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ize=3][color=#FF33CC]简介[/color][/size][/b]
[size=3][b]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b][/size]
[b][size=3][color=#FF33CC]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color][/size][/b]
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color=#FF33CC][b][size=3]区域各朝代或国家[/size][/b][/color]
所谓的「魏晋南北朝」，它是几个朝代统称的复合词，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其中所包括的朝代或国家，可以多达几十个。
我们不妨就先从「魏晋南北朝」一词开始，「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由于曹魏受汉室禅让，在三国时代及后世被肯定为中原王朝，而「蜀」、「吴」两国为该时代的附属割据王国，所以「魏」为正统，可以称为「魏朝」。而「晋」主要指的是三国灭亡后，由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王朝与后来割据在南方的半壁江山东晋王朝(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朝」则指晋朝正式灭亡后，南北对峙形成的几个朝代，南方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北方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直到隋朝建立，统一中国南北方后，自东汉灭亡后，长达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才算正式结束。 除了魏晋南北朝一词外，也有以「六朝」来指称这个时期的用法，六朝指的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几个朝代的时间基本上与魏晋南北朝相当，它的特点是这六个朝代都立国于江东地区，而且国都都在建康(或称建业、建邺，即今日之南京)。
[编辑本段]三国
三国包括了魏、蜀、吴，分别是曹操父子、刘备父子及孙权父子所建立。
曹魏的年代始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都洛阳，史称魏或曹魏。统治范围有整个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中游的江北及甘肃、陕西、辽宁的大部分地区。亡于公元265年，共历五帝、46年。
蜀汉为刘备所建立的国家，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于成都，国号曰汉，史称蜀或蜀汉。统治区域有今四川、云南、贵州全部和陕西的一部分。公元263年为曹魏所灭，共历二帝、43年。
孙吴为孙权所建立的国家，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229年称帝，国号吴，建都于建业，史称孙吴或东吴。统治区域有今长江中下游、浙江、福建和两广地区。公元280年为晋朝所灭，共历四帝、59年。
[color=#FF33CC][b]西晋与东晋[/b][/color]
晋朝分为西晋与东晋。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晋武帝)，国号曰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秦汉以来的分裂，至此再度统一。统治疆域东、南至海，西至葱岭，西南至云南、广西，北至大漠，东至辽东。
但晋武帝死后不久，宗室之间爆发「八王之乱」，曹魏以来入徙塞内的游牧民族也乘机起兵称帝，全国又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
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南方重建晋王朝，占有今长江、珠江及淮河流域，建都于建康，史称东晋。公元420年，刘裕代晋，改国号曰宋，东晋亡，共历十一帝、104年。两晋共历十五帝、156年。
[color=#FF33CC][b]五胡十六国[/b][/color]
匈奴人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改国号曰赵，史称前赵)，公元316年，刘渊族子刘曜攻占长安，俘晋愍帝，西晋亡国，共历四帝、52年，北方从此进入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代。
五胡十六国，自公元304年刘渊称王起，北方各民族纷纷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国，直到公元439年被鲜卑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为止，共历135年。在此期间，共有六个种族各自建立王国，包括．运、匈奴、鲜卑、氐、羌、羯；这些王国的统治区域分布在北方和四川一带，共计有成汉(巴氐人李氏)、夏(匈奴赫连氏)、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族石氏)、前秦(氏族付氏)、后秦(羌族姚氏)、西秦(鲜卑族乞伏氏)、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后燕(鲜卑族慕容氏)、南燕(鲜卑族慕容氏)、北燕(汉族冯氏)、前凉(汉族张氏)、后凉 (氏族吕氏)、西凉(汉族李氏)、南凉(鲜卑族秃发氏)、北凉(匈奴族沮渠氏)等十六国。但另外还有汉人冉闵的魏、鲜卑族慕容氏的西燕、及北魏前身的代国等不被计算在内，此即史称的「五胡十六国」时代。
这时诸国彼此混战，仅有前秦苻坚时，曾经一度统一北方，但为时不久。
[b][color=#FF33CC]南朝[/color][/b]
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代。宋乃刘裕于公元420年夺取东晋政权后所建立，国号曰宋，建都建康，因皇室姓刘，故史称刘宋。 强盛时统治区域有今黄河以南、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是南朝当中疆域最大者，后来河南、淮北渐为北魏所夺。公元479年为萧道成所篡，共历八帝、60年。 齐，公元479年萧道成所建，国号曰齐，建都建康，为了与北朝的北齐加以区别，史称「南齐」，也因皇室姓萧而称「萧齐」。 统治区域有今长江抭域和珠江流域各省，东昏侯时国内大乱，公元502年为萧衍所篡，共历七帝、24年。 梁，公元502年萧衍所建，国号曰梁，建都建康，皇室姓萧，故称萧梁」。梁武帝时国力颇盛，统治区域有今长江及珠江流域各地，曾一度取得淮北和汉中。公元557年为陈霸先所夺，共历八帝、56年。 陈，公元557年陈霸先代梁称帝，国号陈，建都建康。统治区域有今长江、珠江流域各省，是南朝当中版图最小者，589年为隋所灭，共历五帝、33年。
[b][color=#FF33CC]北朝[/color][/b]
北朝主要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隋朝。
北魏乃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其前身在十六国时代为代国，淝水之战后拓跋珪重建代国，后改国号曰魏，史称北魏，或称后魏、拓跋魏、元魏。
公元398年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399年改号称帝，逐步并吞十六国中的夏、北燕、北凉诸国。
公元439年统一北方，统治区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方的刘宋对峙。
北魏国力颇强盛，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进行一连串的汉化运动，但因种种因素，却造成汉化与反汉化两大阵营的对抗，引起「六镇之乱」，瓦解了北魏王朝。
公元534年分裂 东魏与西魏，隔黄河而治，东魏后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从拓跋珪建魏，到公元557年西魏亡，共历十七帝、171年，是所有魏晋南北朝王国中立国最长久者。
东魏，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常受权臣大将高欢胁迫，逃往关中。
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孝静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
统治区域有原北魏领土洛阳以东的地区。公元550年为高洋(高欢子)所代，东魏共历17年。
西魏，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西入关中，将领宇文泰迎之。公元535年宇文泰毒死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魏文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统治区域有今原北魏领土洛阳以西的地区及益州、襄阳等地。公元557年 宇文觉(宇文泰 子)所代，西魏共历三帝、24年。
北齐，公元550年东魏大将高欢子高洋夺取东魏政权称帝，国号齐，建都于邺，为与南朝的萧齐区别，史称北齐，因皇室姓高，故亦称高齐，统治区域相当于东魏领土。公元557年 北周所灭，共历八帝、28年。
北周，公元557年，西魏大将禹文泰子宇文觉夺取西魏政权称帝，建国号周，都于长安，史称北周，因皇室姓宇文，故也称宇文周。
公元577年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并继续攻取江北、淮南，统治区域扩大到长江北岸。公元581年隋所代，共历五帝、25年。
公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受禅称帝，国号大隋，公元583年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公元589年灭南方的陈朝，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全国再度统一。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历代之盛，极于此矣。
[b][size=3][color=#FF33CC]社会经济[/color][/size][/b]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
第一，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秦汉时期，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
第二，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士族制的发展和统治者崇信佛教，导致地主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第三，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由于战乱，不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南方刚刚开发，商品经济发缓慢。
第四，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由于民族融合的加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密切，并逐渐融合为一体。各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为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b][size=3][color=#FF33CC]文化特点[/color][/size][/b]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
（1）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2）思想界异常活跃。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3）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
（4）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炯异。
[b][size=3][color=#FF33CC]魏晋南北朝服饰[/color][/size][/b]
秦、汉帝国曾经以政治上强大的向心力使服饰文化在传承商、周服制的基础上，吸收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服饰文明之所长，至东汉明帝厘定了适应封建政教理想的封建服饰制度，对后世封建服饰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汉朝立国400年后，皇室衰微。经过三国鼎立，两晋王族之争，中国内部分崩离析，给徙居华北边境的少数游牧民族以可乘之机。蒙古系游牧民族匈奴、羯、鲜卑，藏系游牧民族羌、氐先后入侵中原，建立了十多个小王朝，即历史上所称的“五胡十六国（包括十三个五胡小王朝和三个汉族小王朝）”。公元4世纪至6世纪，中国处于混乱的南北朝时期，战争和民族大迁徙促使胡、汉杂居，南北交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国家的异质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相互碰撞与相互影响，促使中国服饰文化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
汉、胡服饰文化的相互交流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服饰文化，是按两种不同的性质和方向互相转移的。其一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封建服饰文化，魏晋时基本遵循秦、汉旧制；南北朝，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初建政权之后，鉴于他们的本族习俗穿着不足以炫耀其身份地位的显贵，便改穿汉族统治者所制定的华贵的服装。尤其是帝王百官，更醉心于高冠博带式的汉族章服制度，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公元486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帝始服衮冕；公元494年（太和十八年）改革其本族（鲜卑族）的衣冠制度。公元495年接见群臣时他就班赐百官冠服，用以更换胡服。其二是在实用功能方面比汉族统治者所穿的宽松肥大的服装优越的胡服，向汉族劳动者阶层传移，魏孝文帝曾命令全国人民都穿汉服，但鲜卑族的劳动百姓不习惯于汉族的衣着，有许多人都不遵诏令，依旧穿着他们的传统民族服装。官员们“帽上着笼冠，裤上着朱衣”，连魏文帝的太子也私着胡服，从洛阳逃回平城，后被废为庶人。这是由于服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有民族的习惯性，他们原来的服装样式比汉族服装紧身短小，且下身穿连裆裤，便于劳动，这种服装是鲜卑族人民在长期劳动中形成的，魏孝文帝在推行汉化中未能使鲜卑人断其流行，反而在汉族劳动人民中间得到推广，最后连汉族上层人士也穿起了鲜卑装。其根本原因，就是北方胡族服装便于生活活动，有较好的劳动实用功能，因而对汉族民间传统服装产生了自然传移的作用。在同一时期，西域各国商民来到中国经商，在中国归附定居的也不少。北魏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曾谈到当时“自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至于大秦（罗马），百国于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趋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南北朝时期这种胡汉杂居，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的异质服饰文化与汉族传统服饰文化并存和互相影响的情形，构成了中国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新篇章。
裤褶、裲裆、半袖衫的流行 裤褶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其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这种服装的面料，常用较粗厚的毛布来制作。西汉每年赐匈奴酋长大量丝织品缯帛，但匈奴人在游骑中易于被草棘刮破，不如毛布结实。《史记·匈奴传》中讲道：“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骑马奔驰穿较短的上衣，自然也更方便。秦汉时期，汉族人也穿裤和短上襦，合称襦裤，但封建贵族必于襦裤之外加穿袍裳，只有骑者、厮徒等从事劳动的人为了行动方便，才直接把裤露在外面，上身甚至不穿上衣。封建贵族是不得穿短上衣和裤外出的。到了晋代，这种习惯起了变化，据《晋书·舆服志》记载，把袴褶定为：“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无定色。冠黑帽，缀紫标，以缯为之，长四寸，广一寸。”腰用络带（即以丝线编织的较厚的织成带），于带头装有带扣以代鞶带。《急就篇》颜师古注褶字说：“褶，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左衽是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胡人的衣服款式，与汉族传统以右衽为习尚不同。南北朝的裤有小口裤和大口裤，以大口裤为时髦，穿大口裤行动不方便，故用三尺长的锦带将裤管缚住，称为缚裤。《魏志·崔琰传》记载，魏文帝为皇太子时，穿了裤褶出去打猎，有人谏劝他不要穿这种异族的贱服。而到晋朝裤褶就规定为戒严之服，天子和百官都可以穿。《宋书·帝纪》说，宋后废帝（刘昱公元473年至476年）就常穿裤褶而不穿衣冠。《南史·帝纪》则说，齐东昏侯把戎服裤褶当常服穿。在后魏朝服都穿裤褶，《梁书·陈伯之传》记载，褚缉写了一首诗以讽刺后魏人，诗曰：“帽上着笼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反映了当时的衣着情况。此时，汉族上层社会男女也都穿裤褶，用锦绣织成料、毛罽等来制作，脚踏长靿靴或短靿靴。南朝的裤褶，衣袖和裤管都更宽大，即广袖褶衣、大口裤，这种形式，又反过来影响了北方的服装款式。
裲裆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起初是山军戎服中的裲裆甲演变而来。这种衣服不用衣袖，只有两片衣襟，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后来称为“背心”或“坎肩”。裲裆可保身躯温度，而不使衣袖增加厚度，以使手臂行动方便。也是男女都用的服式。《玉台新咏·吴歌》讲道：“新衫绣裲裆，连置罗裙里。”妇女穿的裲裆，往往加彩绣装饰，起初妇女都在里面穿裲裆，《晋书·舆服志》曰：“元康末，妇人衣裲裆，加于交领之上。”就是把裲裆穿在交领衣衫之外。
半袖衫是一种短袖式的衣衫。《晋书·五行志》记载，魏明帝曾着绣帽，披缥纨半袖衫与臣属相见。由于半袖衫多用缥（浅青色），与汉族传统章服制度中的礼服相违，曾被斥之为“服妖”。后来风俗变化到隋朝时，内官多服半臂。 裤褶、裲裆、半袖衫都是从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地区的异族文化，经过群众生活实践的优选，由于它们具有功能的优越性而为汉族人民所吸收，从而使汉族传统的服饰文化更加丰富。
冠帽形制的变迁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的冠冕制度，虽然承袭汉代遗制，但具体形制还是有一些变化。首先是巾帻的后部逐渐加高，中呈平型，体积缩小至顶，称为平巾帻或小冠，小冠非常流行。在小冠上加笼巾，称为笼冠，用黑漆细纱制成，故也称漆纱笼冠。下图中，左为戴小冠的侍从，江苏南京中央门外小红门出土陶俑。中为戴笼冠的贵族男子，河南巩县石窟寺石雕。右为戴卷荷帽的吹鼓手，河南邓县出土彩色画像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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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叫作高顶帽的，《隋书·礼仪志》七，记梁代“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纱者名高顶帽，皇太子在上者则乌纱，在永福省则白纱，又有缯皂杂纱为之，高屋下裙，盖无定准。”《晋书·舆服志》说：“江左时野人已著帽，人士往往而然，但其顶圆耳，后乃高其屋云。”实际有好几种形式，有的带有卷荷边，有的卦有下裙，有的带纱高屋，有的带有乌纱长耳。公元7世纪后周流行一种突骑帽，垂裙复带，可能就是胡人所戴的风帽。
妇女服饰的演变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继汉代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式，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发展。一般上身穿衫、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筒肥大。裙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美学效果。并且加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首饰华丽，一般妇女也使用假发作各种发式，如灵蛇髻、飞天髻（均系在头顶梳出一些发环，使作凌空摇曳之状）、盘桓髻（以头发反复盘桓然后作髻）、十字髻（头顶作十字形髻，余发下垂过耳）等等。有的更将假发装在假头上以增加其高度，有的使之自然危、邪、偏、侧，以表现妩媚的风姿。发髻上再饰以步摇簪、花钿（用金、银、珠、玉等做成的花朵形，用以掩饰头髻的短腿簪子）、钗、镊子，或插以鲜花。少女则梳双髻或以发复额。女子还戴巾子，即晋陆刿《邺中记》所说石季龙常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袴，金银镂带，五纹织成靴。
传统的深衣，到魏晋时男子已很少穿了，女子深衣在衣服下摆施加相连接的三角形装饰，在深衣腰部加围裳，从围裳伸出长长的飘带，这种装饰始于东汉，走动时可以起助长动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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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的服饰风尚魏晋以来，社会上盛传的玄学与道、释两教相结合，酝酿出文士的空谈之风，他们崇尚虚无，蔑视礼法，放浪形骸，任情不羁。在服饰方面，他们穿宽松的衫子，衫领敞开，袒露胸怀，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刻，便是当时文士服饰的写照，反映了社会意识和服装形式具有内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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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北齐校书图，男裹巾，有的穿半袖衫，有的穿裲裆或戴肚兜，女梳双丫鬓，小衫长裙，肩上披有帔巾。
首饰这时期除了发饰、指环、耳坠、鸡心佩、金奔马饰件、金花饰片和金博山等以外，还有带具。东汉时期，人们腰上所束的革带为了佩挂随身实用小器具的方便，挂了几根附有小带钩的小带子，这种小带子叫做蹀躞，附有蹀躞的腰带称为蹀躞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蹀躞带，头端装有金属带扣，带扣一般镂有动物纹和穿带尾用的穿孔，穿孔上装有可以活动的短扣针。
[b][size=3][color=#FF33CC]魏晋南北朝军事[/color][/size][/b]
据晋宋官制：车骑二品，四征、四镇三品，四中郎将四品。
以江淮流民充北府之兵，始于成帝咸和年间的郗鉴。郗鉴曾驻广陵，后移京口，是最早以京口为基地的北府镇将。
以京口为基地的徐州北府兵，以历阳为基地的豫州西府兵。
谢玄募北府兵，主要是募将，谢玄本人居北府镇将之位，而北府兵实际掌握者是刘牢之，刘牢之之父刘建是谢氏西府旧将。谢氏势力起自西府，永和九年（353）殷浩北伐失败，谢尚受命为西府豫州刺史、都督军事，镇守历阳。此后十余年，谢奕、谢万兄弟相继为
中国古代官职大凡四种：职官、散官、勋官和爵位。职官又称职事官，职者，执也。就是具体行使某种权力施行某些职责的官位，其内容包括职官的名称、职权范围、品级地位等。散官，古代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表示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例如唐代文散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士郎凡二十九阶，武散官自骠骑大将军至陪戌副尉凡四十五阶。故散官亦称阶官。宋代称为寄禄官。明清则职居几品，即授几品阶官，故无散官之名，但亦可特授较高级的阶官。有些官称并无实际职务，只是授予年老有病的旧臣或有一定勋劳的人，只作为领取俸禄和享受某种礼遇的依据，而不负实际责任，这样的官也叫做散官。散官与职官的关系，唐宋以前是先授阶(散阶)而后根据阶来授官，可以比阶的品位高也可以比阶的品位低，如"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就是以大司马大将军(散阶)的身份具体从事尚书(职官)的事情；明清与唐宋以前相反，是先授官(职官)而后授阶。职官和散阶之外还有一种等级制是勋官。勋官与散官有一定关系，如唐典里规定：五品以上者勋官，番上四年，六品以下番上五年，可以被简选授予散官，等等。没有取得散官的勋官，仅仅比平民的身份略高一点。勋官与平民不同之处：一是勋官依令由政府授给勋田；二是在刑法上，勋官和职事官、散官的待遇一佯，其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可以减—等；三是有充任吏胥的资格，如唐制勋官五品以上者，可以任州镇仓督、州县市今、录事等，六品以下可充任里正；四是有免除征役的特权，但须按规定到兵部和州县上番；五是法律上禁止白丁重婚，勋官则可以娶妾。它与散官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主要按功劳授予，犹如汉代的取得军功爵。至明代时勋官始分文武两种，清代废除勋官，与世爵合并。爵位秦以前是政治权力大小的标志。秦以后，爵位(分"封爵"和"赐爵"两种)不再具备行政职能，主要用于确定皇亲、功臣世袭的政治名位和经济利益。封爵历代各有差别，大致分"公、侯、伯、子、男"五等。赐爵只存在于两汉，分十九等，可以买卖，因为弊端太多遂被废止。古代确定官职等级的方法为"品秩"。曹魏以前以"秩"来确定官员身份地位的尊卑。"秩"指的是官员的俸禄，如汉官员秩等为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百石等共十八等。曹魏以后设九品之制。九品以一品为最高。九品为最低。各品又有正从之分共十八等，九品之外更低的称为流外官。
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军事掌握在贵族手中，并无专门的文，武之分。秦确立了丞相（相国）诸卿－郡县为基本架构的官僚体制。制度中未明确文武官区分。西汉初规定了文武官制之分，但是真正的文武官制之分尚未形成。至东汉，贵族政治影响完全消失，基本确立了文武官的明确区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将军系武官制度逐步取代尉系武官制度成为武官制度主体，并且出现了都督制度。文官制度中，以尚书省为中心的咨询议事机构上升为政务机构，尚书省及中书省、门下省宫省机构及其官职成为文官制度主体。
八校尉，汉代率兵守卫长安及城郊的八校的长官。汉武帝为了加强对长安城的防护而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八校尉之秩皆为二千石，属官有丞及司马。中垒本中尉（执金吾）属官，有令、丞、两尉。中尉所掌为备京师盗贼之事，中垒所掌当同。武帝以中垒进为校尉，为新置八校尉之一，掌北军垒门之内，而又外掌西域。清王念孙谓“西域”应为“四城”之误，中垒校尉所掌乃北军垒门内外及四城之事。今人陈直引《汉书·赵充国传》“有诏将八校尉……”等文，以证八校尉皆有从军西域之职现，谓“西域”二字不误。《宋书·职官志》谓中垒校尉掌北军营。东汉省，别置北军中候，掌监屯骑等五营，《续汉书·百官志四》谓“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此可与《宋书》互证。曹魏领军将军所统亦有中垒一营；屯骑校尉掌骑士，领兵七百人。东汉时属北军中候。魏、晋、南朝及北朝魏、齐均置，属领军将军，北齐时属左右卫府。隋不置；步兵校尉专掌位于长安西南郊上林苑的苑门屯兵。东汉因之，秩比二千石。三国均置，为天子禁军首领之一；越骑校尉掌越骑。东汉沿置，掌宿卫兵。三国均置。（越骑，内附越人组成的骑兵，代指善骑能射）；长水校尉，掌屯于长安西北郊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胡人骑兵。领骑兵七百三十六人。长水，关中河名；宣曲亦河名。东汉时属北军中侯，校尉秩为比二千石，魏、晋、南朝及北朝魏、齐均置，属领军将军；北齐时属左、右卫府。诸朝都城不在关中，仍称“长水”仅为沿袭旧名。隋不置；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即善射箭者。魏时为第四品，比二千石，掌宿卫兵，吴蜀亦置；虎贲校尉掌轻车。八校尉统领的军队是从地方或少数民族中选募来的常备兵。八校皆属精劲之旅，而胡骑、越骑尤为重要。西汉时统领者多为皇帝的亲信。东汉时将中垒校尉省去，又将胡骑并入长水，虎贲并入射声，保留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史书中常见的“五营”、“五校”，即指五校尉所属的军队。两汉时的诸校尉都以戍卫京师为主要职责，东汉时五校尉多由宗室担任，兼任宿卫宫廷的任务。两汉时校尉也常率兵出战，如西汉时代大宛、伐羌，东汉时击匈奴、乌桓，诸校尉也参与其役。五校尉秩比二千石,而以秩六百石的北军中侯一人，监五营禁兵。每校尉下属有司马一人，秩千石。五校尉的设置，一起延续到两晋南北朝。
执金吾，秦汉时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员。本名中尉。其所属兵卒也称为北军（见南北军）。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名为执金吾。王莽时改名奋武，东汉时复称执金吾。晋以后废。秩中二千石，不在九卿之列，但地位相当。词意有三：其一，应劭谓：“吾者，御也。掌金钳，以御非常。”其二，颜师古谓：“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御非常，故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上二说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其三，《古今注》则谓金吾系两端涂金的铜棒，此官出行执之，作为权仗。御史大夫、司隶大夫亦可执此棒。御史、校尉、守、令、都尉所执，则以木为“吾”。西汉时执金吾担负京城内的巡察、禁暴、督奸等任务，和守卫于宫禁之内的卫尉相为表里。执金吾秩为中二千石，有两丞及侯、司马、千人。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又式道、左右中侯及京辅都尉，也与执金吾有相属关系。武库为制造和贮存兵器的机构。中垒、寺互、都船之下皆有监狱。景帝时，中尉郅都曾拘捕有罪的临江王。主管武器及典司刑狱，也是执金吾的一项职责。东汉时执金吾属官只保留一武库，其余悉被减省，其职务主要是典司禁军和保卫京城、宫城的安全。执金吾每月要绕宫巡察三次，以预防和制止宫外水火之灾和其他非常事故。汉光武帝刘秀每到郡国巡视，便派执金吾留守京城；明帝东巡，还命执金吾守卫南宫。另外，有时皇帝出行，执金吾率领缇骑、步卒组成仪仗和警卫。章帝出巡，曾命执金吾随行宿卫。汉代执金吾有时也被委派为将帅而领兵远征。西汉昭帝时，执金吾马适建曾率军讨破羌人；东汉和帝时，执金吾耿秉还任主帅窦宪的副职而伐北匈奴。
卫尉，汉统率卫士守卫宫禁之官，隋以后改掌军器、仪仗等事。秦已有此官，始皇时有卫尉竭。汉景帝时一度改名中大夫令，后又恢复旧名。新莽时改为大卫，东汉时仍称卫尉。西汉时护卫宫殿者有郎卫和兵卫。光禄勋率郎官为郎卫﹐卫尉率卫士为兵卫。西汉时卫尉所部称南军。宫内设庐舍以驻扎卫士﹐卫士昼夜巡警﹐检察门籍。卫尉主宫门和宫内。西汉时皇帝居未央宫﹐守护未央宫是卫尉的职责﹐故有时也称未央卫尉。皇后所居为长乐宫﹐设长乐卫尉。武帝时李广为未央卫尉﹐程不识为长乐卫尉。长安城外的建章宫﹐距长安较远的甘泉宫﹐也曾设有建章﹑甘泉两卫尉。又设卫将军居诸卫尉之上﹐如文帝时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宣帝时张安世为卫将军﹐掌管两宫卫尉及城门北军兵。卫尉秩为中二千石﹐其副职为丞﹐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吏民若向皇帝上书﹐由公车司马转达。东汉时无卫将军﹐也不再每宫皆设卫尉。卫尉下设北宫﹑南宫卫士令﹐以分管南北宫﹐省去旅贲令。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任命他的亲信李通﹑铫期为卫尉﹐后来外戚马廖﹑马光﹑窦固﹑梁淑等人都担任过这个职务。魏晋以后﹐卫尉职掌渐生变化。从隋代起﹐改掌军器﹑仪仗﹑帐幕之事﹐与汉制截然不同。南宋并入尚书省工部。元代一度恢复卫尉﹐旋罢。明﹑清不设。
东汉文官是指太傅、司徒、司空及除光禄勋、卫尉、执金吾外之诸卿；武官是指太尉及诸卿中之光禄勋、卫尉、执金吾及诸校尉（五校尉、司隶校尉、城门校尉等），这是中央官（朝官、京官）之分类，而地方官（郡国道县官）亦有文武之分：郡守，国相，县令长等应为文官；郡都尉，国中尉，属国都尉等应为武官。
《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武官上左右卫》：汉京师有南北军掌理禁卫。南军长官为卫尉，北军长官为中尉/执金吾。汉郎中令/光禄勋侍直禁中。不同之处，卫尉/执金吾所统为兵，是服徭役的农民，而光禄勋所统诸郎官为官贵子弟，是官不是兵。
魏晋南北朝：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开府位从公者为文官公，冠进贤三梁，黑介帻。大司马、大将军、太尉、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开府位从公者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帻。文武官公，皆假金章紫绶，著五时服。其相国、丞相，皆衮冕，绿盭绶，所以殊于常公也。其下之执事官，文官系统有尚书、门下（包括散骑）、中书省官员，列卿以文官为主，光禄勋、卫尉、太后卫尉仍具有一定武官性质，而御史台官员及司隶校尉、谒者仆射、都水使者皆为文官；武官系统主要指担任皇帝-宫殿-京师保卫安全的禁卫武官，即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左右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五校尉。太子东宫属官,太子太傅、太傅、中庶子、中舍人、食官令、庶子、舍人、洗马、家令、仆等为文职；而率更令、左右卫率等为武职。地方行政长官，州刺史、郡太守为文，都督、校尉等为武。府僚佐，长史为文，司马为武。同时文武迭任在魏晋南北朝为一普遍现象，而迭任时或以文为主或以武为主。
晋朝军制：
一、中军：编制等同于汉朝的南军、北军，负责警卫皇宫、拱卫京畿。1、 司马昭初封晋王时，设置了中卫将军，中卫将军负责直接统领驻在王府中的中卫军，负责相府和皇宫禁卫，中卫军下属三支精锐骑射部队（即三部司马）：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炎称帝后，中卫军分为左右二卫——左卫将军，领熊渠武贲，右卫将军，领佽飞武贲，二卫将军还下辖殿中将军和殿中司马督，二卫将军轮流率领本卫士兵在宫殿内宿卫，近似于汉代的郎卫。2、 晋代为保卫东宫皇储又陆续加置了五卫率：前率、后率、左率、右率、中率，规模也很庞大。由此可见晋代政局不稳、废立无常。3、 担负宫殿门外到宫城门宿卫的部队（近似于汉代的南军）：骁骑、游击二营，命中、虎贲、羽林、上骑、异力五督，由骁骑将军统领。4、 皇宫外至城门的京城宿卫部队（近似于汉代的北军）：（1） 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分驻宫城外四门。（2） 领军营、护军营。（3） 原来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保留，晋武帝时增置翊军、积弩二营。5、牙门军，由城门校尉统领，近似于汉代的城门屯兵。以上各军均由中军将军统帅，名将羊祜曾担任过这一官职。《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二卫始制前驱、由基、强弩为三部司马，各置督史。左卫，熊渠武贲；右卫，佽飞武贲。二卫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贲，骁骑、游击各领之。又置武贲、羽林、上骑、异力四部，并命中为五督。其卫、镇四军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将军，中郎、校尉、司马比骁骑。持椎斧武贲，分属二卫。尉中武贲、持鈒冗从、羽林司马，常从人数各有差。
二、州郡兵：曹魏以来，州郡兵逐渐壮大，地方刺史兼领兵将领，权力过大，故此晋武帝在太康三年废罢州郡兵，各州郡只留武吏50~100人，同时，刺史、太守不再领兵。
三、外军：晋朝的都督制度虽然是继承曹魏，本质却不同。曹魏的都督制与王侯分封制是分离的，外派的都督均能代表中央集权南征北战，只有到司马氏分派子弟占据了几个最重要战区的都督职位后，中央集权才受到了威胁。晋武帝末年，世族刘颂等人奏请诸亲王分别都督诸州军事，晋武帝也深恐曹氏孤立而州镇太盛的教训，于是司马氏诸王纷纷出镇军事重地，占据了全国都督名额的半数以上，这样，分封制与都督制合一了。诸王到一处镇守，就要把封国也转移去，既是重要地区的军事统帅，又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样就形成了与中央分权之势。晋武帝初封同姓时，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而后诸王纷纷在自己身边安插亲信将领和幕僚，并竭力扩军，发展到了动辄数万、十数万，故此酿成了“八王之乱”。其军队来源除世兵外还有以下途径：1、 募兵。晋朝实行限制土地占有的占田制后，废除了屯田制和州郡兵，但原来的屯田客和州郡兵并不一定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土地，很多成为无业游民，这样就有条件实行局部性募兵制。2、 征募外族移民为兵。诸王军队中有由鲜卑人组成的队伍。3、 自组私兵。诸王及属下将领拥有大量的依附农民和家奴，遇有战事即可成兵。另，公元306年，并州饥荒，胡骑屡犯，并州军民万余人随东瀛公司马腾到冀州就食，号称“乞活军”，与南犯的北方少数民族作战。
四、东晋时，皇族改对世家大族宽纵，往往授以大将军、都督、四睁、四平、四征等称号，如谢安曾都督15州军事。这些异姓世家大族取代了皇室分支都督诸州军事，皇室愈加羸弱。皇帝为笼络世族功臣，会赐予其一定数量的世袭兵户（不会太多）作为他们的私兵；而这些将领利用占有私兵的合法性，经常采用“送故”的手段，即将领离任，不把本营兵交出，而是趁机带走转化为自己的私兵。这样长久以往，全国各地都有将领们的军府，严重消弱了中央军队，甚至有的州郡相互勾结结盟，对抗中央。另外，为对抗北方少数民族南侵，有的地方豪族在村庄外围修筑了一些土堡，称为坞壁，坞主又趁机收庇了大批农民，也造成了大批的地方军事割据势力。
五、关于两晋的兵役制度：还是以世兵制为主，即使是招募来的，应募后一般也成为世袭兵；世兵的地位很低，有如刑徒，兵役、劳役极其繁重，致使逃亡的现象很普遍，而逃亡者往往又被地方豪族收容，沦为私兵。另一方面，两晋朝廷也经常发奴为兵，以补世兵之不足，这就又得罪了拥有大量徒附的地方豪族，经常起兵叛乱，故此两晋一直在动荡。
南朝军事统领体制，大体沿袭晋朝。中央以大将军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统领全国军队。但自刘裕称帝建宋起，各朝常将此职空缺，而由皇帝亲自统率全国军队，掌握调动，以至直接指挥作战。全国军事行政，则由中书省总揽。在地方，仍然实行都督领兵制，派遣宗室诸王出任重要州镇都督兼刺史，既领兵，又治民。同时实行典签制度，即委派典签官代表皇帝监督方镇，以加强皇权对军权的控制。军队征发调遣，须由皇帝颁诏，尚书下符。
南朝军队，可区分为中央宿卫军、方镇军、郡县兵和乡兵。中央宿卫军，主要分内军和外军。内军由领军将军统领，负责警卫皇帝和皇宫。外军由护军将军统领，任务是保卫京师及周围地区。领军将军,领军中资重者之称，资轻者为中领军，掌禁兵。护军将军，杂号将军之一，与领军同时置，掌禁兵。秦置护军都尉，汉因之，陈平曾任此职，尽护诸将。汉武帝时属大司马。建安12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魏亦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曹丕更名为护军将军。蜀、吴亦置，为高级将军名号。资重者为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护军。此外， 还有左卫、右卫、骁骑、游击四军，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以及新增置的太子东宫宿卫部队等。宿卫军平时宿卫宫廷保卫京师、战时抽调一部或大部交出征将领指挥作战，战事结束，各回原屯。方镇军，即各都督统领的军队。因都督皆兼刺史，故又称府州兵。南朝方镇军规模大，如荆州都督府最多时即达十余万人， 其他各州府，按其辖区大小军事地位轻重不同，置军多少不一，多者数万，少者数千。都督督镇一方，权力颇大，往往拥兵自重，直接危及皇权。郡县兵，是郡县所置的地方部队。由郡县长官掌管，主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有时也归都督调遣指挥，参与征战。此外，各地豪门大族还组织乡兵，以保卫乡土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各朝军队编制，大体最高单位为军，置军主统领；其下有幢、队，分置幢主、队主为长。步兵、水军是主要兵种，四朝水军都较为强大，骑兵则数量很少。
北朝各代政权，皆以鲜卑族为主体，其军制的发展变化，大体分为北魏(包括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个阶段，如同其他制度一样，既经历了比较深刻的汉化变革，又始终保留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府兵制的创立，则是这一时期军制发展的突出成就。北魏军事领导体制初期实行“胡汉分治”，中央置八部大人即八部帅，总理军国大政，参与军事决策，分统京师周围内迁的人即八部帅，分统京师周围内迁的拓拔部和各少数民族军队；同时设置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执行机构，其部分职官以汉人充任，但不掌实权。禁中设置武职内侍官，执拿宿卫，充当皇帝军事参谋。置大将军为最高统帅，代表皇帝统领禁军以外的全国军队。太武帝即位后，废除八部大人制，尚书省权力加重，主管全国军队；并以内侍诸曹为高级军事参谋机构。孝文帝进一步改革官制，于尚书省下设七兵尚书主掌全国军事行政，分置七兵、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骑兵、都兵七曹，各理日常事务。以太尉、大司马、大将军为高级武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为全军最高指挥官。地方置都督兼刺史，为统掌一地军、民的最高长官。战时则置都督或大都督，领兵出征。
六朝南朝宋将官号位次（变化不大）：
大司马；大将军；骠骑、车骑将军；诸号大将军；卫将军；四征、四镇、中军将军、镇军将军、抚军将军（中、镇、抚三号比四镇）；四安；四平；左右前后将军；征虏将军冠军将军；辅国将军龙骧将军； 东南西北中郎将；建威、振威奋威扬威广威；建武、振武奋武扬武广武； 鹰扬、折冲、轻车、扬烈、宁远、材官、伏波、凌江将军：宣威明威骧威厉威；威厉威寇威虏威戎威武；武烈武毅武奋；绥远绥边绥戎；讨寇、讨虏、讨难讨夷；荡寇、荡虏、荡难荡逆；殄寇、殄虏、殄难；扫寇、扫虏、扫难扫夷扫逆；厉武厉锋；虎威、虎牙、广野、横野；偏将军；裨将军。
注：分号“；”为等级分割号，顿号“、”为位次分割号。无标点间隔，排名在前，既是递补叙迁（递补叙迁较经常，因功因举因戚贵转迁，历来就少）先后的依据。晋内朝六军左右军将军（特别注意，左军将军和左将军，大大不一样，前者为实职，位轻权重）左右卫将军骁骑游击将军（加中军营为七军）和五校营（兵不多，象征性的营），为实职，都是勋贵担任，如外放，内朝六军主多出任大将。将军号有没有开府很关键，开府才是真将军。开府后官俸也不一样。其辅国龙骧将军伏波将军西晋时开府位从公。后来将军越来越多，这些魏晋时的尊号，慢慢退到后面。这是《通典》也未细分的。后面40将军号来自沈约《宋书.》稍有变动。东晋时还出现过宁北靖北扫北，都很短暂，次东西南北中郎将。升：大多用迁，晋迁，升等；平调：多用转，调，改。降用谪，贬，锲，轻降者也用转。
南朝齐萧道成“篡禅”起家，一方面给手下功臣加军功位，另一方面生怕后世大将拥兵“篡禅”（已经有王莽，曹丕。刘裕），所以给位不给权，专任子弟统帅。萧道成采取文武十八班（后世正从九品就是十八班）。这时候的名号杂号将军已达125种之多，所以专门给将军号排列二十四班（注意和文武十八班不一样，十八班是实官，领官俸的依据）。从前的辅国龙镶不再是一人一个将军号了，好几个人同时是辅国将军或龙镶将军。其中有领兵权的（军主）将军号由低至高依次为宁朔、龙镶、辅国、征虏、冠军将军，加这几个（宁朔龙镶辅国征虏冠军）将军号同时带五校尉者，就是萧道成派出的监军使者。
西魏北周府兵制，是西魏大统年间宇文泰开始创立，有特殊的组织系统，不是边防军而是禁军，兵士地位比较高。其核心是，1，入关的六镇鲜卑，即贺拔岳武川集团，2，宇文泰攻杀侯莫陈悦后，原贺拔岳部下李弼军团，3，北魏宿卫禁军。共3万人，由12个将军统领称为12军。大统八年（542），宇文泰仿周礼6军之制，改为6军。后泰招募关陇豪族，委任豪族为都督，帅都督。府兵系统中最高统帅称八柱国，这是模仿北魏早期鲜卑部落兵的八部之制。宇文泰自任柱国大将军，位在其他柱国之上，任广陵王元欣为柱国大将军，虚职。其他六个柱国大将军为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实际是六柱国各主一军。六柱国各督两个大将军，每一大将军督两个开府将军，每一开府将军统一军，共24军，这一级比较重要，出征时，大将军统领开府将军出战。开府将军下为仪同将军，48员，领军约1000人，其下还有，团的大都督，旅的帅都督，对的都督。府兵军士另立户籍，与民户有别，不承担赋役。“府兵，，，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周武帝建德三年（574）把府兵改称侍官，意思是侍卫皇帝，表明府兵是皇帝的亲军，不隶柱国。为扩大兵源，均田户中六等户以上，家有三丁，选一人充当府兵，加入军籍后，免除赋役。因而府兵中汉人几乎占了一半。一人充当府兵，全家即编入军籍，不属州县。军人及其家属居城者置军坊，居乡者为乡团，置坊主、团主以领之。这种军民异籍的制度直到隋代才改变。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年（590）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这是个划时代的改变，标志着兵农合一的完成，但府兵本身归军府统领的组织系统不变。隋代军府有内府、外府（也就是内军、外军）之分，以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为长、贰，有时也设置与骠骑府并行的车骑府。炀帝大业三年（607）改称鹰扬府，长官为鹰扬郎将，副为鹰扬副郎将（后改鹰击郎将）。唐初一度恢复骠骑、车骑府旧称。贞观十年（636）外府更号折冲府，内府更号中郎将府。折冲府置折冲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别将（后置），作为府一级的将领。武后垂拱时府分三等。早自北周武帝时，府兵番上宿卫，分隶于中央的司卫、司武、武候三府。隋初，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六个府各领军坊、乡团，统率府兵，继承周制。炀帝统治时，原先不领府兵的卫或府也都加领，这样领府兵的就有翊卫（左右卫所改）、骁卫（备身府所改）、武卫、屯卫（领军府所改）、御卫（加置）、候卫（武候府所改），各分左右，共十二卫。唐代因袭隋制，只是改屯卫为威卫，候卫为金吾卫，别置领军卫，废御卫，也是十二卫分领府兵宿卫（见十六卫）。此外，自北周、隋以来，领府兵的还有侍卫东宫的率府，唐代为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和左右清道率，称为东宫六率，但领府很少。内府置中郎将，副为左右郎将，以下团、旅、队的设置略同外府。内府有亲、勋、翊的区分，兵士分别号为亲卫、勋卫、翊卫，合称三卫。统领内府三卫兵的是：左右卫，统亲府一、勋府二、翊府二，共五府；左右卫率，统亲、勋、翊府各一；其余卫、率，各统翊府一。内府卫士取二品至五品官的子孙充当，外府卫士取六品以下官的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在此范围内，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府兵虽然包括官僚子弟和一般地主，但仍以均田农民为主体。府兵制创立以后，规定三年一拣点以补充缺额（玄宗时改为六年），其服役期限为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玄宗时曾有缩减）。服役期间，府兵本身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弓箭、横刀）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均须自备。每一火（一火十人）还得共备供运输的马六匹（或用驴），即所谓“六驮马”。自备资装对于农民是沉重的负担。重要武器如槊，甲，弩由政府供给。军府所在有地团，兵士不能随便迁徙出界；平时务农，农闲练武，有事出征，其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和征防。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按照距离长安的远近分别给番。法令规定：百里外五番（即各府内兵士以五人为一组，此五人轮流上长安宿卫，以下类推，但七番、九番分组不尽，当有剩员），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每番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每番两个月。内府卫士（三卫）除两京及其附近诸州必须番上宿卫以外，余州都纳资代役。府兵到长安宿卫，由十二卫将军分领。出兵征防则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府兵制自西魏建立，到唐代天宝八年（749）折冲府无兵可交，存在了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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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魏晉南北朝至隋代，一直以甲騎具裝即人馬都披鎧甲的重騎兵為軍隊的主力，至唐初卻一變為以人披鎧甲，馬不披甲的輕騎兵為主力，個中原因何在，一般認為，隋末農民起義和隨之而來的世族門閥的衰落是甲騎具裝衰落的原因， 筆者對此卻不敢茍同。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於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逐漸發現了甲騎具裝的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機動性差，以及殺傷兵器的發展和北方少數民族尤其是突厥輕騎兵的影響，本文擬根據中外文獻記載和石窟寺觀壁畫、岩畫以及突厥文碑銘中的材料對此加以說明。
西元7世紀前後，從西亞、北非到東亞，重騎兵都面臨輕騎兵的強勁挑戰，形成了以輕騎兵壓倒重騎兵的普遍趨勢。在西亞、北非，阿拉伯輕騎兵擊敗了波斯和拜占庭的重騎兵，輕騎兵代替重騎兵成為戰場上的王牌，在中亞，新興的突厥王國以輕騎兵擊敗了柔然的重騎兵， 突厥代替柔然成為草原霸主。 而在中原，新興的唐以輕騎兵擊敗了隋的甲騎具裝，輕騎兵代替甲騎具裝成為軍隊的主力。在西亞、北非和中亞，重裝騎兵的衰落顯然與農民起義和世族門閥的衰落無關，而主要是與其機動性差有關。
在中原，甲騎具裝的衰落也首先是由於其機動性差。沉重的具裝鎧甲雖然帶來了防護力的增強，卻減弱了機動性。據考古發現，一件完整的鐵具裝，約重40至50公斤，特製的重鎧可達100公斤。又據《宋史》卷一九七《兵志十一》載，南宋初年，一領鐵甲的重量是45至50斤（約26.86~29.84公斤）。可見，戰馬馱載的人甲和馬具裝的重量至少有60~80公斤，最重者可達130公斤。重鎧增加了戰馬的負擔，使其難以持久戰鬥，只有高大健壯而又穩重的馬匹才能充當甲騎具裝的坐騎，即使是這樣的高頭大馬也只能以小跑、慢跑衝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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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箭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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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铁箭头！
騎兵是進攻型的兵種，機動性是騎兵作戰的基本特點，失去了快速機動能力，就等於改變了這一兵種的性質，就難以體現其優勢。早在先秦時期，孫子就提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認為作戰時應以正面軍隊與敵交戰，而以側擊、迂迴、包圍等取勝，很重視機動作戰的作用。但由於當時的軍隊以車兵和步兵混合編成，車兵受道路的限制很大，步兵靠雙腳步行，行動速度比較慢，二者的機動性都還很差，這一主張在實踐中受到不少限制。只有到西漢時期，以輕騎兵組成的騎兵大集團出現後，這一主張才得到較充分的實踐。騎兵大集團的出現使軍隊由注重力的對抗轉變為注重尋找和創造機會，其實質是通過機動、速度來體現軍隊的戰鬥力，而魏晉南北朝以降，騎兵發展為人馬都披鎧甲的甲騎具裝，防護力雖然提高了，機動性卻降低了。美國軍事史學家杜普伊指出，機動性、突然性、翼側突擊和衝鋒的猛烈性這四項因素是古代騎兵戰術的基礎，而要真正發揮這些因素的潛在作用還需依仗馬匹的高度機動性。 英國軍事史學家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也認為騎兵的王牌為速度和時間而不是打擊力。 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甲騎具裝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甲騎具裝機動性差，雖然適於正面突擊，卻不適於實施機動戰術，不宜於穿插、迂迴，出奇制勝沉重的具裝使其戰術簡單、行動遲緩。雖然甲騎具裝在對付裝備簡陋的步兵時具有明顯的優勢，但在對付機動靈活的輕騎兵和裝備精良的步兵時則往往力不從心，甚至處於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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