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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更多图片请看 [url]http://www.fotoe.com/publication/20793/1[/url] 生活在民国时代[/color]
[align=center][b][size=3][color=#000000]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color][/size][/b][/align]
民国始于1912年，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
从茹毛饮血到现代科技，人类文明前行的历史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人类所从事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在精神引导下创造物质文明，在物质驱使下追求精神文明，这是人类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两个终极。人生天地间，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衣食住行，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方可安居乐业，才能有条件去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于饭后茶余进行休闲或娱乐活动。从根本上说，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既是社会现象，又是文化现象。中国人在衣食住行上从来没有马虎过，在休闲娱乐方面更是讲究高品位的追求。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穿衣吃饭住宿出行以及休闲娱乐的观念一直没有停止前行的的步伐。时代不同，风格相异，其中汉服和唐装是中华民族最具标志性的两种服饰；而古人在饮食方面也是极为讲究的，色香味形，缺一不可；从古代风水学的兴起，我们也注意到国人对居住环境和房屋朝向乃至内部结构和外在造型的重视程度；为了出行的便利，我们的祖先亦很早考虑到对非人力资源的利用，马车、牛车和骡车等畜力为主的运输工具的出现，因地域不同而制造的形状各异的船只，均体现出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很会休闲享受娱乐的民族，这从古已有之的诸多节气和各种节日中可以见出，无论是民间产生的各种庆典或祭祀，还是皇城内进行的大型娱乐，以及中国历代文人发起的艺术行为，均传导出我们这个民族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中国久远的历史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风格，但同时也养成了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不良作风。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当它的历史蹒跚茕行到清朝的时候，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撞开了锁国闭关的天朝帝国的大门，各种各样的西式玩意儿一股脑儿地涌进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加之一批批留洋学生的不断回归，使国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变化，人们日常生活从传统走向开放，西方文明和东洋文化逐步为国人所认识和接受，最明显的变化便是人们对衣食住行和休闲娱乐有了全新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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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给农民剪掉象征清王朝统治的辫子[/color][/align]
[color=#669900]“西学东渐”首先冲刷了中国上千年的陈规旧习：女子裹足和男子蓄辫。[/color]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就曾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可以说，从头到脚，维新派提出了最生活最便捷的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举措，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尽管这一举措曾经遭到过保守派的极力反对，在诸多地方闹出了轰动效应的“剪辫”风波，但国人对现代文明追逐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color=#669900]女子放足和男子剪辫的变化，无意中改变了人们鞋帽服饰的传统等级观念。[/color]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color=#669900]穿洋装是一大时尚，[/color]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袒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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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 20世纪40年代，云南小镇市集雨天街景[/color][/align]
与此同时，[color=#669900]西餐也由洋人引入了华夏这片古老的土地[/color]，当人们放下祖传的碗筷，拿起刀叉盘子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种时尚和别样的文明带给他们的新鲜刺激。当然还有西洋饮料，如咖啡、香槟和葡萄酒等对人们味觉的抚慰。它们的来临，其实并没有颠覆中餐的地位，也没有冲淡茶水和中国酒的味道。中式饮食和西式餐饮，在民国的土地上，二者泾渭分明，各行其道，反倒使民国的餐饮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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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的舞女[/color]。[/align]
当北京、上海、天津等沿海都市居住的洋人在租界内大兴土木，建造起[color=#669900]一幢幢洋房别墅[/color]时，民国那些追逐豪华时尚的权贵巨富，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或出资购买，或请人设计建筑，于是，各式各样的花园洋房拔地而起，这种与传统建筑风格迥异的洋房尤其受到具有新式思想的年轻人推崇和喜爱。当然，如果是国人自建的洋房，往往会加入诸多中国元素，成为中西合璧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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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黎民伟参予创办的上海联华电影公司部分女演员。左起：阮玲玉、周文珠、林楚楚、汤天绣、陈燕燕、叶娟娟。[/color][/align]
当[color=#669900]人力车、自行车和汽车[/color]在开埠较早的沿海城市摁响铃铛的时候，民国人不得不为它的舒适和快捷而惊诧莫名。走在宽阔的大马路上，他们一边谈着天，一边欣赏着街道两旁的“西洋景”，真会觉得生逢其时。尽管民国人在诅咒西洋轮船对中国沿海和内陆江河的航运业形成了主宰之势，但并不能削弱其大型运输的绝对优势。唯一的明智的选择就是应时而变，像卢作孚那样成为实力能与洋人航运抗衡的航运霸主。在贫弱落后的中国，极少有人在空中进行旅行的，毕竟，坐飞机是一种过于奢侈的行为，更何况有钱也不一定就能轻易地买到一张昂贵的机票，但不管怎样，最快捷的出行工具——飞机，已经开始翱翔在民国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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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民国时期，打麻将的富家女子[/color] [/align]
衣食住行的演变必然产生全新的生活方式。民国时期，居住在全国开埠较早的城市中的洋人们，带来了西方人的休闲娱乐方式，[color=#669900]跳舞、进咖啡馆和酒吧、看电影、体育健身[/color]等，这些“西洋景”对民国人的视觉和听觉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更是对东方人传统意识的一次“革命”，美酒加咖啡，美女加舞厅，对追求刺激和时尚的青年人来说，绝对称得上是不可抗拒的诱惑。当人们走进酒吧、坐在咖啡馆里，或抱着一个女人沉醉在曼妙的音乐中的时候，那种消遣或享乐的方式绝对与固有的传统模式有太大的差别。这正是西方文明以一种最最生活的常态影响国人的根源之一。至于西方人传来的各种赌博的方式，如[color=#669900]弹子房、赌马[/color]等，尽管与东方古国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说，其目的倒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赢钱或被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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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1919年6月，上海工人在拆除日货招牌。当时，中国各大城市实行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color]。[/align]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民国时期，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小觑的时期，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和玩乐休闲的方式，到心理精神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尤其是对国人现代精神文化的萌芽和构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从一定程度说，民国的社会生活史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正是民国人从“头”开始，从“脚”起步，才使积重难返的古老华夏翻开了现代文明的扉页，用最生活化最娱乐化的方式逐页谱写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篇。
今天，我们于饭后茶余，用比较放松和消遣的心情，经由这些极平常的文字，回溯到七八十年以前，重温一遍民国那些事，看看那时民国人对衣食住行或吃喝玩乐的追求和讲究，看看那些名媛淑女和公子先生对“时尚”一词的解读和演绎，说不定会惊叹不已，我们今天对时装的喜好，对洋房的崇尚，对西餐的景仰，对私家车的渴求，等等等等，这些包含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期盼，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被我们的前辈弄到手了。今天的这一切，就是七八十年前一个“现代梦”的延伸，所不同的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大大提升的今天，这个梦境被更多的人化为了现实。而这个现实的成型，难道没有民国的色香气味吗？
[color=#FF3366]一、民国时期衣、食、住、行：[/color]
[color=#669900] 衣[/color]——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中的一大要素，又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它除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之外，还代表着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文化。近代上海的生活服饰，由于特定的时代及地域所决定，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服饰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相关介绍材料如下）：
民国初年的男子服饰，主要采用马褂、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在款式、质料、色彩及具体尺寸上都有一定的格式。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则可不拘。在初春或深秋之季，人们常在长衫之外，加着一件无袖马甲，以代马褂。随着西风东渐，上海男子，特别是洋行的职员率先穿着西装，但并不排斥传统的服饰，马褂和西装革履并行不悖。在长衫、马褂的同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喜欢穿一种简便的西服，被称为“学生装”。穿着这种服装，能给人以庄重、儒雅之感。孙中山先生当年十分喜欢穿着这种服装，并对此稍作改制，后流传开来，被尊称为“中山装”。
1）中山装是由民国元勋孙中山创制而得名。对于这一服装的来源，有说是参照英国猎装；有说这是改进的南洋华侨"企领文装"；也有说是以日本陆军士官生服装而改制；还有说是起源于日本铁路工人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欧洲返回上海，在上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定做西服，要求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翻领，门襟用9 个扣，上下左右4个明袋，腰部系腰带。后又改为立翻领，去掉腰带，暗口袋，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式，钮扣改成5个。由于这一服装的样式结构合理，穿着自然舒服，和孙中山先生的亲自带头，很快流行开来。20年代末国民政府重新颁布《民国服制条例》时，中山装被确定为礼服，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人喜爱的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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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33CC]民国初年的男式流行服装：长袍、中山装、西装[/color]。[/align]
2）近代上海妇女服饰的最大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所穿的服装，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所用材料以丝绸为主，袍上绣满花纹。从20年代起，旗袍开始在上海妇女中普及，并逐渐传到各地。但旗袍在款式上还没有从清末旗装中脱胎出来，至20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影响，旗袍的式样明显变化，如缩短长度、收紧腰身等等。发展到30年代，旗袍款式在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取西服特点，使之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服装，且不断创新，不断变化。主宰其变化者即上海的服装界。旗袍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之日，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转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无法再低之时，索性穿起无领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而流行长袖，长过手腕；时而又流行短袖，短至露肘。至于旗袍的长度，更有许多变化，曾经流行长式，走起路来衣边扫地；后来又改为短式，短至膝盖，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近代中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30年代又可谓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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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 民国时，广州日占区，打扮时髦的女郎[/color]。[/align]
3）中山装和旗袍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俗，结合中国人穿着的习惯和传统服装的形制而创制的新服式，在国际上已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所以这是"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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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 1929年，作家冰心与吴文藻结婚照[/color]。[/align]
[color=#669900] 食[/color]——民以食为天。在衣食住行这人类生活的四要素中，吃是第一位的。上海人见面的问候，不是“你好”、“早安”，而是“饭吃过了没有？”虽然并没有要请人吃饭的意思，却可见吃饭之重要。
1）西菜进入上海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上海成为对外通商港口，外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接踵而来。西菜从此传入上海。
2）西菜在上海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不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用中国烹任法简单烧制的"中西大菜"，而是真正吸取了西菜的骨髓，发展了西菜各不相同的风味特点，逐渐形成菜式流派，主要有法式、美式、俄式、德式和意式5大流派。每个流派均有其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烹调方法，五种菜式代表了整个西菜系列的独特风格，它与中式菜肴各有不同的饮食习俗和饮食文化。
[color=#669900]住[/color]——19世纪50年代，随着由于“小刀会”起义而带来的“华洋分居”局面的结束， 许多中国人为逃避战火而进入租界，住进了外国人专门为他们建造的不中不西的房屋。后来，它演变为一种让千千万万上海人生活了一个多世纪并由此 而形成了近代上海市民特有文化与素质的、使上海人至今难以忘怀的居住形式－－石库门里弄，上海人称之为“弄堂”。
1）石库门对今天的上海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它是沿用至今、上海独创的民居，在上海街头随处可见。石库门作为近代上海人生息繁衍的空间，是了解上海人来历以及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某些特点的钥匙。
早期石库门民居的布局和建筑风格，既吸收了某些江南民居的特色，又具有西方城市民居的特点，可以说是兼容中西的产物。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中最重要的礼仪空间“堂屋”，上海人称之为“客堂间”，家庭生活中重要活动如家族聚会、婚丧礼仪、节日喜庆等都在此进行。其他居住空间如前楼、后楼，正房、厢房，无不反映出中国传统家庭中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特征。另一方面，石库门住宅这种追求空间紧凑和使用效率的居住形式本身又完全是西方新的价值观念影响的结果。在晚一点出现的新式石库门住宅更是把西方先进的生活方式如现代的煤卫设备等带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大量的西式建筑装饰也是石库门住宅不同于传统中国住宅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正是这样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孕育和造就了上海特有的市民文化——石库门文化。
2）如果说石库门构成了近代大多数普通上海市民的居住文化，那么上海西区的独立式的花园住宅和那些建于30、40年代的多层、高层的高级公寓，则代表了少数上层社会的居住文化。那时，拥有西区的一幢别墅，甚至只要住某某公寓，便足以显示其高尚的社会或经济地位。以至于原本服务于普通市民的里 弄住宅在30年代后也发展出所谓的“花园式里弄”，以适应于那些收入已超出普通市民的平均水平但又没有富裕得足以建造或购买独立式花园住宅的中产阶级。
3）和上海中、上层社会的居住情况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逃荒难民、失业贫民的居住环境。当时沪西苏州河两岸及闸北一带有大量棚户区存在，居民以人力车夫、小贩、乞丐及残疾者为多。草棚十分简陋，用竹片做成骨架，铺几张芦席，就地一卷，用草绳攀住，人居其中也只能钻进钻出，故又称"滚地龙"。
[color=#669900]行[/color]——进入20世纪以后，租界当局在上海大规模兴办公共交通业。这一方面是出于繁荣租界经济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上海工商业日益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城市活动的节奏明显加快，当时的江北小车、人力车、马车等交通工具，运载量小，行驶速度慢，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要。而且，开办公交客运可获厚利。于是，电车和汽车应运而生。
1）１９０８年，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在上海开出第一辆有轨电车，成为上海现代化、社会化、大众化交通的开始。当年，公共租界开辟了８条线路，法租界开辟了３条线路。这些线路总长５９公里，初步形成了大容量公共客运干线运输网的框架。电车作为城市大众客运工具在上海的出现，使城市客运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加快了城市近代化客运的发展。１９１４年１１月，上海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在公共租界内通车，它离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的开辟，相隔了６年。就在电车通车的同年，环球供应公司在市内开始经营出租汽车，车能载客５人，按小时计费。这是中国首家经营出租汽车的公司。１９１３年８月，华界首条电车线路通车。１９２２年８月，上海出现了第一条公共汽车营运路线，它是由华商董杏生的公利汽车公司开设的；其时，英商、法商经营的公共汽车线路也相继开通。
2）也是在２０年代初，由于出租汽车能满足雇用者随意出行的需要，在上海逐步增多。到１９２１年，上海出租汽车行已有云飞、祥生等２４家，成为城市公共交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几乎在同时，沪太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辟通了上海第一条跨省市客运班车线路--上海至江苏太仓浏河镇。接着，有沪闵、上南、上川、上松、青沪、锡沪等长途客运线开通。至此，上海已基本形成多样化的现代陆路交通网络。1948年，上海的人口为540万，全年的公交载客人数达到2亿7千万人次左右，具有很强的公共交通的运输能力。
[color=#FF3366]简单来说就是[/color]
[color=#669900]服饰特征：[/color]中式与西式、传统和现代服饰并存，中西合璧、不土不洋
[color=#669900]男装[/color]：长袍马褂、西装、中山装
[color=#669900]女装：[/color]旗袍（新式与旧式）、长裙，上身一件对襟小袄，一方白色丝巾别于腋下 ；发髻很大，齐眉的留海
[color=#669900]饮食 [/color]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餐传入
[color=#669900]建筑 [/color] 1传统建筑：北京四合院
2中西合璧
3新式住宅：新村、花园、别墅、公寓
[color=#669900]交通[/color] 洋务运动时轮船引进;人力车、三轮车、自行车；火车、电车、公共汽车
[color=#FF3366]二、民国时期百姓的经济生活 [/color]
在被称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重头戏"《八月一日》中，有句台词，是贺龙在决心跟党走的时候，向周恩来说的一段话。贺龙说："这些年打来打去的，军阀还是军阀，贪官还是贪官，老百姓呢，到头来还得过苦日子"。 那么，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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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民国时期，哈尔滨市场[/color]。[/align]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color=#669900]物价低廉[/color]：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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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 民国时期，北平，推独轮车卖水的小贩[/color][/align]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color=#669900]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color]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color=#669900]房租价格：[/color]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color=#669900]北京[/color]：“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color=#669900]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color]。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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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20世纪30年代，北京，穿旗袍的女子在集会上合唱[/color]。[/align]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color=#669900]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color]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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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民国时期烫发的时髦少女。烫发一次的费用多则十余元，少则三四元，是乡村贫民数月的生活费[/color]。[/align]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color=#669900]民国时期的中产阶层的经济生活[/color]
民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4亿，其中文盲占80%以上，学生总人数仅为293万，其中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不到5000人。受过高等以上教育的精英们虽然人数很少，但物以稀为贵，因此在各行各业中，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都显示出极大的能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们相当优越的工资待遇。
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雇一个女佣，除了食宿外，月工资只需2~3块银元，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而每月20~30元的生活费，就已经相当奢侈了。一般中小学教员、记者、编辑等的月薪在100~200元之间，足以过上小康以上的生活，衣食无忧更是不在话下。
当时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月薪为300元；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月薪120元；胡适任文学教授时，月薪280元，其在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后，月薪达600元。而当时的一个普通警察的月薪为8元。
[color=#FF3366]鲁迅先生[/color]刚进教育部当公务员时，月薪60元。不久，定为300元，与北大的陈独秀相同。鲁迅后来被聘请为北大讲师，月薪涨为300元。因此，他能以1000元的价格，在北京买了个四合院，将母亲和兄弟们接来一起居住。后来，鲁迅先后被聘为厦门大学教授，月薪400元；中山大学教授，月薪500元。
高薪之下，大学教授和讲师们有很多钱来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更重要的，他们有能力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沈从文、何其芳等许多青年学生，当年在穷困潦倒之时，都得到过前辈们的资助。当时的很多教授不惜花上几千元来买房子，有些家中还雇有厨子、男女仆人、人力车夫，甚至自购几套房子用以出租，成为房东。
北洋政府时代，外表看起来粗粗拉拉的军头们，彼此之间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大总统曹锟就经常跑到学校，与大学教授们谈心聊天。他称自己是推车卖布出身的大老粗，要依靠教授们办好学校。其实教授们的高薪是与政府的财政状态紧密相联的，当北洋政府财政状况不好时，拖欠教育经费的事就常有发生。各校教职员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于是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经常举行罢课，向教育部施压。教师们一罢课，通常教育部就要想办法挤出点钱，给教师们发一点薪水。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学者们在北京的收入，跟在美国相比差距并不大。官派的中国留学生在哈佛进修时，政府提供的生活费可达每月120元，和燕京大学的助教相似。因此当时的出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是顺理成章的事。虽然从发达国家回到落后的中国，对许多外出打工的人来说被视为畏途，但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生活还是很优厚的。在北京，一个月花150元就可以包下一套宽敞和设施齐全的公寓，每月给佣人55美元，可以照顾小孩、整理房间和做饭。一个月交上10美元，可以加入体育俱乐部。因此一个美国家庭一年有5000美元的收入的话，在北京的生活会很舒适。因此当时大约有1500~3000名欧洲人和美国人生活在北京，他们当中多是一些商人、军官、外交代表等。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吸引了很多高水平的洋医生，使得20世纪初的北京协和医院闻名于世。
1928年的北京已改称北平，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而此时的上海成为了世界经济、金融中心之一，号称东方第一，世界第三大都市。
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约为20元，普通双职工家庭年收入平均达到400元以上。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年收入600元以上，达到小康水平；工程师、中学教员、记者、律师则属于中间阶层，可以住两三间房子，雇女佣操持家务。
只是这样的小康生活，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不复存在，中国的中间阶层随着战争的进程迅速消亡。
[color=#FF3366]三、漫谈民国时期公务员的招考与日常生活[/color]
一般来说，民国要分北洋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本周先说民初袁世凯统治下，北洋时代的公务员招考与生活。为了行文方便，就拿赫连勃勃斑竹来打个比方好了。谁让大王最近这么红呢。
民初的公务员招考，首先要基本符合以下条件，年满30，中华民国的男性公民，并且要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任何一条
1，国内外大学，政治，经济，法律专业出身，3年以上 ，
2，国内外专门学校，政治，经济，法律 ，法政讲习所专业出身，1年半以上 ，
3，相当行政资历3年以上
4，各省最高民政长官保荐特送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报考条件是否太严？其实这符合当时的特定条件，一般来说，当时报考公务员的，大致是三种人，一是海归留学生，清末民初，留洋是件便捷的事。其中学法政和军事又几乎占留学生的大多数。一是，前清在辛亥年反正留用的知县，还有就是地方公举的士绅和新学堂出身的学生。偶们的赫连大王，总归有张洋文凭吧，就算没有,国内新学堂的结业证总该有了吧。这就可以报考了。
继续，凡褫夺公权，尚未复权，有绅民控诉，确经查实，亏欠公款，年老力衰不予报考。
赫连大王，在这年的2月份上京，首先赴内务部，交纳报名费1元，领具履历表，仔细填写三代履历，然后具领保结书（由在京同乡，荐任官职务以上者，三人联名具保），同时把毕业证，同等学历证明等送上呈验。一切完毕，确定日期，赴宣武门象坊桥的议院参加考试。早上7点入场，点名等一整套手续，11点正式开考，下午3点完卷。考四场，分四天，实行逐场淘汰制。
[color=#669900]甄录试、[/color]
1，信赏必罚为行政之大本论
2，安静之吏悃幅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论。
[color=#669900]第二试[/color]
现行法令之解释（4选2，多做不限）
1，《临时约法》第51条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其意旨若何？
2，地方宣告戒严，地方官之行政权限与平时有何差异？
3，上诉分控告，上告，抗告，其不同点安在“、？
4，试述训令，指令之意义及效力
国际条约之大概（4选2，多做不限）
1,地方官对外国人但有保护之责，而无管理之权，其故何欤
2，禁止鸦片，禁种，禁吸，禁运，三者均属切要，依中英禁烟条约，能同时进行否
3，自开商埠与租界之区别若何
4，外国人在内地买田地房屋，依条约有无限制
[color=#669900]第三试（三科）[/color]
[color=#FF6600]策问[/color]
全国岁入以赋税为巨，军兴以来，百度废弛。地丁漕粮及国家维正之供，今则京饷既不照解，官吏亦无考成，各省田地税契向为税款大宗，近亦征不足额。印花额税开办既久，近来未普及。验契税亦有未办者。他如牙税，车税，牲畜等捐纵有收数，亦多不实不尽。以致地方财政上无以供应中央，内无以自顾本省。究其原因，一由军政时代之滥变，一由官绅经手之侵渔，而生民困苦亦甚。今欲切实整顿，恢复固有之财政，并推行新税，有何善策。诸生经济素裕，熟悉地方情形，其各举所知以对。
[color=#FF6600]判断[/color]
设有赵甲，钱乙向欠孙丙债款。甲，乙，丙又同租赁李丁房租数月。丁索租急，甲，丙习印刷业，乙于商情较熟，遂商同甲，丙，伪造他货栈存单数纸，央请丁作保，向周戊抵押钱款分用。于是甲，乙欠债与甲，乙，丙欠租皆清偿。抵押到期，周戊催甲，乙，丙还款无着，责丁赔偿。丁向甲诘得真情，又知乙，丙均穷，深虑受累，适周戊之子欲觅军功奖照，炫耀乡里。丁诡言有处设法可买，周戊允出资。丁嘱甲，丙伪造，冀以搪抵债款，然造成尚未交付李丁，周戊先以察知货站存单系伪造，具述检证得实。遂连伪造奖照亦被发现。应如何科罪，试拟判词
[color=#FF6600]文牍[/color]
拟劝告农民合力整理公共水利布告。
[color=#FF6600]口试[/color]
由考官针对考生，试情况而定，比如，大王祖籍天津，考官就会问问大王，天津的风土民情，历史人物什么的。
最后全部过关者，按考试成绩分甲乙丙三等，甲乙2等（成绩在七，八十以上者）分发各省，丙等（60分以上，70分以下者），送由内务部主办的地方行政讲习所进修，学制半年到一年不等，考试合格，再分发使用
在地方行政讲习所，主要恶补以下几门功课。
国文，历史，地理，历代章制，循吏列传，公牍牧令须知
最后一项尤为重要，公牍牧令是为官的根本，举个例子，
赫连大王作为特约斑竹，在煮酒发了个帖子，这叫“示”，
小熊作为粉丝乖宝宝，出来瞻仰并回帖，这叫“禀”，
大王欣赏小熊会做人，又回偶一个帖子，这叫“批”
江上韦斑竹跳出来，和大王彼此哈哈一番，回个帖子，这叫“咨”
责任编辑看见了，回帖并在首页置顶，这叫“饬”
大王见编辑赏识，心中激动，专门回帖，这叫“详”
若有不识好歹的跳出来，回帖喝倒彩，这叫“檄”
斑竹，编辑封了倒版者的IP，这叫“令”
言归正传，培训完毕，考试合格，大王从内务部领出县知事的官凭，至此，大王算是正式的官人了。县知事的级别属于民国四等官制（特任，简任，荐任，委任）里的荐任官，官轶属于三等九级（卿，大夫，士）里的上士。然后在三日内，由内务部长率领，赴总统府谒见袁大总统。
[color=#669900]先要换民国文官正式官服[/color]
黑礼帽 ，
质地，本国丝毛织品
帽正，五角金星，缘以金制带穗嘉禾
眼庇，革制，表黑里萌黄
帽绊，平金带，里用革，左右金色扣各一
横章，金绣嘉禾，左右各三茎，茎皆向后，上下各缘谷粒二行
黑礼服
质地，本国丝毛织品
制式，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扣七（圆形金扣），左右口袋各二，后下端开，扣左右各一
领章，金绣嘉禾，左右各三茎，茎业出领缘谷粒二行
袖章，三茎嘉禾，茎皆倒垂袖缘2行
黑裤
质地，本国丝毛织品
制式，前党开用暗扣，上缘左右用挂扣
侧章，织金席地，左右各一，宽一寸
黑靴
质地，黑革
制式，长过踝，左右各缝宽紧布
外套
领里黑绒，金扣左右各七，
袖章，袖之外方金线一道
胸章，三茎嘉禾章（县知事三茎），里嵌晶白石（士的标志）
然后再内务总长带领下，来到总统府，通报，由传宣官引入接待室，总统至延见室，随内务总长至延见室门外，立正，总长先入，随入，见总统，行一鞠躬礼，总统，总长座，随坐，侍从上茶，问话，例如
袁总统问，不知汝对新旧学有何见解
大王对，新学，兴办实业，奖励教育，旧学，孔孟教诲 ，纲常名教，云云
总统一定满意，不过大王要是回答，新学，政党轮替，真假美猴王，旧学，杨坚篡周，欺负孤儿寡母什么的，那估计前途就不那么美妙了。
一通寒暄，总统训示完毕，退出，门外立正，再行一鞠躬礼，出。5～10日内，由内务部正式分发各地，要么是中央直接派驻县份，要么是派到省里，再由省里分配，例如偶们的赫连知事，跟据原籍回避原则，天津是不会分配的，那就被派往广东，按规矩是30天内要到任（当时最近是顺天15天，最远新疆160天），到省，再分派到海南天涯县。
最好是在26日前到任？为什么呢，北洋规矩，每月26日发薪水，县知事的工资分2份，官等工资，县知事，属于荐任文官，天涯算三等县，240元每月，官轶补贴，级别 上士，180元每月，顺便说说退休工资的算法，任满十年的话，每月为在任时的六分之一，40元，超过十年的话，每年递补六十分之一，也就是一年加4块，官轶补贴，仍旧是 上士，180元每月。
凡事总要有比较，当时社会地位较高，生活相对宽裕的国小老师，每月工资是45～60元，底层拉黄包车包月的车夫是7～8元，作为国家公务员的赫连县知事，算是高收入阶层了。以下再来看看作为一县父母官的大王，一天的日常生活。
晨起离家，7点前要到县公署上班，先要监管手下4科2所相关人等的考勤（总务科、财政科、司法科、民政科、警察所、劝学所），有兴趣的话可以做做训导，讲解一下袁总统颁布的大总统令，何谓官员四戒（戒偷惰，戒瞻徇，戒奢靡，戒嬉游），再给大家读读正厅中挂的那块牌匾《尽瘁国事》（典出《诗经 小雅》，前清都是《正大光明》什么的，民国了，有新气象，袁大总统给改了，增添了文化气息，风雅得很）。一切完毕，大概也要九点了，然后开始办公，内容无非是维护治安，征收赋税，听理诉讼等等千百年来县太爷们都要做的工作，帮助工作的自然还有各科科长，科员，办事员，承审员，警察等各色直属于大王麾下的人才们。中午，吃个工作午餐，午后二时再开始办公，工作到6点，下班，不过还有一项任务，在县知事日志簿上，记录自己一天的工作状况。最后才能收工。晚上基本上是私人时间，不过也要看情况，比如有突发状况。自然，一年四季，还要定期下乡，劝导农桑，兴修水利，或是创办实业，去学堂督导功课。
[color=#669900]下面再举几个例子，看看如何做一个好官。[/color]
案例一，县民呈控，诉有本县三春戏班小生冠希，与本班花旦欣桐，当众上演秽戏，有伤地方风化，并与另一小生霆锋之妻张氏通奸，本县绅民一致要求赫连知事，按民国法律严办。大王要是本着公心，一般来说，应判冠希与欣桐，罚洋30元，戏目禁演，并责令三春班在当地新闻纸，或是通衢大道，人烟稠密之所，明文致歉若干日，以靖世道人心，这是一件。还有通奸一案，法律无外乎人情，根据“民不举，官不究”的基本通用原则，只要霆锋不举，第三方控告的通奸之诉，依法驳回，不予立案。
当然也有花判的法子，例如视三春班，冠希可以为县财政报效多少人事，给予优惠，还可以夜审花旦阿娇，由大王当堂试验，案件还原，西方典型的侦破方法之一嘛。至于通奸，就算霆锋不告，亦可以传唤张氏过堂闻讯，所谓奸出妇人口，这堂小熊自荐陪审，因为可以根据偶的专业知识，鉴别张氏之子，究竟系出何人？
[color=#FF3366]四、民国时期的摩登玩意、文化拼凑与日常生活[/color]
在被共產主义征服以前的中国有多「现代」？普遍的印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儘管有著绝大多数依附土地的务农人口，仍挣扎地走入了二十世纪；唯一的例外是通商口岸裡的一些「文明」孤岛。歷史学者甚至往往将「现代化」解释为「西化」，聚焦於一小部分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如上海的国际租界就被描绘为「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头堡」。有些批判性的研究更企图进一步显示现代性即使在通商口岸裡都是十分有限的现象：卢汉超最近便尝试──正如他的书名所宣称──要走出「霓虹灯之外」(beyond the neon light)，以重构一般远离通商口岸之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现代性在一个为传统所支配的城市裡，似乎只是外缘的现象。
[align=center] [attachment=11329050]
[color=#FF3366]民国时期，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在当时，宠物也是身份和时髦的象征[/color]。[/align]
本文将强调中国的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为现代性所转化的全貌，从脚踏车、巴士到煤油灯与家庭照，包括如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或偏远的省会兰州。现代性并非外国人强加於中国的一套既定项目，而是一组新机会，能以各式各样充满想像力的方式随意挪用的一组工具。在这个文化拼凑的过程中，地方的转变与全球为了适应现况而做出扭曲是一样的：文化的适应迁就(inculturation)，或更确切地说，文化的互相渗透(acculturation)造就了广泛的文化与物质变迁，这正是民国时期的特徵。收音机可以将传统戏曲传送给更广大的听眾；妓女在新式报纸上刊登广告。贫穷的人力车夫用医疗注射器来施打鸦片，都要感谢现代的化学器材；上海棚户区的屋舍则是用「标準石油」的铁桶搭的。民国时期，大批进口货品无可避免地嵌入了日常生活的结构中，从有钱人豪华的大楼到穷人简陋的木屋皆然；正如马铃薯和烟草在十七世纪被视为「洋货」，到了晚清却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现代性旋即带来了物质的变迁，这是特定歷史形构下的產物，同时也对其歷史形构发生制约。与其强调消费的文化内涵与商品的表面意义¾¾好似它们的物质性是个既定的事实¾¾更应检验我们周遭世界物质面向的社会结构，也应採取一种接受人与物之间有著相互依存关係的取径。从这个观点来看，文化是一种黏著剂，使社会人(social beings)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係得以建立：用 Paul Graves-Brown 的话来说，「文化是在人与物的关係裡衍生的资產。」
[color=#6633CC]监狱[/color]
监禁模型在中国的出现，是基於这样的改革理念：一方面来自全球性的刑罚改良运动，出自国际性的一套理念和制度；一方面来自本土对教化功效传统信念的重塑。基於孟子的性善论，「感化」的概念更进一步使人们相信：即使是罪犯亦能经由适当的制度化引导而改过迁善。监狱既是一种对人性之可塑性寄予厚望的教育使命，又是一项企图灌输囚犯尊重社会规范的管训计画。
民国时期的现代化菁英将对罪犯的导正视为国家革新计画的基本成分，社会凝聚、经济发展和国家权力都只能藉由塑造顺从的国民而得。举例来说，此一教育使命延伸至全套监禁的慈善机构，诸如孤儿院、救济院、感化院、养老院、妇女感化院和精神收容所。这些得力於教育工具的机构，均凸显了将弱势族群转变为有益於道德群体、具生產力的国民之必要性。
监狱当然无法导正它的暂时居民：诚如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老早就观察到的，监狱作为一种管训形式，最核心困难在於，大多数的囚犯缺乏参与「导正」的意愿：在其他制度性的场合如学校或工厂，个人必然或多或少共同担负著管训的目标，从而使管训得以发挥功效。由於自我规范最要紧的自尊心被强夺，监狱并未生產出「训练有素的国民」，反而是顽固的累犯。
囚犯出狱后往往回到犯罪生涯，然而他们在铁窗裡的日常生活却无疑有著现代性的标记：机器缝製的制服，严格管制生活作息的电子鐘声，操场上的体操活动，排列整齐地进入餐厅，以及盥洗室的使用，牢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深受现代科技影响。而由石材建成，并以混凝土和钢铁强化的监狱建筑本身，则往往具有最先进的设计，包括玻璃窗、自来水、电力与灭火设备。
由於穷人无力支付赎金，贫穷和现代性在狱中相会。当几乎整个城市夜晚仍然生活在黑暗中时，北京第一监狱(民国时期最早的刑罚机构之一)却是灯火通明，每两间牢房就有一个电灯泡。或许会有这样的争议：依照民国以来监狱管理学者们的理想来建造并管理的「模范监狱」(model prison)是很少的。然而在1930年代，已经有大约50间新式监狱遍布全国，大部分位於沿海城市：大量精确的资料显示，每年有1%的囚犯吃著这种制度化的牢饭，当中有许多人不仅是头一次接受现代化的管训方式，也是初次使用公共厕所、淋浴设备、餐厅和工厂。
当然，刑罚的现代性(penal modernity)是粗糙的：民国时期的监狱遭遇经费不足和过度拥挤的问题，囚犯受到卑劣的制度化管训¾¾说好听一点是持续不断的无聊日子，说难听就是监禁至死。直到今日，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民国时期的监狱中，疾病、飢饉和死亡的问题猖獗，这同样也是那些在监狱的围墙之外，勉强在社会上维持悲惨生活的穷人与失业者的境况。如果连模范监狱都面临著严重的过度拥挤和财务问题，那麼其他数以百计、与新式监狱比邻而居的旧式县立监狱就更糟了。然而即使是未经改革的县立监狱，器材设备和管理方式仍然显露著现代性。当復县县立监狱在1923年被奉天第十二号监狱接管时，留下了一份详细的物品清单。好似验尸官罗列出死者遗物的清单一般，这份物品清单也对一座小型监狱的所有物提供了粗略的轮廓：除了办公设备如两张办公桌、两只茶几、十二张椅子、一座鐘、一个碗柜、一个橱柜以及窗帘之外，小件物品也细心的列上，包括四个痰盂和一个笼子。
监狱是现代性的殿堂，司法机构显而易见的表现，象徵国家权力与法律所及的威慑之碑。然而在民国时期，监狱外的生活也经由现代化的事物越来越呈显出现代性的特徵。自晚清以来，中央与地方的领导人和民间团体竭尽所能地将他们的家园改造成现代化的国家。当然，「现代」的意义极为繁复，但是当现代化(being modern)的意识逐渐增强并远远地扩散至通商口岸之外的地区，「现代」已然掳获了社会菁英乃至一般民眾的心。正如 David Strand 所言，在偏远的兰州，市长努力使它成为地图上广为人知的城市：位於甘肃省，远离政治社交生活中心，以骆驼为交通工具，以旅行条件恶劣而闻名的兰州，在1930年代已经可以搭乘车辆和飞机抵达。新公路在1935年竣工，并设有休息站，十年后火车站啟用。市政厅和新式监狱相继落成，同时还有新舖的公路、公共澡堂、街灯与饮用水供民眾使用。虽然来自附近山区的骯脏井水可能导致传染病，但至少病患会在现代医院中接受治疗。兰州是座人口少於十五万人、位於政治版图边缘的内陆城市，但它却奋力地爬上「现代城市」的都市层级(urban hierarchy)。根据 Olga Lang身处於当时的观察，大多数的城市都像兰州一样拥有图书馆、发电厂、电灯、麵粉厂、肥皂工厂、柏油路、霓虹灯、电报与电话设备、新式学校、大学、医院和饭店，而半数的俄国城市在该世纪中叶甚至还没有图书馆，铺好的路和现代医院在今日的阿富汗都很难看到。
[color=#6633CC]照相[/color]
如果社会的菁英份子确实受到了现代性愿景的刺激，即：希冀透过新式学校、监狱和工厂，在道德上锻鍊更好的人；那麼一般民眾──从贫穷的码头工人到贫民窟的乞丐──在对现代化事物的挪用与物质文化的转型上亦是积极的媒介。虽然目前的研究计画尚在初始阶段，本文以下将尝试凸显民国时期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如何逐渐转变。
照相是个很好的例子。照相机是在1860年代由清廷派往西方的公使首先发现的，林鍼是第一个在欧洲购买照相设备的人。他将照相机称为「神镜」，并学习如何「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1875年随同曾纪泽出使英、法的杨仁山也带了照相设备回国，甚至将最新的照相机提供给一些上海最好的照相馆。他是最早拍摄全家福的人之一，这张照片照在感光缓慢的湿性感光板上，镜头需打开好一段时间曝光。传统家庭人数通常非常庞大，数十位成员在排好队伍、摆定姿势之后，都必须站立不动、屏息以待，婴儿与小孩也不例外。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随著拥有更好的设备、货物流通与交通的日益发达，照相馆逐渐在香港、广州和上海开设。以十九世纪末在四川沿著长江旅游的 Archibald Little 为例，他让一位当地艺术家拍了照，这位艺术家刚收到上海一位英国旅行者寄来的相关设备，在重庆定居，而且显然正大发利市。
富裕的家庭往往率先接触到照相：盛成在满清倾覆的前一年被送到南京就学，当时他不但参观了万国博览会，还发现了照相这玩意儿，使他的「映像固定停留在镜子表面」。他照了几张相，好让母亲看看他的样子。1911年以后，相片被大量地贴在学生宿舍的墙上，不过通常不是父母、朋友或情人，而是他们自己的照片，正如 Olga Lang 敏锐地观察，「或许这是学生们对自己新发现的人格特质颇感兴趣的表现」。在杭州，摄影师的招牌用斗大的金字招牌写著「第二个我」，显然这发现自我的流行盛极当时。甚至在沿海的大城市以外，农民的家裡也有相片。在1920和1930年代，比较富裕的农民不但炫耀自己的鐘錶，用进口肥皂和土耳其毛巾洗澡，还把全家福相片掛在墙上当作装饰。在江阴(中国北方的一个小村庄)，1920年代初期几乎每家都有几个裱著家族照的相框。照相机在十九世纪是少数外国公使才有的洋货，此时已成为十分流行的產品，甚至不太富裕的人们也可以拥有──中国早在1921年就进口了一百五十万元的摄影器材；上海到了1930年代甚至某些工人也拥有照相机。
一般民眾可以在市场、百货公司和公园裡找到许多照相馆来拍照。譬如北京的东安市场，卖帽子的、鞋匠和卖布料的散布在中华市场一楼，而茶馆、理髮店和照相馆则在二楼。中央公园裡，咖啡厅、餐馆、花店、撞球间和几栋展览馆与照相馆彼此竞争，吸引大家的注意。上海也有许多照相馆应运而生，较为人所知的有中华、兆芳、冠龙、王开与宝记等。中药店和冰淇淋店开在大世界娱乐中心三楼，照相馆的隔壁。摄影师往往会在照相馆裡用心地营造一种「摩登」的气氛。这是辛亥革命后几年，某间照相馆中的布景设计：房间的尽头是个长茶几，铺著凹凸纹细布的床罩当桌布，像是为茶会準备的德国製杯碟摆满在茶几上；为顾客準备的现成服装掛在鉤钉上，两件洋装看来相当受欢迎，领口和衬衫前面都泛黄了；洋式玻璃瓶裡插著一束花，再加上几根手杖和几本英文书。
照相满足人们各式各样的需求，多数在社会上风行的事物都是如此。相片极有想像力地被运用在社会认同结构中，甚至祭祖的仪式也因相片的使用而大大地简化了：家族定期地聚集，向先祖的相片鞠躬，并準备简单的供品。在1920年代初期，Harry Franck 目睹一位穿著西装的人向他父亲的遗照叩头，并为飢饿的亡灵奉上一大篮美国苹果。家长为儿子找媳妇时，可以对著一叠女孩子的照片挑选。同时，男性的照片则不常用来供女性挑选如意郎君──虽然当梁在考虑婚事时，也有好几张照片任她选择。末代皇帝更是拥有特权从照片中挑选皇后：让少女排成一列不再是恰当的方式了，取而代之的是四张照片，他仔细地端详之后，随意在一张美丽的脸孔上画了圈。
通缉犯的照片被掛在火车站让大眾端详；同时，罪犯的快照开始在1920和1930年代的监狱与警方档案中出现。由於1930年代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涌入上海，失踪儿童的照片也被警方张贴在特别的看板上。除了个人照之外，家庭合照、先祖遗照、国家元首的肖像也迅速地传布。1920年代，所有公共场所的讲台都悬掛著国父孙中山的肖像，两旁立著党旗与国旗。在1930年代，蒋介石成为民族英雄，他的肖像逐渐移到了国父身边，商店、住家和公共礼堂，到处都是他的相片。
[color=#6633CC]煤气灯、脚踏车[/color]
还许多其他的物品也广受一般民眾的欢迎。在火柴、煤油灯和电灯泡出现以前，漂浮在花生油裡的手工灯芯只能在夜晚提供微弱的灯光。在开始使用煤油之前，如何在北方漫长寒冷的冬天裡取得可靠的燃料一直是个难题，农民必须种植大量的小麦和高梁，种子作为食物，梗子就用来筑房屋周围的篱笆或当作暖炕的燃料。在蒋梦麟的老家，村民是用钢刀敲击打火石来生火的。当一位村民从上海带回几盒火柴，大人们十分欣喜，孩子们则著迷於划亮火柴时在黑暗中绽放的火花。然而，真正点燃现代性之圣火的并非被当作奇珍异宝的火柴，而是煤油：正如蒋梦麟敏锐的观察，当煤油灯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还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些生活用品被引进内地就是一个近在眼前之巨变的徵兆，乡村生活即将完全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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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 民国时期，北京街头，午睡的人力车夫[/color][/align]
煤油的进口量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急遽增加，从俄国、美国与苏门答腊进口：光是1898年，就有超过一千六百万加仑从汉口分运到六个省份。二十年后，进口了价值四千四百五十万元的煤油，深入内地最小的村庄。精巧的美孚灯由标準石油公司贩售，只需几分钱即可提供相当於蜡烛的照明，一加仑煤油就可以维持240小时：这个更为经济的照明设备为煤油创造了一个新市场。煤油在小村庄中也被用於住家之外：每隔好一段距离设置一盏小灯以照亮街道。在引进煤油以前，用的只是盏口边有一根灯蕊的小灯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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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 民国时期，广东，粤汉铁路小站上的小贩[/color]。[/align]
1910年代的北京，煤炭已被广泛使用，特别是由煤灰与黄土混合而成的煤球。贫穷人家常用黏土排成一列的煤油罐当作炉灶：有些还是用旧的咳嗽药广告做的。煤油是贫穷人家主要的照明来源，而有三分之一收入较佳的家庭则是使用电力。城市中大部分地区皆有电流，一般的电费是每度24分钱。当然也买得到安全火柴，每包十盒最低只需5分钱；甚至在北京收破烂的人挨家挨户地收集破布与旧衣物，也用小盒火柴作交换。此外，当人们开始懂得享受生活，明亮的电灯泡便有了新用途，如作为小金鱼缸。
甚至在北京郊外的贫苦户，煤油灯也取代了老式的豆油灯芯。在一些村庄，经常可以看见有「标準石油」或「亚洲石油」商标的油桶被当作水桶、屋顶与火炉，这再度显示了在现代性的文化拼凑中，一般民眾机智地挪用舶来品在不同用途上的能力。此外，在较为富裕的农民之中，手电筒是最流行的新玩意儿之一，用来照亮夜路。在北方简陋的窑洞裡，除了标準石油牌煤油灯之外，最普及的就是结婚样式鐘了。根据1930年代晚期一位旅行者所见，热水瓶与手电筒¾¾都是中国製的¾¾是湖南的杂货店裡极为普遍的货品。Innes Jackson也强烈地感受到热水瓶的重要性：「看到这麼多的热水瓶，我眼睛都花了……想到以前没有热水瓶的生活实在令人胆战心惊，那是多麼地艰苦啊。有了热水瓶，随时随地都可以极为迅速地为客人奉上一杯热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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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 民国时期，江西，宿舍前的煤矿工人[/color][/align]
如果火柴和油灯打破了黑暗的统治，脚踏车则为人们带来了空前的行动能力。宋查理在1900年为女儿炝渎蛄艘涣窘盘こ档弊魇晟绽裎铮核亲钤缬涤薪盘こ档闹泄⒅唬Ｓ胨盖滓煌锏铰胪贰Ｋ婧蠹改辏盘こ笛杆俚乩┱沟狡渌厍ullerton与Wilson在1909年乘坐骡车蹣跚地行经山西时，十分惊讶竟有一位地方士绅骑著脚踏车超越他们。1934年，广州大约有八千辆登记在案的脚踏车，只比手推车与货车的总数少几百辆。在上海，1900年宋炝浠故羌偈慕盘こ涤涤姓咧唬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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