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唐代对外交流就非常活跃。世界上与唐朝交往的国家有七十多个。丝绸之路上和平的使团、商队络绎不绝。中国文化那时就传播到了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国家,同时唐代的舞蹈、音乐、绘画、食品、服装、宗教也吸纳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敦煌壁画中唐代伎乐舞蹈部分,受西域文化影响,普遍不用长袖,有的甚至上身几乎半露,缀以璎络,但手中都执有飘舞的...一袭设计得好的舞服,是舞蹈家美化舞姿、表情达意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和微之》是这样写舞服。在敦煌，也曾经看到过描绘胡旋舞的壁画。据说，这种舞蹈在唐代也由西域传入中国，兴盛一时。当年，中亚一带的康国(Samarqand，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等，都曾向宫廷里送胡旋舞女。安禄山、杨贵妃也都擅长这种舞蹈。唐朝元稹的诗里也有咏胡旋舞的句子：“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万过其谁辨始终，四座安能分背面。”……

　　绘画史论及品评著述唐代绘画的繁荣促进了绘画史论的发展,收藏著录及绘画史论的著述之成就也大大超过往代。唐代...日本正仓院至今有唐代绘画及书法作品,钦慕唐文化的日本,其绘画也明显地受到唐代绘画影响。朝鲜对唐代绘画也很感到影响。

　　唐对外交流的最大影响体现在丝绸之路上。不但有外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中国对外国的影响。
　　百家讲坛上的专家针对这点有下面这段话：
　　作为丝绸之路考古学来讲，文化内涵也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举点例子。先讲米兰遗址，米兰遗址是一个佛寺遗址。米兰在若羌以东边是七十公里，在楼兰古城南偏西约150公里，这是它最东边的一个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善村的东城，这里讲的主要是佛寺遗址。这个图就是斯坦因的图，它主要是以佛塔为中心，这里标的是15个遗址，这里是遗址分布的一个情况。另外壁画主要发现在第二、第三佛寺遗址，第二佛寺遗址大家看了这是一个平面图，这是一个剖面，这个平面它是有两层，这个都是有柱子，这是有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清楚。这就是第二佛寺遗址，它是分两层，底下这根柱子，柱子之间都有是有塑像的。柱子的情况斯坦因认为，说这个下面这是有古代印度风格，上面是希腊文化，实际上这是犍陀罗风格。整个佛塔的构造、结构、列柱之间有佛像，跟犍陀罗的佛塔是一样的，这是属于初传来时候的情况。这个佛寺遗址大约在公元3世纪到4世纪，这是第三佛寺遗址。这种遗址比较多，它有一个圆形塔基，塔基上头，塔身跟炮弹一样，大家看平面图，底下有几个出口，这个佛寺遗址围绕佛塔有一圈走廊，这个围廊是壁画的，到佛教这个时期，它跟印度已经有所区别了，它不但崇拜塔，它还崇拜像，佛塔和像是同时存在的。我下面介绍的壁画，主要出在第三佛寺遗址，这是第三佛寺遗址的造像，这是第三佛寺遗址有翼天使像，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最先发现的就是斯坦因，他把它命名为有翼天使，实际上有人研究这是佛教飞天的一种，这个形象有翼的，整个形象都不像西域人，实际上斯坦因认为，整个形象的构造、构图是受西方影响的，实际上它整个五官，尤其眼睛和嘴都是结合起来，跟犍陀罗艺术关系是很密切的。

　　刚才有翼天使像画在下头，这是佛和弟子像，是画在有翼天使的上头，这也是一个局部，这也是一个说法图。这个说法图，你看单人像，这是佛，这是它的弟子像。这个像和刚才的有翼天使像结合起来看，就是说它整个的绘画的技术是西方的，它是用光和阴影，虚实这种画法，这个是西方的传统。另外，它整个的五官，它的眼睛非常大，目光很直，整个颜色的运用都是受西方古典艺术的影响。但是这个里头，你可以看到受到中国的影响，大家如果看那个图，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轮廓是两层，它是用图。这个土红线又叫朱红线。先描个轮廓，用墨线定型，从这儿开始，一直到整个到唐代，这是西域绘画的一个特点，也就是两层轮廓线，一个是朱红，一个是墨线，用墨线这是中国的特点。下面讲一下尼雅遗址，尼雅遗址是非常著名的，国外学者称它东方的庞培。这是尼雅遗址图，这还不是全部，它主要的部分是在中部偏北，这个遗址范围很大，在现在民丰以北百公里左右，在大沙漠当中，已经完全被沙漠埋住了，南北长大概是20多公里，东西宽3到5公里左右，范围非常大。

　　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餢飳是用油煎的

　　还有宗教。唐僧取经，也是走的西域路线。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时期,因为南北统一、经济发达,所以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很多外国宗教在隋唐之际传入中国并有所发展,如从波斯传来了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以及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景教,从大食传入。

　　唐对外交流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

有图会好一些。

唐代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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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了解中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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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而建立在对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则是建立强大国家的前提。唐代的民族认同政策在历代中央王朝管理中较有代表性，特别是对西域的民族管理政策更是体现了统治者对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视。唐代统治者将西域视为应对突厥和吐蕃威胁的战略侧翼，采取了意义深远的战略规划，特别是实行了以汉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实边策略，改变了南北朝以来“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对立局面，并以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向心力和民族认同的凝聚力，有效保持了西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从而使丝绸之路畅通东西，大唐文明辐射欧亚，成就了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一段经典时期。 张骞通西域后，随着大批汉人进入西域，汉文化也随之在西域传播开来，作为中原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学也传入西域。唐王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深深影响了统一后的西域。儒家文化日渐成为西域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和道德礼仪的操守。吐蕃及高昌等西域诸国“亦遣子弟请入于学”，派遣人员到长安学习唐文化，“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覩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由于大唐文明的影响，儒学经典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渐渐被西域各民族普遍接受，并深深根植于西域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之中。高昌麴氏政权时期，“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且高昌王“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国王殿堂上绘有鲁哀公问政孔子像，恰恰显示了中国传统儒学在西域的主导地位。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了《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这是专门用来应对科举考试的纸卷，说明儒家经典已经被正式纳入西域子弟参加朝廷科举取士的考核内容了。而《唐景龙二年（708年）写本郑氏注〈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残卷》、《义熙写本〈毛诗郑笺〉残卷》、《古写本〈孝经〉》、《〈论语〉习书》、《唐景龙四年（701年）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等吐鲁番文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西域社会普遍传播的事实和对西域民众的影响程度。正是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在西域社会的广泛传播，铁勒首领、名将契必何力虽为一介武夫，亦可随口诵出“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的佳句。 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也逐步嵌入到西域各宗教之中。唐代是西域宗教史上一个集大成的时期，除了传统的萨满教和西来的佛教、祆教、景教等，产生于中原本土的道教在唐代西域民众的宗教信仰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宗教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以佛教为主的多宗教并存格局。中华传统文化深深植入到各个教派之中。在吐鲁番出土的佛教文书中有大量“急急如律令”的道教术语，而回鹘文摩尼教经典中亦有《释迦四门观》和《阿难答法问》的佛经内容，这些不同宗教用语同存共处，互相夹杂的现象，体现了多元宗教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在中国传统社会，“百善孝为先”，同样，在西域佛教中，孝也是重要的内容，在敦煌文书P.3361《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中载“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须知孝道善无疆，三教之中广赞扬”，可见，“孝”已经成为儒释道等文化内涵中的根本内容。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文化，在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代文化认同政策，有效促进了西域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以高昌等为代表的西域诸国仰慕中原文化，使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广为传播，在西域社会中形成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加之唐代民族政策的包容和开放，使唐代的文化实边政策被唐代西域社会普遍接受。杜佑在《通典·礼典》中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认为不同民族最初的发展状况是相同或者相通的，中华并不比诸夷先进，并且在上古时期中华与夷狄本来就是一家；在解释中华与夷狄在后世发展的不同情况时，杜佑指出，是物质条件的差异造成了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比之魏晋时期江统的《徙戎论》中对边疆民族的对立态度要进步多了。在这种文化融合和天下一家的氛围中，民族平等与文化融合成为唐朝重要的治边之策。唐太宗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的民族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落到实处，如在征服东突厥后安置突厥降户时，唐太宗将这些突厥降户安置在长城地带，对于其他突厥首领，唐朝也给予优厚待遇，仍令他们管理旧部。唐朝大量任用突厥贵族为官，并把他们安置在都城长安等城市之内。这种民族一体与文化融合的思想成为唐代社会的主流观念，“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开放的民族文化意识自然滋生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华夷一家”在玄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玄宗“我国家统一寰宇，历年滋多，九夷同文……元风既同，群物兹遂”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唐朝时期民族融合的发展程度。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民族的爱戴，他们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成为包括西域在内的各民族的“可汗”，中华一统的局面由此达到新的高度，影响深远。 文化认同与唐朝治理西域的正确政策，共同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同存共生的良好局面。大量中原民众、商人、求法僧人、文人志士等到达西域，与西域民族杂居相处，在语言、习俗、文化、信仰等领域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提高了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不仅在战略上阻绝了“南羌北交”，致使“西北边患，荡然一清”，而且西域由汉代以来单纯的军事防御地区变为社会相对稳定的区域，成为大唐文明向中亚的自然延伸的地域。由此，唐朝出现了“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旧唐书·地理一》）的盛世局面。直到安史之乱后，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的向心力仍然不减，充分反映了唐王朝治理西域的文化认同政策的长效性。

额 这个
熗毙算了 我一点不同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