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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漂族”是指那些长期在京城工作和生活但没有京城户口的流动人口。据报道，如今北京的“京漂族”多达360万人。这个数据仅指在北京居住了半年以上并且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数，如果算上短期的和没办暂住证的，估计不少于500万人。
“京漂族”算不上新生事物。唐朝的时候，首都长安就有不少“京漂族”。如大诗人王维、杜甫、孟浩然等，都曾当过“京漂族”。
王维15岁时就到京城交游了。由于天资聪明，多才多艺，王维一到长安很快就成为了王公贵族的宠儿。《旧唐书》中说：“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尤为岐王所眷重”。此外，从王维的《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诗也可以看得出，他经常是王府的座上客。
王维虽然在京城混得不错，但毕竟是“京漂族”，身在他乡难免经常思念故乡和家人。17岁那年的重阳节，他作了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实际上也是当代“京漂族”思乡心情的真实写照。不过，王维的“京漂”生涯还是挺值的。由于在京城结识了众多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为他在科举考试中胜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1岁那年，他便考中了状元。王维算是“京漂族”中的佼佼者。
与王维比起来，杜甫的“京漂”处境就差多了。从35至44岁，杜甫在长安街整整漂泊了10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及第。父亲去世后，他断了生活来源，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迫于生计，他只好从野外采来一些草药，到长安城里摆地摊。有时候卖药挣不到一天的伙食费，就只能到熟人和朋友家去蹭饭吃。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对自己的这段穷困生活描述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后人称他的这段经历是“落第高才苦长安”。
杜甫困居长安期间，不断向权贵投诗，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但收效甚微。40岁那年，也就是“京漂”了6年之后，他进献的《三大礼赋》终于受到了唐玄宗的赞许，命其待制集贤院。“待制”相当于获得了当官的资格，但还得等候任用。这一等又是四年，直到44岁时才被授了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职。然而，杜甫上任没几天，就爆发了安史之乱，他又失业了。
杜甫“京漂”10年，总算还是获得过一个小官职，比起孟浩然已属幸运者了。孟浩然“京漂”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毕竟是空手而归。孟浩然40岁那年到达长安后，曾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即席赋诗，满座皆为之倾倒。可在科举考试中，他却名落孙山。
落榜后的孟浩然本来有过一次极好的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可惜他未能把握住。一天，好友王维私下里邀他到官署内游玩，不料唐玄宗忽然驾临。孟浩然慌忙躲到床底下避驾。王维不敢隐瞒，乖乖地将实情告诉了玄宗。玄宗便让孟浩然出来相见，问他有什么诗作。孟浩然便吟诵了自己的《岁暮归南山》。当他吟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时，玄宗大为不爽，说：“你自己不来求取功名，我也未曾嫌弃过你，你怎么诬陷我呢？”于是被放逐回家。这么好的一次机会，只因吟诗不当给糟蹋了。孟浩然显然是“京漂族”中的失败者。
除了这些进京求仕的读书人外，长安“京漂族”中还有不少经商求财者。如《太平广记》卷243“窦葽”条中记载的胡人米亮，就是一个跑业务的“京漂族”。米亮在长安拚搏了7年，始终没混出什么名堂。后来由于给长安首富窦葽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做成了一宗大买卖，窦葽便送给了他一座宅院作为酬劳。这位外籍“京漂族”就这样熬出了头。
无论是唐朝还是现在，“京漂族”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发展。虽然现在的“京漂族”机会更多，但竞争也更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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