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宋体]女性翻译是风云变幻的外交领域里美丽的一片风景。举止优雅学识渊博的形象令人艳羡不已。那些能够为毛泽东做翻译的更是不一般，她们都必须具备美貌与才智一样的出色。
[color=#ffc000]1.章含之[/color][attachment=11331411]
章含之
上世纪70年代，章含之亲历了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在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章参与了接待工作，当时确定下尼克松访华的事。
尼克松称章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翻译。尼克松的表扬影响很大。半年后的1972年9月，章去出席联合国大会，有一天到联合国总部地下室小卖部买东西，一些年纪大的服务员一看到章就说，“哎呀，我们知道你，你做我们总统翻译，我们总统说你翻译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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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
[color=#ffc000]章含之个人简介 [/color]
1957年，章含之与北大教师洪君彦结婚，后育有一女（洪晃）。1973年两人离婚。
章含之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班。1971年调入外交部，曾出席联合国大会任中国代表团副代表。1983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1987年调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1990年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
章含之与丈夫乔冠华（前外交部长）一起，曾活跃在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上，[color=#ff0000]参与中美建交会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color]，是1970年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官之一。1980年代以来，章含之积极投身于促进中国农村发展和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著有《我与乔冠华》、《那随风飘去的岁月》、《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等著作。
1971年，章含之结束了14年的教书生涯，由毛泽东亲自指派到外交部工作。他说：“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能说能写，还很有勇气。”在1970年代的中国外交界，章含之的名字十分响亮。她从科员起步，经科长、副处长、处长拾阶而上，一直攀援到亚洲司副司长―――这是章含之在外交部担任的最高、也是最后的一个职务。整个1970年代中期，活跃异常的章含之在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被誉为中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名噪一时。1973年年底章含之与乔冠华终成眷属，那年乔冠华60岁，章含之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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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时的章含之
[color=#ffc000]2. 吴莉莉 [/color]
大学毕业后，吴莉莉去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到延安后，当了毛泽东和史沫特莱的专职翻译，因与毛泽东多有接触。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不睦，遂离开延安。
吴莉莉1949年从成都去台湾后，还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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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c000] 吴莉莉个人简介[/color]
吴莉莉1911年于河南，比1909年出生的贺子珍小2岁，原名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曾经留学美国，其父是清末和民初的盐务官员，家境优良，她的前夫是北大一位很有些名气的青年教授。
大学毕业后，吴莉莉去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1937年2月19日，刚离婚的吴莉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作为史沫特莱的翻译。随着她们的到来，史沫特莱给生活单调的延安带来了一种西方娱乐－－交际舞。
吴莉莉1949年从成都去台湾，不仅与丈夫关系不好，吴莉莉还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color=#00b0f0]秘闻：据说其与毛有一段情[/color]
说法一：
大学毕业后，吴莉莉去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到延安后史沫特莱鼓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吴莉莉成了交际舞的明星。 有一个晚上，史沫特莱已经睡下，突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有吵闹声。待史沫特莱跑到隔壁窑洞，就见贺子珍正用一个手电筒打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贺子珍，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贺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
毛泽东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赶快回去吧。”贺子珍却突然转向吴莉莉，当时，吴背靠着墙。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吴莉莉的头上流下来，吴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后来，毛泽东命令警卫员将贺子珍送回了家。
这件事发生后，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彻底破灭了，贺子珍很快就被送到苏联去了。
经过贺子珍大闹窑洞这件事，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当时也无法违抗；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泽东见面。
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被国民党拘捕。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吴莉莉1949年从成都去台湾，不仅与丈夫关系不好，吴莉莉还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来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1949初，张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张研田曾担任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还曾任台湾农学院院长，兼职经济部政务次长，对台湾土地改革有杰出贡献。 后来，张家人丁凋零。张研田夫妇均已过世，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吴莉莉在1975年去世，张研田1986年去世。
说法二：
据张研田在大陆的孩子张依群回忆，因学校排演歌剧《茶花女》，父亲张研田与攻读当代文学的女同学吴宣晨(吴莉莉)相识。吴是河南省满清时盐务官的女儿，当过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领袖，思想激进，喜好演戏。父亲从此与吴相爱。
1930年父亲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在早期毕业于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的同乡杨扶青建议下，报考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研究所，于1932年学成毕业，同年受聘河北农学院教授，到1934年与北京大学同学吴宣晨结婚，吴就成了我的继母。1935年受东北流亡学生的影响，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父亲和我的继母先后来到陕西西安，投奔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父亲当了杨虎城的参议(智囊团成员)，继母从事西安的妇女运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父亲预感危机将临，继母也感到处境进退维艰，二人协议分手。
在此期间我的继母吴宣晨（吴莉莉）经一位共产党员介绍，到延安去学习，此后正值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因而我的继母当了史沫特莱的专职翻译，与毛泽东等多有接触。后来继母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不睦，遂离开延安，回到西安。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父亲要去抗日，离开老家龙王庙，说等打败日本侵略者再回来。父亲离家后，又回到西安，与继母重归旧好，同时他俩都参加当时设在凤翔的黄埔军校七分校，父亲当了政治教官，继母作了妇女干事。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父亲在第一战区任政治处少将处长，隶属胡宗南麾下。历时8年的煎熬，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欢腾雀跃，一心地等待着父亲的音信，但此时全国尚未通邮，待到深秋时节，得到从西安来北平的表姑魏淑仁带来口讯儿，要我年前先去北平等待，年后让祖父和母亲同去北平会见亲人。1946年3月我父亲由西安来北平，由朋友给借了一处房子，住了半个月后，他又回西安。1947年冬父亲再次来北平省亲，此后我就再也未曾见到他的面。
1949年后父亲预感国民党大势已去，离开军界径自去了美国，在史丹福大学粮食研究所和夏威夷大学农业研究所做客座研究两年。1949年秋我的继母带着两个儿子随同国民党撤退到四川成都，此时国民党要将她们遣送台湾，继母得知消息后，带领两个儿子逃跑，准备回到延安，结果途中被抓回，还是遣送去了台湾。到1951年底我父亲由美国去了台湾，在台湾农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后提升为院长。以后，由台湾的“副总统”陈诚牵头进行土地改革，指定我父亲执行，按照他的著作的《人口与饥饿》、《中国土地政策导论》、《现代中国土地政策》制定了由国家强制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受到农民和地主的欢迎。按父亲的著作《农企业的发展》、《农业政策学》组成了台湾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台糖有限公司”，由他担任董事长。父亲在任台湾农学院院长期间，因为他是台湾著名经济学家，蒋经国在任时期请他兼职了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常务副部长)等许多有关经济的要职。他的许多著作已被国内诸多大学收录为参考教材。
父亲一生研究学问，为官清廉。在西安时已经官拜少将，抗战胜利后，他委派同乡王卓元到沦陷区当接受大员，同年其在西安给父亲买了私宅(将官一级的官员均有私宅)，他严辞拒绝，解除了此人的职务，仍旧住在官邸。到台湾，官拜农学院院长，又是管经济的副部长，还任台湾最大国有企业——台糖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夫人想坐他的专车办事，以示风光，结果被他批评说：“我的公务车你没有资格乘坐，我的私事也只能用家中的私车。”他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没有任何遗产，惟有的是3万卷书，也捐赠给了农学院。他在台湾的儿子在他死后已无住处，只得贷款买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成了内控人员，坎坷了半生，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受在台湾的父亲株连，遭到了生与死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前程，我当了十年河北省人大代表。
1986年我父亲张研田去世后，中共唐山市委统战部召开了悼念张研田先生追悼会，追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color=#ff0000]3.唐闻生[/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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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期间，江青用“样板戏”招待客人，唐闻生为他们担任翻译。现5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忘不了唐闻生。她因一口纯正的英语，万里挑一给毛主席当英语翻译，常年伴随毛主席左右，上视率、出镜率几乎同毛主席相差无几，每当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她给毛主席当翻译。白晰的脸庞，梳剪整齐的短发，穿一身灰蓝色的列宁装，在给毛主席做翻译的十多年中，这一身装扮几乎没有变化过。
毛主席在世时，唐闻生由翻译升至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毛泽东主席谢世之后不久，唐闻生便从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唐明照（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曾向周总理夸赞女儿唐闻生：“小唐英语比汉语说得好”。据说，仅仅因为这一句话，曾招来“崇洋媚外”的批判。也许，岁月留给唐闻生心灵的痕迹太深太重，她至今未婚。（解放军生活杂志）
[color=#ffc000][唐闻生个人简介[/color]1950年回国。195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62年9月至1965年4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
1965年4月至1974年3月为外交部翻译室、美大司科员。
1974年3月至1977年9月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部党组成员。
1977年9月至1978年11月在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11月至1979年3月在外交部待分配。
1979年3月至1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79年11月至1984年3月在外交部待分配。
1984年3月至1986年4月任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编委会委员。
1986年4月至1989年5月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
1989年5月至1994年3月任铁道部外事司司长。
1994年3月至1998年6月任铁道部对外合作司司长、部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其间：1994年12月当选为部侨联副主席）。
1998年6月至1999年7月任铁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1999年7月起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人物事迹
是新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之一
唐闻生是新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之一。1971年,唐闻生出任毛泽东,周恩来的英语翻译,走上外交生涯,是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我国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之女。 唐闻生参与过中美之间的历史性外交会谈，是中美建交历程的见证人之一，为中国和世界的磨合、与对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冀朝铸之后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并和其他四位女翻译员一起被誉为中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
中国唯一的英文大报《中国日报》副总编辑
1984年起任中国唯一的一家英文大报《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后任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1999年任全国侨联会副主席。
唐闻生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唐闻生是新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之一。作为[color=#ff0000]毛泽东[/color]和周恩来的英语翻译。环球在线消息：2006年8月3日，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中，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驻日特约记者就举办这个论坛的意义等有关方面的问题采访到了参加会议的唐闻生先生。对于记者这一代人来说，唐先生是一个传奇。唐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先生的“千金”，唐先生在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时说:“父亲是一位很正直的人,非常讲究原则，但又很讲道理。他的言传身教是我终生的财富。”唐妈妈张希先女士曾经是燕京大学末名湖畔“最漂亮的姑娘”，参加过一二九爱国运动，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成之后成为一名儿童教育事业的推动者。唐闻生先生出生于美国纽约，1952年随母回国，在父母亲的悉心教导之下，唐闻生先生继承了父辈的事业。在中国70年代的外交史中，唐先生亲身见证了许多影响世界格局改变的重大事件。
任过中国侨联副主席等职
80年代以来，唐先生历任中国日报副总编，中国铁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中国侨联副主席等职。几十年工作岁月的起伏，炼就了唐先生“她在丛中笑”的洒脱气度。作为经历过中日恢复邦交这个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人，唐先生在目前中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和许多热心的有识之士一同为推动尽早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望着先生一头华发和一脸充满信心的笑容，怎能不让人感动和佩服。 记者：唐先生您已经是第二次参加北京·东京论坛了，作为我国许多重要事件的历史见证人，在目前中日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否请您谈谈参加这个论坛的一些感受。
渴望中日两国关系得到改善
唐先生：我不是中日问题的专家。不过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中日恢复邦交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出身在二战期间的1943年，我的父辈都经历过,反对过那场侵略战争。可是我们也清楚，即使是在最严峻的形势下，中日两国的人民当中始终存在着一股要求友好的暖流。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曾多次到日本的广岛参加有关反对原子弹的会议。很多与会的日本朋友都坚决反对再次发生战争。那时的日本政府对新中国抱有敌意，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日邦交始终不能恢复。然而，两国民间都有不少人坚持不懈地为中日关系尽早得以改善而努力。正因如此，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率团访问中国，中日恢复邦交，对中日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令人非常兴奋的历史性重大事件，那些感人至深的历史场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自那以后，中日两国关系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说你们这些留学生吧，两国为对方培养的许多留学生在学成之后，都担起了促进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合作桥梁的责任，一代又一代人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编织了纽带。正是由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在两国恢复邦交后不断发展，这符合中日双方的利益，是让两国人民都感到欣慰的事情。“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象我这个年代的人都记得当时我国领导人许多语重心长的话语。我们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也的确希望当初由两国人民共同构建的这种良性发展的中日关系能够长远地发展下去
在铁道部门工作时促使与日本建立友谊
我个人从事对外工作在与日本朋友的合作中，也体会到或许是因为中日两国都同属于东方文明熏陶下的国家，所以我们会较容易了解对方的想法。如果双方能真诚合作，在工作中更容易出现事半功倍的结果。我曾经在铁道部门工作过十几年，那时候中日之间在铁路建设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许多日本铁道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参加中国铁路的建设。他们对我说，日本那时已经过了象中国这样需要大规模进行铁道建设的时代，而能参加中国的铁路建设，他们有英雄找到用武之地的感受。而日本铁道技术人员的真诚友谊，以及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让所有与他们合作过的中方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中日关系阴云密布时认为可搭建民间平台
不幸的是中日关系后来却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出现这种文化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许多年轻的中国朋友对此不能理解。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小部分日本人不能够正确对待历史，把战犯当成英雄这也是一些成年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无法理解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人不能理解，受到那场战争伤害的各国人民都难以理解。由此而产生的愤慨，使一部分年轻人做出了过激行为，这又在部分的日本人中引起了反响。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中日关系的上空阴云密布。看到局面不断恶化，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媒体等方面的有识之士，认为有必要搭建一个民间的平台，通过坦率的讨论，探求促进形势好转的办法。于是他们搭建了“北京·东京论坛”这个非官方的公共外交平台。我对此深表赞同，两国的有识之士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包括互有分歧的问题，进行沟通，寻求共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会产生影响的。[/fo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