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FF33CC][size=3][b]文明皇后冯氏 南北朝时期北魏太后 442－490年 [/b][/size][/color]
靠着天然屏障长江的庇护，司马家族至少名义上在江南又混了一百多年——半壁江山的东晋恰好比大一统的西晋长寿一倍。在这期间，长江北边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却是你杀我、我灭你，打得不亦乐乎。后来，鲜卑族的拓跋氏脱颖而出，于386年建立魏国（史称北魏），并在439年统一了北方。不过这时东晋已经灭亡，与其对应的南方汉族政权是南朝的宋。
北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进行了一次时间长、范围广、影响深的“孝文帝改革”。这是一次由少数民族政权主动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是有史以来为数不多的改革成功范例，因此一直为政治家、史学家称道。其实，发起和主导“孝文帝改革”的，并非孝文帝拓跋宏，而是一个女人——他的祖母冯太后。
冯太后是汉人，也算出身于微型的帝王之家。在十六国时期，位于今辽宁西南部和河北东北部的很小一个地方，曾经存在过一个叫北燕的汉族政权，其开国者为冯跋。冯跋死后，其弟冯弘将侄子们都宰了，自己当了国君。这个冯弘就是冯太后的祖父。
冯弘无能，他一大堆儿子中至少有三个跟他不一条心，纷纷以“土地换和平”，投降了强大的鲜卑族政权北魏，其中就有冯太后的父亲冯朗。冯朗等三兄弟降魏不久，北燕即告灭亡，立国不到三十年。所以，如果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来说，冯太后是卖国丧权的“汉奸”之后。
北魏对这些归降的汉人非常宽大，均封高官。但冯朗后来又卷入一场叛乱活动，结果被诛。他的女儿冯氏也受到牵连，被送到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的皇宫做宫女。但冯氏的运气很好，这时她的姑姑已经在后宫做级别很高的左昭仪。这位冯昭仪像母亲一样罩着侄女，在宫中按汉族的传统对她进行教育，教她读书认字，所以小冯氏在宫中并没受到委屈。
452年，北魏皇室发生政变，经过一番血雨腥风，年仅十三岁的拓跋濬控制住了局面，即位做了皇帝，史称文成帝。时年十一岁的冯氏目睹了这场残酷的权力斗争，史书称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倾”，（《魏书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这种性格无疑就是这时形成的。一个政治家，如果不能心狠手辣、当机立断，不仅干不成大事，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文成帝登基后，于455年封十三岁的冯氏为贵人；一年后又册立其为皇后。
冯氏当皇后，完全是沾了北魏一项混账制度的光——“立子杀母”，即立了太子就要杀掉他的生母。北魏这项制度估计是跟汉人学的，当年汉武帝刘彻在立刘弗陵为太子后，便将其生母钩弋夫人杀掉。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太子如果年幼继位，会被母后专权，造成外戚之祸。这种做法虽然很缺德，但汉武帝毕竟还有几分迫不得已：太子年幼，自己不久人世，前朝又有吕后擅权之鉴，所以不得不防。但问题在于，“家天下”的封建传承制度使“立子杀母”的设计毫无效果。为了皇权永继，新皇帝再幼再傻，也只能由太后听政或称制，皇室其他的人或大臣最多只能摄政。这样一来，这位太后是不是皇帝的亲娘，并不一定能防止她用自己的娘家人。所以，尽管有“立子杀母”的先例，但并没有真的形成制度，各朝代使用的也不多。不知道为什么，北魏却是认准了这条道。
冯氏没有过早为文成帝生儿子、从而逃过被杀的劫难，完全是侥幸。因为在她刚成为贵人时，就有一个汉族女人李氏，为文成帝生了一个儿子。
李氏的运气则非常之糟。她本是北魏军队的俘虏，先被掳至皇族拓跋仁家。453年，拓跋仁以谋反获罪被诛，其家眷则被送往首都平城做苦役。这些人进宫时，文成帝恰好在城楼上。他在人群中一眼就盯上了李氏，问身边的人：“那个女子好看吧？”手下一通称颂这位十五六岁的小皇帝有眼力、品位高。
文成帝于是走下城楼，拉出李氏，就近在斋库里发泄了一把。没曾想，仅这一熗就中了彩。李氏受孕，次年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拓跋弘。从史书的记载看，很多人怀疑李氏这个儿子的血缘。当时的太后就曾追问李氏怎么怀上的孩子，李氏说：“为帝所幸，乃有娠。”并且，“时守库者亦私书壁记之，别加验问，皆相符同。”（《魏书 文成元皇后李氏传》）史书如此记载，无非是证明经过查验，李氏的儿子就是文成帝的血脉。但在我看来，这颇有点“此地无银”的意思。试想，皇帝在仓库里干了一个女人，看库的居然敢私下在墙壁上记下这事，这小子胆子也太大点了。所以，这个拓跋弘很可能是李氏与原来的主人拓跋仁的孩子。
但文成帝在法律上认可了拓跋弘是自己的儿子，并立为太子。这样一来，李氏就活不了了。自尽前，当时的太后让李氏逐条记下住在南方家中的兄弟姓名，并为她指定了一个姓李的男子做同宗兄长，以便代理后事。临到诀别时，李氏每叫一声兄弟，便抚胸痛哭，凄惨而死。后来，李氏被追谥为元皇后，但这不过是一种名誉而已。
李氏稀里糊涂生了个太子，这反而让冯氏捡了便宜。当了皇后的冯氏的主要任务，是哺育李氏留下来的太子拓跋弘。冯皇后其实更像冯保姆。
465年五月，颇有作为的北魏皇帝文成帝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六岁。按照北魏惯例，皇帝逝世后，他生前穿过的衣服及用过的物品，全都要烧掉。大臣和后宫妃嫔必须在现场做悲痛欲绝状。史书记载，冯皇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魏书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这好像是为了说明冯氏与文成帝感情笃深，愿意以身殉葬。但由于没有两人感情深厚的记录，所以在我看来更像是一场“秀”。所谓“自投火中”，可能只是向火堆走了几步，再不就是那火不足以伤人，否则冯氏也不会仅仅被呛昏过去。
冯氏不想死，也不能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她做。拓跋弘（史称献文帝）即位时，年仅十二岁，比他整大一倍的冯氏被尊为皇太后。当时的北魏政坛局面非常凶险，丞相乙浑总揽朝政，大有篡位夺权之势。朝中很多大臣也是首鼠两端，不知是站到乙浑这一队，还是跟着孤儿寡母走。冯太后当年所目睹的文成帝平叛经验，这时帮了她的大忙。她几乎是复制了那套计谋，秘密组织力量，将乙浑逮捕并迅速处决。由于冯太后多谋善断、出手狠辣，北魏政局很快稳定下来。借着这一势头，冯太后索性宣布由自己临朝称制，直接掌控朝政大权。
467年，献文帝拓跋弘十四岁，按规定已经可以亲政。同年，这位还是个孩子的小皇帝，居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拓跋宏。在前台执掌了十八个月朝政的冯太后宣布归政，不再过问政务，专心抚养她的孙儿拓跋宏。为了做好教育工作，冯太后还亲自编写了幼儿教材《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时年二十六岁的冯太后，此时的心态可能更像一个母亲。史书称拓跋宏直到冯太后逝世，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
但献文帝却不让冯太后省心。他掌权后，为了打造自己的“圈子”，打击了一大批冯太后当政时的红人，提拔了一批对冯太后不满的失意者，这已经让冯太后心里很不痛快。到后来，献文帝甚至连冯太后宠爱的情人李弈都给处死了，这就让冯太后忍无可忍啦。
中国历史上大凡有政治才能的女性，私生活都不太检点。冯太后死后谥号“文明皇后”，但其生前却一点也“不文明”。《魏书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称“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即献文帝）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就是说，这位年轻的寡妇在带孙子的同时，也没让自己受委屈。李弈不过是她身边众多的美男之一。
李弈是因为被人举报获罪而死，这到底是栽赃诬陷的冤案，还是事实确凿的铁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案子是献文帝定的，而且显然没有通过冯太后，这就有点示威的意思了。冯太后感到，如果不把皇帝摆平，恐怕连自己的床上的事情都不安生了。
冯太后接受了献文帝的挑战。她集和自己的死党，胁迫献文帝交出权力，禅让给他不到五岁的儿子拓跋宏。献文帝当然明白这其实是冯太后自己要收权，当然不甘心。他想把皇位让给自己叔叔，不让冯太后得便宜。但冯太后早已做好工作，皇室宗亲、文武大臣一致反对。471年，献文帝只好禅位给儿子，自己以十八岁的年纪做起了太上皇。
献文帝虽然政治上被宣判死缓，但他依然不老实，时常还想摆摆谱，过问一下国事，甚至还亲自率兵打仗。这让冯太后很烦，害怕这个年轻的太上皇图谋东山再起。
476年六月，冯太后发动政变。她控制住皇宫，埋下伏兵，然后找个借口让太上皇来拓跋弘见自己，将其擒获。不久后，逼拓跋弘饮毒酒自尽，将他彻底从肉体上消灭。
从冯太后的行动上看，拓跋弘可能真的不是文成帝的亲儿子。而且这一点在当时的朝廷上恐怕也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否则，冯太后如此手辣，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扫除这块绊脚石后，冯氏以为太皇太后身份再度临朝听政。三十多岁的冯太后这回就舒心多了，当朝的皇帝孝文帝拓跋宏，是她一手带大的，名义上是孙儿，其实跟儿子一样。
历朝历代，每个掌权者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都一样，就是重新排队。冯太后并非孝文帝亲奶奶，为了让他死心塌地紧跟自己，冯太后对孝文帝这一脉上的外戚势力进行了严酷清洗，该杀的全部杀掉。同时，她也没忘替自己的情人报仇，把举报李弈的大臣也宰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整肃贪官、清明吏治的名义下进行的。
冯太后杀人有手段，用人则更有优势。她此时正是魅力四射的成熟妇人年龄，又重权在握。这对男人来说，就是双份的春药。而且，与前朝前代那些老太后寻找泻欲工具不同，冯太后找情人的品味显然要高出一大截。在她床上的男人不仅要年轻英俊、健美强壮，而且要有文化、有智慧、有才干。对于情人的出身，冯太后反而并不在意。
冯太后非常宠爱的情夫李冲出身贫寒，但很有才学，可以满足冯太后肉欲和精神上的双重需求，因此受赏无数，最后成为富翁。另一位得宠的情夫王叡，不仅是精通天象的算命大师，而且勇猛忠诚，曾经为保护冯太后与孝文帝，击退猛虎。甚至连当时南朝齐国派来谈判的使者，也常被冯太后叫到床上，一边搞男女关系，一边谈两国关系。史书明确记载，“（齐国刘）缵屡奉使至魏，冯太后遂私幸之。”（《资治通鉴 卷第一百三十五》）
有一些这样的人整天守在身边，冯太后的日子当然很爽。何况这些人确实不是只会讨好女主人的男妓，他们对冯太后执掌朝政贡献颇多。李冲就曾参与过很多改革措施的制定，在冯太后死后，他依然竭力效忠孝文帝，并得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的美誉。
除了好男色，冯太后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要求自己还是很严格的。她不喜欢穿戴繁芜华美的服饰，一般只穿普通素色的丝织品。为他提供饭菜的食案，只有一尺见方，数量、品种仅是以往太后饭食的二成，估计连四菜一汤都没有。
有一次，冯太后因身体不适，想喝碗粥。厨师熬粥时，锅里掉进一只壁虎，由于当时天色昏暗，厨师也没发现，稀里糊涂把“壁虎粥”就送给了冯太后。当时孝文帝正在服侍祖母，见到粥里有异物，不禁勃然大怒。但冯太后只是用勺子把壁虎从碗里挑了出来，笑着将厨师放走了。
不过，如果认为冯太后就是一个婆婆妈妈的妇人，或者只会与男人在床上混的荡妇，那就落入俗套了。与以往那些荒淫、无能太后最大的不同在于，冯太后不仅有身体上的欲望，而且有政治上的抱负。相比于西汉吕雉的野心和东汉邓绥的权欲，更显出冯太后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
中国历朝历代中，由太后临朝听政的情形很多，但这些女人基本不具备政治智慧，有作为的很少，最多也只是不择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把冯太后推举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女政治家，我以为并不过分。
奠定冯太后历史地位的，是她推行的一次大改革。基于中国男权政治的传统，这次改革的光环戴在了孝文帝头上。但“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即孝文帝）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魏书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因此，冯太后无疑才是这次改革的总设计师。
冯太后打出的改革“三板斧”其实一点也不复杂，但却直指利益集团的痛处。
第一板斧是于484年开始实行“俸禄制”。北魏的官员原本是不领俸禄的，现在则按级别发给他们工资。别以为官员们会拥护这项改革，其实正相反。原来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贪污、掠夺、盘剥，黑色与灰色收入无数，如今要把收入阳光化，而且规定此外贪赃满一匹布者，一律处死。这大大损害了当官的利益，他们纷纷上书表示，宁愿不拿国家一文钱。
为了发这份工资，冯太后往各地派出了一大批监察人员，他们发下了俸禄，也取回了几颗依旧贪赃官员的人头。这项改革并无创意，不过是仿照汉人政权的旧制。但它的意义在于，冯太后敢从政治体制下手，首先剥夺她赖以生存的官僚集团的利益，这要多大的勇气呀。
第二板斧是于485年颁布“均田令”。国家把长期战乱导致的大量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定时、按人口分授给农民，农民获得收成后向国家交税。这是一项非常聪明的制度创新，它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而且把流民和无地的佃农也牢牢束缚在了自己的土地上面，极大稳定了社会局势。
第三板斧是于486年实施了“三长制”。这依然是一项政治体制改革。北魏初期，很多豪强世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土围子，形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他们一般都会隐瞒人口，逃避对国家的税赋。冯太后的情人李冲建议学习汉人的地方基层组织架构，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即“三长制”。冯太后对情人的这一主张甚为击赏，立即组织实施。
但冯太后没有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490年九月，四十九岁的冯太后病逝。临终前，她曾写下丧事从简的遗旨，但孝文帝并没完全遵从，按帝王的规格为冯太后修建了陵墓。
一直活在阴影中的孝文帝，在冯太后死后，才终于走到北魏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一年他已经二十四岁。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比任何一个汉族皇帝都有胸襟和度量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尽管在表面上他对生前的冯太后一直是“温良恭俭让”，但我想其中隐忍的成分更大些。
由于孝文帝过于聪明，冯太后都有些担心他很可能会危及自己的地位或在自己死后进行清算，曾经找理由要废掉他。多亏一些大臣的阻劝，这个计划才没能实施。为了控制孝文帝，冯太后将自己的三个侄女一股脑都打发到孝文帝身边，其中两个先后册封皇后。冯太后还经常体罚已经老大不小的孝文帝，她在寒冬腊月，要只穿单衣的孝文帝到一间小屋里关禁闭，三天不能吃饭。甚至宦官来告皇帝的状，冯太后也会把孝文帝臭揍一顿。
我们不能认为这仅仅是家法，其真实含义是对孝文帝皇权的警告。对于这种挑战，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能够容忍，包括晚清时懦弱的光绪皇帝。但雄才大略的孝文帝却忍住了。在冯太后生前，他百依百顺；在冯太后死后，他依然无怨无悔。甚至对于那位蛮横无比、淫荡无比的冯家皇后，孝文帝看在死去的冯太后面上，都没有为难她。
历史已经证明，孝文帝在掌权后，不仅忠实继承了冯太后的改革路线，而且把各项改革推进到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孝文帝的才智并不比冯太后差，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没有把心思放到争权上去罢了。最遗憾的是，老天没有留给孝文帝更多施展才干的机会，499年，三十三岁的孝文帝英年早逝，远没有冯太后执掌权力的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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