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color=#cccccc][table=500][tr][td][font=微软雅黑][size=2][align=left][b]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光绪皇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为标志，戊戌变法拉开了帷幕。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戊戌变法仅仅存活了103天，所以，戊戌变法也被人们称做“百日维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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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梁启超，光绪帝和康有为[/font][/size][/b][/color]
戊戌变法终结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庇护下，搭乘日本军舰“大岛”号，于1898年10 月18日逃到日本东京。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庇护下，经香港赶到日本。劫后余生，师徒们异国重逢，禁不住悲从心来，抱头痛哭。梁启超为何不能像谭嗣同那样慷慨赴死、以血醒民呢？他在长诗《去国行》中做了一番自我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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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梁启超[/font][/size][/b][/color]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寇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同年12月10日，日本的《东亚时报》开始刊登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有关章节。《东亚时报》虽是日文半月刊，但所连载的四期《戊戌政变记》却是中文。13天后，在横滨，梁启超在旅日华商冯镜如等人的资助下，正式创办《清议报》。该报是旬刊，每期40页，梁启超为主笔。在发刊词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清议报》的性质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在“支那近事”专栏中，梁启超又以任公为笔名，开始连载《戊戌政变记》中的有关章节。他还特意申明：“政变记凡八篇，卷帙太繁，今先将第四篇登载于报中。”1899年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的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长达11万字，属于纪事本末体史书，分为5篇。第一篇《改革实情》，记叙了康有为在变法时期的新政上谕，集中说明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兴起的直接关系；第二篇《废立始末记》，记录了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的台前幕后事；第三篇《政变前纪》，分析了政变发生的原因；第四篇《政变正纪》，记载了慈禧太后推翻新政、株连维新人士的情状；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分别作传，使其留名青史。附录有三：《改革起原记》《湖南广东情形》和《光绪圣德记》。
《戊戌政变记》是第一部系统记述、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唯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唯一的进步力量，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由于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戊戌政变记》又是戊戌变法研究的开山之作，所以，《戊戌政变记》一直被众多戊戌变法研究家奉为经典、深信不疑，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不断“层累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党为主角的戊戌变法话语叙述体系。“戊戌政变”一词也因此深入人心，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常识性概念。
政变，有特定、明确的定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解释，所谓政变，通常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国家权力转移的行为。政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自下而上，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如果说“戊戌政变”的确发生过，那么，是因为慈禧太后等少数顽固派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从光绪皇帝手里突然夺回了国家最高领导权。可是，在戊戌变法时段乃至整个光绪年间，光绪皇帝何时执掌过国家最高权力？
亲政之前，光绪皇帝毫无实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光绪不但在政事上无权可言，而且，连打理自己私生活的权利都被残忍地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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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瞿鸿禨[/font][/size][/b][/color]
应该说，刚入宫的那段岁月，慈禧太后还是很疼爱自己的亲侄子光绪（也是亲外甥）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瞿鸿禨（1850—1918，湖南长沙人）在《圣德记略》中披露，有一次，慈禧太后在谈及光绪时，颇为动情地说：
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慈禧还反复挑选，最终确定书法、学问、人品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孙家鼐等鸿儒为光绪师傅。翁同龢为光绪授课时，慈禧多次亲临上书房，提出要求。每天放学后，光绪也像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一样，回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慈禧，向她背诵当日功课。光绪十一年，当慈禧发现小光绪的作文颇有进步时，就降下懿旨，要求翁同龢从此之后，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光绪十三岁时，她又让光绪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光绪先看一遍。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给小皇帝解释这样决策的道理，传授治国理政的经验。同时她还让翁同龢、孙家鼐等给光绪增加了讲解奏折的内容。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慈禧与光绪感情融洽的黄金时期。慈禧对光绪的表现也很满意，表扬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
慈禧不慈，晚年犹嬉。她不仅攻于心计、权欲无极，而且翻手覆云、冷酷无情。为了稳坐“女皇” 宝座，她在物质上、精神上对光绪进行控制，恩威并施，不择手段。特别是发现光绪不太听话之后，更是脸色陡变，采用种种手段，对光绪加以虐待，使其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整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就像忍辱负重的汉献帝似的，过着非人生活。苏勋丞在《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中回忆道：
光绪……那时约30多岁，中等身材，瘦长脸，面色苍白，体质羸弱。我们从未见他笑过。说实在的，他过的是囚犯生活，怎么能乐起来呀！慈禧每日三宴，每宴108样菜，光绪却没有这个排场。慈禧每餐拣自己不喜欢吃的三四样菜命人给光绪送去，以示慈爱。有时，三四样菜要分三四次“赏”，每送一次，光绪都得起立叩头谢恩，连一顿安生饭也吃不成。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她可以就着慈禧的桌子吃。我们那时都私下猜疑，光绪瘦弱，多半是差了点饭食。慈禧怕光绪再反对她，监视光绪很紧，每次去万寿山，都带光绪同行，说是疼光绪，形影不离，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押在马后的犯人罢了……
苏勋丞是河南永城人。1901年，他经老乡介绍，到袁世凯所建的武卫前军当兵，被编入武卫前军右翼第一营。武卫右军的统领是后来有“辫帅”之称的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1902年1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从西安经洛阳、开封等地，回到北京。为了自身安全，慈禧命令张勋所带的武卫前军右翼第一营担负警卫任务。每天晚上5点至次日早上7点在皇宫站岗。慈禧和光绪外出时，也跟随保驾，一直到1905年才撤出去。苏勋丞在值勤时，多次见到慈禧和光绪，并近距离地观察了宫廷内的生活情形。他在这里所回忆的是戊戌变法后光绪的悲惨遭遇。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之前，光绪皇帝的身边也是眼线密布，活动受限，内心十分不爽。一年冬天，翁同龢看见光绪皇帝穿的裘皮大衣外面，又加穿了两件马褂，就好奇地询问缘由，光绪皇帝说：“天气太冷了。 ”“皇上为什么不穿厚一些的狐狸裘皮大衣？”光绪皇帝喃喃自语：“朕只有一件，前一段日子衣袖开缝了，拿出去缝补，还没补好。”翁同龢建议道：“宫内库房里存料很多，皇上应该让成衣房再做一件。”光绪皇帝颇为难堪地说：“朕已经跟亲爸爸说过好几回了，可是太后一直没答应。”翁同龢听后，鼻子发酸，再无言语。
慈禧太后，二十多岁就成为寡妇。那正是她如狼似虎的时节，手握重权的她，岂能耐得住紫禁城里的寂寞？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于是，慈禧绯闻便越过高墙徐徐传到宫外，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悄悄交流的“精彩段子”，如慈禧喝药堕胎、慈禧同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床第情缘、慈禧与荣禄以及李莲英不清不白的关系等。但陈灨一（1882—1953，江西新城人，曾在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幕僚）在笔记《睇向斋秘录》中指出：世上流传的慈禧太后淫乱段子，不下数十件，大都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谈。以我所听到的，某部侍郎连夜逃跑一事，真实可信，此事足见慈禧之荒淫无度。政界大老大多都知道这个故事。某部侍郎，安徽人，风华正茂，皮肤白皙，一表人才。一天，慈禧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时，两眼直钩钩地盯着他，一见钟情，禁不住欲火中烧。按照清朝规矩，官员晋见太后时，只能猫腰俯首蹶腚地跪在地上，如果违反，那是大不敬、杀无赦。所以，该侍郎并不知道慈禧的心意。汇报完毕，侍郎退下去休息，慈禧就密遣心腹李莲英过去打探他的意见，说太后准备将其留在宫中，办理“机要”。该侍郎一听就明白了，他佯装着答应，到了夜里，却乘机逃了出来，从此变名易姓，终身不仕。
年老体衰之后，慈禧在情欲方面似乎有所收敛，却久病成医，深谙“用情感软刀子杀人”的精髓。这也成了她企图降服光绪的一把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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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慈禧和隆裕[/font][/size][/b][/color]
光绪有一位皇后、两个妃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隆裕，无论相貌、才学、性情，光绪都不中意，但是由于是慈禧太后敲定的，光绪皇帝只能“照单收下”。两个妃子瑾妃、珍妃姊妹二人，也是慈禧太后帮助挑选的。隆裕比光绪大三岁，生在宫外，见多识广。据说，由于初夜不谐，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后来，光绪“移情别恋”，对皇后采取冷淡态度，却与年少活泼的珍妃打得火热，引得隆裕醋性大发，频频向姑妈告状……夫妻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母子关系，也为光绪皇帝悲惨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清史专家谢俊美教授指出：“西太后为什么让隆裕去做皇后？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光绪皇帝，实际上西太后为了自己掌权，各方面都设计好，最后把光绪变成一个傀儡。”长期的精神虐待和思想压抑，使光绪皇帝的健康大受影响，“光绪幼年即身体虚弱，大婚之前稍感风寒，必头疼体瘦，年仅十五六岁已弱不禁风，二十七八岁患耳鸣脑响，渐次加重，又长期遗精。”这样的生活真是太残酷、太可怕了。
光绪皇帝生于1871年8月14日，按照祖制规定，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朝廷为虚岁16岁的光绪举行了亲政典礼，慈禧太后被迫开始“训政”，实际上还是她当权；1889年3月4日（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朝廷再次为光绪皇帝举行亲政大典，慈禧太后不得不正式宣布“归政”，驻跸颐和园。但是，皇上亲政后，修复了颐和园，专门用来颐养母后慈禧；每隔一天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每日各地上报的奏折，皇上阅读后，都要密封好，派人送到颐和园，请慈禧审阅、指示。“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与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光绪也非常“懂事”，“处理哪一件事情，都刻意求工地模仿着太后的旧规，这不用说自然是很使太后高兴的了。可惜太后的雄心太大，光绪纵然如此谨慎小心，她也不能完全满意。后来，她又知照光绪遇事必须先禀告她，然后再决定办法。于是，光绪的亲政便成了一句面子上的空话，全部的政权依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里，等于她不曾退休一样。”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河北大兴人。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他长期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其工作职责就是记录光绪每天的起居言行，对光绪的习性和事迹非常熟悉。光绪皇帝驾崩后，葬在河北易县的崇陵。宣统三年四月（1911 年5月），在清朝灭亡前夕，恽毓鼎写成了光绪皇帝传《崇陵传信录》，其中，主要记载了清末朝廷倾轧内幕，对于慈禧太后专权，荣禄策划另立大阿哥谋废光绪帝，以及义和团运动等记录得尤为详细，是研究晚清统治集团宫廷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在《前言》中，恽毓鼎写下了一段声情并茂、可感可触的文字：
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紧制，终於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
戊戌变法是经过慈禧同意之后才开始的。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外患内扰相通而至”的危险形势，促使许多“国人之迷梦亦渐醒”?“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1898年春夏之交，全国维新热情日趋高涨，光绪忍无可忍，毅然向太后“摊牌”。他对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听到奕劻的报告，慈禧勃然大怒：“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但鉴于废立阴谋还没有酝酿成熟，所以，她又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随后，奕劻转告光绪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争取到了事权以后，光绪皇帝又去颐和园当面请示维新事宜，获得太后批准后，光绪才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对此，梁启超做了明确记述：“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上既决心，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仍无实权。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天，慈禧迫使光绪连下三道“上谕”：第一道，下令免去有维新思想的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驱逐回原籍；第二道，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实质上是向朝野宣布，大权仍在太后手中；第三道，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该职兼北洋大臣，加授文渊阁大学士衔，统领北洋三军）。从6 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迫令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熗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将军事大权牢牢地握在手心。由此可知，慈禧“下放”给光绪的事权是十分有限的，国家最高权力中的核心权力兵权、人事权和理政决策权，仍被慈禧掌控。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从戊戌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 ”，在交通不畅、轿扛船载的晚清时代，相距15公里的路程，去一趟就得三四个小时，这对身体虚弱、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不光是变相体罚，简直就是一种“刑罚”。可以说，在戊戌变法时段，光绪至少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太后的身边看其脸色行使事权的。而且，朝廷文件明确写着“朕钦奉慈禧……
皇太后懿旨”，说明慈禧与光绪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从四月二十三至八月初五日（6月11 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维新进入其高潮期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都送到慈禧太后手中。”“不管什么时候慈禧太后来到北京，他总是严格遵守礼仪，在宫门外跪着迎接她。当去颐和园拜访她的时候，不许皇帝宣布驾临，皇帝被迫跪在内宫等候大太监允许他晋见。太监李莲英非常憎恨皇帝，让皇帝等待使他内心感到非常高兴，有时通报老佛爷说皇帝驾临甚至要拖半个小时。每当这些时候，他总是感到非常受压迫，皇帝也像宫中的官员一样，必须买通太后身旁的太监开道。事实上，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就像对待那些满族贵族一样，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光绪有了眼泪只能肚里咽，难怪他常以处境凄惨、生不如死的“汉献帝”自比啊。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在《回顾戊戌重温历史——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座谈时指出： “在100多天的变法中，光绪皇帝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颐和园，去一次要住两三天。每日的奏折，光绪皇帝处理之后，都要封好，派人送给慈禧。慈禧如果认为皇帝处理不当，就会令皇帝改正。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有一道废漕运的上谕，头一天发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在这一时段，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打个未必恰当的例子，慈禧太后就像是清政府的“董事长”，而光绪皇帝最多不过是个“总经理”。一切重大决策，还得“董事长”拍板，连“总经理”的去留，也是 “董事长”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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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康南海自编年谱》[/font][/size][/b][/color]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记述了光绪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事的决策过程。康有为写道：光绪于五月“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清廷戊戌朝变记》《四朝佚闻》分别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清廷戊戌朝变记》认为，自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变法以来，皇上所采取的新政举措，没有一项不是先赴颐和园向太后报告的，太后同意后才对外宣示。虽然他表面上拥有事权，并不敢独断专行。《四朝佚闻》指出：光绪皇帝摄于太后的积威，见到太后就浑身筛糠，胆战心惊，虽然已经亲政，却不敢擅自做主。戊戌变法时期，也是事事都要向太后请懿旨。这些证人证言，无可辩驳地证实，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换句话说，政变的前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
“尽管名义上慈禧太后从政府的职务上退休，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她只要愿意，仍然是帝国的专制统治者，并时刻准备声称她有这种能力。 ”所以，当慈禧太后感到光绪皇帝“不听话”了，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威胁时，她便主动出击，“如缚雏鸡”“如薙枯草”，囊中取物似的收回了授予光绪的事权。
据史料记载，9月18日（八月初三）下午2时以后，也就是光绪皇帝离开颐和园、返回紫禁城不久，杨崇伊“恳请太后再次训政”的奏折，被送到了慈禧手里。
接到奏折时，慈禧正在看京剧。对政治动向极为敏感的慈禧太后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她联想到连日来内务府大臣立山等人的密报：“皇上已派人到各个公使馆，要求外国干预，废除太后。”又联想到近日光绪皇帝未经请示就罢免六堂官、任命“军机四章京”、要开懋勤殿组建自己的顾问班底等强硬措施，更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思量了半晌，当晚八九点钟，她才定下决心，明日一早就回宫去，进行实地查验。
美国传教士何德兰（1859—1942）在《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里，对当时的情景做了如下描述：
她（慈禧太后）叫来了自己的轿子，上了去紫禁城的路。她没带军队，只由她可以全力依靠的自己宫内的那些太监护卫着，一旦出起事来也足够可以抵挡皇上的那些太监了。……皇上听说她已在路上的消息之后，就派人送信给康有为，叫他逃走，并想办法挽救时局，而自己则想要躲进外国使馆，但还未等到这么做就被慈禧太后抓住了。于是，光绪结束了他的亲政生涯，开始了囚徒生活。
德龄（1881—1944）是满州汉军正白旗人，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后任太仆寺卿，母亲是法国人。1903年3月，经庆王载振推荐，德龄、容龄姐妹俩进宫，成为慈禧的御前侍女，为慈禧做英语、法语翻译。德龄在慈禧身边生活了较长时间，掌握了许多宫廷秘闻。她说：“我因为曾经留在清宫内给太后当过几年侍从女官，对于光绪的一切，幸得有较深的认识。同时，得到最先的机会听到他自己所说的许多悲痛的故事，以及他打算革新国家政务的各项计划。”从1911年开始，她陆续出版了《童年回忆录》《金凤》《清宫两年记》《慈禧御苑外史》《光绪泣血记》《皇室烟云》《莲花瓣》等作品，每部著作的出版或再版，都风靡海内外，盛销不衰。《光绪泣血记》也曾译作《瀛台泣血记》或《光绪皇帝》。对于慈禧太后返回皇宫“夺权”一事，德龄做了比较翔实、生动的记载：
……第三次密报又来了，其时太后的鸾舆正在匆忙地抬进宫门。
光绪因为早已死心塌地的缘故，精神反而觉得安定了许多。他和珍妃就在很少的几个太监的掖护之下，整好衣冠，走到最外面的一座大殿前的石坪里跪着，静待太后到时接驾。
……即使光绪自己还甘冒不韪，用武力来和太后周旋一下的话，事实上也办不到。因为……他手里没有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
老佛爷的一帮侍卫，都堆着怪骄傲的神气走进来，仿佛是专门随着太后来拿办光绪的。不久，太后自己也从鸾舆里慢慢地跨下来了。光绪大着胆，偷眼望她一瞧，只见她满面怒容，颜色泛白，白中透青，真像一个打算跟人家拼命的老太太一样。这倒也是怪不得她的，因为当她从颐和园回到大内这一段路是相当长的，她老人家独坐在鸾舆内，尽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着，自然愈想愈恼了。
……他（指光绪）虽然说得十分恳切，无奈太后已不愿再跟他多费唇舌。因此，她就愤愤地把手一挥，制止他再说下去。
“别再给我花言巧语了，现在只有很干脆的几句话：你要知道这天下是老祖宗们打下来的，他们所定的一切法度、一切规矩，当然都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做子孙的人，要保守这个基业，就只有完全遵守这些法度和规矩的一个法儿，你是什么人，配来变动它们啊！要如真照你想的那些混账新法儿搅下去，我们大清帝国的天下，怕不要在你手里断送掉吗？如今你自己也该明白了，你到底配不配再统治这个国家？快给我想一想看，你现在应该如何收拾才好？”
太后这句话一说，光绪心里是立刻明白了。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已到了不能不暂时结束的地步了 ——当初他真以为是暂时的结束，不料后来却变为永远的休止。于是他重复再磕着头说：“亲爸爸，孩子懂得了，明天孩子马上草一张诏书下去，把掌理国家大事的权柄依旧请你老人家来执掌，因为孩子实在太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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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丁韪良[/font][/size][/b][/color]
同样的戏剧性政变场面，在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丁韪良的《花甲记忆》中，也出现过：
面对皇帝的革新措施，保守派魁首惶惶不可终日，叩请慈禧太后挽救大清帝国于水火之中。于是，太后像天神一般降临人间，斥退了年轻的法厄同（即太阳神之子，驾驶其父亲的太阳车狂奔，险些焚掉了整个世界，幸好被宙斯用雷击毙），避免世界着火焚烧，而太阳车也回归原来轨道。
皇帝的九五之尊得自太后，此次犯错，便扑倒在母后脚下，承认错误，恳请母后“示儿如何治国”。
当然，我们对这些像电视剧一样的记录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是戊戌事变后，“始作俑者” 杨崇伊在递给慈禧的密折中的说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年“政变”的实情，也有利于解答我们提出的各种疑问。在《乱党虽平，慎防后患折》中，杨崇伊对“政变”的记述是：“祸机一发，各国环集，时日先后，间不容发。幸而皇太后即日训政，不动声色，弭乱未形。”?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国家大权夺下了。世上还有这样轻而易举、手拿把掐的“政变”？
“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绪皇帝也丝毫没有与当政几十年的太后分庭抗礼的胆略和力量，这也正是慈禧能够轻易用‘训政’的形式，便将皇帝控制住的原因所在。因此，这次政变，如果也算作一次非正常的权力移交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和平政变 ’。”马忠文虽然对政变说不太满意，但他的结论有些扭扭捏捏，尚不够旗帜鲜明。而戊戌当年的舆论，也有“皇太后布置一切，以收回事权……”? 的说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戊戌政变”是“皇权至上”者及其光绪皇帝的同情者梁启超等人脱离实际的臆见，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回到历史现场去看一看，就会幡然醒悟，当年9月21日所发生的，只不过是慈禧太后从傀儡皇帝光绪手里收回事权事件，应准确地概括为“戊戌收权事件”或“戊戌事变 ”。
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政变“原委”占据突出位置。全书的6卷正文，都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展开的。这是为什么呢？据研究，慈禧太后重新登台后，康党在海外掀起了“勤王求救”运动。梁启超于“9月27日，在大岛军舰上上书伊藤博文，希望他‘念兄弟之邦交，顾东方之大局’‘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并请营救谭嗣同等。10 月26日，上书日本总理大臣兼处务大臣大隈重信，说政变的原因有四：‘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并列举慈禧‘ 可讨之罪’，光绪‘英明仁厚’‘奋然行之’之圣，从而‘为秦廷之哭，呼将伯之助’。”康有为则相继抛出了杜撰的两道“密诏”，并在《奉诏求救书》中，详细列举了慈禧“不恤国家”“失地失权”等十大罪状，其训政是“废君篡位”的“伪临朝”，为“勤王求救”大造舆论。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戊戌政变记》出笼了。康梁精心炮制的“政变”之说，由此开始传播，并以讹传讹，传播了一百多年，不知误导了多少人！
1898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城内，景山脚下，马神庙中，没有鼓乐齐鸣，没有红毯铺地，也没有贵宾致辞、“领导”剪彩、代表发言……管学大臣孙家鼐默默地率领中西教习和160名仕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对着万世师表孔子的灵位顶礼膜拜。当时既无摄影，更无录像，开学典礼的情形，早已尘归尘，土归土，烟消云散了。幸运的是，报纸的记载还能找到，凭借白纸黑字，后人似乎还能若隐若现地看见当年的踪影。 1899年2月6日，位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作了如下报道：
京师大学堂于两星期前举行了隆重的开学仪式。除了该校的西教习之外，没有其他外国人参加这个开学仪式。
京师的传教士们，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对此表示相当愤慨，因为西教习们在开学典礼上对着孔子的灵位脱帽和鞠躬敬礼。他们认为此举表示西教习们跟他们的中国同事们一样崇拜孔子。有人说，尽管西教习们的本意并非崇拜，但本地的中国人却肯定会这样理解。
然而，在中国居住时间更长的人就不会这样想。虽然中国人可能会真的报道说西教习们对孔子的灵位顶礼膜拜，但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这样的话，更别提其他人了。西教习们曾被告知，在这件事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但在开学典礼前举行的教员会议上，他们一致表达了在经过孔子灵位时要脱帽致敬的意愿。中教习中的基督徒也被管学大臣孙家鼐免除了下跪磕头的礼仪，因为后者说他不想强迫他们在这件事上违背自己的良心。孙大人虽然是个保守派，但却通情达理，具有十足的绅士风度。
考虑到交通和通讯工具的落后，信息传递缓慢，报刊也很稀少，《北华捷报》又是周刊，所以，这条消息在当时还是很有新闻性的。可惜的是，该报并未详细记载京师大学堂具体的开学时间，以至于后来连学术大师、考据权威、北大校长胡适都搞不清楚“北大生日”，以至于北京大学的校庆活动，先是在每年的12月17日，后来又改在每年的5月4日……1998年，专家根据当年的上海中文报纸《申报》才得出了 1898年12月31日是京师大学堂“生日”的科学结论，总算把这个百年谜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899年1月17日，《申报》刊登的京师大学堂首次开学告示全文如下：
兹照录总办告示曰：为传到事，前经出尔，本学堂学生斋舍，按照定章原额尚不敷。兹将例应住堂各学生，分作三项，核定名数。计仕学院学生三十名，中学生六十名，小学生七十名。除照章报名入仕学院之学生十二名，由本学堂另行知会外，其余各生姓名具列如左，仰该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报明。如届期不报，立即扣除，以便续传足数。切切勿违，特云。
历史永远充满着耐人寻味的神奇魅力，也蕴藏着众多待解谜团，京师大学堂的生日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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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定国是诏[/font][/size][/b][/color]
1898年6月11日，在《明定国是诏》中，光绪皇帝宣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到9月21日，戊戌变法黯然落幕，一共103天；而从9月21日再到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意外开学，也是103天。前后两个103天，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谁能说得清楚呢？现在可以说清楚的，就是仕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混杂在一起举行大学开学典礼，恐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创举”，这样的大学办学模式，恐怕只有用“中国特色”四个字来作解释了。
富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成功，对于戊戌变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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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京师大学堂[/font][/size][/b][/color]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但是，她的酝酿却在戊戌变法之前，而且历经了多年。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有22万八旗军、66万绿营军，又有坚固的堡垒、众多的炮台，以逸待劳，可以守攻自如；英军总司令懿律率领的舰队从印度出发，拥有40余艘舰船、4000名士兵，师出无名，又是劳师远征。中国将士虽然奋不顾身，英勇抵抗，但血肉之躯岂是英军炮火的对手？
在英军的一连串进攻面前，清政府束手无策，连吃败仗，最后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谈判。8月29日，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香港岛因此被割让给英国，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大口岸被迫开放给英国人贸易和居住。西方列强闻风而动，纷纷威逼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同年10月 24日，中法签订《黄埔条约》，法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
自从紧闭的国门被英军的大炮轰开以后，大清帝国这只“纸老虎”立马现了原形，顷刻间沦为世界舞台上的“瘪三”，列强们谁愿意过来打两拳，就打两拳；谁想出气踢三脚，就踢三脚……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俄争夺中亚和武装入侵新疆、中法战争接踵而来，最后，连中国人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将中国打败。整整半个世纪，清政府签订了数不清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成万、成亿两白银潮水般地赔偿给战胜国，使得强国越强、中国越弱。百姓被朝廷敲骨榨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举国上下百业凋零，生灵涂炭，满目疮痍，好一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衰败景象！
侵略者的隆隆炮声，让神州颤抖，也迫使被儒学禁锢了数千年的中国人的大脑渐渐开窍。一些不甘做亡国奴的先贤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反思中国落伍的根源，寻找救国的良方。可以说，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在教育改革的问题上，却达成了惊人的共识：中国落后是因为缺乏人才，人才缺乏是因为教育方法不当——满篇之乎者也、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曰诗云，只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欺上瞒下，对外落后挨打。士子们皓首穷经数十年，“尚不知汉唐为何代，郡县为何名”，更不可能“通万国之情形，考中外之法治”，这种以愚民和培养奴才为终极目标的教育制度“与自缚倒戈，何以异哉”？有几则小故事，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国学育人、八股取士的危害性。
陈一在《睇向斋闻见录》中写道：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一年冬天，京城雪大如席。其子、侄辈有从欧洲游历回来者，登门探望他。世铎见面后，问道：“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听者掩口而笑，回答说：“中国与外国同在天地间，所以都有风霜雨雪。”世铎听罢，默然无语。
咸丰进士、军机大臣王文韶（1830—1908，浙江杭州人）素以“官场玻璃球”著称。一天，日斯巴尼亚国派遣使臣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接到报告，王文韶却勃然大怒：“日本鬼子又来胡闹！”军机处某章京解释说：“日斯巴尼亚就是欧洲的西班牙国，并不是亚洲的日本国。”王文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日本鬼子有求于我国，恐怕我不答应而故意改个国名蒙混呢？即使按你说的那样，西班牙又称为日斯巴尼亚，可以一国两名，安知日本就不能一国两名呢？”那位军机章京听后，只能暗自嘲笑，却不敢辩解。
还有一则故事也很有讽刺味道。一次，旗人官员德寿提出，要把各洋务学堂的算学、体操、地理三门功课全部取消，理由是：“算学可删，因做官的自有账房先生料理财务；体操可删，因我辈是文人，不必练那个；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让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
进士出生的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但是，林则徐的西学知识也很有限。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次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采取果断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为了报复，1840年6月28日，英舰封锁珠江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两个月后，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身在广州指挥抗英战争的林则徐忧心如焚，再次上折，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收复定海。他的主要理由是英军仅持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复起”这一见识深信不疑。据说，有人还向林则徐献了一计：使用钩镰熗——一种带着钩子的长矛对付洋鬼子。其理由是，洋鬼子的膝盖不能弯曲，只要用钩镰熗钩住他们的腿，将其拖倒，他们就再也无法自己站起身来。这样，就可以置洋鬼子于死地。林则徐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部署官涌炮台的防备时，以直腿的洋鬼子肯定爬不上去为由，没有对其侧后方加以防备。结果，洋鬼子竟能腿打弯儿偷偷爬了上去，导致炮台陷落。
不改革空洞、陈旧、落后的教育模式，人才匮乏，中国必亡！于是，关于改革国学教育模式、创建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起彼伏，时有高论。
光绪八年（1882年），曾出使过日本、俄国的晚清外交家王之春（1842—1906，湖南衡阳人）在《广学校篇》中指出：
西学规例极为详备，国中男女老幼，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岁皆入学。……学分四科，曰经学、法学、智学、医学。……更有技艺院、格物院，均学习汽机电报织造采矿等事。又有算学、化学，考验极精。……总之，造就人才，各因所长，无论何学，必期实事求是，诚法之至善者也。
1893年，清末改革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2，广东中山人)出版了巨著《盛世危言》，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郑观应认为，要国家富强，就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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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盛世危言》[/font][/size][/b][/color]
《盛世危言》一经问世，朝野震动，各界人士争相传阅，重印20余次，影响很大。光绪帝师、时任会典馆副总裁的孙家鼐曾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皇上阅后，赞叹不已，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下同）印刷2000部，分发各级官员学习。《盛世危言》对于康有为、孙中山乃至少年毛泽东，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回忆说：“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火。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激发了我继续求学的欲望……”
1895年7月，小站练兵开创者胡燏棻（？—1906，安徽泗县人）向朝廷上了一道《条陈变法自强事宜疏》，就修铁路、开矿产、创邮政、练陆军、设学堂等十个问题，全面、翔实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在第十个问题“设立学堂以储人才”中，他大胆建议：“拟请特旨同饬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数年以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商有学堂，则操奇计赢之术日娴；工有学堂，则创造利用之智日辟；农桑有学堂则树艺饲畜之利日溥；矿务有学堂，则宝藏之富日兴。”
光绪皇帝深为赞许，任命胡燏棻调任卢津（北京卢沟桥至天津）铁路督办，不久，又提拔他当了顺天府尹。
对于当时“学子”如云，而“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痒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尴尬局面，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龚自珍曾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康有为则深刻反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梁启超指出，清廷官吏“不学兵旅而掌兵，不懂会计而掌财，见洋人栗栗变色”，因此，“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事实上，在人们热烈谈论教育改革的时候，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勃兴，洋务学堂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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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同文馆[/font][/size][/b][/color]
同治元年（1862年），同文馆在北京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迈出了第一步。20多年执教同文馆、后来担任了总教习的丁韪良认为，“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的“最初的源泉”。据统计，到1896年，各地开办的洋务学堂多达34所，培养的毕业生也有1000多名。像近代思想家严复、民族英雄邓世昌、哲学家张君劢、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和外交家张德彝、汪凤藻、陆徵祥等，都出自洋务学堂。
当时，洋务学堂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主要以传授“西文”的方言学堂即外国语院校，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武昌自强学堂、两江方言学堂等。晚清虽然已经成为“瘪三”，但“精神胜利法”仍然在起作用，时时处处还以“天朝上国”自居，而将西方视为“蛮夷之邦”，“蛮夷之邦”的语言当然是“方言”了；第二类，就是以传授“西艺”的实业学堂，如马尾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等。1895年 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朝廷请求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1896 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由此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工科大学。
洋务学堂是新生事物，被守旧派视为“旁门左道”；所传授的科学技术，也被贬之为“奇技淫巧”。体仁阁大学士、理学大师徐桐振振有辞地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康乾之世非有机器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1867年，北京地区春季大旱，瘟疫流行；6月10日，又刮起了沙尘暴，飞沙走石，遮天避日。两个时辰内，大白天的紫禁城犹如黑夜。随即，谏议大夫杨廷熙上疏道：“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洋务学堂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诸多实际困难。以马尾船政学堂为例，除了食宿免费外，学生每人每月可得白银四两（一两约合今人民币 140元），以便赡养家属。但是，如此优厚的待遇，前来报名的学生还是稀稀拉拉。对此，李鸿章大为感慨：今入水师学堂者等于术艺（即不是正经读书而是学习技艺）……中国士大夫由来囿于积习，名门望族，未必肯让他们的子弟进洋务学堂做学生。
就像一艘顶风破船，洋务学堂摇摇晃晃，艰难前行，似乎随时都会葬身海底。
洋务学堂在教育改革中，虽然有破冰之旅的作用，但是，其弊端也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对此，改革派看得很清楚，批评起来也是毫不客气。郑观应认为：“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梁启超也指出：“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
对于国学教育和洋务学堂的“软肋”，1896年，光绪帝师、署工部尚书、管理官书局事务大臣孙家鼐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苟仅援引此官学、义学之例，师徒授受以经义帖括，猎取科名，亦复何裨大局？即如总署、同文馆、各省广方言馆之式，斤斤于语言文字，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福建之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及南北洋海军武备各学堂，皆囿于一才一艺，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体，先厌华风，故办理垂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者，所以教之之道，固有未尽也。此中国旧设之学堂，不能仿照办理也。 ”
纲举才能目张。创建新型教育体系的“纲”是什么？就是京师大学堂。
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尽快创办京师大学堂，已成为朝野共同的心愿。1896年前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呼声达到了高潮。
外交家姚文栋（1853—1929，上海人）在《京师学堂条议》中说：东洋、西洋各国的首都都建有大学，为人材总汇之所，……专门设置学务大臣，以管理全国的教育，所以他们才人材奋起，国势日强。?翰林编修、强学会骨干熊亦奇上了一道《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学校，是天下之公器；今日世界，西方人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其国势强盛，其民智洞开，其国内政治与教育分别治理。以前官书局计划创建一所新学馆，开风气育人才，不过粗引其端。现在建议，国家在首都设立学部，称之为京师大学堂；聘请中西通儒，译编课本。自小学开蒙依次分门教育，坚持百年，才俊必将大兴，风气必将不变。美国著名传教士狄考文（1836—1908）、李佳白（1857—1927）也坦言相告：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国大而弱，民贫而愚，人口众多却没有可用之才；大学堂里，备有各等学问，所以培养训练出来的人都是全才。
在众多的建言中，作用最大的要数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33—1907，贵州贵阳人）所上的《奏请推广学校折》。1896年6月 12日，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指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 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并提出了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等具体建议。光绪皇帝阅后，立下谕令，让总署 “议奏”。同一日，总署就回奏道：该侍郎所请求在京师建设大学堂，是扩充官书局的一项内容，应请皇上降旨，让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察度情形，妥善办理。
同年8月，孙家鼐经过“与在局诸臣悉心筹议”之后，上了一道《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在办学宗旨上，他认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在校园建设上，他用妙笔勾画了一幅现代大学才有的优美愿景：“先建大学堂一区……堂之四周，仍多留隙地，种树莳花，以备日后扩充建设藏书楼、博物院之用。 ”在学科设置上，他坦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在教学管理上，他建议：“大学堂内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二人。”在学习激励上，他破除了国家出资、学生免费求学的传统做法，规定：“四小学之学生……考取入学，自备薪水，数年后中西各学俱通，升入大学堂，始给薪水，以示鼓励。”遗憾的是，这一美好蓝图，被守旧派以经费不足等为借口再次束之高阁。
2007年11月17日，贵州省隆重举行了“纪念李端棻逝世10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有人指出：“他（即李端棻）在1896年6月呈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很显然，其评价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光绪是一个国学造诣精深、而又能够与时俱进的开明皇帝。他对中西教育的本质区别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甲午战败后，又接连发生了德、俄先后强占我国胶州、旅大等事件，光绪“怒甚”，更加意识到，原来终日攻读的历代经典“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遂决变政。”因此，当御史王鹏运于1898年2月15日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时，光绪皇帝立即谕令总理衙门： “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可是，刚毅、荣禄等把持的总署，却以“事属创造，筹划匪易”为理由，久拖不办。
1898年6月11日，经慈禧太后批准，拥有“事权”的光绪皇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进行维新变法，以求自强：
……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在《明定国是诏》中，光绪皇帝明确提出了创建京师大学堂的任务，并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加论述，具体部署，提出要求。实际上是把建立一所新型、综合性大学摆在了戊戌变法“第一仗”的高度，意义不同凡响。
但是，总署仍旧是磨磨蹭蹭，不肯买账。
6月26日，光绪皇帝十分生气，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回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接到“最后通牒”，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无不“跪诵之下，悚惧莫名”。于是，他们马上放下架子，请梁启超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拟订了8章52节。
6月30日，御史李盛铎（1859—1934，江西德化人）上了一道《奏京师大学堂办法折》，就择立基址、酌定功课、筹集的款（即确实可靠的款项）等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还特意提请委派孙家鼐担任“专办大臣”。
7月3日，光绪皇帝决定：“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理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总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人士，奏请简派。……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着户部分别筹拨；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随后，军机处将“会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开办详细章程折、单一件，又奏覆御史杨深秀等奏请设局译书片，拟请俟发下后，再降谕旨。谨将原折、片、单恭呈慈览。”并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好事多磨，京师大学堂吵嚷多年，终于揭开盖头，进入到正式筹建阶段。
据统计，在103天的变法时段内，光绪皇帝“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连续颁布230 多道除旧布新的上谕。但是，他对创建京师大学堂却是格外重视，直接涉及京师大学堂的上谕竟有15道之多。比如，7月4日，他命令庆亲王奕劻、礼部尚书许应骙负责大学堂工程建设，并要求迅速办理。7月10日，他发布上谕：“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着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书院坐落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具仿照办理。”7月20日，他批准将景山脚下、地安门内的和嘉公主府作为大学堂校址；8月9日，孙家鼐在《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中，提出八条建议，并请求派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赏二品顶戴，光绪当即恩准；9月9日，孙家鼐在《奏请另设医学堂折》中，建议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学，由大学堂管辖。也得到了皇上的批准……可以说，创建京师大学堂的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了光绪皇帝的心血；而京师大学堂每向前迈进一步，都紧紧吸引着朝野和社会舆论的目光，并对戊戌变法的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10月3日，《北华捷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
《京报》几乎每天都登载孙家鼐有关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这所大学似乎成了文人圈子中最经常和最热门的话题。翰林院有多名学者被聘为大学堂教授汉学经典的教习，而作为校长的传教士和神学博士丁韪良正在仔细挑选西教习。语言系可望在十月中旬开课，医学系约在一个月之后也可以上课。一座由政府管辖的医院将成为医学系的附属医院，以便供学生实习。大学堂各系的所有学生一旦毕业，都将被政府授予文凭、官衔，以及政府部门中的职务。
众所周知，变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作为系统工程，戊戌变法应该有自己的初级目标、中级目标、高级目标。在戊戌变法期间，创建京师大学堂就被朝廷“视此为新政第一大举动”。而《明定国是诏》“把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一个国家行为，提到启动新政之首要举措的高度，并以此推动全国教育及其他方面变革与现代化的进程。”
假使把“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看做戊戌变法的高级目标，那么，把创建京师大学堂视为初级目标，应该不是溢美之辞。
戊戌事变后，慈禧“罢新法，悉复旧制”，在“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12月31日，恰巧就在戊戌事变103天之时，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仕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加在一起才有160名，后来陆续招生，到了1899 年5月，学生已有218人。许德珩在《北京大学校史•序》中指出：“京师大学堂本身就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反对才创立起来的。”京师大学堂的幸存、发展，是戊戌变法的一大重要成果。既然初级目标已经实现，怎能一口认定戊戌变法就失败了呢？我认为，戊戌变法只是夭折而已，应该用“夭折说”取代 “失败说”。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夭折不也是一种失败吗？的确，总体来说，夭折也是一种失败，但是，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失败在程度上有大小、轻重之别。就像古人对疾病一词所作的解释那样，“疾”也是一种病，可是，“疾”是小恙，而“病”才是比较严重的病痛。同样，在史学研究中，“志”与“传”、 “年谱”与“年表”、“正史”与“野史”等，都有着本质区别；在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代表着不同时代文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但从本质上来看，都属于诗歌体裁。为什么要分别以唐诗、宋词、元曲加以命名呢？道理很简单，三者在写作要求上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并非咬文嚼字，不同的命名，说明了认识的深化和清晰。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理不真。那种葫芦绞茄子、大而化之、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研究，只能昭示研究者的理论肤浅和思维混乱。
正因为戊戌变法只是夭折，所以，京师大学堂创建成功之后，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占的地位更加特殊，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一所大学的应有分量。
其一，作为管学大臣，孙家鼐不仅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而且还是统管全国新式学堂的第一任教育部长。“是时管学大臣之权限，不专管理京师大学堂，并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实以大学校长兼全国教育部长之职权。”“维新变法运动遗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维新教育改革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进展，同时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进入了创立阶段，设置专职教育行政官吏也从此开始。”
其二，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家开办的综合性大学，学术起点很高。谈及戊戌学制，有人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京师大学堂创办之时，仕学生不过30名，能算一所真正的大学吗？回到历史现场，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先贤早就给出了答案。丁韪良在回忆录《花甲记忆》中认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创建时，都没有固定校舍，学生上课要到处打游击；哈佛大学开办的第一学期，只招收了六七个学生，教材只有《圣经》一本。而京师大学堂的校园规模、学生数量、管理章程都像模像样。而且，课程设置借鉴了牛津、哈佛和东京帝大的经验，连西教习的学袍、礼帽都是牛津大学的样式。
兰多是英国人，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他是战地记者。后来，他在《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中指出：
这个新建的大学堂与翰林院有天壤之别，这儿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挂满了地图，而在架子上则堆满了用于物理、几何和化学实验的各种仪器。倘若遮住建筑物上那些翘角的屋檐，它看起来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类正规大学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其三，京师大学堂还是中国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摇篮。她不仅直接演化成了北京大学，而且先后繁衍出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众多名牌高校。如果把与京师大学堂有渊源关系的高校排列出来，数量、质量都是可观的，她对于中国近现代化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其四，由于戊戌变法在教育改革中，紧紧抓住了创建京师大学堂这个“纲”，纲举目张，一旦国家最高综合性大学得以创办，那么，全国各地的中学堂、小学堂呈数量级开办，就顺理成章。假以时日，以新型的大学、中学、小学教育体系取代古老、腐朽的太学、书院、私塾教育体系，就水到渠成。“ 由于他（孙家鼐）在政界与学术界的威望，他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当代中国实行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追根溯源，其老祖宗还要数京师大学堂。虽然在京师大学堂之前也有洋务学堂存在，但是，那些洋务学堂犹如花果山上的毛猴，与人类并无血缘关系。京师大学堂才是周口店猿人！
其五，京师大学堂影响很大，“效应”深远。1899年6月27日，在白色恐怖下，京师大学堂的存在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鼓舞。《北华捷报》以有些调侃的语气报道说：
通常发自天津“有关关闭京师大学堂的报道”，就像驴子拉磨那样，又转了一圈，传到了我们这里。与此同时，可以容纳160多个学生的楼群正迅速接近完工。西文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即将在偌大的“藏书楼”摆上书架。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这批图书收藏终将从“藏书楼”顶上向大学堂的所有成员，乃至整个京师的居民，放射出“甜蜜和光明”。
1998年，在纪念北大百年华诞时，著名学者王瑶在《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序言》中进一步强调指出：“近年来由于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甚至有人称之为‘文化热’。其实就文化学术思想的变迁而言，这个过程至少从戊戌维新运动就开始成为震撼社会的思潮了，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过程之中……”
[b]以前研究戊戌变法，大都以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康南海自编年谱》等作为理论依据。可是，纸里包不住火，随着史学家的考证深入，康有为篡改、编造历史文本的问题逐渐被证实。曾经被康有为“妙笔”创作的“常熟冒寒留南海”的传奇经历，也渐渐浮出水面。[/b]
岁月如刀，它能够一层层剐去作伪者脸上的油彩，戳穿其精心编造的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对于康有为为人奸诈的性格，前辈人早有过多次揭露。乔大壮（1892—1948，四川华阳人）是鲁迅欣赏的书法家，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办公室内，他曾与鲁迅对桌办公达4年之久。生前，他讲过这样一件奇闻：
郑文焯（1856—1918，辽宁铁岭人），“清季词学四大家”之一。1918年在苏州逝世。康有为得知郑家珍藏着许多宋版书，十分眼热。当时，宋版书的价格是一页一两黄金。一天，他乘郑公子不在家之际，打着悼念老友的旗号，到郑家吊孝。一番哭鼻子抹泪以后，他才对郑文焯遗孀说：“ 文焯先生生前答应要送给我几部书，现在他走了，我今天特地来取，好拿回去作终生纪念。”看到大名士康有为这么重情讲义，郑太太没有多想，就打开书橱，让他自取。康有为一点也不客气，连忙挑了几部，便匆匆离去。不久，郑公子回来，闻讯后，连呼上当。他立即找到康有为，希望讨还珍贵图书。但康有为却是个明白人，没等郑公子开口，就一把拉住他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讲述自己与郑先生的友谊，还好吃好喝地款待郑公子，弄得郑公子根本不好意思启齿要书，最后，只得空手回家。康有为的表演功夫，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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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马关条约[/font][/size][/b][/color]
而在戊戌变法研究中，对康有为等人沽名钓誉、伪造历史的真面目进行深刻揭露，却是近些年的事。比如，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考证，《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各地举人（即公车）上书31件，签名者多达1 555人次；京官领衔上书7件，签名公车135人次；梁启超领衔上书不过一件，签名公车80人。而且，前面38件上书均送达御前，唯独梁启超的上书没有送达，其原因是，康记“公车上书”压根就没有递交都察院。两个月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却大张旗鼓地在上海自行出版，并未送达的康记“公车上书”俨然成为康党推动维新变法的一大功勋。后来，康有为还在《汗漫舫诗集》中煞有其事地宣称：“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姜鸣不禁惊叹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奇怪的是，证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事件的记载中弄虚作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通史类著作、辞书，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专著论文，却都陈陈相因，重复着错误的说法，并加以大量定性的评论。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将‘公车上书’看成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嚆矢，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们没有去细读历史史料。”
再比如，《戊戌奏稿》于1911年6月（宣统三年五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初版。在《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中，麦孟华说：“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亦有代作者。戊戌抄没，多所散佚，即篇目亦不能忆。内子同薇文涧，先生女也，累年搜集抄存，得二十篇，迟迟久待，终无由搜全，惧久而弥失，先印之以应天下之望，余俟搜得，陆续补印。”该书辑录奏疏17篇、进呈编书序 5篇、补录3篇，列存目13篇。《戊戌奏稿》出版后，历来是研究康有为的重要史料，也是许多专家将康有为塑造为戊戌变法领袖或代表性人物的奠基石。但是，经过孔祥吉、黄健彰等人的考证，才真相大白：康有为收录于《戊戌奏稿》的“大作”，是后来经过多处增删篡改的伪作。
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后认为：“《戊戌奏稿》所载奏折20篇及进呈书序5篇，其中仅《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序》及《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南海先生七上书记》，系戊戌政变前公开印行，真实可信，其余23篇都是假的。”
孔祥吉进一步指出，康有为不但对奏疏进行改易，而且对其在变法时的进呈编书的序言，也进行了一系列改删。这种情况，在《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波兰分灭记》是戊戌变法后期，康有为为了促使光绪帝早日开设制度局，全面推行新政而进呈的一部重要著作。故宫博物院藏有进呈原本，凡七卷，分订三册。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笔带感情，深入分析了波兰国王与民隔绝，拒不变法，结果被俄国“蹂躏而蚕食之”的惨痛教训，并以此为鉴戒，希望光绪皇帝鼓起变法到底的勇气。康有为大声疾呼：如不开设制度局，百废庶政，一切更始，“我真为波兰矣”。时隔多年，他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当万寿后，进《波兰分灭记》，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害，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哀痛言之。上览之，为之唏嘘感动。”
据孔祥吉考证，《戊戌奏稿》所辑《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与进呈本序言相比，简直改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除去题目相同外，正文几乎全为康有为重写。比如，《波兰分灭记》戊戌进呈原本写作：
我辽东之旧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而不许者矣。
在《戊戌奏稿》中，却被改为：
与其分灭于外，惨为亡国之戮囚，孰若付权于民，犹得守府而安荣。乃逡巡迟疑，徘徊不决，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乃始开国会而听之民献……终无救于亡矣。
进呈本强调“开制度局以变法”，而《戊戌奏稿》则主张“付权于民”“开国会而听之民献”，篡改之迹十分明显。
对康有为的真面目作了无情而生动的揭露的当数张建伟。有人根据他的代表作《温故戊戌年》，概括出了“康有为十大骗绩”：
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也就是说作为康记维新的理论著作、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竟然都是抄袭之作。根本原因是，在北京四处碰壁的康有为急于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而不惜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
第二件：公车上书，也是一骗。当时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已经被录为进士。如果带头上书，他的进士“功名”可能被取缔，煮熟的鸭子就会飞跑。
第三件：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报私仇，康有为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硬把广东老乡许应骙（？—1903，字筠庵，番禺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叔祖父）当作变法反对派，唆使王照上书弹劾，最终酿成了影响很大的礼部六堂官被罢免事件。
第四件：假传圣旨，说光绪帝允许他直接觐见，还说皇上授予他“专奏权”：“何必代奏？后此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上书可以不通过都察院传递。事实上，变法后他的所有上书，要么是通过都察院递交的，要么是代宋伯鲁、徐致靖等人拟稿，而后以别人名义上报的。要是他真有“专奏权”，何必多此一举？（当然，康有为的一些奏折上报渠道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五件：炮制“伪诏”，诱劝袁世凯发兵包围颐和园，进行军事政变。光绪帝给杨锐的诏书中只说要缓和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康记伪诏却变成了“围园锢后杀（荣）禄”。
第六件：错信袁世凯，康党中人都说袁世凯不可信，但康有为固执己见，强逼毕永年充当“敢死队长”，强逼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结果阴谋败露。戊戌事变发生后，袁世凯的告密，使维新派受到了更加残酷的镇压，使戊戌变法的成果几乎全被废除，也使历史发展步伐出现了严重倒退。
第七件：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并倡议中国与日本、英国等国“合邦”，其实就是卖国求荣，甘做汉奸。
第八件：为了掩盖“锢后杀禄”阴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知情人王照。
第九件：曾写信给日本“大同学校”的康党，叫他们“不得招待孙逸仙”，因为怕孙中山革命党的“恶名”影响他成为真正的帝师。
第十件：以假诏做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骗取钱财，供自己挥霍。
《温故戊戌年》发表后，好评如潮，1997年，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应该说，“康有为十大骗绩”在言辞上虽有激愤之嫌，但所曝光的事实却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至少我们可以因此受到启发，破除禁区，打破神话。在研究戊戌变法及康有为的“丰功伟绩”时，要学会多维度思考。
在康有为的发迹史上，翁同龢是一个关键人物。康有为对翁同龢的知遇之恩不仅感激涕零，而且对其高度评价，广为传播。其中，胶州湾事件后，翁同龢礼贤下士，于寒冬某日凌晨，屈尊到“圣人居”——南海会馆，登门挽留他在京城发动变法的精彩故事，至今还在为世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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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b][color=#0000ff][font=微软雅黑]↑康有为[/font][/color][/b][/size]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别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
康有为有“康圣人”之称。据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在《康南海先生传》中披露，康有为“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全人’也”。也就是说，少年康有为张口“圣人长”、闭口“圣人短”。因为他“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于是，“圣人”二字时常挂在他的嘴边，所以，乡下的小伙伴就给他起了个“康圣人”的绰号。
但是，康有为并不满足于做“圣人”，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惊世骇俗、寓义颇深的别号“长素”。 “长素”，就是长于素王、凌驾于素王。素王即不用加冕的民间帝王，是当年人们对万事师表孔子的尊称。“长素”别号，将康有为的自恋心理暴露无遗：他不仅自视为圣人，而且认为自己比圣人还要神圣。
同时，康有为还给他的得意弟子们一一赐予不同凡响的别号。
陈千秋，别号“超回”，即才华超过颜回之意。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曾评价他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梁启超，别号“轶赐”。轶，即超车；“轶赐”，即梁启超要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子贡是其字。他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儒商之鼻祖。
麦孟华，别号“驾孟”，即凌驾于亚圣孟子头上之意。
曹泰，号“越伋”，含有超越子思之意。孔伋，即子思，孔子之孙，孟子的祖师爷。
韩文举，别号“乘参”，隐含“把孔子弟子曾参当马骑也”。
康有为的狂妄，受到了许多人的抨击。章太炎毫不客气地指出：“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即太炎）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麟（即太炎）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
隋朝开创了科举取士制度之后，日积月累，相沿成习，逐渐形成了许多“潜规则”。科举考试中，乡试主考官被称做“房师”，会试主考官被称为“座师”。任何考中进士的人，都要尊称会试主考官为自己的“座师”。“座师”对于自己恩重如山，因此，学子考中之后要上门跪拜，以表感激之情。但是，康有为却不吃这一套。《近代佚闻》记载了康有为不礼座师的故事：
康有为，字长素，名字皆夸诞。康曾密遣党徒赴长江一带组“富有”“贵为”两会，隐有帝王之志；其后折节为保皇党魁，殆非始料所及也。……康未应试前文采奔放，名噪甚。清代主考皆欲罗致知名之士为荣，盖喜其易于腾达也。中试者必谒座主，呼为受知师，终其身弗改。康既脱颖而出，房官喜而不寐。康久不拜，房官惑之，遣人将意，康大言曰：“吾以学力获隽，渠不过为朝廷甄拔真才耳，宁以是沽恩耶？”唾而不顾。来者婉言至再，康曰：“必欲吾往，须依吾条件：第一，不下拜；第二，称谓不以师生。”来者返命，房师恚曰：“吾正欲为之师耳。彼不肯承，来亦奚益？”其人又持以告康，执不可，房官遂听之。无何，康以言论获咎，欲央人缓颊，环顾无可恃者。大吏派员究其事，其人系房官挚友。康不获己，肃衣冠往拜，执弟子礼甚恭；房官善款之，且为转圜，然心窃鄙之，二人过从殊简。
如果说，这则逸事多少反映出他敢作敢为、不甘落俗的鲜明性格，那么，傅国涌在《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结交》中所讲的逸事，则折射出了他的自高自大、好为人师的乖戾心理：
最初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号“长兴学舍”，喜欢读西方译本，凡是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书报都尽量购取。后移到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和双门底圣教书楼近在咫尺。……当时（即1893年）孙中山在那里挂牌行医，因为康有为常到书楼来买书，知道他有志于西学，想和他结交，就托人转达此意。康有为的回答是：“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认为康妄自尊大，就此作罢。
数年后，康梁、王（照）、徐（勤）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逃亡东京，孙中山正好也在那里，曾三番五次地约见康有为，康有为都是避而不见。
同样，翁同龢也是一个心直口快、喜怒于色者。他“好延揽”“广结纳”，但功利心很强，“必求为己用”“不能容异己”。他是两朝帝师，长期担任各部尚书、军机大臣，养成了骄横跋扈、固执己见的作派。同僚议政，如有不合，便怫然不悦，争吵不休。在争吵之后，“常常入报帝，必伸己意 ”，借光绪皇帝压制、打击政见不同者，与许多好友反目成仇。他与军机大臣李鸿藻、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的关系，大都如此。 1894年，荣禄曾给鹿传霖（1836—1910，字润万，号迂叟。河北定兴人。时任陕西巡抚兼摄西安将军）写过一个便条：
常熟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即孙毓汶），与合肥（即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常熟则仍做伪君子。刻与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
有一个例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翁同龢的为人。翁同龢的书法，在同（治）光（绪）年间时，堪称冠绝一时。在北京，登门索请书法者络绎不绝，让翁同龢招架不住，苦不堪言。据传，有一日，一个落魄京官又拿了一把团扇，上门求书。翁同龢心里老大不愿意，但碍于情面，又不好开口拒绝。于是，就请他放下团扇，写好后派人给他送去。这个京官走后，翁同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抓起毛笔，刷刷几下，写好后，就吩咐佣人给那位京官送去。京官接到团扇，定神一看，上面书写着“山穷水尽”四个大字，不觉满面羞红，直冒冷汗。从此，他再也不好意思上门索字，连其他想借翁字为荣者，也都裹足不前了。
《蜷庐随笔》里说翁同龢好客，客至无不接见。但他的世交好友潘祖荫却不以为然：“叔平（翁同龢，字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江苏方言：阴谋），将来必以巧妙败。”
同僚之中，基本都被他得罪遍了，很少有几个知心朋友。甚至在光绪皇帝面前，他的言行有时也不知收敛。
1898年4月，一天，在讨论俄国公使巴甫罗夫觐见皇上礼仪问题时，光绪“著上纳陛亲递国电”，翁同龢则不以为然，反对说：“此次该使并无格外请索，似不必加礼”，光绪“不谓然，谓此等小节，何妨先允，若待请而允，便后著矣，并有欲尽用西礼之语”。又谈到德国亲王觐见礼仪，光绪讲了自己的打算。翁同龢提出“优待极矣，然有窒碍”，并申述了五点理由。光绪“皆驳之，并盛怒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光绪十分不快，逐条反驳翁同龢，但他不便让师傅脸面上太难堪，于是，敲山震虎，找了一个由头，对刚毅指桑骂槐，批评了一番。锣鼓听声，说话听音，翁同龢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颇为内疚地写道：“知圣意焦劳，臣等因循，一事不为办，为可愧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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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贴被瑶池碧落在2011-03-06 19:09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