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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权威的古希腊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罗念生在其所译的《伊利亚特》的“前言”中提到了“荷马问题”，即“有无荷马其人”。罗念生在“前言”中对此问题进行了综述，其结论是“一时恐难有定论”。作为“趣味文明史”这套丛书的一本，《荷马之谜》的作者法国人皮埃尔·维达尔—纳杰对“荷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皮埃尔·维达尔—纳杰看来，今人所熟悉的荷马的头颅雕塑形象：长发、络腮胡须、双目失明的样子，很有可能是根据公元前5世纪希腊艺术鼎盛时期一个模特的形象来塑造的。世间存在关于荷马生平的史料，但都只是一些传说。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怎么给荷马，或者准确地说给那些以荷马的名义为我们留下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史诗的诗人们定位呢？对此，皮埃尔·维达尔—纳杰在书中指出，荷马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地理学家，虽然从古至今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也未能重塑荷马所想象的那个世界。《奥德赛》中的地理指南是很少的，从古代起，地理学家们就费尽心思地要准确绘制出古希腊伊色卡岛国王于利斯旅程的路线图，但这都是徒劳的。结果还得回到史诗上来。究其根源，在于《荷马史诗》本质上是文学。地理学家试图从科学的、历史的角度重绘于利斯的旅程路线图，其实恰恰是没有很好地理解《荷马史诗》的文学特质。
皮埃尔·维达尔—纳杰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不同，典型地体现在它们对待战争和死亡的态度上。《伊利亚特》是战争的史诗，如果需要，神祇便会出来干涉以便阻挠和平的进程。而《奥德赛》是和平的诗歌，尽管在这部史诗中人们也不时打仗。因为不可能有一场直接交锋的战争，我们在《伊利亚特》中所破译的东西就是一种战争观念、一种体现最美好的战争的观念，因为有一个悲壮的死亡就意味着有一场美好的战争。而《奥德赛》整个诗篇都显示伪装和诡计的印记。《奥德赛》中的这种死亡和《伊利亚特》中大书特书的那种美好的死亡截然相反。例如在《奥德赛》中，阿喀琉斯对于利斯说，他宁愿“当一个雇工为一个穷庄稼汉干活”，也不愿意统治死人的王国，这就对那种荷马式的死提出了疑问，而这正是《伊利亚特》的理想。
同时，作为西方文学的万源之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间有传承，也有差异。在《伊利亚特》中，赫克托尔在与阿喀琉斯决战前夜，一个人独自徘徊时的内心独白很吸引读者。因为内心独白是众多作家风格的体现，詹姆斯·乔伊斯甚至把它变成了小说《尤利西斯》的灵魂。这种内心独白甚至是重复的，是荷马的一项创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伊利亚特》可以被称为“赫克托尔的悲剧”，特别是《伊利亚特》结尾时，阿喀琉斯的命运还未确定。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都得到《荷马史诗》深深的滋养，特别是得到《伊利亚特》的滋养。
与《伊利亚特》相比较，《奥德赛》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把时间纳入故事当中。在《伊利亚特》中攻打特洛伊城是在第十年发生的事情，可是故事中没有出现过一个十岁的孩子，没有一个人变老或者老死。而在《奥德赛》中，当于利斯离开家的时候，于利斯的儿子忒勒马克斯还是个婴儿，忒勒马克斯后来却有了胡须。
通过皮埃尔·维达尔—纳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荷马史诗》中其实有两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一个是《伊利亚特》中的英雄的陆地战争史诗；一个是《奥德赛》中的凡人的海上传奇史诗。它们共同构成了自足、丰富、博大的《荷马史诗》，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西方普通读者带来了无尽的阅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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