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16日晚，在宁夏海原地区发生85级地震，次日晚又在郑州、洛阳、陕州一带发生强烈余震。

　　惨况难以想象，据后来统计，死亡人数达23万。当时的记者大约很有限，交通也不方便，不可能像现在那样即刻飞去作实地报道。其实媒体无意封杀消息，民国政府虽然无能，却力不从心。那一年8月已经发生于陕、甘、豫、冀、晋“五省太旱”，死亡50余万人，灾民达2000万人，全国上下都在赈灾。因此相比之下宁夏地震未得到凸显。

　　就在宁夏地震之后第三天，北京举行“旱灾纪念日”，数千学生、军队及大量汽车上街游行募捐，有的工厂学校特别鸣响，情形十分热烈。总统徐世昌捐了200元，总理在呼吁救灾，内务处设有国际统一救灾会。美国公使馆特别将体育室让出来，给清华学堂学生作办公用。海外机构也纷纷解囊，英国伦敦市长在官邸召开为中国的赈灾大会，可见救灾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人道行为。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国政府国库空虚，向英美法日四国银行提出赈灾借债400万，经一番协商，终于达成，利息却比平时高出一半。政府部门为发放赈款制定计划，国际振灾(当时多作“振”灾，舍有振兴之意)会长嘉那致电外交部，请中国政府宣布赈款分配计划。政府公布了分配各受灾地区的款项，并决定具体由当地赈灾团体自己发放，其用途受到有关委员会的监督。

　　这次条件苛刻的赈灾借债，对“国体”并不光彩，但政府不得已为之。由于宪政及国会的体制关系，借债之举未能“黑箱”操作，而报纸也不断追踪借债的进展，在京记者及时报道，体现了相当的透明度及舆论监督的作用。不光是政府部门，民间的募捐活动也向民众公开其运作过程，如《申报》头版刊出“华洋义振会”关于在灾区发放赈款与物品的详细报告。

　　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相比之下，民间赈灾活动更为活跃。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组团较为自由，各种民间团体特多，如同乡会、书画会、青年会等，还有临时为赈灾而组织的慈善团、联合会等。以上海为例，在这次五省旱灾的急赈期间，上海学生联合会举办急赈游艺大会，圣玛利亚女校筹募寒衣活动。美术团体如天马会、海上题襟馆等举办义赈展览：名画家吴昌硕等争相捐献作品，有的义展将售资作为赈款，有的先认购销售券，通过抽签获得作品，形式也多种多样。有一个“城东女子筹赈会”也举办义赈会，画家王一亭赠以《流民图》，令人动容。

　　有两次较大的赈灾，知识界名流踊跃参与。一次是“9·18”之后，由刘海粟等五十余人发起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征集反目扶伤工作的费用，柳亚子、何香凝等当场认购二百张销售券，计六千元。另一次是1943年的华北急赈，由《申报》馆代收赈款或赈品，各方热烈响应，刘海粟捐出油画一幅、国画两幅、字屏四幅，已属慷慨。各种华北急赈活动中，有宁波同乡会组织的展览，展出上海金石书画名家作品一千幅。大跌眼镜的是组织者当中包括黑帮大佬黄金荣。1929年《上海画报》以专版庆祝“律和票房”(一京剧票友组织，黄金荣任会长)成立十周年。某电影公司老板管际安赞扬它：“各省灾振，地方公益，请作义务戏者，无役不与”，此文在报上发表，应有事实根据，略可反映民间赈灾情况之一斑。

已审，注意一下段落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