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江湖？
江湖
所谓江湖，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关于江湖的爱情故事，关于江湖中的豪情，义气，关于闯荡江湖的点点滴滴让人刻骨铭心，小说里面一个个经典的故事让人们对它充满了向往，很多人们都受到它的影响，也因为这样，传奇一类的江湖游戏才会在中国那么火。
相濡以沫不如相望江湖
有人的地方 就是江湖
江湖一词出自<庄子.大宗师篇>:泉涸，鱼双与处于陆，相掬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什么是江湖？人即是江湖。什么是江湖？恩怨即是江湖。江湖是美丽的，在深夜的街头独自挥舞着刻着自己名字的剑，像风一样潇洒，江湖是无奈的，看着自己的师友至爱喋血黄沙，为报仇也只能十年面壁。这就是江湖。在江湖里，你可以和你的爱侣双剑合璧，共奏一曲“笑傲江湖”。也可以凭着自己的绝顶聪明，找寻传说中的秘籍，练就绝世的武功。或者开山收徒，成为受人景仰的宗师。也可以打一把自己的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成为传说中的孤独剑客。等到完成了一些近于苛刻的条件，你就可以拜风清扬、张三丰、达摩祖师、王重阳、杨过这样的传奇人物，学到令人艳羡的武功。
江湖的称谓最早是由庄子提出的，出自《庄子 大宗师篇》，原句为“泉涸，鱼双与予处于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原文意思是：泉水干涸后，两条鱼未及时离开，受困于陆地的小洼，两条鱼动弹不得，互相以口沫滋润对方，使对方保持湿润。此时，两条鱼便缅怀起往日在江河湖水里自由自在，彼此不相识的生活。
而后古龙在一本武侠书中借杀手燕十三之口说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成为惊世之言，至此，江湖的称谓为更多的人接受，也有了更深更广的内涵。最终，还是由古龙先生为江湖的称谓做了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诚如斯言，记得徐克版的《笑傲江湖ii东方不败》，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水墨山水、纯真作品，因为任我行“只要有人，就会有恩怨”变得沉重。
追溯庄子，历来以寓言的形式阐述玄妙的真理，可谓寸字寸金。江湖，而非溪海，正因为溪水不能容纳更多，给人的感觉更是潺潺细水、清澈见底，我们不能忍心看到浑浊；海，又失之巨大，猛烈而骇人，心中只有敬畏，感觉望而却步。只有江湖，才能真正表现意境，江有溪之隽永绵长、且有奔渤之势，复杂的水境泥沙混杂；湖，另有海之深沉，无穷的生命蕴涵之中。人之悲哀，就在于江湖。
“江湖”的词源
——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谈到江湖文化第一元典《庄子》
张远山
当代大陆学者的著作，我若非翻两页就看不下去，便是划上许多否定-性杠杠，以备一旦需要撰文批评，查找证据方便。然而陈平原先生所-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我不仅一口气读完，还划了不少肯定性杠杠-。此书胜义颇多，如论侠客为何必佩剑、侠骨为何香如许，均予人启-发。妙句也不少，如“‘山林’少烟火味，而‘ 江湖’多血腥气”；-“‘山林’主要属于隐士，‘绿林’主要属于强盗，真正属于侠客的-，只能是‘江湖’”；“中国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以如下公式表示 -：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只可惜此书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言必称“江湖”，却未能找到“江湖”的真正词源。
一
此书第七章《笑傲江湖》开篇曰：“谈武侠小说，无论如何绕不开‘-江湖’……‘江湖’属于‘侠客’；或者反过来说，‘侠客’只能生-活在‘江湖’之中。这种近乎常识的判断，其实大有深意。只是人们-很少深入探究为什么‘侠客’非与‘江湖’连在一起不可。”随后对-“江湖”一词进行了词源学探索。
陈平原对“江湖”一词的释义是：“‘江湖’原指长江与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这一浮泛释义的症结在于，他找到的最早出处是-秦以后的《史记》：“ 《史记·货殖列传》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他显然知道，这不可能是“江湖”的词源，于是又自己加以-否定：“其中的‘江湖’即指五湖。故《国语·越语下》又称范蠡‘-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
由于没能找到“江湖”一词的源头，陈平原的以下解说就不得要领了 -：“有感于范蠡的超然避世，后人再谈‘江湖’，很可能就不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三江五湖，高适诗‘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杜-甫诗‘欲寄江湖客，提携日月长’，杜牧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其中的‘江湖’，就隐然有与朝廷相对之意，即隐士-与平民所处之‘人世间’。‘江湖’的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1〕
从并非“江湖”一词之源头的西汉《史记》（尽管所述的是春秋末年-的范蠡），一下子跳到八百年后唐代诗人高适、杜甫、杜牧带有“江-湖”字眼的诗句，再跳到三百年后北宋范仲淹关于“江湖”的名言，-时间跨度千载以上，陈平原依然没能找到“江湖”的真正词源，因为-他找错了方向。他应该到《史记》以前去找，而不是到《史记》以后-去找。所有元素型的文化观念都必须到先秦典籍中找到源头才算数，-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基本常识。先秦之所以被称为轴心时代，就因为它-提供了后轴心时代的一切文化元素。
由于找错了方向，又实在无计可施，陈平原只好把“江湖”的词源问-题悄悄搁过一边，回到“笑傲江湖”本题：“《史记》为游侠作传，-没有使用‘江湖’这个词……唐人重新把侠客置于江湖之中，这一点-很了不起，基本上奠定了武侠小说的发展路向。……唐代豪侠小说中-已出现‘江湖’ 这个词，并把‘江湖’作为侠客活动的背景。”〔2-〕由此一路向下，一直论到二十世纪的新派武侠小说，论到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由于对“江湖”的词源语焉不详，陈平原就给了读者-一个错觉，似乎“江湖”一词是迟至唐代豪侠小说才正式出现的。
二
“江”、“湖”两字分开使用时单独成词，作为专名固然特指长江和-洞庭湖，作为共名固然泛指三江和五湖，然而“江湖”一词既不是“-江”、“湖”两个专名分开解释后的简单相加，也与 “三江”、“五-湖”的共名无关。在中国文化中，“江湖”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专名，-“江”、“湖”两字仅仅是词素，不能单独成词，也不能分开释义。-更重要的是，“江湖”这一专名的特殊意义，决非从唐代豪侠小说到-当代武侠小说对此词的事后追加，而是唐代以前的先秦时代早就有的-：民间社会的江湖文化与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相对。因此并非先有“-侠客”，后有“江湖”，而是先有意义特殊的“江湖”，后有纵横笑-傲的“侠客”。这是因为，此词的真正词源出自始终不被儒家中国承-认为正式经典的中国文化第一元典《庄子》。在《十三经》和所有先-秦典籍中，都没有出现过“江湖”一词——不过说有易，说无难，海-内外硕学博闻者若有异议，切盼教正。
《庄子》全书使用“江湖”一词凡七处，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的“江湖-”，按顺序依次如下：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内篇·逍遥游第一》）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 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内篇·大宗师第六》，重言又见《外篇·天运第十四》）
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内篇·大宗师第六》）
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外篇·至-乐第十八》，重言之异文又见《外篇·达生第十九》）
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外篇·山木第二十》）
以上五条（两条略）中哪条是“江湖”的原始出处？容我偷懒抄一段-拙著中的旧文：
庄子与韩非是针锋相对、不共戴天的两个先秦思想家，尽管庄子死后-数年韩非才出生。但他们两个人的巨大天才，造成了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最大的两种力量：庄子左右了江湖文化，韩非主宰了庙堂政治。—-—顺便一提，与庙堂相对的“江湖”一词，也源于《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的这个大葫芦寓言。被人视为〃江湖〃一词出处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倒是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两个“江湖”虽然语意相近，毕竟还是第一个更符合后世通用的“江- 湖”。〔3〕拙著《寓言的密码》之所以仅引两条，因为《庄子》内篇为庄子本人-亲撰，外篇为亲炙弟子据庄子遗稿与闻见整理编纂，杂篇为再传弟子-与庄门后学所发挥。而且只有第一条直接论人（惠施），后四条（加-重言二条）皆以物（鱼、鸟、狐、豹）喻人。所以我认为首条出现最-早，是“江湖”一词的真正词源。江湖中国的通天教主庄子，无可争-议地拥有“江湖”一词的知识产权。
三
陈平原说：“‘江湖’的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际-上是把伪经当成了真经。
出自《岳阳楼记》的范仲淹语，固然是关于“庙堂”、“江湖”的最-大名言，但它不仅不可能是“江湖”的词源，而且范仲淹的儒家立场-使他更不可能把“江湖”的文化意义解释清楚，而是一定会对“江湖-”的真正文化意义进行歪曲和篡改。
儒家庙堂所推销的政治人格是忠君牧民的“君子”，道家江湖所弘扬-的文化人格是傲视王侯的“真人”。“江湖”的文化意义，与范仲淹-的儒家思想根本无法兼容，所以范仲淹对“江湖”的解释完全不足为-据。范仲淹笔下的“江湖”并非文化中国的真江湖，而是政治中国的-伪江湖——这个政治中国的伪江湖立意要消灭的才是文化中国的真江-湖。“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揭示的只是因失意而暂处江湖的真-儒家的卑琐政治人格，却远未揭示那些安居江湖、乐处江湖、傲立江 -湖的真道家的伟岸文化人格。
那些“每饭不忘君恩”的儒家，即使因不被帝王接纳或失宠于帝王而-暂处江湖，也不是真道家，充其量是伪道家，所以时刻想着钻营夤缘-进入庙堂。真正的道家不可能“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
江湖新解：在现代的年代，江湖两个字远远不是表达狭义的地方了。现代人说的江湖，往往是说的黑社会秩序。
混在黑社会，就是喋血在江湖。小说中，电影中所塑造的黑社会英雄，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
江湖，在中国文化中有多种含义，但大多数均表示某种在官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庙堂”，或者朝廷）之外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在香港可以指为黑道的圈子。香港电影《江湖》就是2004年一部讲述黑社会的作品 (参看江湖(电影) )
而在不少中国文学中，尤其是武侠小说，江湖是侠客们的活动范围，即武林。 如：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著作《笑傲江湖》和武侠线上游戏《热血江湖Online》。
中国的江湖化
明以前中国社会
江湖并非无源之水，它产生于古典儒教制度内部的固有矛盾和技术性障碍之中。
五千年来，古代中国一直是定耕农业国家，其重要制度譬如商礼周礼、周公制宗法、秦汉立郡县制、隋唐行均田制、明清改行混合财税制……均围绕着定耕农业而制订，一切皆以有利农耕为最高原则。
古典中国文化是定耕农业文化，农户家族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农业是基础产业，定居是基本生活模式。围绕这一文明轴心，培育并形成价值信念、社会组织、制度体系、农业技术、宗教信仰、习俗约定、政治组织设置和行为伦理。
明朝以前的古典社会服务于建设一个封闭的、简单均一的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定居和定耕，自给自足，无为而治。在理想情形下，农民无意四处走动，对外界兴趣索然，这对于维护制度稳定有好处。此制度框架允许少量旅行者、挑贩、走亲戚，然而不允许数量大到动摇“定居”方式的根基。假如农民大批离开村庄居所开始移民，尤其非家族性的个人漂泊，必导致家族作为社会细胞的解体，古典文化制度就彻底失效。
说流动人口，必先说商人。商人天职是交换各业劳动剩余产品，重新配置生产生活资料，职业特征是走街串巷，跋山涉水。明以前商人数量不多，一方面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小，不足以补充国库税收，另一方面商人四处游走，增加不稳定因素，很难被整合进定居结构。
史料显示，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年，尤其隋唐后一千年，社会面貌和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明显改变。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聚族而居的村社组织，以“儒、道、佛” 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中央集权的朝廷政治，基于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税制，千年以来一如既往，时间仿佛凝固，社会纹丝不动。譬如朝廷的政治中央集权、儒法典章、儒道佛信仰、人头税加土地税的两型财政、宗族社会组织、科举选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农业靠天吃饭、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历法……长此以往，延绵不绝。
生育子嗣，是古典社会的价值核心
在现象凝固的背后，不能忽略一种视而不见却富有活力的变动因素。几千年来，它仿佛一股火山熔岩，从来没有平息，在慢慢地积聚压力，寻觅豁口。这股汹涌的熔岩，就是子嗣繁殖，是我们民族无限生育的
梦想！
灿烂的儒教文明最终衰落，其原因之一是无限激励人口繁殖，农业生产上却无法供给相当的粮食，于是过剩人口犹如漫过大堤的洪水，冲垮了儒教自身的统治。儒教乃是自掘坟茔。这个过剩的人口，是近代江湖的先驱。
从古至今，人口繁衍都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文化因素。历代中国天灾人祸乃是家常便饭，二十四史记载天灾年年不乏。每逢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必有大批平民死于屠戮或饥饿。然而，令人称奇的是，一俟太平人口数量总是迅速复原，甚至比灾难前更多。
中国人口的增长活力向来以两种因素决定，一是自然繁殖，二是儒教制度激励。在儒教制度内部，又有两重因素激励生育：第一是生育价值观，第二是家族组织细胞。生育价值观，有如“多子多福”、“香火绵延”、“人丁兴旺”、“子孙绕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修家谱、辨血脉、兴太庙、举宗祠……举凡皆奉为人生大事。家族组织细胞便是社会组织的家族化，一切以家族为根基，譬如土地权属制度、宗法制度、社区里甲制、税赋、征兵、田间生产、民间械斗，都以家庭或家族为细胞单元，这意味着家族不止是血缘组织，也是经济和社会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意味着利益，比血缘还重要，家族人口多，自然势力大，容易取得生存优势。而家族组织的增长，唯有靠生育繁殖。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刺激家族人口增长。
反向调节人口的因素
从反面来看，古代社会也有人口制约因素，但是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非常少。实际主要消极因素有三：（1）医疗条件限制，婴儿存活率低，死亡率高；（2）税赋负担沉重，尤其以人头为征税对象，多一人多一税，人口生产成本增加，时常导致溺女婴事件；（3）人口密度高，耕地稀缺。三者在历代制约人口数量的作用很大，可以说是三个主要的负调节。
税赋抑制人口的机制，来自古代独特的税赋形式。古代中国政府以人口为征税对象，称为“丁”，开征丁税。“ 丁”实际上不指人头，而是符合一定性别年龄条件的纳税单位。有此一税，多一人即多一负担，税赋成为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呈线性递增之势，制约人口增长。若一家一户承担不起大量生育的代价，只好选择少生，或者即便生下来，也无力抚养而饿死、病死。在旧中国，婴儿高死亡率是普遍情形，一对夫妇一生通常生育十几胎，最后存活往往只有几胎。朝廷既鼓励人口滋生，又以人头税限制滋生，客观上属于一种动力平衡。
人头税制一旦确立，客观上成为人口控制的一个负面参数，对人口控制平衡未尝不是好事。人头税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有多大？历史有一明证。清朝初年，朝廷为安抚异族国民实施一系列减税政策，康熙于1791年宣布“固定丁口，永不加税”的养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摊丁入亩”，二者等于逐步取消人头税，并将其并入土地税。始料未及，人头税一减，百年间全国人口数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亿增至三亿，这也从反面说明人头税的效用。
此外，土地面积的限制对中国来说也是对人口的限制。恒定的国土面积肯定是这个民族生育梦想的最后边际。但面对这一严酷事实，古人一时看不清真相，以为天圆地方，地大物博，遂产生扩张永无止境的
幻觉。
三千年来人口大趋势
以上因素综合下来，明以前各项正反因素相抵，中国人口仅以缓慢速度增加，每千年人口变动不过在千万之间，来回波动。明以前地广人稀，耕地资源尚可谓绰绰有余，不毛之地大量存在。那时，人民生活空间宽松，不比今天这般拥挤无奈。
此时，各省人均拥有耕地资源虽厚薄不匀，但最少都在人均四亩之上，多则达到几十亩。以当时的生产力来说，维持一家数口温饱，应付捐税徭役大抵无虞。各省相较之下，以福建省耕地状况相对最紧迫，境内多为丘陵、坡地和盐滩，易于灌溉的平原良田很少。闽人常道：“八山一水一分田”，耕田仅占土地面积一成。即便如此，根据明初洪武年间人口普查资料，福建人均拥有耕地仍在四亩左右，尚能维持自给自足，略感紧张。轻度紧张的结果，就是零星人群闯台湾，下南洋，走东洋，讨生活。
综观秦汉至明清人口趋势，一方面是人口在儒教价值观激励下自然增长，另一方面是在税赋、医疗以及战乱、灾荒制约下暂时减少。总的来说，人口净值呈螺旋式上升，进三步退两步，人口压力时松时紧，一切尚处于朝廷制度掌控之内，还不至于动摇古典文化制度。但是，控制是相对的，增长是绝对的。不管人口总量如何波动，大势总在增长，长此以往，总有一日它会与有限的耕地资源发生不可协调的严重冲突，人满为患。
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在古代社会制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第一，在古典文化价值（譬如，多子多福，人丁兴旺）驱动下，中国人口始终增长，古代政府不能控制人口数量，无法实施计划生育。
第二，古代中国儒教文化导致农业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缓慢，总体水平停滞不前，在传统制度框架内不可能依靠提高发展农业生产力（譬如，“杂交育种”、化肥和机械耕作），来消化人口压力。
第三，全国耕地资源是恒定数，它是有限的。适于农业耕作（即农耕文明）的区域如下：东南以太平洋黄海、东海和南海为界，西北以15英吋降水线为界（基本上与长城沿线吻合），二者之间的区域便是适宜耕作区。向北越过长城即进入游牧文化区，草原气候无法从事耕作。
1500～1800年人地矛盾总爆发
局部人满为患肇始于明朝中叶约1500年前后。当时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亩以下，剩余人口开始外流，离开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这一趋势，对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坏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进入制度真空，蒸发了。随着人口继续增多，过剩人口和游民也越来越多，形势愈益紧迫。儒教政治又苟延残喘约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庆交际，清算终于来临。此时，全国合计人均占有耕地资源已不足四亩底线①。人均四亩的底线属于古代农业生产承载力天限，是古代农业无法逾越的技术极限。低于底线，人民就会大量饿死，政治制度随之失去合法性②。至此，从理论上说，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已不能自给自足，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无法维持，结局唯有崩溃。崩溃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国共内战结束。
中国人习惯说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的强势使西风东渐，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西方列强的侵入加重了中国的苦难，那只是外因。假如没有西方文明到来，儒教政治也会自行坍塌，因为人地危机始终摆在那里，且愈演愈烈。体制外的“太平天国”和泛滥的帮会、教门都是缝隙，西方人的到来不过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语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是缝，一个是苍蝇；中国社会内部不出现人地危机和制度缝隙，西方苍蝇便无机可乘。其实，西方列强早就对中国垂涎欲滴，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颠英帝国，早已环伺几个世纪，就等鸡蛋出现裂缝。这裂缝，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国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们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机。
按照人口增长趋势，19世纪后中国大地业已人满为患，儒教制度根本无法管理，天限已经来临。清代学者汪士铎于1855年在《乙丙日记》中痛苦地记载：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汪士铎道出了“裂缝”：到处都是庄稼，还不足以人民果腹，饿殍遍野。
正此时，觊觎已久的西方豪强破门闯入，疯狂掠夺，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过程的惨烈性，就像一群饿狮子扑向一头老羚羊，加重了中国人的死亡和苦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数十亿两黄金白银的赔款掏空了中国社会的财富，极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人口过剩的历史细节，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记载。
人满为患态势逼近，耕地紧缺，下层民众无法守着宗族村落安居，无奈之下只有远走他乡，寻求生机。结果，定居生活支撑的社会模式——宗族、宗法、纲常、礼俗开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渐被抛弃。
1500年后，耕地接近饱和，局部人口过剩导致游民比例开始攀升，至1800年全国人口接近饱和，游民如洪水般散开，逃荒求生，全国蔓延，数量经常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严重动摇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1800年以后的整个19世纪，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产。从此，中国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须考虑用新模式解决迫切的人口增长问题，重组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至此时，中国古典性已经终结。然而，现代性尚未产生。
江湖应运而生
但是，基于民众移民、自由迁徙而立国，这样一种现代政治概念对于五千年定居文明来说是个难题。中国不是海洋性国家，没有大规模商业贸易传统，人口缺乏流动性，历来移民人口稀少。面对人口四处流散的慌乱局势，当传统儒教定耕制度不再管理国家之时，整个社会的权力系统就被迫交给那些原本被士大夫们鄙视的“不正经人”——游民、商人、掮客、军阀、帮会、盗匪……自然地，规则的话语权也被迫交由他们管理。这一移交，就导致几千年经典制度的颠覆。于是，1800年后，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蜕变的新惯例体系，一个不依赖合法制度的隐形制度——江湖时代降临了。
江湖是一种什么社会？它不是农业宗族社会，当然更不是现代法治社会。这种看上去“不古不今”的社会，是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过渡产物，是古代社会人口相对过剩后导致制度颠覆的产物。
古典中国的三大特征是：
（1）繁衍宗族（传宗接代）的核心价值观；
（2）宗族组织形态；
（3）礼教制度。
相比较而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三大特征是：
（1）个人主义价值；
（2）团体组织方式；
（3）契约法律制度。
江湖社会与这二者皆不相同，它的社会结构三大元素是：
（1）“混世”和“痞子”价值观；
（2）团伙或者关系网组织；
（3）江湖规矩组成的制度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