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宦官及清代满洲文武官员对皇帝自称奴才，清代满洲文武官员对皇帝自称奴才，清代旗籍家庭的奴仆对主人亦自称奴才。清朝皇帝对旗籍官吏有时亦以奴才称之,后来也指清廷的走狗
[size=6][b]奴才的历史[/b][/size]
明清时，奴仆常被称为“奴才”。清人梁章钜《称谓录》有别解，释为“奴仆之所能”，即奴仆的能耐。“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今人骂某某人奴气重、是走狗，常称之为“奴才”。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这些规定呢？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正如赵太爷骂阿Q:你也配！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俗谚云:“打是疼，骂是爱”，清朝皇帝让满臣自称“奴才”，实际是骂中之“爱”；反之，不让汉人称“奴才”，则是因为缺少这份“爱”。 在实行奏章称谓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特殊的情况:即有汉臣虽然称了“臣”，却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满臣皆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称“奴才”呢！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这件事上，大约是玩弄了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完全不讲信用。“恃术不恃信”，本是中国历代皇帝驾驭臣下的一个宝诀，乾隆皇帝对此显然运用娴熟。 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说，中国人做了满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隶。中国人的奴性之养成，固然与封建专制制度有关，但是否与皇帝特别喜欢奴才有些关系呢？清朝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奴隶制基因，尤其喜欢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别喜欢奴才的一个证明
[b][size=6]奴才称呼的由来 [/size][/b]
奴才二字何自出?陶宗仪《辍耕录》以为始于郭令公“子仪诸子皆奴才”一语，非也。骂人奴才盖北俗，中原无是语也。有之，自晋始。晋世五胡人中国，胡言遂载以俱来。《刘渊载记》(《晋书》于五胡及诸割据者，别为载记，附于卷末。刘渊、刘曜，皆匈奴也，不得以汉姓而误为汉人)：成都王既败，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遂自奔溃，真奴才也。一、《刘曜载记》：田崧骂杨难敌曰：若贼氏奴才，安敢希觊非分。二、王猛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三、《水经注》：李特至剑阁，叹日：刘氏有此地而面缚于人，岂不奴才也!四、《魏书》：尔朱荣谓元天穆曰：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五、凡此诸语，皆出自晋末六朝之间，在郭令公之前。令公之为是语，盖亦久居塞外，习于胡言，犹今之操西语骂人者耳。
陶宗仪以为此语始自令公，未之考也。后于令公而为是语，则《五代史》：董璋反，以书诱姚洪，洪不听。城陷，璋责之。洪曰：汝奴才，固无耻，吾义士肯随汝所为乎!姚洪仕后唐，沙陀族也。是亦习于北俗，晋以前无是也。奴亦作驽。《颜氏家训》(颜，北齐人)谓贵游子弟，当离乱之后，朝市迁革，失皮而露质，当此之时，诚驽才也。一、《五代史》：朱守殷少事唐庄宗(李存勗)为奴，后为都虞候，使守德胜。王彦章攻之，守殷无备，南城遂破。庄宗骂曰：驽才果误予事。二、此亦出于北俗，译语之有出入者也。而魏钞《稗勺》则曰：明代宦官，对上称奴侪，今人讹侪为才云。是不读书之甚者。
虽然，昔称奴才，以骂人耳，未有以自称者，更未有以称诸大廷者。犹古之有臣妾其名(《易》、《书》皆有之)，亦以称宦官宫妾耳，未有以统称臣下也。
自司马相如、蔡邕、刘琨、韩愈诸文人，始以臣妾二字入章奏，然亦只务为谀词，未尝以书衔焉。
至国朝，满洲大臣奏事，率称奴才，始以奴才书衔，为一朝之典制；汉大臣且不得舆，盖亦循乎北俗也。
然国朝于奴才之称，亦屡经磨勘。乾隆二十三年谕曰：“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着嗣后颁行公事摺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据此，则只分公私，不分文武也。
然乾隆三十八年，凉州镇总兵乔照于奏谢摺内称臣，为严旨申饬，曰：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着传旨严行申饬。此则不知乔照于奏谢摺内称臣为违例乎?抑武员称臣为违例乎?由前之谕，则乔照于奏谢摺内称臣为违例；由后之谕，则以武员称臣，似亦违例。道光六年，穆兰岱因陈奏青海蒙古事宜，摺内称臣，亦为严旨申饬，曰：道光五年，曾经降旨，督抚藩臬之内，如系旗员，于请安谢恩摺，著缮写奴才字样；凡遇一切公事奏摺，著写臣字：此特专指文职而言，并未指武职如此。原降谕旨，甚属明晰。穆兰岱前此会同陕甘总督奏事一摺，自应缮写臣字。今伊自行陈奏青海蒙古事件，亦写臣字，竟染汉人习气，殊属不合。况此际各省将军都统等奏摺，并无一缮写臣字者。穆兰岱身任副都统，兼西甯办事大臣，而仿效文职，殊属非是。穆兰岱着传旨申饬。此则武员称臣，果属违例矣。由前之谕，则请安谢恩摺奏称奴才，公事摺奏称臣；由后之谕，则武员公事摺奏亦称奴才。
夫既分公事私事，又分文员武员者何哉?非分公私，非分文武也，分满汉也。内而部院，外而督抚，文职也；而满汉员缺各半，奏事会衔者多，故分公私。公即会衔，私即请安谢恩摺之单衔者也。若将军都统诸武职，有满缺，无汉缺；虽公事奏摺，亦多不必与汉大臣会奏，故不分公私而分文武。一言释之曰：满洲大臣有与汉大臣会衔入奏者称臣，其单衔人奏者称奴才。不必分公私分文武，分满汉焉已矣。
与汉大臣会衔，何必不称奴才乎?不与(与，许也)汉人之为奴才也。汉人求为奴才且不可得乎!乾隆三十八年，御史天保、马人龙奏监考教习查出代倩情弊一摺，摺内书衔，因天保在前，遂概称奴才。上谕之曰：向来奏摺，满洲率称奴才，汉官率称臣，此不过相沿旧例；且亦惟请安谢恩及陈奏己事则然，若因公奏事，则满汉俱应称臣。
盖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今天保、马人龙之摺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示，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或因为献媚，不可不防其渐。
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着一体称臣，以昭画一。如是，是皇上不欲汉人之称奴才，而以满人迁就汉人也。故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
然亦有不尽然者，要在皇上之意何如耳!乾隆三十五年，周元理会同西甯(人名)等奏到搜捕蝗孽一摺，摺内列名处，西甯、达翎阿称奴才，周元理则称臣。上谕之曰：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
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朕于此等事从不计较，即汉人中间有于召对时称奴才者，亦并无嘉赏之意。而摺奏列衔，则不宜参错，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马人龙摺即依此旨)。此次三人会奏之摺，西甯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甯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将此传谕周元理知之。夫马人龙之随天保称奴才也，即依此旨办理也。上既以周元理为可笑，又以马人龙为不合，则臣下果何措何从也?且乾隆二十三年，既谕令满洲大臣于公事摺奏称臣矣，而西甯于奏报捕蝗事宜，仍称奴才，是违制者西甯。乃皇上不责西甯，而反笑周元理者又何也?盖皇上知汉人中有以奴才二字为自昔北俗骂人之词，而不甘为满洲奴才也，故借周元理以警惕之。在马人龙则恐其冒认奴才焉，在周元理则恐其不服为奴才焉，操纵臣下之术亦神哉!(原载广州《时事画报》1907年第廿三期，署名“谦益”，收入《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size=6][b]清朝称谓制度：汉人不得自称奴才 [/b][/size]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吧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这些规定呢？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
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正如赵太爷骂阿Q:你也配！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俗谚云:“打是疼，骂是爱”，清朝皇帝让满臣自称“奴才”，实际是骂中之“爱”；反之，不让汉人称“奴才”，则是因为缺少这份“爱”。
在实行奏章称谓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特殊的情况:即有汉臣虽然称了“臣”，却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满臣皆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称“奴才”呢！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这件事上，大约是玩弄了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完全不讲信用。“恃术不恃信”，本是中国历代皇帝驾驭臣下的一个宝诀，乾隆皇帝对此显然运用娴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