出京为8人；四品以下文职官在京轿夫2人，出京4人。
　　
3.清廷交通禁忌
　　所谓交通禁忌，此处是指按清廷规定、不得违反的、有关车舆及其出行的制度。其核心是维护封建的等级。
　　首先，它表现在车舆的制做上。如前面所述，清廷自皇帝起，皇后、贵妃、皇子、公主、亲王、郡王……以至百官乘坐的辇舆、车轿等交通工具，均须按各自的尊卑等级，在用料、颜色、纹饰、尺寸和抬行人数上有严格的区别。
　　其次，这种尊卑等级还体现在出行时乘舆和车驾排列的先后次序上。宫中出行，皇帝登舆先行，接着是皇后、皇子、亲王……。即使是贵为皇帝之母的皇太后，也不得乘坐皇帝车舆并先皇帝而行。清光绪初年，皇帝正值幼龄，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为示尊崇太后，特于皇帝大驾之外另设慈驾仪从制度，外出郊祀，谒陵时，帝辇在前，慈安太后舆在后，再次为慈禧太后舆，皇帝舆序仍在最先。
　　等级之外，又有文武之分。清代制度，文职官乘轿，武职官骑马；除高级武职如将军、提督年老不胜骑乘，经奏准后特许乘轿外，一般武职均不得擅自乘轿。
　　皇帝和满族王公既可乘坐舆轿，又可骑马。但马缰颜色有黄色和紫色之别：皇帝、皇子及亲、郡王用黄色缰绳。此外，唯蒙古王公经皇帝特许可用黄缰。贝勒、贝子、镇国公用紫色缰绳。其它大臣非经皇帝特许不得使用。
　　这即是所谓“黄缰紫缰”制度。以上规定均需严格遵守，不得违误。否则以僭越或违制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