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所求所发帖。
《红楼梦》室内空间艺术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基本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建筑室内的布局和陈设，多角度展现了红楼人物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
怡红院---流动空间的设计理念：
“流动空间”的设计理念普遍都是认为是德国的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在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GermanPavilion,1929）的设计中首开先河。实际上这种使空间似隔非隔，来达到空间流通的设计手法，在中国古而有之。
书中对于怡红院室内的描述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详细的描述，即通过书中人物的活动路线来展现怡红院中室内的空间格局。
通过原著描述，我们可知怡红院正房是五间上房，这种室内布局是很典型的中国传统四合院上房的室内布局。正中一间叫明间，其左右依次叫次间、稍间。明间一般做为客厅，次间、稍间主要是休息和读书场所。在五间正房前又加出三间，称为“抱厦”。怡红院的抱厦中有依据房间格局打就的床榻（木炕），可供人坐卧，这里夜间是值班的嬷嬷睡觉的地方。这样一来，室内空间就扩大了（颐和园的乐寿堂采用的就是这种建筑手法）。各房间之间的分隔，并不是用墙来封死，而是利用雕空玲珑的木板做成各种花罩、槅扇来分隔。在空间上互相贯穿流通，从而在有限的室内空间中创造出迷幻的空间效果，难怪贾政等“未进两层，便都迷了旧路”。
第二类是零星描述，散落在书中各章节中。书中在后面的一些章节中，陆续提到。如第二十六回“逶迤来至怡红院中……贾芸看时，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剔翎。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各色仙禽异鸟。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隔扇，上面悬着一个匾额，四个大字，题道是"怡红快绿"……连忙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闪灼，却看不见宝玉在那里。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从镜后转出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又进一道碧纱厨，只见小小一张填漆床上，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以及第三十六回、第三十七回、第五十一回、第五十四回、第五十六回、第六十四回中的一些描写。从中看出抱厦与后面的正房之间就是靠隔架分隔的，上放有一个自鸣钟。穿过隔架，进入到后面的五间正房，中间一间是堂屋，西边两间是“卧室区”，东边两间是“书房区”。西边的隔断是一个木雕的格子架，上面放有金西洋自行船、联珠瓶、缠丝白玛瑙碟子等陈设，中间有一个大穿衣镜做的活动门。
穿过此活动门，是西次间，临窗有炕，后檐有床。再向西，次间与稍间之间是靠一碧纱橱隔断的。里面设有一张小小的填漆床（贾宝玉的卧床）。这个稍间临南窗设有一个暖阁，阁内有木炕可供坐卧。此外这一间设有后房门，可通后院。这就是西边两间的布局。而对面东面的两间因为用于读书，所以不像西边那样隔得那么死，基本上靠花罩分隔。在次间与明间的花罩入口处，摆设着一个屏风，挡住人们的视线，稍间是贾宝玉的书房，满屋都是书架，此间也有门可通后院。此门入口处有一油画仕女图。
著者的这些安排设计构成了怡红院豪华的室内场景。甚至还利用镜子的光反射作用，虚虚实实，使人产生幻觉，其目的是创造出一个富丽迷幻的生活空间，此处正是大荒山的那块顽石历幻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其所用的手法，也正是后来被人们称道的所谓“流动空间”的设计手法，并且可以说运用得十分成功。
潇湘馆---整体化室内空间设计手法:
潇湘馆是大观园中这一处幽篁茂盛的处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住所。这里“龙吟细细，凤尾森森”，它也只有“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小小的三间房屋，一明两暗，回廊曲折，翠竹掩映，婆娑玉立，石子漫路，小溪潺潺，绕阶缘房”，宛如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景致。通过书中第十七回的描述可以看出整个潇湘馆的布局是小巧雅致的，很好地烘托出了居者黛玉的个性特征。
许多散落在各章节中的描述，现在集中起来加以分析。第二十七回：“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第三十五回“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黛玉便令将架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于是进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便隔着纱窗调逗鹦哥作戏，”以及第四十回、第六十四回、第六十七回的零星描述，可见潇湘馆正中间一间明间是一个小堂，明间右侧是林黛玉的卧室，左侧是她的书房。其中书房中有一个月亮洞的景窗。著书者之所以这样安排，是以月亮为比喻，衬托出林黛玉的孤洁的性格。我们还可以捕捉到一些信息：如潇湘馆的窗是支摘窗，室内书架上摞满了书籍,有放置古琴的琴桌，室内散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
在后四十回中只有第八十九回对于潇湘馆室内做了详细的描述:“一径出来,到了潇湘馆中,在院里问道……宝玉同着紫鹃走进来.黛玉却在里间呢……宝玉走到里间门口,看见新写的一付紫墨色泥金云龙笺的小对,上写着:"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宝玉看了,笑了一笑,走入门去……说着,一面看见中间挂着一幅单条,上面画着一个嫦娥,带着一个侍者,又一个女仙,也有一个侍者,捧着一个长长儿的衣囊似的,二人身边略有些云护,别无点缀,全仿李龙眠白描笔意,上有"斗寒图"三字,用八分书写着.”从这段描述看，续书者也是想通过室内书画的描述，尤其通过“斗寒图”的比喻，衬托林黛玉的孤傲高洁。
作者之所以刻意地设计成“狭窄”，是因为建筑环境正是人物内心世界压抑的真实写照。客居荣国府，寄人篱下，林黛玉的内心深处是抑郁不敞亮的，甚至幽暗悲伤的。而在这样局促的室内空间中，室内陈设和家具也就只能如第十七回中所描述的“里面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桌案。”可见，为了更好地利用潇湘馆狭小的室内空间，因地制宜地选择了室内陈设的整体化、组合化。而这种室内的家具的设计方式正是后世组合式家具的启蒙。根据室内空间的大小来设计组合摆放的家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室内空间，从而保证了室内空间的完整性，并且有使狭小空间变大的作用。
蘅芜苑---极少主义的装饰风格:
极少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艺术流派，是一种非表现性的艺术，其简单至极的形体所传达的不是抽象，而是绝对。这就使得其作品摆脱了与外界的联系。极少主义是一种带有批判色彩的艺术，以理性甚至冷漠的姿态来对抗浮躁，这同密斯的“少就是多”的名言是有着内在共通性的。
作为《红楼梦》一书中对于蘅芜苑（薛宝钗的居室）内部陈设的精彩描述，文字虽不多,但给读者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书中第四十回是这样描写的：“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厦旷朗，便问"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苑，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
著书者了了数笔，就使蘅芜苑室内独特的风格凸现在读者面前。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薛宝钗的居室内的陈设可谓极其精简，在大片白墙的衬托下，只有一案，一床等有限的家具点缀其中，只有“花中隐者”菊花独吐芬芳，与之相伴。其这“清教徒式”的冷僻的室内风格也正是居者-薛宝钗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的外在反映，也是其命运的孤寂守寡的暗示和征兆。这与后世流行的极少主义设计风格可谓不谋而合，淡泊、冰冷，以静默的冥想表达质朴而又意蕴丰富气质。
秋爽斋---室内空间个性化体现:
当代室内设计讲求个性化，拒绝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这种个性化的室内空间在《红楼梦》一书对秋爽斋的室内描述中，更是直接点明：
书中第四十回是这样描写的：“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东边便设着卧榻，拔步床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
著者在塑造贾家四位小姐时，是按照“琴棋书画”这四艺来设计的。这一点可以陪侍丫环的名字中看出。元春的丫环叫“报琴”，迎春的丫环叫“司棋”，探春的丫环叫“侍书”，惜春的丫环叫“入画”。而且《红楼梦》早期版本中，探春的居所是称之为“秋掩书斋”的。惜春作画在书中很有名。而这里是借秋爽斋室内大量文具的描述来反映探春性喜读书临帖、阔朗豪爽的性格特点。
室内陈设杂谈
《红楼梦》一书涉及到当时建筑室内陈设、布局、构造的各个方面，丰富多彩。
厅堂室内陈设的布局原则
中国人爱以“三间房”来泛称房宅。“三间正房”是中国住宅的基本方式。三间正房一般所指便是客厅、卧室、书房，这正是“社会、自身、文化”的基本解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客厅，即厅堂了。在小说中，主要描述到的厅堂有两个，一个是贾府中荣国府的正堂-“荣禧堂”，另一个就是《红楼梦》小说人物活动的中心场所-贾母院上房正堂，此堂名“荣庆堂”。
荣国府正堂 “荣禧堂"-书中第三回写道“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经正内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海。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可见，《红楼梦》一书的作者生活的时代还属于清朝前期。大厅上两溜十六张交椅虽然已是固定性的陈设，但还没有配套的茶几夹在两张椅子当中。像晚清小说作者所描写的八张椅子四个茶几（乾隆以后清代厅堂典型陈设格式）。此书中这一系列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荣国府正厅的室内完全不同于一般民宅的尊贵、气派、荣耀。条案上所设完全不同于一般人家的花瓶和镜子的“平静”寓意，而是设一米左右高的青铜古鼎，两边分别是金蜼彝、玻璃海，上悬墨龙大画。鼎、彝、海都是古礼器（祭祀的用具），而“海”又是用玻璃(即琉璃)制成，在清前期是十分罕见，弥足珍贵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厅堂是集多功能用途于一体的，所以室内陈设相对固定，家庭祭祀、社会喜庆、亲朋往来、长幼教谕、日常三餐等活动都在厅堂中举行。因为厅堂一般属于正房，高度均高于侧房，开间较大，门窗也较大，也显开敞，增加了采光。而从厅堂的陈设布局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厅堂所体现的社会性、公共性原则，即端正、平稳的气氛，表现恒定、规范的等级。在室内陈设上，尤为突出对称、居中的构成，这是一种审美的需求，又是一种做人的道德追求，是儒学中庸原则和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体现。在男权一统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厅堂更显理性、冷静、中正，缺少柔情浪漫的气息。
贾母院正堂 “荣庆堂”-第三回略写贾母院的上房正堂内景，“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今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儿里，把你林姑娘暂安置碧纱橱里。等过了残冬，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罢……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当下，王嬷嬷与鹦哥陪侍黛玉在碧纱橱内。宝玉之乳母李嬷嬷，并大丫鬟名唤袭人者，陪侍在外面大床上”第三十九回又借刘姥姥的眼睛表现贾母院的上房正堂内景，书中写道:“平儿等来至贾母房中……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花枝招展，并不知都系何人。只见一张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婆。”第四十二回又借王太医之眼看房内陈设，书中写道:“只见贾母穿着青皱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都拿着蝇帚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碧纱橱后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红着绿戴宝簪珠的人……这里王夫人和李纨、凤姐儿、宝钗姊妹等见大夫出去，方从橱后出来”这些散落的章节的文字描述虽然零碎，但并不混乱，脉络还是很清晰的，所以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些描述，勾画出贾母正房的室内布局。综合起来分析可知：这贾母正房是“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第三回）。通过对于书中描述的分析，可知这贾母上房的西稍间中有“套间暖阁儿”，是贾母的卧室。而东稍间则是用“碧纱橱”与西侧的房间隔断。碧纱橱内有床，原来是贾宝玉的卧室，后来林黛玉初到荣国府的腾给她作为卧房；碧纱橱外也有床，贾宝玉从碧纱橱中移出来后作为临时卧室。
而贾母上房的正中明间最主要的陈设就是一张“罗汉床”，即书中屡屡提到的“榻”，是指三面装有围栏不带床架的一种床。围栏多用小木做榫攒接而成，也有用三块整板做成，罗汉床有大小之分，大的罗汉床可供坐卧。古人一般都把它陈设于厅堂待客，中间放置一几，两边铺设坐垫，典雅气派，形态庄重，是厅堂中十分讲究的家具。自唐至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以来，通览历朝历代的绘画作品，屡见古人以榻或罗汉床为中心待客的场面。明清这种礼仪已成定式，罗汉床也由朴素向华丽发展，强调自身的装饰性。因此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贾母院上房正堂不同于荣禧堂气派威严的风格，而是呈现出休闲舒适的一面。这种格局与苏州狮子林中燕誉堂的“女厅”中的格局是一致的。
贾母院穿堂-书中除了上述的两个厅堂的重点描述之外，还有一处进宅的过厅（也就是书中称之“穿堂”）。这一穿堂位于贾母院的前院。贾母院穿堂上的插屏-书中第三回写道“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一扇的不叫屏风，而是称之为大插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小说中所写的穿堂的面阔不太大，所以只用一座大插屏遮挡视线就行了。而贾母的这五间上房还有后房门，与后院相通。出后房门到后院，再从后院的东西穿堂穿过，就到了一条“南北宽夹道”，通过这条夹道就可到凤姐院和王夫人院的后院。
补充：浅析中国古代建筑门窗及家居装饰陈设
中国古代建筑，常常有精美的木雕，所谓雕梁画栋、曲栏朱槛指的也就是这个。山西、安徽、江南水乡和闽粤地区建筑上的木雕都是非常有名的。浙江绍兴、东阳一带的木工当年名扬天下;山西豪门富甲一方，其建筑奢华如非亲眼目睹都无法相信;徽州“三雕”(石雕、砖雕和木雕)之一的木雕既庄重又活泼;而闽粤地区的木雕施彩浓重，又别有一种风情。
中国古代建筑以梁柱木结构为主，墙一般不承重，所以廊柱内柱与柱之间一般安装格门或格扇代替墙面，多为六扇或八扇，既通风、采光、装饰，又与外界隔断。古代建筑物较高，所以格扇造型也窄而高，细长高挑，如苗条淑女，故人们形象地称格扇中间的条环板为腰板，束腰以下为裙板，颇为拟人化。上部的格心有直棂和菱花两种，纹饰有正方、斜方格眼、万字流水纹、品字回纹、蜂窝纹、球路纹等，有的开光雕人物、花卉。玲珑剔透，繁而有序;腰板和裙板多以浮雕装饰，或雕刻人物故事，如三国故事、大船称象等，或山水、花卉、动物，如八骏八鹿、博古图等，人物或须发毕现，具体而微，或厮杀混战，生感动人，或醉酒赋诗，佯狂颠倒，均表现得淋漓尽致;花卉纹花瓣翻卷有致，花叶抑扬纷披，自然生动。
中国古典家具与建筑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建筑的尺寸一般以家具的尺寸为依据，‘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涂(途)度以轨’。另一方面，家具的造型、结构受到建筑的影响，如果建筑是表，家具就是里，这种表里关系体现在造型和结构上一脉相承，如童柱、角替、须弥座即是家具中的矮老、站牙、束腰，在造型语言和装饰手法上都达到了表里和谐，里外呼应。
中国古代不同地区的建筑有着不同的风格，门窗的式样也情趣大异。比如侨乡福建和广东一带，人们喜好在建筑上大施彩绘，所以闽粤地区出产的门窗常见到有大漆绘就并加以纯金涂饰的。相反的，色调以青灰为主的江南水乡，人们的审美观念中也以清新淡雅为美，因此门窗也少有彩绘，而往往以木本色示人。工艺方面中国南北地区也有差异。像浙江一带雕工发达，而浙江产的门窗上无论浮雕还是透雕，质量都是首屈一指的。清代历史上有浙江木工向山西迁徙的记载，所以在一些山西门窗上也能看到南方的秀丽风格。另外，江浙地区特别是苏州的工匠，其技巧的精致绮丽也是格外有名的。为克服木材的应力而创造发明的攒插工艺，不仅使几何纹样的门窗展现惊人的细腻风范，也使花节这一原本只是门窗构件的小小物事变得多姿多彩。在中国的北方，人们更多的还是用了穿插的工艺，不仅省工省料，而且舒展大方。
补：陈设和起居
室内陈设
南北朝以前没有桌椅凳，而是坐在地上。坐时在地上铺张席子，所以说“席地而坐”。睡觉也在席子上面，所以又有“寝不安席”、“择席之病”的说法。稍讲究一点的，坐时在大席子上再铺一张小席，谓之重席。《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上宾)。既献(主敬客酒)，臧孙命北面(面向北的位置)重席．新樽絮(洁)之；召悼子(季氏将立为嫡子者)，降(下堂)逆之，大夫皆起。”此处为悼子设重席，就是要为他设特别的坐位，突出他的重要。对于君侯贵族来说只铺一张席子就算俭朴的了。《左传·哀公元年》：“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世说新语·德行》：“王恭从会稽还，王大(名忱)看之，见其坐六尺簟(diàn，电。竹席)，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草垫子)上。”但是贫苦人，包括下级士卒却是没有席子的。《史记·孙子列传》：“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不设席是同甘苦的内容之一，可见士卒之最下者行军打仗就睡在地上。
竹席最初叫箦(zé，责)。《礼记·檀弓上》写曾子病重，“童子曰：‘华而睕(wǎn，晚。上漆)，大夫之箦与?’”意思是曾子临死睡这样华美的竹席是违背礼的。《史记·范睢列传》：“睢佯死，即卷以箦，置厕中。”这和后代以席裹卷尸体草草埋葬是一样的。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有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猎，休，坐地而食。晏子后至，左右灭葭而席(拨倒芦苇权且当席)。公不说，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指随行的大臣)莫席，而子独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对曰：‘臣闻介胄坐陈(阵)不席，狱讼不席，尸在堂上不席(尸：代表死者受祭的人。这句是说在丧事期间不席)。三者皆忧也。故不敢以忧侍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贵族们说来，铺席才是正常的，该铺席而不铺则是非礼的。
下面就是晏婴所说的“不席”的几种情况。
《左传·文公十二年》：“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坐甲，即把甲放在地上坐。这是“坐陈不席”。《左传·襄公十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二人是周王卿士)争政……王叔之宰(家臣)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打官司)于王庭，士匄(晋大夫)听之。”坐于周王庭中，也是没有席的。这是“狱讼不席”。《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于是曒(jiào叫。哭的声音)然而哭，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为菑(墙垣)，以幦(mì，密。车轼上的覆盖物)为席，以鞍为几，以遇礼(诸侯相遇之礼)相见。”鲁昭公此时被逐流亡到齐，虽非“尸在堂”，但也是“忧”事。所以不设席；但诸侯相见于路不应直接坐在地上。于是以带为席。办法折中，两全其美。
古代还在堂上室内设帷幕。帷与幕有别。《说文》：“在旁曰帷”，“帷在上曰幕”。上文提到《左传·宣公七年》所载齐顷公“帷妇人”以观郤克事，即于房室中张帷。堂上也可以张帷，但最初一般是丧礼的需要。《仪礼·士丧礼》：“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阶，奠于尸东，帷堂。”这是对士刚刚死去时的规定．这时死者尚未穿衣(寿衣)，用帷遮住，准备迎接宾客的吊唁。《左传·文公十五年》：“[鲁大夫公孙敖卒]声己(公孙敖之妻)不视，帷堂而哭。”《礼记·檀弓下》说到这件事时说：“帷殡(停柩)，非古也，自敬姜(即声己)之哭穆伯始也。”据说声己怨恨丈夫抛掉自己而与莒国之女结合，因此穆伯已经人敛应该撤帷了，声己还隔帷而哭，意思是不想看到穆伯。在实际生活中其实并非全按“礼”行事，如果需要，堂上也随时可以施帷。《吕氏春秋·首时》：“伍子胥欲见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见之，而恶其貌．不听其说而辞之。客请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适吾所甚恶也。’客以闻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事)也。愿令王子居于堂上，重帷见其衣若(与)手，请因说之。’王子许。伍子胥说之半，王子光举帷搏(拍)其手而与之坐。”《史记·范睢列传》：“[须贾]乃肉袒膝行，因门下人谢罪。于是范睢盛帷帐，侍者甚众，见之。”范睢帷帐也应该是设在堂上的。
古代室内设几。几为长方形，不高，类似现在北方的炕桌或小茶几。但作用却与炕桌等不同，主要是为坐时凭倚以稍休息。《诗经·大雅·公列》：“俾筵俾几，既登乃依。”意思是让人给宾客铺设好席、几，客人们登上了筵席，靠在几上。
古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倚几的。《左传·昭公五年》：“[圣王]设机(同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这本是说诸侯间相聘问时应该“正襟危坐”，否则就不“礼”。其实平时亲友相见也是一样的，对客坐而倚几，是一种不严肃、懒散的表现，因而也为礼所不许。《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齐宣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倚)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恭敬)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身体像散了架子)似丧其耦(同偶)。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南郭子綦此时是把主客观都忘掉了，而其形体与懒散无异，所以隐几。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隐几则是理所当然的。《礼记·曲礼上》：“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帝王赐人以几则表示敬老。《陈书·王冲传》：“文帝即位，益加尊重[王冲]。[冲]尝从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赐以几。其见重如此。”但从三国时代起，桌案之类开始多起来，几已不多见。《三国志·毛蚧传》：“初，太祖(曹操)平聊城，班(同颁，分赏)所获品物，特以素屏风、素冯(倚)几赐蚧，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即称古，说明非当时通行之物。
古代室内有床，但与现代的床不同，较矮，较小，主要是供人坐的。《史记·郦生列传》：“郦生至。人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但床偶尔也当卧具，特别是不在房子里住宿时。《左传·宣公十五年》：“宋人惧，使华元(宋大夫)夜人楚师，登子反(楚帅)之床，起之。”既是“起之”，可知原先是卧于床的。大约到南北朝时期床即已是坐卧两用了。《世说新语·德行》：“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见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这是“坐床”。又：“[王]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阍(同暗)斫之。”这是“卧床”。《南齐书·褚渊传》：“有一伧父(等于说穷老头)冷病积年，重茵累褥，床下设炉火，犹不差(指冷觉稍缓)。”上有褥，下有火，可见也是卧具。又《王玄载传》：“世祖时在大床寝，[王]瞻谓豫章王曰：‘帐中物(指齐世祖)亦复随人起兴。’世祖衔(心中恼恨)之，未尝形色。”床而大，并支帐，这已经是寝卧专用的床了。
从东汉末年起出现了一种“胡床”，大约是北方游牧民族为迁徙方便而创制的，中原地区在民族交往中引进，因为跟中原所习用的床有同有异，所以加胡字以示区别。胡床的床面系用绳带交叉贯穿而成，可以折起，类似今天的马扎，所以又称绳床、校(交)椅。《世说新语·容止》：“俄而[庾亮]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指咏诗)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因为胡床轻巧便于搬动，所以常常移至室外使用。后来的木质交椅、今之折叠椅、凳，即由胡床发展而来。
古书上还常提到榻。榻跟床差不多，可坐，可卧。《三国志·管宁传》注引《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即箕踞。详下)，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这是“坐榻”。由此也可知在床或榻上坐时与席地而坐一样，还是“跪坐”。《三国志·简雍传》：“[简雍)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刘备)坐席犹箕踞(一种不严肃的坐法，详下)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自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这是以榻为卧具。
补：室内
室有四角，古称角为隅。《礼记·檀弓上》：“曾子寝疾，病(病重了)。乐正子春(曾子的弟子)坐于床下，曾元、曾参(曾子的儿子)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不能与成人并坐，所以坐在角落里。《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给他讲室的一角而对方不能联想类推另三个角，就不再重复指点了：这个人的智力和学习的积极性有问题。室角必须九十度，所以“廉隅”连言表示正直不阿。
室内四角都有专名。《尔雅·释宫》：“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yí，夷)，东南隅谓之窔(yào，要)。”奥与窔都有幽深、黑暗的意思。阳光自户、牖入室，室内自然是北边亮南边暗，所以南边两角以奥、窒为名。对屋漏与宦这两个名字的来源历来说法很多，大多附会礼制，难以自圆其说。估计与原始社会的住室情况有关，还有待于研究。
四隅中以奧为最尊。所以《礼记·曲礼上》说：“夫为人子者(即父母还在的男人)居不主奥。”奥是室内的主要祭祀之所。古人迷信，又是泛神论，单说居室中所要祭的神就有户、霤、门、灶等。在奥祭就是总祭上述诸神。《论语·八佾》：“王孙贾(卫大夫)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矣。’”王孙贾所引的大概是当时的俗语，其意思是在奥对神集体总祭，可是却没有奥神，祭的对象是抽象的；灶有灶神，在灶前祭则是具体的，可以致人祸福，因此应该祭此舍彼。这话颇有点“县官不如现管”的味道?因此被拘执于礼义原则的孔子所否定。
灶一般在屋子的中央，这样既便于使室内四面的温度均匀，同时进火口对着户、牖可以保证烧火所需的自然气流，而进入室内的冷空气也立即得到加热。在照明困难的时代，灶火也是夜晚光亮的主要来源。《韩非子·内储说上》：“夫灶，一人炀(yàng，样。烤火)焉，则后人(后面的人)无从见矣。”这是因为炀者挡住了火亮。《列子·黄帝》：“其(指杨朱)往也，舍(客舍主人)迎将家，公(男主人)执席，妻执巾栉(Zhì，至。梳子)，舍者(同住的人)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灶、席矣。”避灶是因为有新客人到来需要亮光，也需要取取暖。
补：堂室
从大门走过庭院，就来到居住的主体建筑前。主体建筑由堂、室、房组成，都建在高台上。而且一般都是坐北朝南。
堂在最前面，因此“堂下”就是庭(内庭)。《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晏子辞不为臣，退而穷处。堂下生蓼藿，门外生荆棘。”意即来客很少，门里门外一片荒芜。
堂既然建在高台上，所以堂前有阶梯，左右各一，称西阶、东阶。古人在室外尊左，因此西阶是宾客走的。《史记·魏公子列传》：“赵王埽(扫)除(台阶)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走东阶，即不敢以尊者(宾)自居。阶又叫除、陛。《汉书·梅福传》：“故愿一登文石(有纹饰的石)之陛，涉赤墀(Chí，迟。以颜料涂抹在地上)之涂(同途。指庭中的路)，当(面对)户牖(yoǔ，有。窗，详下)之法坐(正坐，这里指皇帝的坐位)，尽平生之愚虑。”文陛、赤涂、法坐，全是皇帝所专有；登(升)陛、涉涂，即走到堂上去。古代称皇帝为陛下，就是因为表示谦恭不敢直呼对方而与在阶下伺候的官员、卫士说话。尊者在场，卑者是不能升堂的。
堂有东西两面墙，称作东序、西序；堂的南面没有墙，只有两根柱子，叫东楹、西楹。后代房前的廊子以及现在有些地区前后开门的“堂屋”，即来源于堂。堂既没有南墙，因而敞亮，于是又名堂皇。《汉书·胡建传》：“于是当选士马日，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后人以堂皇为讲武之所，其实是误解。也是因为堂一面无墙，其边沿暴露于外，所以有个专名叫廉。廉必直，所以常用以比喻形容人的正直，说廉正、廉洁。
堂是房屋的主人平时活动、行礼、待客的地方。《史记·范睢列传》：“范睢大供具(准备了极丰盛的饮食)，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等于说考究)，而坐须贾堂下，置莖(铡碎的草)豆其前，令两黥徒(受过黥刑的人)夹而马食之(像喂马那样让须贾吃)。”诸侯使是客，所以坐堂上；范睢有意侮辱须贾以报前怨，所以坐之堂下。又《史记·平原君列传》写门客毛遂陪同平原君到楚国去订盟约，“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于是“毛遂按剑历阶而上”，用威胁的手段逼着楚王定盟，“遂定从(同纵，纵约，战国时东方各国联合抗秦的盟约)于殿上。毛遂左手持槃(同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同来者)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此处的“殿上”即堂上，殿最初既不限于帝王所居，也不限于“室”内。又，《孟子·梁惠王上》：“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往)?’曰：‘将以衅(等于说祭)钟。’”齐宣王坐在堂上，就和孔子站在堂上一样，是正常的活动；同样是由于堂无南墙，所以他才能看到牵牛人并与之交谈。
达官贵人的堂都较高。《韩诗外传》卷七：“曾子(名参，shēn，深。孔子弟子)曰：‘……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rèn，认。八尺)，转毂百乘，犹北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九仞似乎太高了，但即使除去其中夸张的因素，其堂也很可观。汉代的贾谊曾经打过比方：“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无)级，廉近地，则堂卑。”这个譬喻的客观基础也是堂普遍较高。
堂后是室，有户相通。要人室必先登堂，所以《论语·先进》写孔子批评子路鼓琵的技术不佳、因而同学们对子路不敬，于是孔子又说：“由也(子路名由)，升堂矣，未人于室也。”这是用进入室内比喻功夫“到家”。虽未人室，但已升堂，这是说子路的造诣也已差不多了。后代以“升堂人室”表示得到某人学问的要谛、真传，即来源于此。
尸为由堂人室的通道，所以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以户与仁道相比，是很恰当的。《说文》：“户，护也。”这和“门，闻也”一样，是用声训的方法表明户的作用：户是保护主人不受风寒与盗贼侵袭的。《礼记·礼运》
描写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的情景为“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外户即户向外开，闭指插上门栓。由此可知在古代户是向内开，这样才便于闭紧防盗。《韩诗外传》卷十：“暮无(不)闭门，寝无闭户。”后代有“夜不闭户”的说法，也说明了“户，护也”的道理。
古代诗文中说到户一般都指房室之门。《论语·阳货》：“孺悲(鲁国人)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传话的人)出户，取琵而歌，使之闻之。”这是说孔子装病，但又有意让将命者和孺悲知道自己没病，只是不愿见，所以将命者才迈出房门他就唱起来。《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当户即在室内正对房门，此处敞亮便于操作。《孔雀东南飞》：“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两个户，都指焦仲卿夫妇所居之室的门。试对比：“往昔初阳岁，谢(辞别)家来贵门，”“出门登车去，落涕百余行，”则门都是院门、街门。古代的室有的还有旁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姜(齐国棠邑大夫的寡妻)人于室，与崔子(崔杼，齐大夫)自侧户出。”
室、堂之间还有窗子，即上文提到的牖。户偏东，牖偏西。《论语·雍也》：“伯牛(孔子的弟子)有疾，子问(探视、慰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看来伯牛病得不轻，所以孔子这样动情：客人一般不应进入主人之室，所以孔子与伯牛隔窗而语(前人认为伯牛得的是“癞”，不想让孔子看到)。《列子·汤问》：“昌(纪昌，传说中的善射者)以釐(mào，毛。牦牛的毛)悬虱于牖，南面而望之。”牖南向，明亮，所以借以练习目力。室的北墙还有一个窗子，叫向。《说文》：“北出牖也。”《诗经·豳风·七月》：“穹窒(堵塞室壁的孔隙)熏鼠，塞向埋户(用泥把门的漏缝抹住)。”
在堂的北边、室的户与牖之间这块地方有个专名叫扆(yǐ，乙)。《淮南子·氾论训》：“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等于说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周公的兄、弟)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负扆，即背对着扆。也就是在户、牖之间向南的位置。因此古代即以“南面”(面向南)为称王为帝的代名词。若在户牖之间立屏风，也叫扆。《礼记·曲礼下》：“天子当依而立。”《释文》：“扆状如屏风，画为黼文。”孔颖达疏：“依状如屏风，以绛为质，高八尺，东西当户牖之间，绣为斧文也。”这恐怕已是按后代的情形进行解释了。扆作为屏风的名称，又称斧扆、斧依。《仪礼·觐礼》：“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张衡《东京赋》：“冠通天(通天：冠名)，佩玉玺，纡皇组，要干将(要即腰。指佩带着名剑)，负斧扆。”
古代的宫室庭院即如上述，我们据此再去阅读古书，就会更准确地理解作者的行文，甚至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作者的苦心。例如《左传·庄公八年》写齐国内乱：
[齐襄公]队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费]走出。遇贼于门，[贼]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队：坠。丧：丢掉了。诛：责求。徒人：受过刑的人，一般充当奴仆。奚：何。御：抵抗。石之纷如、孟阳都是齐之小臣。类：像。)作者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写的，由于确切地点明了几个人被杀的地点，就可以使人想见当时战斗从外向内发展的激烈、迅速。特别是石之纷如死于堂阶之下，说明他是且战且退的；在户下看到公足，这是因为户向里开，齐襄公是立在门后的。
又如《论语·卫灵公》：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是盲人，按照升堂就坐的顺序写在阶、席等关键处，孔子对残疾者的爱护和尊敬便跃然纸上了。
前面我们提到，《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写刺王僚的一段清楚地指出了卫士排列的顺序；与之相对照的，是《史记·刺客列传》对这件事的记述。司马迁写道：“王僚使兵陈(排列)，白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先户而后阶陛．颠倒了次序，显然不如《左传》“实录”得准确。
