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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color=#ff0000]华克之的传奇人生 [/color][/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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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color=#0000ff]在中国革命史上，华克之是一位经历丰富的传奇人物。他曾因一件震动全国的大案而声名远扬，令蒋介石、汪精卫都为之害怕。但他的踪迹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即便国民党开出天价全国通缉，他仍能不断脱离险境。更令人称道的是，他能够及时转变自己的思想，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東亲自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屡立功绩。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经历又是充满了坎坷……他的一生，几起几伏，其传奇经历，与历史的进程紧密相连。
华克之，1902年生于江苏宝应，中学时期接受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1924年，华克之在南京金陵大学就读时加入国民党，并作为工作人员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衷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华克之出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长，因其能干而被许多人看好。在此期间，华克之还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非常佩服他们坚定的信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指使流氓捣毁南京国民党市党部，接着发动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曾试图拉拢作为国民党左派人物的华克之，但华克之见其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断然拒绝。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将华克之关押起来。后经国民党元老保释，华克之方得以出狱。此后，他参加了一系列反蒋活动。
1929年，华克之迁居上海。在他的周围，迅速聚拢了几位曾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大家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良策。讨论的结果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们下决心要消灭蒋介石，手段则是刺杀！
当时，与华克之同住一起的还有一位共产党员，名叫陈处泰（即陈惘子）。陈经常向华克之等人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对他们“五步流血”的计划也非常清楚。作为党组织与华克之等人的联系人，陈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你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
华克之等人血气方刚，没有接受党组织的意见。陈处泰将他们的态度向上级汇报后，表示：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
华克之等人则再三表示：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
暗杀计划开始实施了。为刺杀蒋介石，华克之进行周密部署，于1934年11月，在南京设立了一个掩护机关，即晨光通讯社。社长为华克之本人，化名胡云卿，是一位“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他们组成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在案发之前，晨光通讯社没受到任何怀疑。华克之等人一方面密切关注日趋恶化的国内形势，一方面加快了刺杀蒋介石的步伐。他们获知，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在会上动手。华克之成为刺杀行动的总指挥，而熗法精熟的孙凤鸣则毅然担负起刺客的重任。
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四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掌握国民党实权的蒋介石显得踌躇满志。此次大会，除西南派的粤、桂中央委员没有出席外，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汪精卫等各派要人齐集南京。当时，蒋介石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主席。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戒备森严，但孙凤鸣还是顺利地进入会场。当各中委出礼堂至第一会议厅门口摄影时，刺杀机会来临。但蒋介石迟迟不肯出来，转而由汪精卫作代表，与众人合影。
孙凤鸣无法刺杀蒋介石，便向汪精卫开熗。他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六弹左轮手熗，一边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一边向汪精卫连击三熗。第一熗射进汪精卫左眼外角下左颧骨，第二熗从后贯通左臂，第三熗从汪精卫后背射进第六、七胸骨旁部。汪精卫倒在血泊中。
场内秩序大乱，只有少数几人保持着镇静。汪精卫的侍卫举起手熗，向孙凤鸣胸部连开两熗，孙凤鸣中弹倒地。
场内秩序渐渐稳定下来。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带着几分惊慌的样子，从楼上跑下来。他的这一举动让周围的人产生了怀疑。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突然联想到汪精卫与蒋介石以前的过节，用力地抓住蒋介石的手，说：“你不要演戏了，分明是你派来的杀手。为什么照相时只有你不在场？”
蒋介石恼羞成怒，但他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多说话，只是将汪精卫扶起，命令将汪精卫抬上救护车，急驰中央医院。同时，刺客也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
事发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汪精卫遇刺与蒋介石有关，令蒋非常被动。蒋介石召集军政有关人员及特务头子，命令多调得力人员参加侦破，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早日破案，澄清视听。
在紧急抢救下，汪精卫总算保住一条性命。而孙凤鸣的生命却走向了终点。
得知刺汪案负责人是华克之后，特务们悬赏5万大洋缉拿华克之。华克之处境非常危险，但他仍然想办法营救战友，并募捐钱财资助死难者的亲属。特务们到处搜查，放出了遍布全国以及香港的眼线，但华克之似乎永远戴着神秘的面纱，令特务们无处着手。许多次，华克之就在特务们的眼前。
他戴着假牙，配了一副很厚的平光镜，不停地迁移住址。有一次，老朋友胡允恭就要东渡日本，特地前来辞行。华克之邀请他到上海法租界青年会附近的一个小餐厅吃饭。胡突然想到他的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就在青年会任职，正好叫来一起叙叙。华克之不便拒绝，欣然同意。他没有戴假牙，只是打扮成小商贩模样，与对方交谈。可是，交谈中，华克之却无意中说了一句英语，引起了对方的怀疑。
告别后，胡允恭的同学便问起华克之的事，说：“一个小商贩竟然能说英语？他从哪儿学来的？”
胡允恭顺口说道：“你可别小看他，他曾是金陵大学英文系的高才生，身上还穿着‘龙袍’呢。”
所谓“龙袍”，上海人都知道，是指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特制的袍子。
刚刚说完，胡允恭顿时感到失口，赶紧将话题转移。看见同学怀疑的样子，胡允恭感到不安。他匆匆告别，没有回家，马上前往华克之的住所，请华克之立刻转移。华克之当即离开住所。果然，没过多久，特务们便包围了此地，进行严密的搜查。胡允恭的那位同学竟然已暗中加入特务组织。华克之躲过一劫，而胡允恭却被抓了起来，关进监狱。
在案件未真正破获之前，国民党特务为解脱蒋介石，曾不断放出谣言，称刺汪案系共产党所为，又称刺汪案是由斧头帮的王亚樵策划的。
刺汪案一周年之际，华克之为纪念死难的战友，特地书写《告全国同胞书》，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行，指出刺汪案与共产党无关，也跟王亚樵没有关系。几个爱国青年的刺杀目标就是蒋介石。而汪精卫被刺，纯属孙凤鸣的临时决定……
他印了上百份《告全国同胞书》，到处散发，并将此书分别寄给毛泽東、蒋介石。此后，华克之身价倍增，悬赏金额一下子上升到大洋10万元。可是，他依然神秘地游动于特务的视野之外。人们都说，华克之失踪了。
此案风波所及，许多人受到了牵连。余立奎虽曾参与刺杀蒋介石的活动，但与此案无关。然而，南京政府花了60万元贿赂金，请香港警局及法院将余立奎逮捕，并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将其引渡到国内。在余立奎被捕10个多月后，警察厅的人有一次找他谈话，问：“刺蒋、汪案内幕情况和组织情况如何？”余立奎回答：“现在来说，恐怕你们知道的比我知道的还要多得多。在被捕的人当中，我只认识张玉华一人，其余均不认识，他们的活动情况，我从来是不过问的。”那位司法科长哈哈一笑：“这个案子，我们花了100多万元，捕了上百人，但没有捕到一个真正的主犯。”
余立奎后来得知：“在无辜被捕的近百人中，极少有生还的……特务们残酷无人性，言之令人发指。”
华克之虽躲过劫难，但不幸的消息不断地传到他的耳中，令他万分痛苦。不但张玉华、贺坡光等相继被捕，孙凤鸣的妻妹、贺坡光的胞兄和老母均未幸免于难。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也最终惨遭毒手。而华克之的小学同窗共产党员陈处泰虽未参与晨光社的活动，但也在搭救崔正瑶时遭到逮捕。敌人将陈处泰秘密处死，尸体被投入镪水池中……
这血淋淋的现实，烈士鲜血换来的千古遗恨，令华克之痛定思痛，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要遂烈士未竟之志，就必须另谋救国道路。他反思后决定遵从陈处泰烈士的遗训：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改造中国，拯救中国。
1937年春，经过积极筹备后，华克之终于到达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泽東主席接见华克之，二人做了长谈。毛对刺汪案没有多加分析，只是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毛主席不同意华克之留在延安，那样蒋介石将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毛转而交给华克之另外重要的任务，让他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戰到底。华克之见毛主席这样信任自己，当即发下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同时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的七点自我要求，作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宣誓，作为自己参加党的工作的行为规范。
几天后，华克之带着毛泽東、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文件南下，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旅途。1938年秋，华克之见到华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廖承志和潘汉年。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华克之说：“我们已经把你当作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华克之这个多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硬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已。
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华克之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的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
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東亲自批准，华克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得力干将。
成为共产党员后，华克之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干劲十足，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完成了许多事关重大的政治任务。
1942年冬，潘汉年从新四军军部来到上海，与华克之商量一件要事。此事与周佛海有关。
周佛海原是国民党要员，深受蒋介石的器重，然而，1938年周佛海却随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成为汪伪汉奸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拥有大权。
潘汉年分析：“中日战争已打了四五年，但蒋介石从来没有放弃与日本谈判的打算，而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戰，也必然要与蒋介石政府勾结。周佛海曾是蒋介石的亲信，自然将成为沟通日蒋关系的最佳人选。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人打入敌方内部，加强了解蒋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好有一个机会，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想物色一个驻沪代表，与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笔财富。”
分析到此，潘汉年注视着华克之：“我想起用任庵去充当中介人，你觉得可行吗？”
华克之思索片刻，马上回答：“让任庵去，再合适不过了。”
任庵是一位党外人士，是周佛海与那位司令长官都早就认识且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这样他便具备充当中介人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任庵是华克之的知交，华克之熟知其人品与才干，有他去，华克之放心。而党组织及潘汉年也非常欣赏任庵，认为此人对祖国对人民忠心耿耿。
计议已定，任庵正式出马，既获取了那位司令长官的信任，而且成为周佛海的座上客。中 共地下党也由此渐渐打入汪、蒋的心脏。后来，任庵离开上海时，特地将华克之介绍给周佛海，称其为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任。这样，华克之也大模大样地成为周佛海的贵宾，不断获取机密情报，供中 共中央决策时参考。任庵与华克之甚至获取了蒋介石“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的绝密情报，使中 共中央及时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令蒋方大为震惊。
1945年秋，党组织出于种种考虑，打算把华克之转到解放区工作。这是华克之梦寐以求的。但在去解放区之前，他决心先送一份厚礼。
当时，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正忙着发“胜利财”，“劫收”房子、车子、金子……还顾不上军火武器。而日本人和汪伪汉奸则惶惶不可终日，想找后路而难以得逞。这种混乱的局面，正是华克之可以一展身手的好机会。他扮演成一位国民党中将，与能言善辩的正义商人郑德合作，巧妙地套住了日本军官冈田少将，经过几次心理战，使冈田“主动”为新四军提供了整整五辆卡车、多达540板箱的炸药。
确信炸药成功运出后，华克之再接再厉，与郑德一起，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游说工作，促使冈田将私藏的194挺机熗也交了出来。很快，这一批机熗也在华克之等人的安排下，由带篷卡车顺利地转送到新四军军部。华克之再立功勋。
解放战争期间，华克之仍然战斗在隐蔽战线，出生入死地为革命效力，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1946年的一天，华克之突然接到潘汉年传达的一条命令，让他迅速前往上海狄思威路麦加里1号刘善本家，与其家属联系。刘善本原是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长，因反对内战，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不满，于是驾机起义飞往延安。此举自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痛恨。军统特务被派往刘家，日夜监视。而华克之此行的任务，就是要在特务眼皮底下见到刘善本的家人，当面传达刘善本安抵延安、情况良好的消息，并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亲切慰问，还要与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脱离险境、平安出沪。
这样的任务一听就令人咋舌，那不是羊投虎口、自找死路吗？可是，这又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潘汉年经过郑重考虑后，最终将任务交给了他所信任的华克之。华克之则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一重担。他乘坐自己人开的汽车直接闯到刘家，以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张庭坚”的化名进行“采访”。一进门，正好在楼梯口碰到刘善本的夫人。华克之见左右无人，知道机会难得，马上将党中央电报中要传达的话低声告诉了刘夫人。刚刚说完，一群人已匆匆赶到，将华克之团团包围。他们自称是刘善本的家属，但华克之一看便知其为军统特务。华克之镇定自若地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并把事先做好的名片递给特务看。特务们见华克之来头不小，不敢贸然得罪，气氛缓和下来。华克之乘机变被动为主动，一本正经地“采访”起特务们。特务们自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反而耍花招，要华克之到空军司令部去了解，而且派一小特务“陪同”前往。华克之不动声色地进入汽车。司机则早已准备好随时开车。看见小特务也要上车，华克之说：“我自己认识路，你就不用去了。”小特务哪能答应，一侧身便坐入车内。司机非常机灵，对小特务吼道：“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说着，猛地用力将特务推出车门，接着迅速开动汽车，离开险地。
与此类似的危险任务，华克之何止接手过一项两项。他曾窃取到蒋介石国防部严密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将其送到香港，然后由潘汉年转交中 共华南分局；他还在军统特务的层层监视下，将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亲笔信送至宋的手中，并将宋的回信安全地取出……由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和保密性，华克之究竟完成多少重大任务，除了少数几人外，恐怕很难有外人可以得知。
四经过无数风雨后，华克之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他愉快地在新的岗位继续为党办事，为人民尽责。可是，1955年，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在他的身上。
此事与他的老上级潘汉年有关。
潘汉年是一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和保卫工作方面，曾作出杰出的贡献。对华克之来说，潘汉年是他的老上级、领路人、最亲密最可信任的战友。
潘汉年案爆发后，许多人受到了牵连。由于潘汉年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条战线上的干部受株连的情况就更加严重。除上海以外，潘案的株连对象还涉及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甚至香港等地。华克之就是其中之一。
1955年5月21日，华克之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病，突然间便有人进入，将他直接押往牢房。此后，华克之被判刑11年，刑释后被押送徐州监督改造又是10年。他的夫人朱素文也曾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1955年也被捕审查，1963年获释后下放到徐州当图书资料管理员，两人依靠她的50多元工资苦度光阴。
被捕关押初期，华克之这位血性汉子说什么也难以相信眼前的现实。他想不通天下哪有潘汉年这样一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内奸”、“反革命”；想不通自己竟也成了“反革命”。如果自己是“反革命”，那么，当初为什么要反蒋、刺蒋？抗戰胜利后，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日本军方仓库中的一批炸药与194挺新机熗运到新四军军部去？为什么又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窃取蒋介石国防部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并送到香港，由潘汉年转交华南分局？而潘汉年如果真是“内奸”，为什么不顾对我华克之的五道通缉令，不要10万大洋的悬赏，而与我华克之并肩作战十多年？
华克之无比信任潘汉年。但是，他又不能怀疑组织，不能怀疑党中央的决定。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和痛苦当中。再加上别人对他的诬陷，他一度陷入极端情绪当中，甚至将筷子捅进自己的眼窝，眼球都掉了出来。虽经过抢救，眼睛被保住，但一目几乎失明，落下了终身残疾。
所幸的是，党中央终于为潘汉年平反昭雪。1979年，华克之到北京找到廖承志，公安部对他的冤案作了复查，重新做出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华克之，这位传奇人物终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认为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潘汉年同志负责的结论。他衷心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此后，华克之动手写一些回忆文章，其中便有回忆潘汉年的《风雨话当年》。
1998年1月7日，华克之逝世，终年96岁。[/col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