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春秋时期开始任命将军领兵出战，对于担任将军的战地指挥官的种种监督、防范制度也就开始形成。春秋时期齐国穰苴要求齐景公派“监军”，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战国时期的对于战地指挥官的监督制度具体情况不清楚，现有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朝廷派出“监军”之类的监察官到战区执行监察的记载。秦国在各郡都派出“监御史”，御史是皇帝周围的文官侍从，是受到皇帝信任的人，由朝廷派到各郡进行监视，这或许就是从监察战区指挥官的职务发展过来的。
西汉武帝开始委派“监军御史”，到各战区监察指挥官，但并没有授予御史太大的职权。比如汉武帝时有个叫胡建的，在北军中担任“军正丞”（负责军法的军官），他家境贫困，没有车马，经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关系很好。北军有个监军御史，是个贪官，将北军的军营营墙开了门洞作市场，从军营外运了百货进来高价卖给士兵。胡建并没有权力去审判监军御史，他就和亲近的士兵约好，在某天校阅军队时，他招集这些士兵登上指挥台，将监军御史当场抓起来砍头。北军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却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给皇帝的上书，其中说：“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监御史公然打破军营做买卖，败坏军营勇猛气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来审判，御史是没有死罪。但是按照军法：‘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因此我自己做主，将御史处斩，冒死报告。”汉武帝反而觉得胡建敢做敢为，下命令说胡建按军法从事做得对。
东汉时期由朝廷派出监军已是制度，并且提高了监军的职权，一般由朝廷命官担任“监军使者”。这些使者保留本身的官职级别，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代理总指挥，从而开创了后世文臣领军、以文驭武的先例。公元48年，湖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汉朝统治，汉将刘尚兵败战死，当时伏波将军马援已经62岁了，仍然向东汉光武帝请战，说自己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亲自看他上马后，才同意他带4万多援军出征。并委派已在前线的朝廷官员“谒者”（官称）宋均为监军。第二年这支大军到达前线，在初战获胜后就陷入游击战的泥潭，不断遭遇袭击，但却找不到敌军主力。暑热季节来临后，传染病在军营中爆发，马援自己也病死在军营中。光武帝很着急，又派了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到前线责问马援，接管指挥权。梁松和马援关系一直不好，到了前线就诬告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就剥夺了马援的“新息侯”爵位。而梁松自己也没有打赢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宋均见可能要全军覆没，就和诸将商议是不是和对方停战和谈？将军们都不敢发表意见。宋均说：“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于是毅然伪造诏书，派人去和对方谈判，保证不再追究造反罪责。当地少数民族除去了几个好战分子后，纷纷解甲归田。宋均率领军队回朝，还没进洛阳就先自劾“矫制”罪。光武帝却下令嘉奖，派人迎接，赐给金帛，要他先回家探亲。以后视宋均为心腹之臣，有疑难问题经常请宋均出主意。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监军使者往往受其指使，陷害正直的将领。公元162年“武陵夷”起兵反抗汉朝，打到江陵一带，东汉地方长官纷纷逃跑。东汉桓帝拜“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的冯绲为车骑将军，领兵10万进行讨伐。并授予冯绲全权：“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可是冯绲知道自己和太监关系不好，惟恐被太监陷害，就请求桓帝派中常侍（太监头目）为监军。当时还没有太监监军的先例，因此有大臣为此弹劾冯绲“失大臣之节”。桓帝也没有同意冯绲的请求。后来冯绲平定荆州回师后，监军使者张敞按照宦官布置，弹劾冯绲带了两个穿军装的丫鬟出征，还在江陵为自己“刻石纪功”。文官们则为冯绲辩护，认为这两件事“罪无正法”，不应追究。正好长沙又发生少数民族起义，于是桓帝以“盗贼复发”为理由，罢了冯绲的官。
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地战事频发，太常卿刘焉建议将各州刺史职权提升为掌一地军政全权的“州牧”（原来刺史只是监察官，没有行政权力），得到汉灵帝批准。刘焉领益州牧，并且被任命监军使者，以此掌握军事指挥权。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惯例，刺史不是兼任都督，就是兼任监军，具有军事指挥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惯例是：如果朝廷官员是以“持节”或“假节”为监军的，就是战区的最高统帅，具有实际指挥权；如果仅仅是监军头衔，则只有监督权和指挥否决权，在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不得接管指挥权；而监军御史只有报告权，没有干预指挥权力。如255年魏国大臣文钦、毋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以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实际就是统帅。又如263年曹魏分两路进攻蜀汉，而以卫瓘为监军。钟会一路由汉中进攻剑阁，邓艾一路经阴平小路奇袭成都平原，监军卫瓘并没有协调指挥权。以后邓艾奇袭成功，蜀汉朝廷投降，而钟会诬告邓艾要谋反，执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昭即命令卫瓘逮捕邓艾。卫瓘到达军营出示司马昭的亲笔命令，邓艾的部下都放下武器，邓艾被关入囚车。以后钟会自己和姜维连手打算起兵，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又追上囚车，迎接邓艾回成都。监军卫瓘怕再起兵变，接管指挥权，派遣将军田续等在路上截击，将邓艾杀死。即使没有这样的特别变故，监军对于军事指挥仍具有否决权。如582年隋文帝派出大军进攻南陈，以长孙览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8个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一直打到长江边上，南陈惊恐万分。正好这时陈宣帝死了，长孙览打算乘机过江灭陈，但监军高颎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加以阻止，仍然维持原来只示威、不作战的战略计划，退兵而还。
唐朝初年仍然派遣文臣监军，但唐玄宗依靠宦官帮助发动政变才得以为皇帝，上台后提高宦官地位，开始任命宦官为将军，派遣宦官领兵出征。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对于军事将领和文臣都不相信，派遣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领的平叛军队。当这支军队打了败仗后，边令诚报告说两个将军无故弃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将他们处死。尽管宦官监军一开始就暴露出如此严重弊病，但从此监军却大多改由宦官担任。宦官既无军事常识，又因为身处深宫，对于社会缺乏正常的判断能力，只会给皇帝打小报告。更有很多腐败弄权，搅乱军政。刚开始宦官监军时，高適就上书说：在哥舒翰军队为监军的太监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xu
pu，赌博）饮酒，不恤军务”；而南阳军队有3个持节都督，好几个监军“更相用事”，这样下去，“战而能必胜哉？”不过对于唐朝皇帝来说，却只有宦官才值得信任。758年由9个节度使率领的唐朝官军集结于邺城，围攻安庆绪叛军，唐肃宗居然不任命总指挥，却是派了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作为总监军。结果60万大军被6万多叛军击溃。
委派宦官监军以后成为唐皇朝的既定国策，每一支军队都有朝廷派来的宦官监军。这种监察根本没能防止唐末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甚至有的监军是导致军阀叛乱的起因。比如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本人是靠宦官鱼朝恩提拔的，766年陕州节度使的监军张志斌经过他的驻地回长安，认为周智光招待不周，就责骂周智光。周智光大怒，说：“天下的将军哪个想造反，都是因为你们这批鼠辈作福作威。我本来不造反，今天就因为你才造反！”把张志斌处斩后，分割其肉强迫随行的小太监吃下去。773年晋州人郇谟冒死上书，只有30个字，其中主要是“监”字，请求罢诸道监军使。唐代宗虽然接受上书，但一项都不改。
95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病死，按照当时惯例节度使不是长子继承、就是军中推举，朝廷只能追认。监军王定远和太原府尹李说定计，秘不发丧，先将士兵拥戴的将领打发去休假，然后迅速请求朝廷任命李说为代理节度使，并且立即给军官们加官晋级，得以顺利实现交接。可是以后王定远认为李说是自己立的，任意干涉，军政皆自专决，并请求皇帝给他“赐印”。从此成为惯例，监军都有印，得以干涉军政事务。王定远有了官印，开始自说自话的委任军官，李说大为不满。王定远委派了虞候田宏为列将，取代彭令茵，彭令茵不伏，说：“田宏没有功劳，怎敢取代我！”王定远居然把彭令茵找来斩首，还把他的尸体埋在马粪里。军士为此闹事，李说向唐德宗报告，而唐德宗因为王定远过去有“扈从之功”，也不治罪。王定远知道李说弹劾他，到了李说府上举刀就刺，李说赶紧逃走。王定远召集将吏，拿出箱子里的20多卷“官告”（委任状），自称有皇帝圣旨撤李说的职，其他将领都加官。诸将正要谢恩下跪，大将马良辅出来揭穿，说那都是旧官告，不是皇帝圣旨。王定远只好自己逃走。这样作恶的监军，唐德宗也只不过下诏“长流崖州”。
经过唐末的历史教训，后梁恢复以朝臣为监军的传统。但是朱温习惯以自己身边的“近臣”来任每一支军队的监军，“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监军具有指挥权。而后唐改过来再以宦官为监军，“皆恃恩暴横，节将不能制”。
注意到唐以来的教训，后周和后来的北宋，包括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皇朝，都采用了以监军和领兵将领共同负责的“双首长”制，无论兵员多少，只要是一支独立作战部队，往往都会同时任命指挥官和监军，文武官员都可以任监军。因此监军逐渐成为军官的一种称号，失去了原来的监察意义。
在历经唐末以来的军阀混战后，北宋皇朝的第一要务是防止军阀割据。因此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尽量避免某一方面的大兵团有长期的统帅，而是采用临时委派朝臣号为“率（帅）臣”来统领。这种率臣的名目有“都监”、“监押”、“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总管”、“都钤辖”等等，统军的多少、时间的长短、本身的品级等等全无定制。如北宋初年名将曹彬，在后周世宗时以贵戚身份为“河中都监”，当时才20多岁，以后逐步升迁成为名将。宋初是文武兼用，越到后来越是倾向于“以文驭武”，用文臣来担任率臣。文臣一般是以安抚经略使、都部署名义指挥某一战略方向的军队，并且兼任战区所在州的行政长官，掌军政全权。比如西夏起兵反对宋皇朝，宋朝廷先后在陕西设立4路安抚使：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事”兼知秦州，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事”兼知庆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4人互不统辖，又都是文人带兵，造成与西夏的战事打成绵延几十年的持久战、消耗战。奇怪的是，后来统一陕西作战指挥的却是宦官童贯。他因为和宋徽宗是老相识，徽宗登基后，居然任命他为陕西5路军马的都监，以后又任命为5路的经略安抚制置使。以后童贯回朝，兼任了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领枢密院事，执掌全国兵权。
南宋起初战事频繁，朝廷完全倚仗几个方面的大将，给他们挂上“都统制”的称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在南宋统治稳定、尤其是和金朝议和后，再一次收去武将兵权。先是在几个大战区设置“总领”，以控制军队的经费来源。正式将安抚使明确为“路”的军政长官，号为“帅”，在一个路内的战区及军队，由安抚使指挥。在包括几个路的大战区则设置“制置使”，都统制受其指挥。同时又滥授都统制，从原先的10个扩充到几十个，分散兵权。军队统辖关系极其复杂，各路不同，各自为战，在蒙古军南下时，几乎没有统一的抗敌战略，甚至在一个战区内也是各打各的仗，导致兵败灭亡。
元朝以蒙古人任将领，虽然也沿用宋朝制置使、总领等官职，但都是武将出任，没有进一步的监视措施。
明朝建立后提高了武将级别，同时也恢复文臣监军的传统。每支军队调动出战，都由朝廷都察院之类的监察机构来派出监军。视军队规模，有的是以监察御史监军，也有的是以按察使（省级监察长官）、副使、佥事官职出任监军。这种监军只有监察权，可以随时向朝廷报告军情，也可以弹劾将领，但不得直接干涉作战指挥。一般也不会象前朝那样转化为武官。只有在明末有几个事例。比如1635年，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河南驻军将领畏缩不敢出击，监军御史张任学激励将领出战。并上疏弹劾诸将，请求皇帝批准自己担任武官官职，”亲执干戈，为国平贼”。崇祯帝很高兴，要吏部会同兵部及都察院讨论。这些机构汇报说此事无先例，拟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崇祯帝不同意，直接任命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
随着皇朝专制集权的加强，明中期后逐渐恢复过去宋朝“以文驭武”的政策，不再任命武将为跨省的军区、战区的总指挥，代之以朝廷临时委派的文臣，以“总督”、“总理”、“总制”某地军务的名义担任总指挥；而各省的军务也不再由都指挥使来管，另设“巡抚”某省兼“提督”某地军务名义的朝官来指挥省以下的军事活动。明中期以后陆续设了15个总督和总理，29个巡抚，辖区遍及全国。这些朝臣大多是挂都察院都御史、佥都御史的官衔，仍然保留监察官的身份。
文臣监军、朝臣领兵仍然不足以使皇帝放心，因此明永乐朝以后，又重新开始委派太监监军。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并列，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文臣监军不能监察自己的朝臣上级，而太监监军正可以监视这些朝臣。不过当时大臣上谏指责说：“今九边镇守、监熗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直到末代皇帝崇祯，仍然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1635年因朝臣的激烈反对，说这批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撤回全部监军，只留下崇祯帝最相信的太监、号为“知兵”的高起潜监辽东各军。第二年就全部恢复太监监军，还特命高起潜为“总监”。
清朝入关，吸取明朝教训，不再有太监监军，也不再有文臣监军。在大规模战争停止后，不再由亲王、贵族出京领兵，也逐渐停止委任汉族武将为某一战区大将军，而全面采用明中期后文臣为战区、军区总指挥的制度。明确总督为跨两三省的大军区总指挥，指挥区内的绿营兵，但仍然挂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的官衔；巡抚为各省的绿营兵总指挥，挂兵部右侍郎（正二品）的官衔。总督和巡抚各自都有直接指挥的绿营兵部队（督标与抚标），和绿营兵的武将提督、总兵、副将所属的各镇、各协绿营兵部队互为牵制。另外各要害省又有驻防八旗军队，不受总督、巡抚节制。这种盘根错节的军事体制，比之前代更有效地防止了武将割据局面。而且总督、巡抚理论上也是临时职务，虽然总督、巡抚辖区内的军政事务都要受其节制，但开始时并没有正式的衙门，也没有设置衙门的预算。其属下配备的从属官员只有副官性质的文、武巡捕，没有其他正式职官编制。总督、巡抚要自行组织起军事指挥部性质的“幕府”，聘请编外人员帮助处理军政事务。这也具有防止总督、巡抚专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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