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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00cc][size=3][b][u]做权臣的诀窍[/u][/b][/size][/color]
做官难，做一辈子官更难，做一辈子屡遭攻击弹劾而屹立不倒的贪官则难上加难，在一个主上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官员相互倾轧，结党营私，政治风波异常险恶的年代，这更是难如上青天。这些嘉靖权臣严嵩却做到了。
自朱元璋废相之后，明朝的中央官制不设宰相，而设立殿、阁大學士，为皇上草擬文墨，提出意見供皇帝参考。明成祖時，大学士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並有了正式的“內阁”名称。到明仁宗之后，皇帝大多不再亲自处理政事，內阁的权力加重，甚至超越六部。但是大学士仍然只有“票擬”的权力，也就是將意见写于奏章，呈給皇帝看，一切的決定权仍在皇帝，总体而言，权力比以往的丞相小。但是，如果皇帝倦政，大权则往往旁落到心腹太监或内阁首辅手中，明代中后期，这两种情形都时有发生。
因为皇权专制太过，一切均决定于皇帝的个人喜好。所以就官场的政治斗争之复杂，牵连之广泛，杀戮之惨烈，明代远超其他任何王朝。因而，官场风气也惊人的腐败。贪图禄位，结党营私和拍马迎奉都蔚然成风。官僚群组成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政治集团，相互斗争，以致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分裂与党争，内阁则更是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一个制高点。自永乐以来，入阁大臣凡163人，更换之频繁，不仅前无古人，估计后也难见来者。在这样一个风云莫测，“城头频换大王旗”的政治背景下，严嵩以一介寒士，经科举入仕，不仅平步青云，且能背负“奸臣”之名入内阁把持朝政长达21年之久，确有其独到之处。
那么，严嵩为官的诀窍何在呢？
[color=#669900][u]一、善用才华[/u][/color]
这不是指治国的真才实料，如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特长，而是刚好能迎合“时代需要”的实用本事。
严嵩虽出身望族，但并非官宦之家，更没有特别的背景。不过他也不是泛泛之辈，而是以文才享誉当时的知识分子，精于诗词文章，书法也是一绝。26岁进士，做过翰林，参与过《宋史》编纂。《明史》载：“严嵩，字惟中，分宜人。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复职后不久便由编修升侍读，掌院审。随后又升礼部右侍郎，转左待郎，升吏部尚书等官职，在朝廷中崭露头角。
仅仅这些还不够，当时世宗信奉道术，一意祈求长生。所以朝中“青词”盛行，即一种写在青藤紙上，辞藻华丽，祈福消灾的文字。“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攫，卒至入阁。”在严嵩前后，还有不少大臣都以这条路赢得帝王欢心，进而入阁为辅的，包括后来扳倒了严嵩势力的徐阶。“青词”这种小文字游戏，对大才子严嵩而言，可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当时若论青词，“独嵩居最”，“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不光“青词”，凭借笔杆子来得，严嵩在其他场合也能大展所长，“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尊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明史列传196》）
靠这个青云直上，在今人看来有点荒诞，可惜这是当时的现实，想在官场立足，没有靠山是迟早完蛋的，但还有比皇帝更坚固的靠山吗？才学耗费于此固然悲哀，但才学的评判标准已然畸形，对个人而言也是无可奈何。
[color=#669900][u]二、忠心耿耿[/u][/color]
把这么个美好的词汇赠送给公认的奸臣使用似乎有些不妥，但并非不可。这好比家犬对主人就忠心耿耿，咬的都是外人。何况在皇权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多时候无从区分“忠心耿耿”究竟是为了“天下”还是为了“天子”。
严嵩很为皇帝着想，不管什么事情最终都会站到皇帝一方。“已，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明史列传196》。一旦皇帝不高兴了，严嵩不会死抱原则，马上就转向，以皇帝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并一心把事办好，如此，皇帝岂能不开心。
世宗信奉道教，有些大臣很不以为然，但严嵩绝对不会。“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正因为这样，夏言被贬责，而严嵩则拜英武殿大学士，直入文渊阁。
以后世宗曾欲加嵩上柱国勋，“嵩乃辞曰：“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帝大喜，允其辞”（《明史列传196》），如此谦恭，当然使世宗益视严高为心腹。世宗居西苑，“惟嵩独承顾问”，而严嵩虽大权在手，但对国家大政“与上无所许”，从不敢有可否，“两个凡是”做的非常到家。皇帝赞其“忠勤敏达”。所以，严嵩在期执政期间虽于国无甚建树，却也无甚大过。
[color=#669900][u]三、雨水逢迎[/u][/color]
对官场人物而言，溜须拍马人人都会，甜言蜜语也个个精通。这些只是基本功。要从众多逢迎者中脱颖而出，还必须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即与皇帝相融合，形成一种鱼水关系。
嘉靖初年时，严嵩已近六旬，出仕多年，为官之道已修炼到家。深知世宗的性格与嗜好。世宗刚愎自用，严嵩遂谦恭柔顺；世宗反复无常，严嵩遂慎言敏行；世宗自许英主，严嵩遂唯马首是瞻。“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明史纪事本末》）。
世宗虽然宠信严嵩，但并非没有戒心，“当是时，帝方欲广耳目，周知百官情伪。”宦官在其中充当了监视工具。严嵩每次见到宦官“必延坐，亲纳金钱袖中。”世宗信道，严嵩也力捧术士。所以尽管朝野有怨，在皇帝心目中，严嵩是完美的。
直到最后，严嵩已然倒台，皇帝仍在思念。“嵩既去，帝追念其赞玄功，意忽忽不乐，谕阶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明史列传196》。可见此种鱼水关系的程度。
[color=#669900][u]四、去除异己[/u][/color]
官场如战场，险恶多变，到处充满危机和不测，稍不留神，明熗暗箭会接踵而至。何况严嵩权高位重，家底也不太干净。若只管被动挨打，迟早也招架不住。所以官要做的稳，必须去除那些绊脚石和反对者。
严嵩是一个贪钱爱财的人，黩货嗜利”，贪婪成癖。时论贪污大臣“皆首嵩”。严嵩任礼部尚书时，礼部选译字生，嵩“即要货赂”。（《明史纪事本末》），到后来更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筐相望于道。”，里面包括商人，官吏，甚至王公。这也因此成了言官们的靶子。弹劾奏章纷纷而来，但是，“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在皇帝看来，贪财不过是小节，“作风问题”而已，丝毫不影响对其的依仗。有时候风声太紧，严嵩自动请辞，皇帝也不允。“此言已尽，但尽心翼赞，以副简任，不必复辞。”（《明史纪事本末》）
有了这个保证之后，严嵩知道“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遂不动声色逐步展开打击异己的工作，“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这有点类似今天的“打小报告”，比上奏章更直接，更见效，而且不露痕迹。严嵩通常的做法是“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忠，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明史列传196》）
就这样，“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杀人谁都会，但各有巧妙不同，严嵩做到了“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明史列传196》）。此等权术手腕，实在高明。
[color=#669900][u]五、扶植势力[/u][/color]
有道是“众人拾材火焰高”，在内争倾轧中巩固相维持权位，能长年屹立不倒，必须有一个掌握实权，覆盖朝野的亲信班子。且严嵩年事渐高，精力不济。儿子世番“颇通国典，晓畅时务”，常代其行事，也颇得世宗赏识。与此同时，严嵩“遍引私人居要地”，他用罢职闲居已久的仇鸾为宣府、大同总兵，使被贬的赵文华重新入朝。还把许多落职滴居的官员罗致门下，成为自己的党徒心腹。于是其亲信遂以掌握了部院大机，遍布要津。
这些亲信大都是通过贿赂严嵩或是以同乡、亲戚等关系得以晋升复职，但严嵩并不是任人唯亲，也能用得其人。比如赵文华在平定东南海患方面就有所建树。此外，严嵩势大，趋炎附势官员也不在少数，“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明史列传196》）
严嵩倒台之后，“时坐严氏党被论者，前兵部右侍郎柏乡魏谦吉、工部左侍郎南昌刘伯跃、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迁、右副都御史信阳董威、佥都御史万安张雨、应天府尹祥符孟淮、南京光禄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禄少卿武进白启常、右谕德兰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国子监事新城王材、太仆丞新喻张春及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等数十人，黜谪有差”（《明史列传196》）。这还不包括那些官职小的和转向快的，可见其扶植势力之广泛。
最后，“花无百日红”，已经八旬的严嵩已经再也无力也无法将皇帝的宠信“进行到底”了，儿子世番虽有才具，但“剽悍阴贼”，不知收敛，贪财犹在乃父之上。终被新崛起的大学士徐阶以“通倭”罪将其定罪戍边，后斩首。随后严嵩也被抄家，贬为平民，两年后郁郁而终。“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列传196》）。
曾经何等风光无限，但机关算尽之后，最终下场不过如此，权力的倾轧没有永远的赢家，这是权臣的命运，也是皇权政治的必然。所以谷应泰曰：“非特嵩误上，而实上误嵩。”（《明史纪事本末》）
[size=3][u][b][color=#6600cc]历代权臣篡位的一般步骤[/color][/b][/u]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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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偶说一句，方法是正确的，步骤是紧凑的，理论是携永的，写奸臣小说是大大有用的~嘿嘿O(∩_∩)O~个人偏爱奸臣小说~有哒快拿出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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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权臣篡位，可不是说篡就篡，说改朝就改朝的。古代儒家对于改朝换代这个东西，搞出了一套看似很简单、其实很不简单的理论，即改朝换代包括两大类：革命与禅让。什么叫革命？就是“桀纣暴虐而汤武征伐”，牧野之战就是例子。什么叫禅让？就是“尧舜之揖让未遑”，唐虞的更替就是例子。
当然，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之后，“禅让”完全变成了一个僵死的历史概念，此后的朝代更迭，似乎非革命不可——商克夏、周克商、秦灭周、诸侯灭秦都没有经过什么“受禅”流程，直接把丧失统治资源的前代天子赶下台就是。但自从汉朝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官方学说，天子的地位日益拔高。在《周礼》中，天子的地位还只比诸侯高一阶，所谓“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也，也就是说天子与公的差距，与公和侯的差距相当，看起来不是那么高不可攀。但到了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的深入人心，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天子已经成为“不可能犯错”的“活人神”，与诸侯、大臣的差距已经是无限大，更不用说与庶民的差距了。在这种情况下，连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都被当作“不当言论”加以批判，也就是说百姓连诛桀纣的权利也没有了，“革命”也再也不可能合法了。今后的天子，即使真的比桀纣还残忍，臣子也必须尊之为君父，他的一切过错都是因为奸臣蒙蔽、因为贪官害民，因此臣子们只有“清君侧”的权利，没有“革命”的权利。等到桀纣周围的“乱臣贼子”被肃清之后，江山还是要由桀纣坐的，汤武只能乖乖的继续北面称臣，决不能就此取而代之，更不用说“放桀于鸣条”“诛一夫纣”了。
但是以上毕竟只是理论，当臣子真的“清君侧”成功，掌握大权之后，谁会真的甘心把大权再交给天子？天子的尊位令人垂涎欲滴，但儒家的道统同样不可侵犯，要是真敢明目张胆地“革命”推翻之，岂不给了更多觊觎皇位的人以把柄，说不定明天就有更多的人起兵“清君侧”，诛杀你这胆敢篡位的乱臣贼子。因此最保险的方法，莫过于请天子仿效尧舜之道，“禅让”于我家。这也算给了天子一个大高帽子——“革命”是用来对付桀纣的，我不但不把你当桀纣看，还给你一个当尧舜的机会，让你显示一下高风亮节；不过你是尧舜，我却是大禹，不求有你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只求能够传之子孙，江山永固。当然，天子的思想境界多半没那么高，但这个禅位诏书你不写，自然有人写，只要盖上你的传国玺就够了。
因此，汉朝以后，中国改朝换代的一般流程就变复杂了，由原先的“革命”一步，变为“清君侧-当权臣-受禅”三步。第一步“清君侧”的步骤各各不同，但都惊心动魄，令人目不暇接。但第二、第三步就纯属例行公事，开始还有点新意，到后来改朝换代次数增多，干脆就公式化了，甚至闭上眼睛都背的出步骤了。
尧舜禅让的事情已经过去上千年，谁都说不清了；更何况当时的“天子”不过一个部落联盟领袖，你让我我让你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搞的太正式太隆重。汉朝以后的“禅让”和尧舜禅让根本不是一回事，是既欺天又欺人的勾当——欺天无非是捏着鼻子哄眼睛，欺人则需要多加考虑，虽然肯定骗不过士大夫，但至少要骗过小老百姓，否则天下就别想安稳。至于士大夫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地主，仅仅靠一个禅让的把戏是骗不过的，还要让他们看到实惠，才好死心塌地效忠新朝，所以曹丕篡位之后才会急急忙忙地推行九品官人法，赵匡胤政变之后才会信誓旦旦地说“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反观王莽当年“受禅”，戏演的是不错，贤良文学妖魔鬼怪市井之徒依次露面，搞的大家云里雾里不由得也就信了，可惜他老人家上台之后就削弱自己的执政基础，今天搞什么“王田、奴婢不准买卖”，明天又胡乱铸钱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层小民全得罪光了，这样戏演的再好也没用，还是得完蛋。
所以说，受禅永远只是个形式，是一台戏。受禅的戏演好了，对于争取民心、巩固统治有很大帮助，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就好比万里长征走到了最后几步，马上就要登堂入室了，无论你是爬着进去的还是走着进去的，好象都不太要紧，只要进屋子坐稳了就行。当然，如果你是堂堂正正气宇轩昂的走进去，坐稳的几率会稍微大一点。
权臣受禅，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随着时间的推移，步骤越来越多，每个步骤之间的间隔却越来越短，甚至最终跳过某些关键步骤，直奔主题也有：
[color=#669900][u]1、位极人臣，总揽朝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臣篡位，[/u][/color]一般都是以当丞相为第一级台阶，曹操、刘裕、陈霸先等人，连同那个篡位未成的董卓在内，都当过丞相。本来东汉已经改丞相为司徒，地位大大下降，董卓、曹操恢复这个官职，完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专权的需要而已，可以说是“因人设官”。也有不当丞相而当大将军的，如司马氏父子就是以大将军身份专权。但只有一个显赫的名号还不够，必须保证军政大权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东汉、魏晋的朝政大权都由尚书台掌握，因此权臣一般都要兼任“录尚书事”的职务；到了晋朝以后，还产生了“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个称号，能够合法地掌握朝廷内外的一切军权。因此从刘裕至李渊的几代权臣，可以不当大将军，可以不当丞相，但必须当“都督中外诸军事”，把兵权切实抓到自己手里。
为了显示权臣的尊贵地位，自魏晋以来又新增了“假黄钺”“使持节”两种新称号，黄钺和持节都是天子之礼，人臣假借这些礼节，也就假借了天子的威风，虽无九锡之名，却有九锡之实。南北朝时期还出现“大冢宰”的官称（后来演变为吏部尚书的别称），也就是总领一切事务的意思，是最具有威慑力的一种称谓，当年杨坚即皇位前入宫辅政的时候，郑译、刘防就劝他一定要当“大丞相、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其中大丞相是政权，都督中外诸军事是军权，大冢宰则更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在郑译的极力劝说下，北周静帝以杨坚为大丞相、假黄钺、使持节、大冢宰，百官总己而听。以正阳宫为丞相府，以郑译为长史，刘昉为司马，具置僚佐。加上他原本就是上柱国、大司马，被封如此多位极人臣的职位，这等的荣贵还是历朝唯一的一次。
除了担任中央官职外，权臣还往往兼任一些重要的地方官职，如桓温、刘裕等都曾兼任扬州、徐州、荆州等重要地区的州牧，营造自己的根据地。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只适用于根基不深、地位未稳的权臣，供他们积蓄力量以谋更进一步。若是像杨坚那样威望已足，高洋与李渊兵力已强的权臣，根本就不需要兼任地方官职。
[color=#669900][u]2、晋升爵位，先公后王按照汉朝的法律和礼节，[/u][/color]异姓只能封侯，王、公都只封给宗室（其中公爵是东汉新增的，很少使用），即使像邓禹那样大的开国功臣，都只以四个县封为侯爵。
不过，随着南北朝后期爵位泛滥，公爵逐渐普及，并产生国公、郡公、县公甚至乡公之分，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爵位了。杨坚辅政的时候，已经是隋国公，只需要直接封王就可以了。而王爵也产生了亲王（国王）、郡王之分，一般封号一字为亲王，二字为郡王，郡王封地狭小，甚至可以随意赏赐功臣，也慢慢丧失了尊贵性。只有亲王的位置，始终不授予人臣，因此也就成为权臣篡位的最好台阶。曹氏、司马氏、刘氏、两萧氏、陈氏篡位前，都曾经被封为王。
然而，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君主，往往不称皇帝而称“天王”，这种“王”不是爵位而是天子的称号，因此国公便成为天子以下的最高爵位。即使天子的称号是皇帝，权臣往往也习惯只封公爵，篡位后只称“天王”，等待一定时机再自称皇帝。如后秦、北周等一开始都是只称天王，到了内外安定，才开始称帝。
[color=#669900][u]3、加以殊礼、追封祖先所谓“殊礼”，就是人臣本来不该享有的礼仪，[/u][/color]也就是天子才能有的礼仪，前面说的“假黄钺、使持节”，也可以算一种变相的殊礼，但那毕竟是加于官职之上的殊礼，不是加于私人的殊礼。殊礼当中，最经典最有名的当属“九锡”，即皇帝才能具备的九种车服礼器，《资治通鉴》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向皇帝要九锡，是曹操先开的头，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没“解放”，觉得九锡实在不是人臣要的东西，曹操为此失了不少人心，实在是得不偿失。但一回生二回熟，此后每次权臣篡位，都有“加九锡”这道程序，慢慢的也就见怪不怪了。一般加九锡都在封爵之后，有时候封公爵就加九锡，有时是封了王爵再加九锡，并无一定的标准。其实九锡本身并不珍贵，权臣们要的只是个名分，因此往往假意推辞再三，甚至“归还九锡”，还可以得一个“揖让不已”的虚名，真可谓名利双收。
九锡这项殊礼太复杂，一般人弄不明白，但以下几项殊礼却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剑履上殿”，即可以带着武器、不脱鞋子进入宫廷，享受与皇帝同等的待遇；“朝觐不趋”，在朝廷上以快走为礼节，但接受了这项殊礼的权臣却可以不慌不忙地慢慢行走；“赞拜不名”，皇帝和朝仪官对大臣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对权臣却特别允许不称呼名字，只称呼官职和姓氏。这三条都与上朝有关，有了这三项殊礼，皇帝和权臣在朝堂上就几乎没有区别了。后来发展的更不象话，竟然出现给权臣设立专座的“殊礼”，还允许权臣跟皇帝平起平坐，俨然一副太上皇的模样。由于这种殊礼实在太露骨，一般的权臣都还不敢使用。
另外一种殊礼是针对权臣家属的，如“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权臣的妻儿与皇帝的妻儿用一种称呼，唯一的不同是皇帝的妻儿叫“皇后”“皇太子”，权臣的妻儿叫“王后”“王太子”。其实在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妻儿本来就叫“王后”“太子”，东汉才慢慢改为“王妃”“世子”，这种殊礼可算是一种复古。
活着的人们都有了殊礼，下一步就轮到祖宗了。曹氏、司马氏还比较老实，到登基之后才开始大张旗鼓追封祖宗，后来的权臣往往在封王的时候就开始追封，不但按照诸侯的礼仪建立五庙，还追封祖宗为王、为公。古人质朴，没有追封一说，追封爵位就是从南北朝权臣开始泛滥的。
[color=#669900][u]4、正式受禅，“既受永昌”[/u][/color] 经过前面三步漫长的等待，终于到了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漫长，历史越是发展，“受禅”大戏上演的时间越是缩短。“受禅”的鼻祖王莽当年篡位花了几十年工夫，辛辛苦苦冒充大汉忠臣，从“安汉公”到“假皇帝”，再到成千上万人上表劝进，这出戏演的轰轰烈烈一波三折。曹操和曹丕父子从丞相到魏公、加九锡，再到魏王，最后受禅，也花了十多年时间，如果从汉献帝迁都许昌算起，更是经历了二十余年之久。司马氏父子也很有耐心，经历三代四人的专权，才由晋王升为皇帝。到了晋朝末年，权臣也还是比较耐心，桓温把篡位的任务交给了他儿子（结果失败），继承了“把篡位使命交给下一代”的传统。但是自从刘裕开始，权臣越来越没耐心，只要自己有生之年能够掌握大局，决不把任务留给下一代。刘裕还算耐心，等了近二十年，到自己垂垂老矣的时候才正式篡位；后来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人越来越不耐烦，其中陈霸先更是创下了封王之后三天就受禅为帝的纪录，可能也是因为他太老，生怕到死还当不上皇帝。相对而言，北朝的权臣一般比较耐心，北齐、北周都是经过了两代人才正式篡位，这与当时北方政局不稳有关，并非北人比南人善于忍耐。
[color=#669900][u]5、受禅大戏，循环上演这套“以革命代替受禅”的把戏，[/u][/color]从王莽开始演起，经过曹丕、司马炎的发扬光大，遂成为一门“显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人政权更迭，都是以“受禅”形式完成。
北方的五胡本来比较质朴，不会玩汉儒的禅让花样，因此北方十六国的兴替，一开始都是直接“革命”，刘聪杀晋愍帝，石勒杀刘聪的子孙，冉闵又杀石勒的子孙，杀来杀去血流成河，一点也不像汉人的“尧舜揖让”一般温情脉脉。杀到后来，胡人也发现这样简单的“革命”副作用太大，难以收拢人心，试想想当初刘聪父子如果聪明一点，不让晋愍帝去当倒酒的仆人，而是恭恭敬敬地请他行“尧舜禅让之礼”，恐怕北方汉人的反抗也不会那么激烈。到十六国后期，北方胡人的权臣逐渐也学会了“受禅”大戏的演出方法，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可惜胡人君主大都有些剽悍之气，经常宁死也不陪权臣演戏。后秦王姚苌抓住了前秦王苻坚，本来想让他把传国玺交出来“受禅”了事，但苻坚脾气太犟，一句“五胡次序，无尔羌名”气的姚苌脸色发青，最后还是不得不暴力解决。
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大搞汉化政策，“尧舜揖让之礼”才逐渐深入人心，尔朱荣虽然不过一介并州契胡，一进京城也知道马上找汉人官僚帮他起草“禅文”，不过因为尔朱氏实力还不够，最终功亏一篑而已。后来东魏皇帝禅让给大齐皇帝，西魏皇帝禅让给大周天王，大周皇帝再禅让给大隋皇帝，轻车熟路，走的都是魏晋的一贯路线，南与北一般无二也。
整个魏晋南北朝都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经常是一代人见到好几次受禅，萧道成受禅时就有老人大哭“何期今日复见此事”，如果这位老人活的长一点，还可能三次见到“此事”。权臣篡位过于频繁，政局过于不稳，使皇帝的神圣性丧失殆尽，在臣子们心目中的形象已远远不能和两汉时期相比。中国历史上皇帝权威最低落的时期，除了南北朝，大概就只有五代了。只要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还没有恢复，只要统一王朝的政治基础还没有成熟，“禅让”的大戏就要不停的演下去，直到社会经济已经可以承担一个新的中央帝国，儒臣们也已经准备好神化一个新的“受命于天”者为止。[/color]
[ 此贴被qianwen在2009-04-07 21:05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